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袁隆平院士为代表之一的中国科学家，为世界粮食增产、减少饥饿人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此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7年科学奖。
根据《人民日报》1987年11月5日第7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袁隆平颁发科学奖》报道：
据新华社巴黎11月3日电 （记者沈孝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天下午在巴黎总部向中国专家袁隆平颁发了1987年科学奖，以表彰他在培育高产杂交水稻方面取得的卓越成果。
现年57岁的袁隆平是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他长期从事杂交水稻培育工作，他领导的科研小组培育出一系列强优势的杂交水稻组合，并在农业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袁隆平培育的杂交水稻品种在美国、日本、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试种均取得良好的结果。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在颁奖仪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袁隆平的科研成果是继70年代初国际上培育半矮秆水稻之后的“第二次绿色革命”。
但是，因为某些宣传，使得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就。是袁隆平院士以一己之力让中国人民吃饱了饭。事实是什么呢？为此，笔者搜集了一些资料，找出事实的真相。
早在1976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第5版《杂交水稻是怎样培育成功的》报道：
一九六四年，湖南省黔阳农校教师袁隆平和学生李必湖等，从革命的迫切需要出发，根据玉米、高粱利用杂种优势的经验，提出了进行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
但是，问题一提出，就在农业科技界引起了争论。......总之一句话，“此路不通”。袁隆平等人没有被“权威”的理论吓倒。他们向毛主席著作求教，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根据对立统一规律，他们认识到，杂种优势在生物界是普遍存在的，为什么水稻要例外呢？他们在实践中发现，用人工杂交得到的水稻杂种第一代已经显示了优势现象，说明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夺高产是有可能的。......
“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袁隆平等人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攀登这座科研高峰，勇敢地迎着困难前进。突破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的关键，在于培育雄性不育系。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决定在实践中寻找答案。
......袁隆平经过连续七天的观察，终于在大田里找到了雄性不育植株，并进行了观察试验，使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研究，闯出了可喜的一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不少省、区的大批育种工作者和广大贫下中农相结合，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利用我国丰富的水稻资源，收集了数千个水稻品种和材料，配置了千万个组合，进行了数以万计的杂交试验。一九七○年，又一个突破口打开了：李必湖在我国南方发现了野生稻雄性不育植株。一九七一年，湖南、江西、广西、广东、新疆、福建等省、自治区的育种工作者，利用野生稻材料进行了大量的杂交试验。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江西、湖南、广西先后育成了水稻雄性不育系、相应的保持系和强优恢复系，宣告我国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取得了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重大成果。
社会主义大协作
好我国的杂交水稻研究，从一九七○年开始大“上马”，到一九七三年就实现三系配套，这个进程是相当快的。为什么这样快？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结果，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杂交水稻研究这个新事物一出现，就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的重视，给予正确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一九七○年，在党的领导下，许多地区就开始协作研究杂交水稻。一九七二年，又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织了全国大协作。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干部、群众、科技人员三结合的科研协作组，设立了研究点。同样，各有关省、市、自治区根据自己的特点，分别组织本地农业科研部门、大专院校、国营农场和社队开展协作。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攻克杂交水稻的大协作网。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研究成果和育种材料，很快就成为大家的共同财富。一个育种材料发现后，经过多方观察，反复分析、鉴定，很快就能摸清其特点，确定其价值。一个新的课题出现后，四面八方，一齐动手，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试验，很快就能突破。许多农业科研机关、大专院校的专业力量，分担了杂交水稻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同育种工作者和社员群众密切配合，对水稻三系和一些杂交组合材料，进行了细胞学、遗传学、生理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
广大育种工作者和社员群众，充分利用我国辽阔的土地，各种不同类型的气候条件，繁育杂交水稻，变一年只能繁育一代为两年种七代，一年就做了三年半的工作。有关省、自治区的党组织和社员、干部，从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出发，为兄弟省、自治区的育种人员提供了土质好、灌溉方便、光照充足的试验田和育种基地。并在生产管理、交通运输、生活安排等方面，给予人力、物力的支持和帮助，保证育种工作按季节、按数量顺利完成。原来有些人曾预言：“三系三系，三代人也搞不成。”可是，不是三代，而是三年就三系配套了。
群众运动威力无穷毛主席指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我国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并很快在生产上应用，是在党的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
各地通过举办学习班、技术训练班、座谈会等形式，发动群众，培训骨干，把技术交给群众，又及时总结交流群众中创造的好经验、新技术。各科研部门实行专业队伍与群众队伍密切结合，理论研究与生产实践密切结合，依靠群众，开门办科研，把研究、试验、示范、推广，环环紧扣，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不但使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业科技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又推动科研工作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发展。一九七三年，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后，一九七四年立即进行杂种优势鉴定，一九七五年就试种五千六百多亩，一九七六年全国示范推广面积就达到二百零八万八千三百多亩，开始在生产上大面积应用了。
笔者注：1976年，杂交稻全国已经栽植208万亩；1977年又扩大到3200多万亩；1978年，增至6500多万亩；1979年，增到7600多万亩；1980年，发展到8000多万亩。
目前，一个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的群众运动正在有关省、自治区兴起，将为我国的粮食增产作出贡献。
另据1981年6月6日国务院给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的贺电：
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籼型杂交水稻是一项重大发明，它丰富了水稻育种的理论和实践，育成了优良品种。在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下，大力协作，密切配合，业已大面积推广，促进了我国水稻大幅度增产。为此，特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参加这项发明、推广这项成果和参与组织领导工作的科技人员、农民、干部致以热烈的祝贺。......国务院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
1981年6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 争当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勇士》：
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历时十多年，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一百多个单位参加研究和推广。这里面有倡导者的贡献，有研究单位的功劳，有试验推广者的辛勤，有组织管理者的指挥以及广大农民的劳动，多少同志在创造发明和应用、推广的过程中献了策，出了力，流了汗，应该说是社会主义协作的结晶。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表现。说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并不抹煞个人的才能和作用。我们高度评价袁隆平等同志在这一创造发明中的突出的贡献，他们堪称敢于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勇士。
当日《人民日报》第3版《农业科学技术大有可为 方毅同志在籼型杂交水稻特等发明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 ：
（笔者注：方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
籼型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胜利。1964年，袁隆平同志首先开始杂交水稻的研究；1970年冬，袁隆平等同志历尽艰辛，发现了野生稻雄性不育株以后，同兄弟省市的十几个单位开展协作。他们不计个人名利，把来之不易的成果贡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向协作单位传授技术，提供材料。大家通力协作，经过短短的三年时间，在1973年各地就先后育成一批保持系和恢复系，实现了三系配套，为杂交水稻用于生产创造了条件。1974年开始试种，逐年扩大种植面积，到1980年已达到八千多万亩。这个研究项目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和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的组织下，参加协作的单位有一百多个，遍及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参加工作的科技人员数以千计。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协作，才赢得了科研工作的高速度，赢得了推广成果的高速度，赢得了农业科技工作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高速度。这项重大发明的成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了农业科技人员良好的学风和高尚的品德，显示了团结协作的伟大力量。
从上述几篇报道与国务院的贺电，我们可以看到，杂交稻的成就绝不是袁隆平院士一个人的成果，是包括袁隆平院士在内的千千万万科研工作者、人民群众以及各个部门大力协作的结果。
如果按照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法则，放弃了集体主义而大搞个人主义，放弃了精神力量而大搞物质刺激，一个单位或者个人的成果怎么可能无偿贡献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呢？
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南斯拉夫）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而是在自由市场中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
这里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各单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
如果是互相竞争、互相倾轧，互相保密、互相拆台，能有这么高的效率吗？能在短短的三年就繁育出三系吗？
这就是有些人口中的“大锅饭”磨洋工，“计划经济”效率低吗？
我们注意到本文开篇1987年11月5日《人民日报》第7版的报道：
“袁隆平的科研成果是继70年代初国际上培育半矮秆水稻之后的‘第二次绿色革命’”
那么第一次绿色革命——中国半矮秆水稻之父是谁呢？
黄耀祥。
这是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名字。根据华南农业大学官网介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半矮秆水稻之父，我国著名的水稻遗传育种专家。......“南有黄耀祥，北有李贞生。”这是形容中国杂交水稻的奠基人常用的一句话，足见黄耀祥在我国水稻育种事业的地位之高。
据《江门日报》文章《黄耀祥“半矮秆水稻之父"引领第一次绿色革命》：
江奕君：1955年起，他（黄耀祥）先用“矮仔粘”为育种材料，经系统选择，从中选出性状比较优良的“矮仔粘4号”，1956年再以后者为母本，与生产上推广的高秆品种“广场13”进行杂交，终于在1959年育成了我国第一个人工杂交选育的矮秆籼稻品种“广场矮”。
江门日报：这一研究成果的诞生意味着什么？
江奕君：“广场矮”的育成，在世界水稻育种史上是一次重大突破，它比后来在国际上曾经轰动一时，由设置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育成的被称为“奇迹稻”的“ＩＲ8号”早出世近十年。“广场矮”不仅有效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农民渴望解决的水稻倒伏减产问题，而且在水稻育种史上，打破了自开展杂交育种以来，局限于改良高秆水稻品种性状之间相互弥补的老传统，开创了一条矮化育种的新途径。以后的大量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矮生性基因具有多效性且配合力较好，新育成的品种不仅茎秆矮、抗倒伏，而且具有根系发达、分蘖力强、有效穗多、光能利用率和成穗率高、营养物质运转顺畅、谷草比值较大等综合的高产生理生态特性。黄老开创的水稻人工杂交“矮秆多穗育种”工程，实现了水稻的第一次大幅度增产，因此它也被称为“第一次绿色革命”。
1986年12月，黄耀祥应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的邀请，前往该所（菲律宾）访问，为全所专家学者作了题为《水稻生态育种和组群筛选法》的学术报告，受到热烈欢迎。报告会前，在由该所所长发布的海报上，称他为“中国半矮秆水稻之父”。在学术交流中，该所育种系主任库茨博士也多次称誉他是“世界上最有经验的水稻育种家。”
笔者注：七十年代中期，黄耀祥等人研究的矮秆品种在全国年种植面积最高达 1.5 亿亩。这些新品种解决了原来水稻高秆、易倒伏突出问题，使产量提高了 20%—30%。
根据燕凌斯所著《毛泽东时代是如何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的——新中国前三十年农业发展史研讨材料 》记载：
除水稻之外，玉米也是我国种植面积较广的主粮之一。在建国初，品种普遍落后，不仅产量低（1952 年全国平均亩产 180 斤），而且病虫害特别多，如玉米螟、黑穗病等，每年都大量发生。早在 1950 年我国农业部就作出了“全国玉米改良计划”，组织在全国主要产区开展选种育种工作。
被称为“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的李登海，是山东省莱州后邓村的一个农民，他的改良玉米的实验始于七十年代。1972 年，年仅 23 岁的李登海担任生产大队农科队的队长，最初他通过改善田间管理和栽培技术的办法提高了本村的玉米产量，但他对此进步并不甘心。1974 年李登海和伙伴们开始了培育高产玉米新品种的试验。经过多年的试验和艰苦探索，于 1979 年培育出紧凑型玉米杂交种“掖单 2 号”，创下了中国夏玉米单产 776.9 公斤的纪录。之后又分别在各地试验、培育成功“掖单 8 号”、“掖单 6 号”等高产玉米良种，创当时我国春玉米亩产 903.6 公斤（笔者注：1952年全国平均亩产90公斤）的最高记录。由此李登海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齐名，至今享誉全国。
七十年代中国农业生产的这一重大变化，普遍被称为是一场“种子革命”。种子革命实质上是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实施的一场科学技术革命，是毛泽东时代制定的科技兴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
根据国标上普遍接受的标准，（由日本经济学家小岛丽逸首先提出）一个国家人均拥有粮食低于 250 公斤，为饥饿状态；超过 300 公斤为“吃饱主食的状态”，即温饱状态。
根据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71年新中国人均粮食295公斤，1973年人均粮食298.5公斤，1974年人均粮食304.5公斤，1975年人均粮食309.5公斤。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记载：
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会上发表讲话。他说：二十五年来，在农业方面，我们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做到了粮食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毛泽东年谱》
▲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从上述的各种信息中可以看到：
1、第一次绿色革命、第二次绿色革命，都是在新中国毛主席时代完成的。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伟大成就。
2、最迟在1974年，新中国就已经解决了几千年来吃不饱的问题——人民不再挨饿，为中华民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3、所有的这些成就，都是集体成就，不专属某一个人的成就。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言：说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并不抹煞个人的才能和作用。
4、所有这些伟大的成就，都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成果。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大协作，至少不会在短时间内取得这么辉煌的成就。
5、对两次绿色革命的巨大贡献，并不只有袁隆平院士，还有黄耀祥院士、李贞生、洪群英、洪春利、石明松、李振声、李登海等一大批不争名利的优秀的人民科学家与伟大的人民群众。
6、在解决几千年的人民不挨饿的大难题上（至少在1974年就已经解决了），水利建设、育种、化肥的使用、农药的使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者：井冈山观心；来源：井冈山观心1921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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