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 | 中国大陆芯片产业应从韩国及台湾地区借鉴哪些经验？

点击：  作者：邋遢道人    来源：察网  发布时间:2020-06-02 11:48:55

 

 

【摘要】：中国近几十年以来主要走的是“两头在外”的模式(市场在外，资本-技术从外面来)，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和工业技术水平不相称，后者严重落后。当西方产业资本开始大量转移时，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几乎是毫不费力就到手了，于是我们就顺理成章地失去了研发冲动，还培养出“有了就好”的习惯，中国在芯片产业上发展过慢的原因莫过于此。

 

中美贸易战开打快一个月了，就在这两天——美国商务部突然决定对中国的中兴通讯实施长达7年的禁售令。有人称这是美国打出了“王炸”牌，因为这有可能让中国IT企业失去一直依赖的，由美国垄断的高端CPU的供给，从而使中国正兴致勃勃高速发展的IT产业道路发生断崖式的挫折。这几天看到很多从技术经济角度介绍为什么中国在芯片产业上发展过慢的文章，也有从发展方式和产业政策角度对这种局面进行分析的。贫道对IT行业一知半解不好插嘴，下面从发展方式和产业政策角度做一些分析。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经济总量第二大国，但是，除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的航天、军事等产业外，大部分产业的核心技术并不在中国人手里。其实，中国除了国企垄断的行业外，其余大部分产业的主要龙头企业都是外资控股的。外国超市里大部分商品标注的是“中国制造”，但相当多的实际是“外国资本在中国制造”。中国出口产品中，一半左右是外资控股企业生产的。

 

这些年我们会注意到很多技术都标注说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个说法听起来很像包括了这两个意思：一是技术是我们研究的，二是我们有支配权。早在08年与一个亲戚(福特公司发动机研究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应该是汽车发动机世界顶尖级专家)谈汽车技术问题时贫道才知道错了。贫道问：听说只有奇瑞汽车的发动机是自己研发设计的。他说没那回事儿，奇瑞这个发动机是奇瑞委托一家奥地利内燃机咨询公司设计的。贫道说，不会吧，报道说这是奇瑞的自主知识产权。他说：那是你不懂产权和技术的关系。你出钱委托一家研究机构按你的要求研究开发一种技术设备，研究成果的产权当然是你的。他说，一般来讲，凡是说到我们拥有某项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往往是因为我们不掌握这个技术。产权是自己的，技术还是人家的。贫道说：借用别人大脑开发设计出世界一楼技术装备应该也是条路子。他不以为然：“以汽车发动机为例：奥地利这家汽车发动机咨询公司本来并不设计内燃机，只是对现有技术很熟悉。真正的一流内燃机技术都掌握在美、日、德几家汽车公司手里，没人会给你的。”他还说，世界就那两三家内燃机咨询公司，本来业务量很低。中国汽车公司老板来了说：“就按最高标准设计，不差钱”，甚至连功能要求都希望对方提建议，这些年一个个都赚大发了。他补充说，只有说“自主创新”或者“独立研发”的，才是自己研究开发的。

 

当时听到报导说“大飞机”很多新技术是“中国自主产权”有些奇怪：中国人二十多年没人摸这些了，怎么说搞就那么快?原来只要“不差钱”。

 

有人会对贫道的说法有异议：你没看过《超级工程》?没看过一些纪录片里说的那些世界一流产品和工程?

 

事实上贫道都看了。如果细心可以注意到，这些世界一流的东西大致分两类。一类是西方始终对中国技术封锁的航天、军事等领域;一类是巨型工程项目。第一类为什么会赶超西方的原因大家都知道，第二类超一流的原因很直接——中国是个巨型国家！14亿中国人在任何领域进入现代化，项目规模都必须大到其他国家想都不敢想的水平。2014年第一次坐高铁是从郑州老火车站到武昌高铁站，看到武昌那么大的高铁站还觉得也太浪费了！回来到郑州高铁站，一样大。现在到郑州坐高铁，人流乌央乌央的，觉得大小正合适。今年从西雅图坐旅游火车到旧金山，西雅图火车站比河南老许昌站都小！美国还3亿人口的国家！西方国家再发达，规模水平决定其没做“超级工程”的需求，没需求就不去做。中国要做就没地儿学，只能创新。

 

概括起来就是：要想成为世界一流，一是技术必须有(宇航、军工大国必须)，二是要又要不来。

 

关键是，近几十年，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并不多！加上中国最近几十年面临的国际环境和选择的发展模式特点，都让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和工业技术水平不相称，后者严重落后。连汽车这种百多年前就已经老掉牙的技术都没有换来！

 

说到这里，贫道对造成中国工业技术结构缺陷的原因以及对中国这些年选择的发展模式的定义谈一些看法。贫道以为，中国近几十年以来主要走的不是“以市场换技术”(以国内市场换取国外先进技术)模式，而是“两头在外”(市场在外，资本-技术从外面来)模式。

 

六七十年代开始，亚洲几个新兴市场国家(所谓四小龙)通过开放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发展方式开始是“进口替代”——限制(进口)和优惠(内企)、的产业政策(可以称为两头在内——市场在内，资本技术在内)。然后采取出口导向(一内一外：资本-技术在内，市场在外)。这两发展方式不见得没有技术跃进。世界三个芯片生产地，除了美国就是韩国和中国台湾。韩国的汽车的发动机和变速箱两个核心技术工艺都是自己的。新加坡一个城市国家，在石化和一些高科技研究上也有建树。

 

 

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全球第一家、以及最大的专业集成电路制造服务（晶圆代工）企业

 

贫道以为：市场和资本-技术这两个要素，无论是两头在内还是一内一外，都不必然发生技术进步落后于经济增长，但“两头在外”往往会让技术进步慢于低于产业增长。

 

道理是：进口替代尤其开放+出口导向，对先进的技术都是有强烈需求的。其次，这些技术都是没人给你，必须自己研发的。这符合前面的“技术必须有;要又要不来”的条件。

 

有人会说：不会吧，随着不断开放，外资企业进来了，技术也就进来了嘛。还用自己从头研发?

 

这是对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不熟悉产生的误解。在六七十年代及以前，西方工业国还处在工业化高度发展末期，产业投资还是在工业国之间进行的。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资金基本是以政府借款和贷款方式进行的(所以才有拉美债务危机)。外国产业资本将资金、技术装备和技术同时以直接投资(合资)进入的情况很少见。八十年代尤其九十年代开始，西方走向虚拟经济，金融经济膨胀产业空洞化。大量产业资本以“直接投资”方式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这时才有了资本-技术装备一起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

 

在西方进入虚拟化以前，韩国、台湾地区一些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产品的工艺、技术必须达到国际水平(必须有)，这些技术、技术装备并没有随着外资的进入而自然获得(要不来)。

 

而中国赶上了个“好时候”。当西方产业资本开始向新兴市场国家大量转移的时候，中国刚完成改革开放(九十年代中期)。而中国本来就是工业产业结构最优技术的载体(还是合资方式)。在非常多的产业领域里，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几乎是毫不费力就到手了。

 

贫道那个亲戚告诉贫道：六七十年代，中国和西方的汽车发动机都是喷油嘴阶段，中国的大学和大汽车厂都有系统的发动机研究部门和人员。技术上有距离不大。八十年代西方进入电喷阶段，中国研究机构也在追赶。八十年代末汽车厂开始与国外合资，发动机都是采取全部引进到逐步替代的方式。这时期外方对中方从技术、装备到培训有求必应往往还免费。在几乎不费气力就能得到的情况下，中方基本放弃了电喷发动机的研发。各大厂发动机研究部门尤其研究人员逐渐丧失功能，大学相应科研力量因没有需求也都弱化。经过十几到二十年的“培养”，当西方完成了“直喷”发动机，进入“压燃汽油机”研究时，中国汽车发动机研究功能已经“退化”了。

 

八十年代末对中国是个很关键的时期。中国虽然落后，但产业结构完整，且在各个领域里都在跟随世界技术潮流进行研究。从计算机技术到大飞机，差距有但不是不可能赶上。但恰好西方进入资本+技术“白给”时期，在大多数技术领域里，确实觉得必须有，但是要得来。这就不仅形不成研发冲动，反而会助长“有了就好”的习惯。

 

世纪初贫道在北京办一家网络公司，总经理是科学院计算所毕业的博士。一次闲聊时他说：前些年国家曾经给计算所一个项目：中国自己开发CPU的可行性研究。一年时间，一亿多投入后的结论是：“自己开发不如买”。当时贫道也没感觉奇怪：既然差距已经很多，最花钱无数成果也许是人家10年前的东西。其实，运十等很多领域里都存在同样问题。

 

尤其这一时期恰好是完成政企分离的时期，很多科研就是企业领导做主。私企通过合资或引进技术正在很多领域(纺织和很多轻工)把国企搞得焦头烂额。而国企领导更换频繁，很少能放着伸手能拿来的二流先进技术不要，非要花钱时间搞不知道最后还是不是二流的科研。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会不会没搞完自己就被换掉了。最后的结果往往与汽车发动机一样：时间长了科研器官干脆退化了。

 

有人会认为贫道对 “要得来”的副作用是不是强调的有些过头了?借助别人的拐杖总比没有强吧！

 

贫道当然知道“借助”的作用，但事实是：一旦能够要得来，往往会助长依赖性。下面引用贫道2010年一篇文章中的一段：

 

【钱学森简介有这样的文字：“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

 

著名的王淦昌也有类似经历。早在解放前王淦昌教授就是核物理专家，1941年，提出自然界存在中微子和发现中微子的方案。1955年前就任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1960年领导研究小组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发现荷电反超子的人。1961年调到核武器研究院，改名为王京参加原子武器的研究。

 

更年轻一点的孙家栋教授在1958年参加导弹研究后，主要工作是翻译苏联图纸资料和给其他人讲课。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开始担任主要技术负责人工作。

 

对照一下这批早就成名的科学家主持两弹一星研究的时间表，会发现在苏联专家撤走前，共产党把搞出两弹一星的希望并没有寄托在中国科学家身上，也没搞什么自力更生，也是走了一条以引进外国技术，引进外国专家的道路。等到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了，有关国计民生的科学而研究不得不让自己的专家担任主角，并且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几年中把两弹一星给搞了出来。

 

毛主席最后说要感谢赫鲁晓夫，说没他这一损招中国取得不了这样的成绩，要发给赫鲁晓夫一枚一吨黄金的大奖章。这段话难道没有毛主席对“要得来”的利害关系再认识的成分?

 

关于我们选择“两头在外”的发展方式获取的便宜以及带来的问题，贫道在2009-2010年先后写了七八篇文章进行分析，技术方面也是内容之一。2004年中国体制内外学术界开始对改革开放进行反思后，大飞机问题，汽车问题，甚至包括芯片问题都有人写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进行总结和分析。有些项目(比如大飞机)确实让有关领导认识到这东西是“必须有”又“要不来”，还进行了挽救，但更多的部分由于拖延时间长，相关“器官”几乎退化，干脆就罢了。

 

中兴通讯的灾难，只是捅开了个口子。

 

贫道其实对美国国务院使出这个“王炸”还是很欣慰的——因为既然他手里有王炸早晚会扔。早扔比晚扔强，要是斗地主最后一手美国扔这个王炸，中国前面的炸弹只能是美国加码添菜了。美国出了个急性子的川普不见得不是好事。

 

【邋遢道人，察网专栏学者，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