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一生坚持和倡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他的学习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反对自发论，坚持在生活中、工作中和斗争中学习，并在全党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竞赛。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工具，培养和造就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全中国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历史。
毛泽东带领我们党在改造中国时成就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历史使命的起点就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个意思就是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是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又是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事关重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把毛泽东思想与旧俄国的民粹主义挂钩，我国也有人东施效颦，造成的思想混乱影响至今。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是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知之甚少，不能不说是党的理论工作的一大缺憾。因此，研究并弄清毛泽东是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不仅非常必要，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了解毛泽东是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首先就要了解毛泽东是怎样接触和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坚信马克思主义，一生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这样描述了他们那一代人与马克思主义发生关系的缘起和历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起，从洪秀全、康有为到孙中山，一批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前的先进中国人，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人们在很长一个时期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很可以救中国。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毛泽东把他们那一代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与当年俄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做了类比：“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历史表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经历了曲折才找到真理，又经历了曲折验证了真理，毛泽东就是这样认识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改造中国的道路。人们读毛泽东的文章，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即无论毛泽东做什么，讲什么，态度非常鲜明，坚定。那么毛泽东是以怎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说得多么的明确，多么的坚定，没有任何含糊其词的东西。“走俄国人的路”即十月革命的道路，这就是毛泽东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终生没有动摇。因为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坚信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坚信马克思主义。直至今日，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仍然是我们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一块试金石。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呢？新中国诞生时他阐述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二十八年，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一种“武器”打败了西方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反动同盟，建立了新中国。这种“武器”是用来干什么呢？毛泽东认为：“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 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中国人民改造旧中国和建设新中国唯一适用的工具，是人们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工具。毛泽东在坚定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念之后，对待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态度又是怎样呢？“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说得多好啊！“一齐破了产”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改造旧中国和建设新中国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不要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抱任何幻想，不要走资产阶级的老路，要走一条新路。新路在哪里呢？就是《国际歌》讲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当然，如果有人以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拒绝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那就大错特错了。为什么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态度是这样的不同呢？这不是个单纯的思想倾向问题，而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本质反映。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就具有了本质的区别，所以列宁指出，在俄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俄国社会发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告诫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实践和理论上清醒地认识到“这两种思想之间横着一条鸿沟”，“应该懂得和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完全和彻底决裂的必然性和绝对的必要性”。 列宁还揭示了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原理，即科学社会主义不能自发地在工人群众中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中；所以“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的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无疑，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这种泾渭分明的态度，是他彻底的、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写照。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地改造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新型文明。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够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在深受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精神奴化的社会环境里落地、生根，并改变了这种环境，是与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具有的这种泾渭分明的态度分不开的。没有这种彻底的、不妥协的态度，就不能铲除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同盟对中国人民的长期奴役，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社会环境里生长、发展、壮大起来。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够中国化，中国人民所以能够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首先是与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所持有的这样一种态度分不开的。态度决定一切，就是这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学什么东西，有了好的态度，还要有好的方法。方法正确，就能事半功倍。在学习上，毛泽东一贯“反对注入式教学法”，注重和提倡“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在中国共产党里，同样是学习马列主义，为什么毛泽东学得多，学得深，成果大呢？因为他的学习方法与众不同。毛泽东的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一节专门论述“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毛泽东指出“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面的情况，找出行动的规律，并且运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这是毛泽东学习方法的“关键”。这篇名著虽然讲的是战争问题，但是其中的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具有重大而普遍的意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生面。方法不是个孤立的东西，而是一个人的立场、观点在社会生活里的实际应用和表现，也是一个人的学习态度的实际表现，所以方法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以前我们将“善于学习”，习惯于“跳”到“方法”上，二常忽略“学习”本身，忽略“善”的首要意义在“勤”。善于学习，绝不是不费力气就学到真东西，世界上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在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致信出版者莫里斯·拉沙特尔公民说，在阅读和学习方面，“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面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那么怎么办呢？马克思诚恳指出：“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无疑，再科学的方法，也得投入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刻苦是善于学习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第一步。没有这一步，就没有后面的一切。毛泽东学习方法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刻苦，就是在日常生活里舍得为读书学习投入大量的时间，自觉地牺牲或放弃一些有益的活动。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别的什么古今中外的学问，为什么毛泽东懂得多，水平高呢？基础就是用在读书和思考上的时间比别人多。时间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人们参观了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后，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看法，毛泽东是实实在在地在那里读书。他的书房，他的书籍，不是徒有其表的摆设，而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毛泽东读书有那么一股子劲头，正像他自己说的，“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 正是这种时间和精力上的巨大付出，毛泽东才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学等多个领域获得丰富的知识，做出开拓性的、辉煌的理论建树。毛泽东的理论创新，是有他大量的读书笔记和亲笔著述的丰富的手稿为根据的，写下那么多的文字，一定要占用相当多的时间。善于、勤于学习，这是毛泽东学习马列主义的第一个特点。毛泽东学习马列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自觉地从中找观点，找方法，用于解决人民群众实践里的实际问题。他非常坦诚地告诉知识界的朋友：“我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也不多。作为专家是要读多一点的，我们没有那么多工夫，读少一点也可以，重要的是要注意研究方法。” 毛泽东这里说的“方法”是什么呢？他认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 毛泽东学习马列主义的目的非常明确，他的学习是“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毛泽东就是带着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读马列，在生活里学习，在斗争中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边学习边思考问题。他常说：“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这些脍炙人口的名言，是毛泽东学习的写照。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既可以是“左”的形式表现出来，又可以是右的形式表现出来。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来又是右倾机会主义，无不以刻板地学习和套用马克思主义或外国的历史为思想的出发点。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往往注重结论，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事物的背景和过程。于是在这些同志的思维和活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那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积极、灵活的思想方法被忽略了，不能把读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上级的指示与当前的革命斗争、社会生活很好地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发生的这种理论与实践脱离的现象，毛泽东是最早也是认识最深刻的人：“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 毛泽东深入思索“本本主义”怎样阻碍着革命的发展和造成的危害，认为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本本主义倾向的同志学习革命理论，“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但是消化不了”，“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与教条主义的态度相反，毛泽东学习马列主义注重多思、多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 等一系列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为什么阅读同样的马列文本，毛泽东能够把握住其中的原理，运用于实践，发展队伍，创造出一片新天地，而有些同志对马列主义文本里已经明确阐明的原理看不出来呢？毛泽东这样总结了自己学习马列主义的经验：“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三条，一是理论同实际相联系，二是反对自发论，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是一句传播非常广泛的术语，谁也会说，也不难理解，但真正做到往往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过程。如果以为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认真读书，冥思苦想一番，下到基层一番，搞出个调研报告，就算是理论联系实际了。其实这是万万不够的。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的做法与众不同，首先是时间长。比如毛泽东搞农村调查，不是一时一事，而是调查了一生。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1945年去重庆谈判，仅这段时间，靠两条腿，从南走到北，在十几个省的农村一住，就是整整18年啊！在毛泽东看来，要真正了解农民，了解农村，使农民相信和依靠中国共产党，绝非一朝一夕，三年五载所能做到。在中国共产党里，毛泽东总结出这样一种富有成效的学习方法：“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方法，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不是别的人，而是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右的和“左”错误倾向给革命带来的失败，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办法：“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做了悉心地揣摩，用中国的历史文化，用民族的语言，注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内容，进行加工、提炼，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进行创造或再创造，产生了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和新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新原理，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渗透到中国的民族文化里，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产生了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在改造旧中国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有意识地、自觉地做着这样一件事：“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经过毛泽东之手被民族化了，中国化了。为了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了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以一种创造性的态度读书和学习。1959年底，他组织身边的工作人员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如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谈了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毛泽东的话，揭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也鲜明地表现了他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上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继承创新的精神。正是毛泽东以身作则，培养了中国共产党反对本本主义的解放思想、继承创新的学习传统。我们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前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阶段，经历了从反对教条主义发展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历史实践。可以说，始终坚持反对教条主义，是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是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向全党发出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动员和号召。他是这样说的：“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发动和组织全党一起来学习马列主义，是毛泽东学习马列主义的第四个特点。为什么这样说呢？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他从来没有把学习马列主义当作个人的事情。他深知，“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仅仅一个人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纵有天高的水平，也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作为全党的领袖，他有这个责任号召全党：“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怎样才能在全党培养起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呢？毛泽东是这样做的：“在职干部教育的学习运动，是包括党、政、军、民、学的，民众团体中的工作干部和学校里的工作干部都在内。我们的会开了之后，大家都要努力，互相帮助，把从前有书只管自己读不给人家读的作风改正过来，今后要互相帮助学习，互相做先生，互相做学生，做同学。中央的同志，也是一样，跟同志们一道研究……在座的同志，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大家都要学到底，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各地方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个学校。” 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创办了中国军政抗日大学等二十多所学校。除了这些有形的学校之外，毛泽东还创办了一所无形的特殊的学校，这就毛泽东说的“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办成终身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无期大学”。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把学习马列主义搞得既生动活泼，又深入持久，毛泽东在延安发动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运用了体育活动中的竞赛形式，实行比学赶帮，看谁学得多，学得好，从而把原来是书斋里个人的读书学习，办成了一个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活动，人人都参加进来，读书学习，互相交流，成为深入持久的群众运动。毛泽东说得好：“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是哪一个人或少数人的事情，更不是哪一个人或少数人就能办到的。既然全党的事情全党办，人民的事情人民办，就要让人民行动起来，放手让大家都参加到他们自己的事情中来，相信全党，相信人民群众是一定能够找到他们自己喜闻乐见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学习活动搞好的。“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是一个好办法。通过竞赛、比赛这种方式，既能调动人们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形成群众性的热潮，又能在公开、公平的竞争中你追我赶，相互促进，发现和培养优秀人才。毛泽东深知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个普遍法则，“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任何事物既不会齐头并进，也不能搞平均主义，培养并形成不同理论水平的梯队就非常重要，所以毛泽东特别重视，“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竞赛”是欧洲人发明的一种现代生活方式，他们首先用在体育方面。斯大林把它拿了过来，推广到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劳动方面，提出“竞赛是在千百万劳动群众最大积极性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方法”， 发现并大力推动了“斯达汉诺夫运动”。 毛泽东从斯大林那里学了竞赛的方法，用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上面，这么一“赛”，破除了人们以前对马克思主义的神秘感和畏难情绪，把马克思主义推广开了，普及开了，使马克思主义从书本走到了人间，就“赛”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赛”出了一个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对成就伟大的中国革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毛泽东创造的“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是我们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好注脚。任何一种竞赛活动要搞得好，又能持久下去，光口头号召是不行的，需要有一个专门的组织机构来谋划和办理。1939年，“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毛泽东提出这样的要求：“同志们不仅看看书就算了，而且要有组织地学习。全国各级党部，边区各级政府，各个民众团体，各类学校，都须设立这样的机关，建立这样的制度，来领导并进行学习。在军队里也是一样，要设立教育部，建立起学习制度。这样的学习制度，中央要在全国推广，只要共产党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动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热潮。” 1940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第13条规定：决定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制定学习的节日，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个创举。在全党发动马克思主义的读书运动和学习运动，“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成为终身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无期大学”，这是毛泽东的一个伟大创举，是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的伟大贡献。这样的学习运动，这样的“无期大学”在中国诞生，是一件不得了事情。中国共产党人应当为此而感到无上的荣光和自豪！创办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无期大学”，每个党员，尤其是党的高中级干部，人人都进入这所“无期大学”读马列主义的书，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并在自己的革命工作中运用马列主义去努力思考和解决各种问题，再用马列主义去教育和引导周围的群众，使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知道世界上有为他们利益服务的马列主义，使他们感到马列主义可敬可亲，马列主义就这样日益深入人心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经过这样的渠道，进入到中国人民的千家万户。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中国老百姓的一番思考和运用，他们所认识和掌握的马列主义与原来书本上的马列主义既相同又不同了，相同在共同的灵魂和思想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等等；不同在已经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且有了中国的语言方式、表达方式等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原来书本上的欧洲味道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适应了中国人民生活特点的，有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有了中国内容和中国味道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化”是怎么回事呢？1942年毛泽东在一次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讲演，特别就什么是“化”的问题作了解释：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毛泽东还引用季米特洛夫的一段话解释这个问题：“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 把翻译过来的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字，用当地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给他们，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和他们一起思考和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就这样在中国的大地上传播开了。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全党发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建国后，毛泽东又把这个学习运动推广到全国人民中，提出在全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 “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的学习运动，是在一个一百二十万人的党内进行的，如今要在新中国全面进行，这是一项更加伟大，更加艰巨的历史任务。在1964年6月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并讲解了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条件。 第一条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讲这是理论，也是方向。对马克思主义学什么和怎么学，毕生致力于改造中国、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毛泽东的理解是精辟的，有独到的方法和认识。他指出：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最重要的是到实际中学，这是一门主课。在写作毛泽东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上，笔者感到难以成文。原因是写出来的东西，实际上往往都掺杂了笔者自己的认识。为了避免瞎解释，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1959年2月，毛泽东接受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访谈，回答他提出的几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总之，“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1959年底，毛泽东组织工作人员一起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1963年1月，毛泽东接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裤田里见时讲：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阶级斗争的实践使他和恩格斯一起，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把整个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改造过来。经过了哲学的革命、经济学的革命、社会学的革命，形成了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社会主义也是如此，接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好的内容，如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加以改造，变成阶级斗争的学说，即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政党。毛泽东还说：只有共产主义者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从来不说他代表全民。他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不代表资产阶级，甚至也不代表小资产阶级。在理论的方面，毛泽东还比较出了列宁不同于马克思的地方：“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毛泽东特别指出：“列宁主义是在反对一切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达到毛泽东这样造诣的专业学者也是不多的。这说明，毛泽东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体系性、系统性，也很强调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的联系与区别。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是不能自发产生的。要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首先就要认真地阅读马列主义的著作。在毛泽东看来，读书问题就是理论问题。他一生关于读书问题的讲话和书信，是与宣传、研究和指导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的。马列主义的文章著作很多，在革命和建设中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先读哪些书呢，或者说从哪些文章著作学起呢？我们每个人在学习时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看一看不同时期毛泽东给全党开出的读书目录，可以大体看出他是怎样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又是怎样带领和指导全党读马列著作，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功底又是怎样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通过认真学习这样一批马列著作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94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指定了整风学习必读的十八个文件，其中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六条，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不久又增加了四个学习文件：《列宁、斯大林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在这时，毛泽东推荐的马、恩、列、斯经典作家的文章著作，基本是一些文章的节选。这主要是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一是翻译过来的马、恩、列、斯经典作家的文章著作不是很多，印刷也一时跟不上；二是有的书他本人正在读，自己没有吃透的书还不能推荐给全党。这时，毛泽东非常重视翻译工作了，中央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这方面的情况，可参阅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列宁著作在中国》。1943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一度提出：“中央直属机关干部要进行理论、思想教育，读马、恩、列、斯的四十本书。” 但是经过认真地思考，为了在全党深入“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1944年，毛泽东分析了整风期间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的情况，决定先选出五本马列书籍作为全党干部必读的理论著作。 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总结全党在整风运动中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经验时，特别就读书和怎样读书的问题讲了这样一番话：“在这里我提出我们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就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这两本书写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那两本书也写得很好，这四本书薄薄的，读完它们不用花很多时间。此外，还有斯大林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比较厚一点。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前面四本书也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对外国党和共产国际的经验，我们都要吸收，这个问题上次已经讲过。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个方法可以在各个地方介绍一下，我们不搞多了，只搞五本试试。”在七大上毛泽东两次讲读书问题，不但讲了读哪几本马、恩、列、斯的书，而且谈了读书的方法，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多次在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上讲读书问题，还给全党写信提出关于读书的建议，推荐或指定新的必读书目。在毛泽东推荐的这五本理论著作中，我们只谈一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从1941年延安整风到1971年，在近30年的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毛泽东多次向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建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十三次了提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本怎样的书呢？斯大林领导苏联近30年，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和颠覆中，不仅把列宁创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了下来，而且还发展壮大起来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阐述了俄国共产党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创立了列宁主义，阐述了列宁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世界的历史，阐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十七年的基本经验。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四面包围的严酷环境下，苏联共产党编写和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目的是什么呢？是向世界公开表明，他们是怎样在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他们是怎样在旧俄国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参加和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他们是怎样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从而启发和告诉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是可以取得胜利的，《国际歌》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人类历史的一个崭新时代开始了！可以说，这是一部真正的与时俱进的辉煌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翻阅世界政党史，敢于和善于把一个政党自身的历史用简洁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的理论，百科全书的风格，叙说于世的政党和领导人，是极其少见的。这是一个政党有信心、有力量、有水平的表现。斯大林不仅指导了该书的编写，而且还亲笔写作了几个章节，这在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更是难能可贵的，其中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章，至今仍然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易懂的名篇。这本书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博古亲自校阅，于1940年在延安由解放社一经出版，我党就把它作为反对教条主义的整风读物。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多次要求全党同志认真阅读这本书呢？早在1941年5月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为发起整风运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就把认真学习和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摆在突出的位置，他告诉全党：“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以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扩大会议上又提到：“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多看反对主观主义的言论。” 新中国建立后，1956年4月的一次讨论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说：“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不长，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斯大林还是第一人。他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其中是否有错误可以研究，但它毕竟是第一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叙述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总结苏共革命斗争的经验。这是国际共运历史上的第一部这样的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不是理论界通常认为的那种学术著作，而是一本无产阶级政党革命和建设怎样取得胜利的历史著作和理论著作。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那个艰难曲折的革命创业年代，没有别人，只有列宁和斯大林，只有苏联共产党首先提供了关于革命和建设怎样取得成功的经验和教训。正如1953年毛泽东为追悼斯大林写的《最伟大的友谊》说的那样：“斯大林同志在理论的活动上和在实际的活动上所给予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同志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新时代……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文献。他所著的《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笔者注）以及他最后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综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一样，是从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径的。” 毛泽东当年带领中国共产党认真读这本书，从这本书中读出了、学到了俄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干部必读的十二本马列主义著作：《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在新中国即将诞生，在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时候，为什么毛泽东向全党推荐阅读这十二本书呢？他是这样说的：“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从读五本书增加到十二本书，在这个循序渐进的读书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全党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思想理论水平是在渐进地、稳步地、扎扎实实地提高。关于这次读书学习，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作了高度评价：“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是前所未有过的新事物和新经历，当然就谈不上有经济建设的经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出现了一大堆问题，就在所难免了。这些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童年时代的问题，是我们党，是我们的新国家在前进中产生的新问题。革命和建设，往往是先有失败和曲折的教训，经过转化，才一步步积累起成功的经验。怎样冷静地认识和分析这些问题，毛泽东从不怨天尤人，也不盲目地坐而论道。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会的同志们写了一封信，向他们发出了读书的建议：“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毛泽东号召全党学，而且自己带头学。《毛泽东文集》第8卷节选了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部分内容，从中不难看出他读书和学习得多么地深入啊！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与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一场震动世界的大论战。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批高级干部自觉地联系中苏论战的实际，主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加深了对这场重大国际斗争的认识。毛泽东发现了这个情况，立即将他们的学习情况和学习经验批转全党，发动全党认真阅读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那时，产生了一个新的术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他们的著作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央指定全党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三十本：——马克思著作八本：《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合著），《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附恩格斯：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48-1850年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工资、价格和利润》，《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书简》；——恩格斯著作三本：《自然辩证法》导言、札记和片断，《反杜林论》（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附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列宁著作十一本：《怎么办？》，《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论战争、和平的三篇文章（《社会主义与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的三篇文章（《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斯大林著作五本：《论反对派》，《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普列汉诺夫著作三本：《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毛泽东考虑得很周全，要求中共中央宣传部把这三十本著作印成大字本，方便岁数大的同志阅读。他还提出，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为这些马列经典著作写序和作注。也许有人以为，读三十本书算得了什么。他们没有认真考察，这是我国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代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结合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反复地、深入地阅读的理论书籍。正是这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著作，奠定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第一代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和理论思想，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思想道德，就是沿着这批理论著作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由这第一代人所开辟出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由这第一代人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是与学习这批马克思主义著作分不开的。实践表明，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认真阅读这三十本书，把它真正读懂了，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否则，就不能全面、深刻、准确地懂得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即使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多次向全党提出读马列著作、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1971年，他针对林彪集团所反映出的情况，讲过这样一段话：“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到晚年仍然是言传身教，诲人不倦。毛泽东自己读过的马列主义著作远远超过上面的书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逄先知同志在《毛泽东读马列著作》一文里，介绍了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毛泽东多次读《资本论》等一大批著作的情况。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读书本来叫‘攻书’”， 或者把读书叫做“攻读”，如同与敌人作战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读书的作用是非同小可的。毛泽东读书生涯的最大亮点在哪里呢？就在毛泽东读什么书和怎样读书，是与他提出的两次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紧密连在一起。第一次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发动全党读书，提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 把“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成就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创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毛泽东没有止步在第一次结合的胜利中，而是清醒地看到，“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动向，新问题，明确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1962年，毛泽东对“第二次结合”作了更深入地思考和阐述：“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看得那么远啊，把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做的大事提了出来。正是为了搞好“第二次结合”，从1958年全党大搞经济建设起，毛泽东又多次号召全党认真看书学习，陆续开出了一系列新的读书目录。毛泽东再次提倡全党读书学习，是鼓励全党在“第二次结合”里思考这样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 一个是密切联系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找出在中国和世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在经历着二十世纪下半叶国内的巨大变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更显示了毛泽东提出的“第二次结合”在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的重大意义。毛泽东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而深邃的大问题，这里仅仅介绍了他学习的几个侧面。有一点是鲜明而确凿的，就是他一生坚持和倡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和世界，从中培养和造就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基础，以毕生的精力努力把中国共产党办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学校，一个学习化的无产阶级政党……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 江泽民也要求全党：“越是经济建设和日常事务发繁忙的时候，越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上，我们永远要向毛泽东那样学习马克思主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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