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栋 梁琨：1949年毛泽东关于建设新中国的思考和实践 - 昆仑策
-
杜栋 梁琨：1949年毛泽东关于建设新中国的思考和实践
2022-10-05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纪元。
如何建设新中国，让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让历经百年风雨的中华民族走上繁荣富强的伟大复兴之路，成为新的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力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人要 “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但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已经开始思考新中国的建设问题。早在1921年建党前夕，早期党组织就明确提出了“挺身出来，硬起铁肩，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的使命。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向何处去”作了十分明确的回答，不仅提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而且为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描绘出了宏伟蓝图。他指出：“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对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新中国有了愈来愈清晰的思考。1949年初，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已经指日可待。2月，在同苏联代表米高扬会谈时，毛泽东围绕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就新政权的性质、新政权的首要任务等问题系统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在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国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痛苦。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
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这是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的经济成分和党应采取的政策，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要求，指出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他还告诫全党同志，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勉励全党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他说：“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成为新中国的建国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及经济构成的总框架，也是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在这次会议上，一系列重大决定的作出，一系列重要文件的通过实施，使新中国的组织架构和规章制度主体落定，万众期盼的新中国呼之欲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已经为崭新的时代作好了充分准备。
30日，毛泽东在他为会议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人民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
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站在新中国成立这个中国革命的高山之巅，回望28年的奋斗历史，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由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当年期待的“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已经跃出地平线冉冉升起，“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终于诞生，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纪元。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胜利来之不易，稳定和发展更是困难重重。就国内而言，在新中国成立之时，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等地区还有国民党的上百万军队在负隅顽抗，新解放区还有大批国民党残余势力有待清剿。在经济上，新中国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民经济的恢复困难重重。
此外，拥有大量人口的新解放区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还严重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如何巩固新生政权，在政治上经济上站稳脚跟，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首要问题。
针对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指出，“我们刚刚建国，首要任务是肃清国民党残余，同时要集中精力恢复经济。还有很多工作，但这两项是重点”。因此，继续进行军事斗争，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解放全中国，仍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同时，也要及时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稳定新生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在1949年10月1日至1949年年底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在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胜利进军的同时，对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进行了深入思考，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国内建设方面，毛泽东把精力主要放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他在这些领域的思考和实践，为新中国走上建设的稳定轨道作出了有益探索。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约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一的老解放区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在军事斗争节节胜利的基础上，各级地方人民政权也逐步建立起来。对于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毛泽东在大政方针、具体措施和方式方法等方面都给予了悉心指导。
重视发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由于刚刚解放的地区秩序尚不稳定，所以新解放区一般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接管原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镇压反革命活动，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组织恢复生产。随后在有条件的地方组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先由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地方人民政府。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是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工作的重要经验总结，是“党与政府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方法之一”，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毛泽东非常重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多次在为中央起草的相关文件和对各地有关工作的报告的批示中强调其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发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把它作为体现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组织形式，多次批示和转发各地的相关报告。比如，1949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和经验的电报上作出批示，对会议的成功“极为欣慰”，并将这一报告转发各中央局负责人，请他们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并强调指出：“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
10月30日，毛泽东又转发了华北局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报告，并要求各地认真研究，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同时总结自己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11月27日，在为中央起草的给华南分局等的电报中，他强调：“你们必须将这种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是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完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税征粮，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极重要的工具，一律每三个月召开一次。”
在毛泽东的重视和指导下，新解放区各地陆续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促进了地方人民政权的建立，增进了党和人民的联系，发扬了人民民主精神，积累了民主建政的经验，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作了充分的理论和实践准备。
巩固革命统一战线，凝聚建设伟力。《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后来，其实现形式为人民代表大会制）。与此相适应，新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些根本制度规定了建设新中国，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达到空前广泛的程度，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真诚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新格局。
毛泽东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他指出，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的奋斗目标，“在国内，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
比如，在指导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毛泽东多次指出，党员不要太多，略为超过一半即够，要注意吸收大批中间分子，争取他们向我们靠拢，并详细指明各界代表会议应包括的各阶级人员。1949年10月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叶剑英、方方并告华中局的电报中指出，在拟定广东省政府名单时应注意吸收若干党外人士。
8日，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湖北省政府干部配备问题给华中局的电报稿时，毛泽东将其中“副主席及委员和厅长副厅长中最好能有若干民主人士担任”一句中的“最好能”改为“必须”，并在电报稿末尾加写一句：“原名单中民主人士太少。”
19日，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物色民主人士参加广西工作的电报中，毛泽东指出，华中局吸收李任仁为广西副主任或副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军占领广西全省后还要物色其他民主分子参加工作。
24日，毛泽东在出席中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会议时，批评党内有的同志不懂得如何与党外人士合作，指出：这个问题不简单，眼光要看到全国与全面。同日，在同绥远负责人谈话时，他强调，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要打破关门主义，要搞五湖四海。
毛泽东之所以重视民主人士参与政权建设，既源于他对人民民主的思考，也是当时的客观形势使然。面对当时国内国际的严峻形势，要实现建设新中国的宏伟目标，必须巩固革命统一战线，团结起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共同奋斗。
正如毛泽东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他还强调，不要四面出击，要做好工作，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我们必须巩固我们的统一战线，领导全国人民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毛泽东强调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并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49年11月14日，他就大量吸收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问题致电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过程中，许多国民党军队的人员纷纷起义，投入人民的怀抱。对这些起义将士，毛泽东强调要坚持又团结又改造的方针，争取把他们吸纳到建设新中国的队伍中来。1949年10月10日，毛泽东和朱德致电“长治”舰全体起义人员：“庆祝你们的英勇的起义行动。由于国民党海军内的爱国官兵陆续起义，人民海军已在迅速发展。希望你们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建设中国人民海军和完成解放中国全境的伟大事业。”11月12日，在祝贺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全体员工起义的电报中，毛泽东指出：“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
此外，对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有识之士，毛泽东也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新中国建设中来。1949年11月15日，在给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指出，当前“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但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
着眼大局，对旧人员“包下来”并妥善安置。解放战争时期，如何处理原国民党政权机构的旧人员是各新解放区在政权建设方面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延续之前的做法，仍然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对旧人员进行妥善安置。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一工作，多次作出指示、批示，要求各地在思想上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一政策，注重吸收有益经验，并及时纠正一些地方在工作中的偏差。他指出：“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1949年10月22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旧人员处理指示的批语中，要求相关部门注意研究采纳施行，并转发所属参考为要。
11月2日，毛泽东就旧人员处理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湖南省委等的电报，指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按照中央关于旧人员处理的规定严格遵照执行，必须避免不负责任地大批遣散旧人员的错误。
11月19日，第二野战军前委对贵州新区工作策略问题的指示中有一条讲到，“中央明确规定，所有国民党机构的全部人员包括军队官兵、政府员工和工厂职工全部收容起来，一个也不要遣散”。毛泽东在批转这一指示时写道：“请转发所属注意。我们认为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对于财政、经济亟待恢复的新中国来说，将这么多旧人员统一包下来是非常需要政治魄力的，仅财政开支就耗费颇大，如何管理也是一大难题。但中国共产党人采取负责到底的态度，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角度出发，对旧人员坚决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
事实证明，这一政策不仅稳定了国民党旧人员，而且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这对于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凝聚力，保证新政权的稳定和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平稳推进，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民经济的严峻形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也加紧斗争，争取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稳定经济秩序和发展生产对于新政权具有不亚于军事胜利的重要性，对此，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地指出来了。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那么，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实现经济恢复和发展呢？对此，毛泽东是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思路的。1949年4月，他就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被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这从大的方面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实际上也是整个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方针。在这一整体思路的指导下，根据1949年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战线的主要工作是稳定经济秩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国民经济的初步恢复。
打击不法投机资本，稳定物价。新中国成立之时，许多新解放区经济比较动荡，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仍在蔓延，一些不法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致使经济秩序混乱，物价猛烈上涨。要想稳定经济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必须首先解决好这一问题。1949年下半年，经毛泽东同意，以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为主战场，人民政府采取断然措施，打赢了“银元之战”和“粮棉之战”，沉重打击了不法投机资本，稳定了全国物价，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通过这场斗争增强了实力，初步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创造了条件。
平衡预算，统一财经。通过市场较量使物价回落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要在根本上稳定物价，必须做好国家财政预算，达到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当时新解放区的财政处于分散状态，中央政府担负着军费、生产恢复和赈灾救济等巨额开支，财政赤字严重。
针对这一状况，毛泽东指出，要做好国家财政预算和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对于 1949年的最后两个月来说，在物价初步稳定的基础上，尽快做好1950年的财政预算，制定来年的财经政策，便是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1949年11月和12月，毛泽东密集召开、参加有关财经工作的会议，研究相关问题。
11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物价问题。他要求负责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为中央起草关于财经工作的决议，并请陈云在月底召开的政府工作会议上作报告，重点讲一讲如何做到逐步平衡预算。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1950年全国收支概算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问题，以便加快货币回笼，减少货币发行量，从而平抑全国物价，减少财政赤字，安定民生，逐步恢复和发展生产。
29日、30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一九五〇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等。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各部门为了工作，预算都很大，但这个家当就这么大，只有这些钱，因此必须把支出和收入碰一下头。”他详细计算了总收入和总支出的数额，并对支出项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计算和说明。
对于发行折实公债，毛泽东指出，发多了不妥当，发少了不解决问题，要好好研究。12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九五〇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毛泽东强调：“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问题，里面反应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关于统一全国财经工作，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应该统一的必须统一，才能把事情办好，决不许各自为政，但是统一和因地制宜必须互相结合。在人民的政权下，中央和地方的适当分工将有利而无害。4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说，财政经济工作已成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议程，应该认真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并进行适时的宣传，使人民了解情况和政策。
1950年3月，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集中统一的财经管理体制，这对稳定物价，巩固经济斗争成果，全面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指示人民军队参加生产建设。面对当时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毛泽东指出，在做好预算的同时，要根据工作和任务的转变调整支出结构。在1949年底财政经济工作已经成为党的工作重心之时，财政预算就要从军事向经济建设上倾斜。在 11月 29日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建设费只占 24%，文教卫生费只占 4.1%，军费则要占 38.8%，行政费占 21.4%，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
为了扭转这一状况，把财力重心转移到建设事业上来，必须逐步削减军费支出，同时把军队由消耗者变为生产者。他说：在支出项内，明年准备养900万人，其中军队570万人，其他人员（包括留用人员）330万人。所有人员，从中央到地方，在业务以外都要进行生产。后年可以准备300万人转入生产。如果后年能将军队从570万减到300万甚至250万就好多了。
12月5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重点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各军区首长必须指导所属，从一九五〇年春季起，实行参加生产建设工作，借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省一部分国家的开支。”
同日，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实施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指示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军区的通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本日发表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你们看到后应即加以研究，就自己管辖范围内使一切可能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部队和机关积极地适当地实施起来，注意避免过去军队参加生产建设时所犯过的错误，区分前线和后方，区分具备了参加生产的条件的部队和机关与目前尚未具备此项条件的部队和机关，考虑地方条件和资金条件，适当地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将使部队和机关的生活获得改善，使国家节省一部分开支，并将在全国人民中产生良好的影响。”
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1950年，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完成追歼残敌、平叛、剿匪的作战任务后，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以新疆军区部队为代表的人民军队积极投入开荒生产，为国家财政的开源节流和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旧中国于此终结，新中国建设事业由此开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此奠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风云际会之时，始终把准时代脉搏，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战略魄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克服重重困难，迅速稳定了经济和社会秩序，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政权，为后续新中国各项建设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基础。
在这一年，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的总体设想，并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这一设想，在1951年 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表述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被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为我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
从1950年至1952年底，新中国在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同时，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阶段性胜利，并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和各项民主改革，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国民经济，进行各项建设，使新中国逐渐呈现出气象更新的勃勃生机，也为后续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的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
关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建设新中国的思考和实践，新修订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有不少文献可资参考，内容涉及吸收民主人士参加政权建设、对旧人员的处理、人民军队参加生产建设、解决粮食问题等，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初岁月里的战略筹谋。有必要提及的是，此时毕竟是新中国的初创时期，毛泽东的一些思考和为此采取的措施，也带有探索的性质，随着实践的丰富和发展，必定会日益完善。无论如何，这在当时都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历史在前后对比的细看中会更加清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曾经预言：“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把对未来的设想变为现实。以新中国成立这个中国革命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胜利为起点，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新的长征，并不断引领中华民族向着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党的文献”，原刊于《党的文献》2019年第4期）
【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相关文章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