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以及国际金融秩序的变迁，金融领域逐渐成为大国新边疆。近年来通过金融战手段谋求政治军事经济利益的国际案例不胜枚举，尤以美国为甚。美国聚集一批专注于金融战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以创新思路与观点不断推动金融战理论的发展，这也使得金融战在对峙、冲突甚至局部战争中体现的突出作用更加受到国际关注与重视。

【金融战越来越受到国际的关注与重视】

什么是金融战

从历史上看，金融掠夺只是经济战的一个附属效应，金融被视为经济的范畴。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出现和网络技术的发展，金融正在逐渐从经济学中脱离出来。

经济是使用资本、资源和人力三种因素开展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活动，因此，经济战仅限于攻击敌人生产和分配货物和服务的能力。金融是通过货币流通、授信、投资提供服务的活动，因此金融战则是对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信贷和货币基础的攻击。金融实力可以给对手造成负面的经济影响，因为运用金融实力能够削弱一个国家定价、交易、积累资本以及管理风险的能力，从而导致该国生产和分配的停滞。没有了生产和分配等一系列经济活动，对手的整个经济就会停滞不前，被迫缴械投降。可以说，金融战利用资本和信用来攻击对手或保护盟友，并且可以放大和加速经济战造成的损害。

新的国家力量投射工具

金融战创造并利用新的实力投射途径（金融）来更高效地支持国家战略目标。金融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因此，金融战可以利用全领域的经济活动来找寻和攻击对手的经济体系弱点。最简单的金融战是破坏作为生产和分配基础的货币基础，从而破坏对手生产和分配商品和服务的能力。这种攻击不仅能够阻止对手进行交易，还能够阻止对手转移和储存生产和分配所必需的资本，而生产和分配一旦停止，对手的经济也将随之崩溃。

精准而灵活的制敌策略

封锁和禁运等经济战工具的目标是商品和服务的分配，是从产出的角度影响对手的经济。而金融战的目标是瓦解资本，从投入角度干预对手的经济。制裁、封锁或禁运等经济行动只能切断与对手之间的经济联系；而金融实力投射则通过与对手之间建立密切的金融联系来增强实施效果。从经济后果的颠覆性和破坏性来讲，金融战都要更胜一筹。而且，经济战行动表现为一组明确的、不可变通的政策措施，比如贸易禁运就是一个明确、宣示性的政策，不完整的或有选择的禁运都不能算作真正的禁运。因此，在需要有政策弹性的对抗情境下，封锁和禁运并不是最理想的手段，因为它们可调整的余地不足。

与无法计算精确后果的经济战行动相比，金融战则是一种“精确累进”的政策工具。既可以针对单一交易，也可以针对整个工业基础，能够根据需要灵活地进行调整。另外，金融战的一个优势是能够以间接或衍生方式对经济生产和分配产生影响，难以追溯甚至不可能追溯至攻击来源，非常不利于对手进行情报收集或策划反击，因此金融手段在积极主动消灭威胁方面具有更大的应用潜力。

金融战给美国带来的变化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典型的金融战发生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1956年11月4日，苏联出兵镇压了匈牙利动乱，11月5日，北约盟国英国和法国占领了苏伊士运河。美国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反对苏联对匈牙利的军事干预，与此同时允许英法军事干预埃及是不现实的。但外交手段并没有说服英法撤军，动用军事力量干预北约盟国显然也不可行，在这种局面下，艾森豪威尔使用了金融战手段。首先，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向英国提供5.61亿美元的备用信贷；其次，阻止美国进出口银行向英国提供6亿美元的信贷；最后，威胁英国如果不退出苏伊士运河，美国将抛售持有的英镑债券，从而迫使英法从苏伊士运河撤军。

信贷封锁冻结了英国的借贷能力，迫使英国重新回到负现金流状态，并几近导致英国破产；英镑债券威胁有效增加了使用英镑交易的风险，将直接影响英国的国际贸易能力。没有信贷推动国防开支，英国就无法进口所需的石油和食品。这场金融战还会摧毁英国的贸易，使英国无法通过贸易顺差形成资本，并且在财政赤字的情况下，无法大规模进口商品，从而导致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美国运用金融战在国际博弈中得手，有效地维护了北约内部的协调性。而在这之后，金融战为美国带来了新的变化。

在宏观层面提供了新的对外政策选项

金融战是一项有意义的可选策略。对于美国来讲，以前只能通过武装力量实现的政策选项现在可以借助金融方法实现。比如，终止沙特对国际圣战组织的财政支持，降低伊朗的军事防御能力，限制中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等。金融战作为武力之外的可选项，为美国对外施压政策提供了更多手段。

而对于军事斗争来说，金融战是一种有效的替代和配合手段。现代战争准备不仅包括军事力量准备，还包括了信息、网络、经济和金融行动的准备，在作战规划时，应该在确保最大效果的情况下以金融风险取代人力风险。

在微观层面提出了独特的攻击样式

从可行性来说，发动金融战一般会瞄准那些信息、风险和回报中不透明、不对称和委托代理的系统性领域来实施攻击，一个典型例子是金融市场。这些领域通常具有一些可供利用的弱点，通过聚焦这些领域弱点能够制定金融攻击的手段、目标以及力度，并且能够估计出对其他领域的传染程度和影响范围。

金融战的样式体系包括攻防两端的设计，进攻性金融战试图通过攻击对手的金融领域来制造产生出人意料且有着重大影响的“黑天鹅”事件。这种事件相对于一般金融统计学分布上可能出现的“厚尾事件”来说，将更加不可预测且不规则。防御性金融战则寻求一系列指导政策来降杠杆，减少金融体系中的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偏差情况，又或是通过构建额外的体制机制和多层监管体系以达到抵御金融攻击的效果。具体地讲，美国可以封锁对手的重要行业，造成其与全球市场的脱节，使经济体在短时间内迅速瓦解，造成大规模流亡、饥荒、骚乱和政权更迭。美国还可以通过金融战攻击政权精英、破坏贸易、消耗外汇储备、降低经济产出、加剧通胀、推高失业率、加剧社会和劳工动荡以及加速人口迁移等方法支持自己的政策目标。特别是在金融网络空间发动的战争：以每秒运算数百万次的速度开展的电子、远程金融战，能够让对手被迫建立复杂的安全防护系统，以付出额外的成本来牺牲大量经济效率。在战争中，金融战能够通过影响敌人生产和运送战争物资以及削弱其训练、作战和融资筹措的能力，达到辅助军事作战的目的。

美国视角下的金融战需求

如果说全球金融是全球贸易的必然组成部分，那么金融战也将伴随着贸易摩擦而不可避免。每个参与全球市场的国家都必须与全球金融的标准和组织体系达成某种程度上的一致，这对全球贸易的有效运转至关重要，而全球贸易又对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至关重要。因此，对国际金融标准和组织的影响力为打击别国经济提供了可能性和途径，这正是美国的优势所在。对于美国来说，无论从进攻还是防御的角度看，都需要做好金融战准备。一方面，美国拥有世界上无以伦比的金融实力，为美国提供了除传统武器之外的重要作战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严重的预算赤字和不断增加的国家债务，美国极易受到金融战的影响，因此必须研究和防御金融战。

美国的传统军事手段已经难以应对重要对手的非军事威慑，亟需创造新的强制手段和能力。其面临的难题是将冲突升级到常规战争还是在威胁面前让步。当然在目前条件下，世界上军事大国的战略推演一般也都倾向于避免直接的传统军事交战。美国必须开发新型的力量投射工具，以应对、改变或颠覆对手的决策框架。

美国可以凭借金融力量攻击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弱点。通过金融手段破坏一笔特定交易，摧毁一家特定企业甚至是对手的整个国防工业基础，让对手付出高昂的对抗成本，从而获得难以匹敌的威慑能力，这在缺少规则限制的战争中非常有用。

美国可以借助金融实力来改变对手的政策成本与收益。金融战的威慑或实际行动可以警示对手即将采取的行动将承担巨大的净现值成本，这将减少对手的预期收益，促使对手转变其预设的不受欢迎政策。金融战可以帮助美国先发制人地采取威慑和压制，即使无法做到先发制人，至少还可以对抗敌人的非传统作战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最大程度地对目标实行金融联结与渗透，能够让后续的每一次金融攻击都更加精确合理，以此不断加强美国的金融战优势。

美国金融体系的弱点可能被用于发动金融战争。美国在金融战方面的弱点主要有三个：一是高度集中的资本形成要害容易遭到破坏。比如联邦电子资金转账系统（Fedwire）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这两个系统的银行间日交易超过85.8万笔，年交易额达973万亿美元，如此巨大交易体量的系统一旦遭受攻击可能招致严重后果。二是当风险不透明且存在委托代理问题时，杠杆衍生的美国金融产品就会嵌入漏洞。例如，2008年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崩盘时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导致了主要证券公司的破产清算。而后保险公司要求联邦政府介入为破产的公司提供补贴，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做法反而使整个金融体系更加脆弱。三是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了美国在金融打击面前的脆弱性。因为赤字降低了政府管控风险的能力，比如预测经济增长情况时出现政策失误，而政府财政状况又不足以支撑新的政策，将会给经济带来负面效应。甚至还可能引发一些其他问题，如养老金资产国有化、政府强制贷款、货币贬值等。

【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了采用金融打击的脆弱性】

美国金融战的基本实施框架

金融战与军事作战类似，是在行动框架下通过一系列提前战争筹划来实现的。首先要明确金融战的核心目的是攻击对手的资本，这包括直接攻击一级资本或间接攻击二级、三级资本。其中一级资本是生产的投入要素，包括现金、流动投资以及原材料、加工产品和已加工商品的价值；二级资本包括债券和股票，企业可以将其出售以换取一级资本（现金）；三级资本包括金融机构、市场、金融基础设施等，能够帮助二级资本转化为一级资本。从实践角度来讲，围绕资本来发动金融攻击还要进一步明确三个行动要素：对象、目标和路径。对这些要素的分析过程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金融战行动框架。

分析对象——基于经济区域图及金融轨迹

筹划实施金融战首先需要收集拟攻击对象的数据，分析构建关于该对象的经济区域图和金融轨迹，详细经济区域图和金融轨迹能够帮助构建出精确、有效且具体的金融战武器。经济区域图是在物理和虚拟地理图上叠加了生产、分配和其他经济活动的网络化视图，图中至少包含几个方面要素：一是能够描述出对象、供应商、客户和相关经济体之间的金融关联节点，这些是潜在的攻击标的。二是要对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生产要素进行核算，帮助揭示对象如何生产、分配商品和服务。三是要体现与金融有关的其他特性，如主要业务的成本、回报和利润率；名义收入、实际收入和净利润情况；业务覆盖范围以及与各政府的关系等等。除了识别生产活动，经济区域图还应该提供一个全面且详细的产品分配活动图，包括将产品送达消费者的物流渠道，产品流转的时间、地点和所有者等因素。

绘制出经济区域图后，需要进一步掌握目标对象的金融活动轨迹。轨迹中包含着详细的金融投资者、网络基础设施以及运转机制，这些是一级资本流动、积累和投入生产的基础。追踪流动资产（如流动资本、信贷额度、银行账户、原材料和在建库存）和长期资产（如股东权益和硬件设施）的二级和三级资产负债情况，可以了解对象的哪些金融环节处于风险中。从金融轨迹中可以确定金融网络节点（包括个人、厂商、供应商、商业行业和政府实体）和链接（包括交易和支付网络）。节点明确责任、风险和回报所在的位置，链接显示了这些要素如何在金融网络中流动。金融轨迹图将根据节点的脆弱性和链接的风险性进行攻击的优先级排序。

【跨国投资审查趋紧，中资企业如何应对】

确定目标——基于预期结果

金融战在许多方面像火炮或导弹发射，打击形式涵盖了从非制导到精确制导的多种方式，能够针对不同的点、区域或系统目标进行攻击。点目标即特定交易、机构、企业或资本；区域目标是一个群组或相互关联的交易、资本流动或关联企业，如一整条供应链；系统目标包括资本市场（如股票、债券或期货市场）、产业或是对手的整个经济体。因此，在确定金融战目标时，可以从一个公司内部特定生产或分配活动中的单一资本，逐步升级到包括货币供应和流通在内的系统性金融目标。

确定目标的过程要从金融战的预期结果出发，从五个方面来确定出要达到的结果特征：一是规模，明确预期的结果是阻碍一个公司的单一交易还是阻止对手经济体中的所有金融活动；二是速度，根据可用的手段来预计得到结果的时间；三是效果持续时间，确定想要达到的效果是否需要保持时间跨度；四是程度，在持续时间内预计效果的破坏程度；五是方法的显性，明确想要运用的方法是公开的、隐蔽的还是秘密的。将预期结果与绘制的区域图和轨迹相结合，可以确定关键的需求和漏洞。必须确定使用的手段：物理、电子或公开市场。必须详细说明度量标准、途径和向量。必须确定成本。如果涉及网络化目标，必须考虑到建设性和破坏性干扰，以排除意外后果。如果通过网络方法接近目标，必须检查波动波函数的幅度和频率。最后，金融实力投射可以独立发生，也可以与其他活动协调或为其他活动提供支持。

规划路径——基于金融的功能

金融战的对抗领域是双方的金融结构或业务，通过金融的三个主要功能进行：即资本形成、资本流动和风险管理。资本形成是通过公共和私人储蓄和借贷积累实际资本盈余，以创造或扩大未来的经济活动；资本流动是指买卖双方之间大规模、快速以及无价值损失的资本资产交易，形式多种多样，例如商品转换为货币，日元转换为美元，股票转换为债券等；风险管理是优化金融波动风险的过程。

资本形成打击。资本形成打击是造成对手货币的通胀或紧缩，或破坏对手其他用于储存实际资本盈余的手段。成功攻击对手资本形成能力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追踪对手如何移动资本以及在何处汇聚资本。这种金融侦察能够广泛而精确地掌握对手为军事、准军事或代理人行动而筹集资金的能力，并且提供对手如何维持战争能力的重要情报。资本形成打击包括对实体、网络和信息的攻击。物理攻击包括对金融信息流动所依赖的电信基础设施进行一般性攻击或选择性攻击。例如，阻断自动柜员机（ATM）通信系统可以阻止银行小额资本的形成。资本形成打击可以针对投资人或资本，比如使其失去合法性，或是攻击用于评估、定价、交易和拥有资本的渠道。针对渠道的打击可以是慑止或阻碍投资人的行为，或是阻止资本利用该渠道。

资本流动打击。资本市场流动是资本交易的集合，即买卖双方之间大规模、快速以及无价值损失的金融资产交易，其形式多种多样，例如货币、股票、债券、衍生品等。利用资本流动发起金融战的方法是通过对资本流动轨迹的解构和分析，找到能够引起资本市场下挫的作用点。因此，资本流动打击的目的是瞄准资本市场，破坏那些推动市场向上向好发展的有利因素，从而让市场进入下行循环状态，直至达到预期结果或使得市场彻底崩溃。微观资本流动打击的目标是具体交易，手段包括阻止买方与卖方会面、干扰交易价格、阻止产权所有权的转让、破坏市场行为、在特定交易中设置不合理的监管要求。而宏观资本流动打击的目标是市场运转的能力，比如交易速度。交易速度的降低会使得市场交易总量萎缩，而其本身则受市场信息传播渠道和速度的影响。因此，通过影响信息渠道、欺骗市场参与者、故意发布错误信息来破坏市场的透明度和一致性，可以有效减缓交易速度，破坏市场中的信任链条，扰乱市场的正常运转。

风险管理打击。风险管理的提供者或推动者包括保险公司、审计和会计公司、评级机构和信用机构，以及抵押、担保和对冲的承销商。消除或减少对手的金融风险管理活动可以限制对手的金融体系运转。破坏或阻断对手及其经济伙伴之间的具体金融风险管理机制，可以削弱对手的战争准备能力和对外力量投射能力。微观的金融风险管理打击可以利用已经建立的国际监管模式攻击对手的金融系统、机构或资产。例如，运用强制手段禁止对手获得国际海事保赔险服务，那么该国贸易船只就无法进入许多国际港口，从而间接地破坏了贸易。还可以利用保险和信用问题来攻击对手的国际航空业务。宏观的风险管理打击则利用现有安全机制来揭露对手的欺诈或违反国际商业标准的行为。例如，增加对对手的检查审计可能会发现一些违反国际安全标准的行为，而海事、航空、邮政等国际商业系统对执行安全标准的要求很高，成功地利用国际安全规则可以合法地打击对手。

启示：金融战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美国已将金融战作为一种独立而有效的力量投射手段加以研究和应用，一方面已经形成了包含概念、流程和方法在内的基本行动框架，推动金融战理论实现了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唯一拥有国际金融霸权地位的国家，美国曾多次成功运用金融手段达成了对外政策目标，获得了丰富而独有的实践经验，在实践应用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从美国的视角出发，来分析金融战在美国的最优解，获得几点重要的启示：

一是警惕金融战成为大国博弈筹码。

美国认为金融战是回应某些地区非军事威慑的有效策略，并专门以南海问题为例，将我国海上维权视为威胁。而在复兴崛起的道路上，我国捍卫海洋领土主权的决心坚定不移，未来中美博弈中极有可能出现金融战的踪影。美国或以金融战为威慑筹码对我国实行战略钳制，我们应警惕美国惯用的金融攻击手段，积极研究防御和应对策略。

二是关注金融战的跨域多域特征。

随着金融科技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金融战的实施样式已经不再局限于金融一域，利用网络手段对金融的跨域打击和多域手段融合攻击值得更加关注和重视。从防御角度来说，来自网络、信息等领域的跨域威胁应当作为金融战防御的一个重要方向；而从进攻角度来说，打造金融的跨域多域攻击能力也为挑战既有金融霸权提供了捷径。

三是进一步重视开展金融博弈研究。

美国对金融战的研究已深入实践层面，也更加推动了金融博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但美国的观点往往建立在主导国际金融体系和货币霸权的前提之下，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对于我国来说，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需求牵引下，需要进一步重视金融博弈相关的研究，化解来自外部的威胁冲击，以博弈主动权冲破利益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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