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1月至12月，我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工作时，与几位同事一道，在中南海丰泽园进行了39天的毛主席遗物清理、接收工作。这些遗物，内容涵盖毛主席工作、学习、生活、情感等方方面面，不仅反映了毛主席的生活习惯、生活情趣，更昭示了一代伟人高尚的人生态度、道德情操和人格风范。值毛主席诞辰128周年之际，略摘片段，作为对他老人家的怀念。

 

一

 

韶山能迎来这批珍贵文物，非常偶然。

 

1990年10月，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得到一个消息，在中南海有几件毛岸英的遗物，可以直接到毛主席的儿媳邵华那里去征集。时任纪念馆副馆长的刘斌珍与保管部主任李淑云立即启程，前往北京。但来到北京之后，因各种原因，毛岸英的遗物没能顺利征集到。两人正感到有些丧气时，得悉中南海对毛主席的遗物全部进行了清理。能否到中南海去看看毛主席的遗物？于是，她们试着和中南海一位工作人员取得联系，顺利获得了许可。

 

第二天一早，他们便赶到中南海。在那里，她们看到一柜子一柜子的毛主席遗物，非常兴奋，并试探着提出，毛主席的遗物现在全部都放在柜子里，如果把毛主席的遗物移交给韶山，比锁在柜子里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刘斌珍副馆长后来跟我们说，当时说这话的时候，她也挺心虚的。她想，就算不能全部移交，那就拿几件充实一下纪念馆的文物。如果一件都不能拿，就做几件复制品带回去。

 

听了刘斌珍提出的请求，中南海办公室回复说需要回去开会研究。1990年10月16日，中央警卫局正式向中央办公厅呈送《关于将毛主席在中南海故居的部分家居物品移交湖南省韶山管理局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请示》。

 

等了不到一个星期，10月21日，中办批示下来了：同意将毛主席遗物全部移交给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得到中办的批示，我和田余粮、吴阔平在馆长吴大为同志带领下，第二天就上北京着手接收工作。为了工作方便，我们一行六人都被安排住在中南海警卫局。

 

1990年11月6日，交接工作开始。中南海警卫局木工班制作了10多个大木箱，服务部送来200多个纸箱，行政科提供了数百公斤草绳、大捆草袋，甘家口印刷厂送来大量纸屑。

 

陪我们一道参加清理工作的有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刘忠勉上校和周福明同志。其中，周福明从1959年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给毛主席当了17年的理发员。毛主席逝世后，他又在中南海负责保管毛主席的遗物。

 

警卫局战士把毛主席遗物每提一件出来，核对清单后，就由周福明介绍遗物情况并录音。我们则负责清点接收，填写装箱单，编号装箱。每装好一箱，立即上锁，贴上封条。

 

介绍遗物的周福明对毛主席的每一件遗物如数家珍，说到动情处，往往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二

毛主席在中南海的住所有两处。1949年搬进中南海时，住在丰泽园的菊香书屋；1966年8月后，住到了中南海的游泳池。毛主席逝世后，他的遗物全部集中放在丰泽园。

 

“菊香书屋”清朝时即有此称谓，意思是藏书的地方。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四面各有五间房，内有办公室、会客室、卧室、餐厅、门厅，以及书房、藏书室等。我们清理毛主席的遗物，就是在这个四合院中进行的。

 

走进菊香书屋，到处都是书。西厢房中是36个一人多高的棕色木制书柜，里面摆满了书；东头，是毛主席的会客厅和卧室兼办公室，书桌上、饭桌上、茶几上，也到处是书。有精装的马列主义经典、线装本的史籍书，有军事、哲学著作，有文学典籍和书法字帖，还有大量的工具书和英语书。毛主席逝世后，工作人员整理毛主席在这里的藏书，统计有近十万册。

 

南边，一个极其精致的柜子，是一套线装书《二十四史》，共485册，这是20世纪50年代初毛主席自己掏钱买的，他最喜欢。直到1975年重病缠身，写字时手都颤抖了，还在书的许多地方亲笔写下了“1975.8再阅”“1975.9再阅”等字样。

 

毛主席晚年习惯于在床上读书，因此他那再简陋不过的一米六宽的木板床似乎也属特制，一边高，一边低。靠里半边为铺盖，靠窗户的半边则摆满了书，大字本的《国家与革命》《自然辩证法》，线装的《古文观止》《孙子兵法》《唐诗三百首》，还有《物种起源》《英语》等等。书上勾画着各种圈点、符号、标记和批语，密密麻麻。

 

我们看到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封面上写有这样的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毛泽东，一九四八年四月廿一日。”

 

在《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写有：“毛泽东，一九四六年。” 在扉页上注明：“1946年四月廿二日在延安起读。”

 

在毛主席遗物中，有一种单腿眼镜，这是毛主席睡着看书时用的：靠右睡时，就戴上只有左腿而没有右腿的眼镜；靠左睡时，则戴上只有右腿而没有左腿的眼镜。毛主席晚年视力很弱，他拿出自己的稿费，叫工作人员把书印成大字本，并配上放大镜，继续读书。

 

就个人藏书来说，毛主席的书已经不算少了，但仍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他还经常要工作人员向图书馆借书。1958年，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毛主席的借书证被编为第一号。每次外出，都要带很多书，我们在清理时，从原工作人员留下的一些记事便笺上，看到不少关于准备毛主席外出时所带图书的目录和装书用的木箱和行李袋的记载。

 

毛主席记忆力过人。周福明介绍说，每当安排会见外宾，在客人到达之前约20分钟，他才到客厅。这时，他一边抓紧翻阅秘书送上该批外宾情况的资料，一边由理发员来给他理理发、修修脸。他风趣地对周福明说：“我看我的资料，你理你的发，我们各办各的公，互不干涉。”说罢，他只顾低头看资料。

 

毛主席下颌长有一个大痣，稍有闪失，极易碰上，幸好在火车上、轮船上都给主席理过发的周福明技术精湛，从来未有任何差错。离外宾到达还有两三分钟，毛主席停止看资料，理发也完毕。这时他赶紧脱下睡衣，戴上早已备好的白衬衣领子、袖子，外罩熨好的中山装礼服，脱去拖鞋，换上皮鞋。正好外宾到了，毛主席的魁伟身躯出现在客厅门口，一身整洁挺括，十足的领袖派头。他和接见的对象侃侃而谈，没有人不为他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所折服，包括外国的不少记者、学者和政界人士，没有不表示钦佩的。

 

在清理毛主席的日常生活用品时，这位伟人的生活俭朴、情趣独特的作风与个性，给我们留下了永远不会忘怀的印象。我们发现遗物中有不少的假衣领、假袖口。原来，毛主席平时穿着根本不讲究，他的标准是以省时、方便、舒适为原则，所以，穿睡衣、踏拖鞋的时候多。当要见客人或出席重大活动场合，便使出这种乔装打扮之法了。

 

清理毛主席遗物（毛主席外出时用过的水壶）现场 （左一为周福明）。

 

三

 

毛主席是人民的伟大领袖，但他的生活费用收支却像常人一样的普通——每月按规定领取工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都是从自己的收入中支出。这从保存的毛主席生活账本中看得清清楚楚。

 

毛主席一家的生活账本，分类具体，记述详细，真实地记录了“新中国第一家庭”的日常生活。这些生活账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粮食、食品账，一共有4本，其中采购粮食账2本，采购食品账1本，食品处理账1本。

 

第二类是日常杂费开支账，共4本，记载毛泽东一家购买洗衣粉、肥皂等洗涤用品，添置锅盆碗筷等日常用具，以及医药费、茶叶费、针线等开支情况。

 

第三类为毛泽东和江青衣帽鞋袜分类登记账，包括衣料、布匹、被褥、鞋袜的添置、使用情况。

 

第四类是物品分类账，记录银耳、海米等食品以及手纸、火柴、香烟等日杂的进出量和使用情况。

 

第五类为生活费收支报表，记录毛泽东一家收入及开支情况。

 

毛泽东的生活开支同普通百姓一样，主要来源于工资。1955年，国家实行了行政级别工资制，行政级从一级到二十四级。毛泽东拿的是一级工资，加上补贴，总数是610元。

 

1958年以后，由于苏联逼债，全国又遭特大自然灾害，经济极度困难。为了共渡难关，毛主席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工资降下来，由国家行政一级降为三级，月薪是404.80元，直到毛主席逝世。

 

李敏、李讷、刘松林、毛远新他们的生活费、医药费，还有上学费，都由他负担；全家的生活、日用全靠工资，吃的、用的、喝的茶、抽的烟、抚养子女的费用都得自己花钱，同时还要按月缴党费、房租、水费、电费、家具租用金80多元。

 

20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提出对自己一家的收支认真填写报表。他每月都要抽空检查家庭的收支账，一再叮嘱不能超支（从账面上看，因特殊情况有时也有超支，便立即用稿费补充）。

 

这样的生活报表，毛主席为我们留下了42本，大都是他的生活秘书用横格纸自制而成的。这些报表，清晰地记录了这个家庭的开支情况。从生活费收支报表中可以看出毛主席一家收支的大致情况。

 

如1968年1月：

 

收入：上月结转14095.45元，毛主席工资404.8元，江青工资243元。

支出：月房租费125.02元，送王季范、章士钊4400.00元，12月、1月党费40.00元，日用消费品92.96元，液化气9.6元，伙食659.13元。

 

中南海警卫局战士把遗物装箱。

 

四

 

毛主席一生非常节俭，也很恋旧。在毛主席遗物中，我们看到许多保存的火柴盒。毛主席舍不得丢掉旧东西，就连一个火柴盒，只要还能用，毛主席就不让扔掉。盒内的火柴棍用光了，他叫工作人员到火柴厂买些散火柴棍装上，继续利用原来的盒子。

 

在他留下的衣服中，除了一部分工作需要的高级呢子大衣、中山装礼服质地较高档、做工精良、得体合身外，衬衣、衬裤均较宽松，且全为长袖衣、长裤。毛主席衣服中，有许多接长、加肥的棉毛衫、毛衣、裤子，这是因为毛主席晚年身体发福了，原来的衣服短了、小了，他老人家恋旧舍不得丢，便让工作人员采取这样的方式继续穿。

 

毛主席衣服中有很多一般棉纱织物的补丁衣裤，其中有一件米黄色睡衣，我们拿出仔细一数，竟数出73个补丁来。

 

这件睡衣从1950年开始，就追随毛主席“南征北战”。20世纪60年代初，睡衣的领部、肘部、袖口都有了破洞。开始，工作人员还能缝补，到后来实在无法再缝补，便想请示毛主席换件新的。

 

卫士长李银桥拿着睡衣找到毛主席说：“主席，您这件睡衣实在不好补了，换件新的吧！再说，您怎么能老穿补丁衣服呢！”毛主席看了看李银桥说：“你不也穿着补丁衣服吗，我为什么就不能穿，就因为我是毛泽东？衣服还是不要换，再请人补补吧！”李银桥只好把睡衣送到北京总后被服厂刘奎元师傅那儿，请他帮忙补。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睡衣补好了又穿，穿破了再补。时间长了，衣服面料开始老化。有一次，工作人员在洗这件睡衣时，一不留神，睡衣竟被搓出了个大口子。工作人员吓了一跳，赶紧找来一块颜色相近的布料仔细地缝补好。

 

后来工作人员在洗这件睡衣时，都很小心，再也不敢用手搓，只能放点洗衣粉，把衣服稍微浸泡一下，轻轻地揉一揉，再漂净、晾干。

 

这件睡衣，毛泽东一直穿到1971年，领子全换过，衣袖、下摆等处补丁叠补丁，很难看出衣服原来的布料。我们一个个地数下来，整件衣服有73个补丁。

 

其实，这件睡衣只是最有代表性罢了。在毛主席遗物中，还有许多类似的物品，打了58个补丁的毛巾被，打了多个补丁的竹席、草席，臀部补了蒲扇大补丁的灰派力司裤子，补了又补的长棉纱袜子，补上大补丁的被单……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到这是一位大国领袖的遗物。

 

周福明还跟我们介绍了这样一个情景：1949年，毛主席进了北京城。他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他在见张澜前，吩咐李银桥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点的衣服。

 

李银桥在毛主席所有的家当中翻了又翻，找了又找，竟挑不出一件未破或者没有打补丁的衣服来。李银桥对毛主席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毛主席劝慰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张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这样，他硬是穿着补丁衣服见了张澜，又见了沈钧儒、李济深、陈叔通……

 

我曾采访过1959年6月毛主席回韶山时，在韶山招待所担任服务员的马葆荣。她回忆说，当年她为毛主席洗衬衣，见毛主席的衬衣领补得厚厚的，一时被感动得流下泪来。

 

整理遗物的日子里，周福明常深有感慨地对我们说：“我们国家虽穷，但还不至于穷到少了国家领导人的这几套衣服吧。就是自己开支，毛主席自己每月四五百元工资，还有稿费，经常一次几百元或上千元送给别人，难道开支不了？之所以有这个事实，它说明了什么呢？他心里只有人民！”

 

的确是这样。在新中国刚成立时，毛主席说：“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后来，人民生活水平都提高了，毛主席又说：“没有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很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

 

工作人员在装运遗物的集装箱前合影留念。

 

在毛主席遗物中有半玻璃瓶茅台酒，早几年一直在毛泽东遗物馆展出。许多人误以为是毛主席喝剩的。其实，这是因为金日成送给毛主席一些高丽参，毛主席自己不用，送给别的人也不好，工作人员就把它用半玻璃瓶茅台酒泡着。这半瓶酒在毛主席的菊香书屋里一摆就是好几年，他一滴未沾。

 

毛主席的遗物是用两个十吨重的集装箱从广安门火车站起运的。为避免运输途中酒瓶受碰撞损坏，警卫局精心制作了一个木箱，由我和吴阔平小心翼翼地抬着酒坛上的火车，迎回韶山。（照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