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打着现代化的旗号而发展，已经根本突破了计划经济时期的金融格局以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已经有走上美国金融市场过度发展死路的危险。

 

一、美国金融化死路一条

 

经济金融化是列宁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它不再仅是银行、金融控制实体经济，而是金融活动对经济活动的普遍渗透和替代。

 

从哲学上看，它是资本主义金钱拜物教的最高阶段，即用钱生钱。它表现在，大批的金融机构兴起，大量的金融人才产生，大量的金融工具创造（人类的创新能力的一种畸形表现），大量人口、媒体、研究机构牵涉其中，从而产生了GDP数量级缺乏现实基础的金融交易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商品化、市场化、私有化、货币化，中国金融机构、金融从业人员、金融工具、金融市场规模（特别是股票市场规模、债券市场规模）已经高度发展了。金融市场的管理者和操作者对资金的觊觎就像鲨鱼对血腥的渴望一样了。

 

当前，一些金融市场人员还希望中国发展成为国际资金的中心。这就大错特错了。这些资金来到中国，是要吸血的。血只能从实体经济，从老百姓的生活中获得。中国如果得到越来越多的外国资金，中国的实体经济、百姓生活必将陷入悲惨境地！

 

美国金融市场过度发展是建立在其对一战、二战所积累起来的国际地位的消耗的基础上。

 

由于美国强大的生产能力，也由于美国强大的国际剥削能力（包括利用武装入侵、国际组织操纵、知识产权、司法延伸等），美国华尔街能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股票市场，美国财政部能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来吸引国际资本，甚至主权资本，来支撑美国垄断资本家奢靡的生活和美国国家的运作（包括军费）。

 

中国是没有美国这种国际地位可以消耗的。中国的生产也没有发展到全世界都从中国大量购入高价值产品的地步。因此，中国是没有建设美国那种世界金融中心的能力的。

 

而且，美国正在耗尽其所积累起来的国际地位。各国对美国的信心已经分崩瓦解了。甚至美国国内的信心（包括对其经济系统的信心、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白人地位的信心、对种族多元化政策的信心、对美国国际地位的信心）也极大地销蚀了。

 

这也就预示着，中国如果建成美国那样的金融市场，最多只能是昙花一现，而且必将带来国力的极大削弱。中国在金融化的道路上必须适可而止。

 

 

二、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克服金融化危险

 

抛弃了美国的金融化道路，就必然重视实体经济。反过来，如果不夯实实体经济允许，就无法克服金融化危险。

 

当前疫情影响未消，外部风险加大并将长期化。中国有必要把脱虚向实政策作为一种长期国策。

 

中国应该从经济基础，特别是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夯实自己的经济体制，而不能寄希望于西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扩张政策和货币主义的货币扩张政策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稳定。

 

中国应该建立类似计划经济时期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制度，来保证经济的稳定。而建立这样的制度一是靠大力扩充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规模，增加其数量，吸收劳动力进入，通过公有制企业把劳动力组织起来，二是对（一时）无法进入公有制企业就业的贫困家庭长期提供每月1000-3000元的资金救助，三是国家要用财政的办法来掌握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保障它们的低价足量供应。必要时，可以通过城市社区、农村村民委员会对贫困家庭发放食物券。

 

中国应该在这种社会主义的稳定政策的基础上，再采用“以公有制为主体，公私结合”的办法在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建立中国在技术领先领域的战略优势。

 

这样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克服不断增大的外部威胁，中国应该使国家更加团结，消除造成不团结的收入不平等这一根本因素。中国有必要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货币化、利率市场化、价格市场化等政策以及所谓现代金融制度、现代市场经济等理念。

 

毕竟，当中国开启了货币化进程后，中国货币供给太盛，货币在少数人手中过度集中；当中国开启了利率市场化后，利率提高对高收入者是巨大的财富之源，而对低收入者是巨大的债务负担。这就表明，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货币克制政策和利率压制政策才是真正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才是真正现代化的政策。

 

而既然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就大力发展了生产，这些产品卖出去就必然是通过市场，所以，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市场经济。中国改革开放因此不是放弃计划经济，而是完善这种市场经济。完善这种市场经济，不是靠私有化，也主要不是靠建立什么市场交易（场）所，而是主要靠发展生产，靠适度赋予国营企业以适度的自主权。

 

现在事情已经很明白，试图建立一种没有计划的什么市场经济制度，就解决搞活经济问题，几乎就是空想。没有关键产品领域的生产的发展，没有广大人民的安居乐业，搞活经济就是让少数人暴富，就是让暴富起来的少数人统治、压迫多数人，就是中国历史的倒退，就是对中国革命的否定，就是对中国革命成果的抛弃。

 

只有通过建立以公有制企业为主要主体的经济体制，我国才能动员起足够的资源，应对包括冠状病毒疫情等一切可能的挑战。

 

未来十年，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可能增多，增大。中国只有国家掌握了充分的物质资源，才能凝聚国内共识，克服一切的风险。这种资源的获得本身可能构成一种威慑，使得任何国家都不敢轻易对中国下手。

 

这正是毛泽东主席当年深挖洞广积粮的策略。——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也应该高度关注未来三年内的粮食自给。应该考虑是否有必要动员农民工和学生在今年春季回乡、下乡种田，把抛荒的土地耕种起来。

 

在保证供给的同时，中国还应该考虑是否要把医疗、教育、住房、食品等价格降下来，把租金率和利息率甚至私人企业利润率降下来（国企利润率高可以成为国家获取资源的一种机制），以解决低收入家庭的燃眉之急，以保证人民的需求得到满足。

 

在中国在实施这种策略时，根本不需要顾及一些人所谓的民主。一些人所谓的民主实际上是它们想建立对多少人的专制和专政。美国民主在美国生产力非常强大的情况下才看起来颇具吸引力。现在，随着美国国力衰落，全世界都已经看清美国民主的本质。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对少数人的专制和专政是真正的民主，是民主的实质所在！这不仅是共克时艰之所需，恐怕也才是通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万全之策！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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