驳史傅德：如何寻找真实的马克思？

点击：  作者：综合    来源：昆仑策网 哲学园  发布时间:2016-12-12 11:02:01

  

     如何寻找真实的马克思？

      作者：姜佑福，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来源：澎湃新闻

 

      最近，由于不少热心人的推荐，读了一篇讨论马克思的访谈文章《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原载2016年11月7日《财经》杂志第30期）。全文近6000字，连续读了三遍，心情也随之不断变化：先是惊喜，继而沉重，最后是如骨鲠在喉，不得不起而辩之。

 

      惊喜之情，应当从受访者的身份说起。据访谈称，史傅德先生（Fred E. Schrader）目前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既是德国著名学者，博士论文研究的是马克思1850-1860年间的手稿，又是当今世界极少能辨认马克思笔迹和极少看过马克思全部手稿的权威性专家，2002至2012年间，作为柏林科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编委会成员，负责整理和编辑出版马克思未刊历史笔记。因此，访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样身份的学者来讨论“寻找真实的马克思”的话题，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文章读完，也确实有惊喜之处：史傅德先生盛赞马克思是“极端的天才”，认为马克思虽然是十九世纪的人物，但他的思想是超前的，并不局限于解决十九世纪的问题，甚至说，“所有他之后的政治家，或者是在他的这条线上思考的人，都没有到达他的高度”。

 

史傅德先生（Fred E. Schrader）目前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让我感到心情沉重的是，史傅德先生在盛赞马克思的同时，批评中国的学生其实也是批评中国学界“不能”也“不想”接受 “真实的马克思”。由于史傅德先生既是权威性专家，又真正从事过马克思思想的学术研究，还有在中国多所高校访问与教学的经历，他的这一判断与批评不能不引人深思。但当我仔细揣摩了他所谓“真实的马克思”的主要观点之后，又深感不平而有了强烈的参与论辩的欲望。

      那么，什么是史傅德先生在访谈中所描述的“真实的马克思”呢？概括起来，有这样几个要点：

      （1）1850年前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1850年之前，马克思的思想是比较清晰的，就是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等主张，恩格斯、列宁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沿着这一条线索发展起来的； 1850年之后，马克思进入反思，越来越觉得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被政治革命打碎。

      （2）1860年以后，马克思越来越排除了资本主义经济总崩溃的结论，越来越反对政治控制经济，反对强化国家在经济当中的作用，马克思不仅承认私有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而且强调私有制的自我异化、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强调社会自身演进到一定程度会否定国家，而不是主张通过国家干预、通过国家支配生产和分配来消灭私有制，因此根本不可能认同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

      （3）马克思并不是从一而终的马克思主义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是1850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后来马克思本人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手稿是一个思想大实验室，实验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模式，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自相矛盾的，马克思的思想研究没有主线，经济、金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想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他的手稿里头什么都有。

      （4）不管从哪个层面上说，真实的马克思都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者其他政党宣扬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后来发展下去的那些理论主要是恩格斯和列宁的版本，它不是马克思思想的延长线，而是衍生出相对独立的另外一条历史线索，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不能、也不应该为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负全部责任。

      让我深感不平的地方是，受访者以权威性专家的身份，做出了一些明显与事实不符的判断：

      （1）确实，1848-1849年革命浪潮之后，部分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似乎踏进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马克思也明确说过，1850年之后，他几乎是再次从头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所谓“以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材料”。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并不以1850为限，前后有所谓判然二分的差别，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思想继承也决不仅限于1850年之前。

      这一点从马克思写于1859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可以看得很清楚：马克思认为他1850年之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所坚持的基本观点，仍然是他1844-1845年间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最初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得到的“总的结果”，这就是1859“序言”中留下的我们后来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那一大段经典表述；即便有人怀疑马克思将它回溯到1844-1845年的事后追忆可能与历史事实本身存在偏差，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奉为经典理论的这段概括性表述，其具体产生时间是1859年，或者说，它完全属于1850年之后马克思。

      （2）马克思晚年的思考，尤其是马克思手稿中的思想探索，的确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但在手稿和公开发表的文献之间制造类似于两个思想世界、两个马克思的对立，完全是言过其实的。

      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是1881年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手稿。正式的复信十分简短而明确，复信的手稿则有4个不同的版本且篇幅巨大。手稿中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不抵消正式复信中的基本判断及其准确性。同样，我们也应当以相互补充的方式，透过马克思庞大的《资本论》手稿与公开发表的文本（至少第一卷是马克思本人亲自审定的）之间的细节差异，去丰富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制造思想对立，更不能无原则地站在手稿一边去反对或解构公开发表的文本。

      （3）访谈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态度，以及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观点。这些讨论十分明显是以专家诠释的方式，把马克思极为深刻的思考打扮成了某种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这一点可能与采访者的刻意引导分不开）。对私有财产在世界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以及对整个资本主义文明面的肯定，可以说是马克思自始至终的基本观点，根本不存在所谓晚年的转向；而马克思晚年思考的政治革命或暴力革命与经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问题，则完全不同于访谈所谓的国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问题。

      （4）对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及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列宁等之间的思想差异做实事求是的辨析，对于恰当地理解和解释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毫无疑问是必要和有益的。但以为只要指出甚或极化这些差异，就可以把这整个历史运动轻松地打发掉，同样毫无疑问是幼稚可笑的。唯有把这些思潮和运动都视为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实践的具体化过程中所内在包含的可能面相，通过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的充分尊重，来认真吸取其中深刻的理论与经验教训，我们自己才可能更好地前行。

      当然，我对史傅德先生访谈内容的不满，主要针对的是他的某些具体解释或提法，并不反对他探求所谓“真实的马克思”的学术努力，更不反对他关于马克思思想文本复杂性和深刻性的高度肯定。只是在我看来，思想家的思考过程尤其是思想本身的“真实性”，并不同于感觉经验中的或一般事实意义上的“真实性”，不能由所谓文本考订的方式来做完全的评判。因此，要寻找所谓“真实的马克思”，一则，是要对马克思的思想文本做更深刻和更全面的把握，不仅看到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也要看到其中内在连续的方面；二则，是要在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与我们自身的生存经验和时代使命的交流互动中来把握其思想的“真理性”。

 

      《财经》：寻找真实的马克思？

      作者：褚浩然；来源：《财经》

 

      前几日，一位同学联系到我，给我看了一篇《财经》杂志的文章，题为《史傅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这位同学希望我写一篇文章来谈谈看法。我扫了一眼，发现这篇访谈通篇没有原始文本，史傅德先生也是频发高论、语出惊人。而要写一篇争鸣文章，需要搜集原始文本，文章读起来也枯燥，自然是出力不讨好，更何况史傅德先生还是学术权威。然而我还是没有控制住我自己，拿起长矛准备挑战一下风车。

 

      史博德先生何许人也？《财经》杂志介绍到：

      【作为德国著名学者，史博德是极少能辨认马克思笔迹的人，也是当今世界极少看过马克思全部手稿的学者。史博德的毕业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马克思1850年到1860年思想转变的手稿。2002年－2012年间，他作为柏林科学院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全集编委会成员，负责整理、编辑出版马克思未刊历史笔记，又有许多新的发现和心得。】

      这篇访谈的全文，我们也会推送出来，以免染上断章取义的嫌疑（见哲学园今日第一篇文章）。下面，我们就选取一个对话片段，来具体分析一下。

      《财经》：【概括地说，1850年以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什么转变？】

      史傅德：【他越来越觉得，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暴力革命也只是换汤不换药，把政府换掉了，但是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可能被政治革命打碎的。】

      我本以为，德国专家在《财经》记者面前必有高论，谁曾想竟说出如此惊人之语。专家史傅德认为，“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可能被政治革命打碎的”，我读罢抓耳挠腮，怎么想也想不通，有什么历史事件比政治革命更彻底、更激进、更具有破坏性呢？如果说连政治革命都无法“打碎资本主义体系”，那么恐怕中美俄三家库存的核武器也无法干掉“资本主义体系”这只怪兽了；史傅德先生的言下之意或许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体系”永远不可能被打碎？我们不得而知。

      那么，1850年以后的马克思，是否像专家史傅德所说的那样，认为“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吗？史傅德先生在访谈中只是讲述了他在阅读完所有手稿之后的心得，并没有引证任何马克思作品的原文，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一观点到底出自何时何地的手稿。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著作与手稿浩如烟海，这叫我们上哪里去考证？真是令人大伤脑筋。“谁主张、谁举证”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法，而我们的史傅德先生并没有遵守基本法，他的论证给人一种钦定、硬点的感觉。不过，这毕竟是一篇面向大众的访谈，史傅德先生可能没有条件来一一举证，我们也就姑且不纠结这些，暂时替史傅德先生承担起举证的责任。下面，我们不妨也来看几段原始文本，探究一下马克思到底是什么看待“政治革命”和“暴力革命”的。我们先引用一段脍炙人口的名段：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1848年）】

      可见，在1848年那会儿，马克思不仅支持政治革命，还认为政治革命的唯一手段便是暴力革命。当然，史博德先生也说了，1850年之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越来越觉得政治革命与暴力革命不靠谱了，那好，我们再看看1850年之后的文本：

      【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己解放的权利。（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1871年9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第2卷第443页。）

      这是些小资产阶级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的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7页）

      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恩格斯：《致格·特里尔》，1889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5页。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7/155.htm）】

      从上述的文本中看，1850年以后的马克思并没有认为“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行不通的”，不知道史博德先生依据了哪一篇手稿。据我所掌握的文本来看，1850年之后的马克思既没有否定政治革命，也没有否定暴力革命。是否有一篇神秘手稿呢？在这个神秘手稿中马克思写道：“我之前关于暴力革命的话都是开玩笑的，大家别当真哈！”恐怕这个问题需要史博德先生来解答一下。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总是在发展，随着西欧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马克思也提出了采用平夺手段实现社会革命的设想。下面的文本可以作证。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1886年11月5日】

      归纳一下段意，马克思的意思说，在英国可以利用议会制度搞一场和平的革命，但他觉得利益受损的资产阶级不会乖乖地认命，换句话讲，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很可能会拿起武器镇压和平的革命。我们不妨通俗地打个比方，占村庄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可以通过合法程序制定村规民约，规定今后村里的土地大家公有，然而利益受损的地主胡汉三很可能会引来马匪和皇军来把对付这些贫农，他撕毁村规民约并大喊：“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因此，马克思分享给我们一条这样的人生经验：即使在那些有可能实现和平革命的地方，无产阶级也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在和平夺权之后，要提防资产阶级的叛乱。当资产阶级的坦克碾压过来，就不要再用选票去螳臂当车，而应该拿起武器镇压叛乱。

      有点扯远了，我们好像冷落了史博德先生。根据上面列出的文本，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没有否定暴力革命，他只是说和平革命在某些国家或许有可能而已。然而我们不排除有一篇神秘手稿彻底颠覆我们的结论，我们期待史博德先生把它拿出来，也让我们开开眼界，从而找到一个真实的马克思。

      不过，事情总得辩证看。史博德先生把马克思包装成一个主张“告别革命”的思想家，很符合当今某些人的口味。《财经》杂志把史博德先生的妙语纶音记录下来以飨读者，也为我国的理论宣传工作“立了一功”。

      史博德先生的高论，还有很多，我们今天暂且拜读到这里，回头有机会我们接着欣赏。

      我们接着来欣赏《财经》杂志的奇文，史博德先生凭借着他对马克思手稿的深刻理解，断言马克思否定了政治革命。接下来，《财经》杂志的记者、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马国川先生把问题引入到了经济领域。

      【《财经》：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怎么看呢?

      史傅德：1850年之后，马克思的思考是围绕着资本运作展开的，他从来没有给出结论。如果说有结论，就是：第一，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拿破仑第一，还有俾斯麦，在强大的市场面前都是失败者。第二，面对金融市场，政府也是个失败者。马克思经常以嘲讽的口气在手稿里说，不论是英美还是德法，要说政治和市场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唯一的关系就是政治家被市场腐化。他非常辛辣地来嘲笑说，你政治家想要对市场做什么，只有被它腐化。并不是市场来积极腐蚀他，是政治家自己积极被腐化。】

      马国川先生提出了“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问题，然而马克思似乎并不怎么关注这个问题，据我个人了解，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几乎没有出现什么“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概念，在高中的政治教科书里可能会有类似的简答题。史博德先生不愧是学术权威，他的回答委婉而又巧妙：“1850年之后，马克思的思考是围绕着资本运作展开的，他从来没有给出结论。”不知此时史博德先生的内心活动是怎么样的，据我斗胆猜测，这位德国教授大概会暗骂：“这位中文系的记者问来问去都是什么烂问题啊，too simple!美国的华莱士，比你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马克思的手稿我哪一篇没看过?哪有什么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你还是需要学习一个!”史博德先生只好坦言马克思没有给出结论，但是这位记者既然问了，他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说下去，毕竟面对记者的提问总不能说“无可奉告”吧?他补充了两点，这大概是他自己的理解，当然，依旧没有原始文本的依据。

      史博德先生的第一点：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这句话让人摸不着头脑，此时此刻的我也深刻怀疑这篇访谈是用什么语言进行的。在汉语中，把政治和军队并列在一起，就像把经济和人民银行并列在一起一样，非常奇怪，高中的语文老师恐怕会纠正史博德先生的语法错误。然而这口黑锅应该由史博德先生背吗?恐怕不见得，如果史博德先生不会中文，访谈使用的是英语或者德语，那这口黑锅则要归到对这篇文章负责的马国川先生头上。

      在这里，我们姑且把史博德先生的话理解为：无论是政府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马克思的原始文本，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翻找，因此我们不妨独立地评述一下这句话。这句话说得很对，举个现实的例子，资产阶级政府不断宣称要与失业和经济危机做斗争，各个党派的政客们都提出各自的法宝来试图消灭失业和经济危机——而失业和经济危机恰恰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一边是资产阶级政府的主观措施，另一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法则，这场战斗的结果怎么样呢?正如史博德先生所说，拿破仑和俾斯麦都在市场面前败下阵来，当今的这些政客又能有什么好结果呢?自然是碰得头破血流。失业依旧是个老大难问题，拿法国的例子来说，今年8月，法国的失业率四年来头一次降到10%以下，这竟然成为了一条令人欢欣鼓舞的正面新闻!而经济危机被资产阶级的改革家们消除了吗?并没有，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各派高手都没有制服经济危机这个怪物，更糟糕的是，这个怪物超越了国界，一国出事，全球遭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相对于市场是货真价实的loser。

      资产阶级政府的失败教训告诉我们这样一条人生经验：如果不改变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游戏设定，那么玩家永远都无法打败经济危机、失业、两极分化这些小怪物——因为这些都是市场规律的必然产物。那么，除了被市场虐之外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呢?当然有，如果觉得这场游戏的设置不合理，我们可以连桌子也一同掀翻，改变规律作用的条件——宏观低速领域遵循牛顿力学的基本法，但到了微观领域牛顿力学的规律便无法起作用了;私有制市场经济必然伴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可到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周期律自然无法立足。所以，要消灭现代社会的的这些弊病，自然要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对此，马克思支持不支持呢?我们来看看原始文本：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党宣言》)】

      当然，这只是一个行动大纲，至于轻重缓急和具体措施，要视实际情况而定。如果有时间，我们会在下面的文章中具体讲一讲“消灭私有制”，因为史博德先生在后面又向读者指出了通往真理的“捷径”。

      综上，史博德教授的论断，说对也对，说不对也不对。对于不改变游戏规则的资产阶级政府来说，政府永远逃不出市场规律的手掌心，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相对于市场是失败者;对于要对步入暮年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性变革的无产阶级政权来说，市场规律所依赖的条件会逐步被废除，这时候，无产阶级的政府不仅不是失败者，反而是市场的终结者。

      史博德教授还说了第二点：政治家被市场腐化。在现实中，我们确实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从维基解密的爆料到美国大选的互黑，从山西的塌方式腐败到辽宁的人大贿选案，比比皆是，数不胜数。然而史博德教授这个回答似乎不怎么令马国川先生满意，因为这位德国教授还是黑了一发市场，于是这位记者便把问题引到了计划经济方面，据我猜测，马国川先生大概是希望通过否定计划经济来从侧面证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必然性。于是有了下面的精彩对白：

      【《财经》：马克思讲得特别精彩、特别重要。(马克思到底讲了什么让这位记者如此兴奋?上面那两点分明就是史博德先生自己的理解好不好?为什么无缘无故就高潮了?)他有没有预见到计划经济?

      史傅德：他说，理性或合理的市场解决方法，实际上是乌托邦，并不是说国家来介入就能够解决经济问题。所以，他根本不能认同后来苏联的那种所谓的计划经济。

      对未来社会，马克思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构想。他说，我们不能想象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他强调社会自身演进，最反对国家来支配生产和分配。】

      实话实说，“理性或合理的市场解决方法”，这个短语我并没有理解，但是从上下文来看，这位教授认为马克思反对“国家介入经济”。“国家介入经济”!又一个时髦的术语，只可惜又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行话，但是既然史博德先生讲了出来，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去分析。如果说“国家介入经济”指的是凯恩斯那一套，即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对资本主义经济修修补补，不好意思，马克思不支持，因为他主张把桌子掀翻、把体制打碎而不是修修补补。如果说社会革命期间无产阶级政权剥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算是“国家介入经济”的话，那么马克思肯定是支持国家干预经济的，无论是1850年以前，还是1850年以后，马克思都是支持的，我们来看原始文本：

      【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 达到了同它们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一卷，该书出版于1867年，倘若马克思在1950年之后思想发生了转变，为什么在出版时还要保留这些话语呢?)】

      引文说了一大通，但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在1950年后依旧持这样的主张：随着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将在社会革命中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

      我们跟着马国川记者和史博德先生绕来绕去，就是因为史博德先生使用了“国家来介入”这样含糊不清的提法，真是令人心烦意乱。这两位智者一直在用非马克思的概念来讨论马克思，我们也是替他们感到着急啊!

      史博德教授还说：“对未来社会，马克思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构想。”此言不虚，马克思没有搞过完善制度设计，他顶多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框架，谁也不能指望启蒙思想家们把美国宪法的所有法条都设计的一清二楚。这位学术权威的后一句话则略微高能：“他(马克思)强调社会自身演进，最反对国家来支配生产和分配。”这位学者言之凿凿，依旧没有原始文本，害得我又得去翻书。但在这之前，我们需要阐明，众做周知，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阶段，国家已经消亡了，所以我们不再讨论共产主义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思是怎么论述过渡阶段(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应该逐步支配生产和分配，最后实现“变革全部生产方式”。当然，这依旧是1950年之前的文献，是不是有一篇神秘手稿的存在呢?在神秘手稿中马克思写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应该去支配生产和分配，无产阶级更不应该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我们应该任由社会自然演进，不要去干涉他，自然而然我们就进入共产主义啦!”我们期待《财经》杂志把这篇神秘手稿译介到中国来，也让我们开开眼界。

      在访谈中，两位智者还对苏联计划经济进行了无根无据的探讨。在这里，我斗胆猜测中文系毕业的马国川先生可能连线性规划求最优解的方法都不懂，遑论去理解苏联计划委员会所进行的更为复杂的、涉及到成千上万种产品的复杂运算了。马克思到底支不支苏联的计划经济呢?反正马克思死于苏联成立之前，任由史博德先生评说好了，这种问题和“卢梭支不支持法国大革命”差不多。对计划经济感兴趣的读者，不仅可以去看《资本论》，还可以去了解一下淘宝、京东和商务咨询公司的运作，这总比看《财经》杂志的奇文有帮助。

      跟这两位先生绕来绕去，想必我们的读者也厌烦了，真是拿这两位知识分子没办法，说话含含糊糊，立论没有证据，害得我们还得替他们澄清语义、引证资料。无论如何，史博德先生头脑中的马克思和我们心中的马克思确实不怎么一样。怎样寻找真实的马克思呢?怎样辨别真假马克思呢?与其看《财经》杂志里的奇谈怪论，不如老老实实阅读原著，这样才不容易被人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