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生动地比喻为党内“共同语言”，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把辩证法唯物论作为基础科学和必修科目，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具体问题。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注意结交有“共同语言”的朋友。1915年9月，他以“二十八画生”之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表示“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提出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长沙第一联合中学的罗章龙看到启事后，当即与毛泽东相约见面，畅谈治学、处世、人生、宇宙观和社会改造问题。分别时，毛泽东高兴地对罗章龙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
当时，毛泽东身边聚集着一批志趣相投、意气风发的同学和朋友。他们朴实而充满朝气，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也正因为一起追求进步，立志改造社会，这批青年1918年4月成立了新民学会。毛泽东后来提及学会的发起经过，指出第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大家通过深入交流，“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一提议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可以说，“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就是他们的“共同语言”，“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就是在这一“共同语言”基础上形成的气质和风采。
无论是一个政党，还是一个团体，“共同语言”的根基在于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920年2月，毛泽东致信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的新民学会会员陶毅，明确提出：“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对于改造社会，要有共同的讨论，讨论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方法，再讨论方法怎样实践。这样，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1920年11月，他在写给罗章龙的信中进一步强调，新民学会的结合要有共同信守的主义，“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经过反复比较和深入思考，毛泽东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1921年1月，他复信蔡和森时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他认为蔡和森关于组织共产党等问题的意见“见地极当”“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告知陈独秀等人正在推进建党一事，上海发起组出版的《共产党》月刊无愧于“旗帜鲜明”四个字。
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深刻认识到，要想改造中国与世界，就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就要有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这个“共同语言”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为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党内同志，克服种种困难，聚集一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
“没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遇到的从未有过的难题。如果只是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机械地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革命会遭受严重挫折。这让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即便是汇聚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同志，也会出现认识上的分歧，缺乏行动上的“共同语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些同志自以为马列主义很多，其实一接触到实际工作，可以说连马列主义的气味都未闻到一点”。通过反思革命斗争的失误教训，毛泽东得出一个极端重要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换句话说，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唯有如此，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才会有真正的“共同语言”。在起草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时，毛泽东着重分析了党内的错误思想，指出，“政治上的唯心的分析和工作上的唯心的指导，其必然伴随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这个错误，就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这次会议确定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接着，毛泽东总结多年来从事调查研究的经验，写出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深刻阐述了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为了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带头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力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1937年夏，他在抗日军政大学讲了3个多月的辩证法唯物论，每星期二、四上午讲授，每次讲4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共授课110多小时。他在精心准备的讲课提纲中写道，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无产阶级就用辩证法唯物论作为他们斗争的精神上的武器，作为他们各种见解之哲学基础”。在毛泽东看来，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贯穿于各项工作之中，才能避免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学习掌握辩证法唯物论，就是要熟练掌握党内“共同语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针对党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抗日战争问题出现的不同声音，毛泽东下决心开展整风运动，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分析，让全党同志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整风运动所整顿的，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克服党内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优良作风，则是重中之重。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鲜明地指出主观主义的态度和作风，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1942年2月，他又接连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必须“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广大党员干部开展了深入的学习和讨论，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经过整风运动，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实事求是”成为党内“共同语言”。陈云多年后回忆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
干革命需要“共同语言”，搞建设也不例外。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际，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强调要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出：“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语言，原因是学习还不够。现在党内的语言比较一致了，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为此，他要求党员干部必读《共产党宣言》《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12本著作，强调党内“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带着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如既往重视全党的理论学习，反复强调“学哲学（宇宙观，方法论）极为重要”，“学马克思主义，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语言”。1955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1957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专门就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指出：“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党内“共同语言”的认识之深刻，也足见他对加强全党理论学习的工作之重视。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向全党明确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1956年9月，他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强调：“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经过艰辛探索，毛泽东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等。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成为我们党内的“共同语言”。（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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