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政治学会会长）】
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战略、重大举措
【提要】二十大报告是党夺取新时代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要准确理解报告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战略、重大举措：把握“六个必须”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其中“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是根本和灵魂；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问题；坚持自我革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做到“三个务必”，永葆党的革命性、先进性、纯洁性，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进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
c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他明确要求：“要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主题，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党章等重要文件，深入领会蕴含其中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战略、重大举措”。
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党的二十大放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百年”的广阔背景下，放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宏伟目标的广阔视野里，才能真正理解党的二十大精神中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战略、重大举措。
党的二十大精神中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战略、重大举措十分丰富。其中最为重要的思想理论和政治成果就是进一步强调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明确要求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于“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笔者将另外撰文进行阐发。
一、关于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体现在“六个必须坚持”上：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要深刻把握这“六个必须坚持”精神实质可能需要认清以下五点。
一是“六个必须坚持”之间不是并列关系。第一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根本立场，是其他五个必须坚持的方向和灵魂。人民至上体现着《共产党宣言》中“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一根本的立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因此，人民至上的立场，就是马克思主义立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青年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时期的正确引导，强调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第一粒扣子”。假若不是以绝大多数人利益即人民利益至上，而是以极少数人利益甚至个人私利至上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第一粒扣子”，其余的方法论都会跟着“扣错”。1963年6月3日，毛泽东在武昌同王任重等人谈话时说：“三面红旗这个口号从哪里来的？一面红旗还不够要三面？总路线是父亲，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儿子。”从这个意义讲，在“六个必须”中，人民至上是父亲，其余五个都是儿子。只有真心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做到人民至上，也才能真正做到敢于坚持真理，同时又敢于修正错误。人民至上既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根本立场，又是共产党人的方法论和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我们共产党人，既强调一切为了人民，这是世界观和根本立场；又强调一切依靠人民，这是实现一切为了人民这一世界观和根本立场的方法论和观点与方法即路径。人民至上，是把人民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高度有机相统一的人民至上。人民至上不仅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根本立场，同时内蕴和统领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观点方法。其他五个必须既体现着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但主要是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方法论，人民至上这一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根本立场是贯穿后面其他五个必须中的主线。这“六个必须”中，如果抽掉了人民至上这一根本立场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成为可以为除人民之外的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服务的方法论。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也可以说，人民至上就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和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坚贞不渝的初心与顶天立地、铮铮不弯的精神脊柱，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和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唯一的出发点和归宿处。
二是人民至上中的“人民”，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同时也包括世界各国人民。只有这样理解，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自信自立和守正创新，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导向，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念和胸怀天下；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能深刻领悟我国宪法总纲第24条中所强调的“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的深刻含义，才能深刻领悟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相并列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这一口号的深刻含义。我们决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但是我们主张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要切实加强文明的交流互鉴，把希望寄托在世界各国人民的身上。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
三是“六个必须”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兼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除了人民至上贯通其他五个必须之外，其他五个必须又分别贯通另外的五个必须之中。比如系统观念中的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则同时贯通于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之中。
四是学习运用“六个必须”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要坚决反对静止地孤立地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今具体实际相结合中产生的。我们必须紧密地联系当今国际国内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学习，才能真正学懂弄通，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世界观方法论在当今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工作中具体化。必须坚决反对仅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词句放在唇齿之间，甚至当成谋取一己私利的工具，而不是有的放矢，去解决种种现实问题。
五是“六个必须”既是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又是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基本指针。
这是二十大报告第二部分的总题目。如何理解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深入理解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所强调的论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或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都是这“两个结合”的同义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包括了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时又包括了我们所要或已经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坚持和发展、守正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统一的表现。当然，根据不同的情况，可能需要侧重强调不同的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就是坚持解决矛盾的普遍性，坚持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就是坚持解决矛盾的特殊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就是坚持解决矛盾的普遍性与解决矛盾的特殊性相结合，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不能丢，丢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1959年—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不仅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而且是由一切事物向前发展的自身存在的矛盾所决定的。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既要勇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勇于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在二十大报告中又强调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可随意粘贴的标签，并不是谁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者，就真的成为“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者了，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有客观标准的。这个客观标准就是：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坚持的同时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回答本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本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近些年来，国内外一些人提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搞的究竟还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疑问，甚至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经开始褪色、变味。应当承认，党的十八大前，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着严重隐患。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甚至有的国际友人对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党的十八大后，这一情况有了根本的转变。我们不仅要从事实而且要从理论源头上理直气壮地讲清楚，我们所要坚持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或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几次使用的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仅仅只是提发展或创新马克思主义，而是十分明确把坚持与发展同时并列使用。这样的表述是十分科学、准确和正确的。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强调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说，这一提法是十分科学的。这也就是说，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又结合了中国实际，有中国特色。2022年11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时明确指出：“美国搞的是资本主义，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双方走的是不同的路”。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所用的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而是社会主义。这不仅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而且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坦坦荡荡亮明了不容侵犯的中国共产党的底线和旗帜。我们的不容侵犯的底线绝不仅仅是台湾主权，我们不容侵犯的根本和更高的底线是社会主义。有人提出，二十大报告第二部分题目的提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在正文中却使用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表述虽稍有不同，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同样首先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
有人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时，往往只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而不谈“坚持马克思主义”，并说“创新中已经有坚持”。这一看法是偏颇的。既然发展和创新中已经有坚持，可以只提发展或创新，而不提坚持，那么，我们能不能说坚持中已经有发展或创新了，能不能只提“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不提“发展马克思主义”或“创新马克思主义”了？分析讨论问题，只能是一个标准，而不能是双重标准。不能搞双重标准，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方法论中系统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各种激烈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诞生和发展的。毛泽东说：“不批判唯心论，就不能发展唯物论，不批判形而上学，就不能发展辩证法。”毛泽东、习近平都强调“不破不立”。从一定意义上讲，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敢于斗争，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敢于胜利；不谈坚持马克思主义即敢于斗争，何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即敢于胜利。另外，从辩证法来说，有“新”必然会相应有“旧”，我们能说我们所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旧的马克思主义吗？有人说，旧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教条主义或实用主义。但毛泽东明确说：“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这说明，教条主义或实用主义都不是我们所说所要的马克思主义。只强调坚持而不谈发展，就容易产生教条主义，这是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容易犯的错误；而只强调发展而不谈坚持，就容易产生实用主义，这是在右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容易犯的错误。教条主义与实用主义同样有害。从一定意义上讲，教条主义是“左”倾错误的世界观方法论；实用主义则是右倾错误的世界观方法论。个人精致利己主义是实用主义世界观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具体体现。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把实用主义具体化为个人精致利己主义的人往往会如鱼得水。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三、关于党的自我革命、全过程人民民主、“三个务必”和找到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
共产党执政后，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尚未从根本上解决的十分重大的战略性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袖中，毛泽东是最为重视解决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问题的第一人。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就是毛泽东自己所说，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件事就是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确保党及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并努力艰辛实践。毛泽东关于党自我革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本质上就是1945年在延安窑洞里与民主人士黄炎培谈话中所提出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加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与此后艰辛实践中所得出的正确思想。毛泽东关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伟大战略思想与波澜壮阔的艰辛曲折实践，既为我们党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十分重大的开创性贡献。
邓小平所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是我们永远应该铭记的至理名言。
努力解决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人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为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党及政权永不变质这一根本性的战略思想作出了杰出的重大贡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辉煌一笔，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辉煌一笔。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要求全党一定要牢记毛泽东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否则，“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从现在的情况看，只要国际国内不发生大的波折，经过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应该可以如期实现。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还明确提出：“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王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这个必须说清楚。”这就明白无误地指明了我们党在执政后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而又庄严宣告：“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第二个答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第二个答案主要体现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加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短短的引言部分中的“三个务必”，即：“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新时代，我们党坚持自我革命，并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三个务必”思想，则是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1945年7月，在延安窑洞里，针对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如何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代王朝兴衰周期率的困惑时，毛泽东坚定而又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坚持和发展着关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思想。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强调：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他还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深入思考并发展着毛泽东关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的思想。在二十大报告的第六部分，习近平总书记用很大篇幅专门而又深入谈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这一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我们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就是当年毛泽东所说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制度保障。“六亿神州尽舜尧”是毛泽东多年致力于实现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找到了这一根本的路径。
关于“三个务必”。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的“三个务必”思想是从毛泽东同志关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转化而来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主要是针对当时“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这“四种情绪”而提出的工作作风。而习近平总书记则是根据十八大前“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和“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强”等问题提出的。这些问题恰恰是需要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所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和意义深远的历史性任务。
（1）关于“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主要有四点：一是党的性质不能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党的根本性质。“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一根本的阶级性质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中所起的作用。二是党的宗旨不能变。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两个绝大多数”思想的具体和根本体现。三是党的指导思想不能变。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至今没有过时。四是党的最高纲领不能变。要始终坚持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和党的最高纲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找任何借口去加以改变。同时也必须认识，党的指导思想随着党的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时必须矢志不渝地加以坚持。坚持党的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这既是我们党的忠贞不渝的初心，又是我们党宏伟庄严的使命。当然，我们党的使命中，还包含了党的阶段性纲领，这在后面会专门谈及。
（2）关于“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殷殷教导，是真正的共产党和共产党人内在与外在有机统一的鲜明标志和标识。如果我们能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始终保持“两个务必”作风，老百姓就会最终认定我们是真共产党和真共产党人，就会赴汤蹈火跟党走、披荆斩棘共奋斗；否则，老百姓就可能三心二意、消极怠工。从长远和根本上说，人民群众最终会毫不留情地抛弃这样的党。苏联这个有93年历史、执政74年的大党最终消亡，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所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反腐行动具有重大意义，得到了全党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定拥护和热烈支持。
（3）关于“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时明确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一个十分正确并重大的判断。当前我们既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个大的历史时代，同时也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这个小的历史时期，还处于帝国主义由垄断的、寄生即腐朽的资本主义开始向垂死的资本主义过渡这个更小的历史阶段。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遇到了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是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总爆发。国际局势十分复杂，国际斗争已经进入全领域、各方位、多维度的超限战时代。我们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也要准备迎接黎明到来之前的黑暗，进行无比残酷、惨烈而又无比伟大、辉煌的斗争。
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回避矛盾、当老好人没有出路。要用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统领善于斗争。对待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要善于斗争，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第一位的。要把善于斗争寓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之中。如果抽掉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党百年来的光辉实践充分证明，我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这才如毛泽东所说，把帝国主义打疼了，帝国主义才可能讲点我们常讲的常理、公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才是纸老虎；如果借口善于斗争，含含混混，躲躲闪闪，妥协退让，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是真老虎。在善于斗争中，首先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敢于和善于斗争的首要问题。正因如此，我们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战略。在国际范围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并可以借鉴抗日战争中，我们对国民党既联合又斗争的系列做法，以斗争求合作。敢于斗争不只是局限于国际领域内，在国内、党内我们都要敢于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指出：“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第三个历史决议。2021年12月27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指出：“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在党和国家历史问题上正本清源，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要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党郑重、全面、权威地对党的历史作出科学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持之以恒推进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让正确党史观更深入、更广泛地树立起来，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满怀信心地向前进”。这也就是说，要彻底解决历史虚无主义，任务仍十分繁重。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强调“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依然艰巨”。滋生腐败的土壤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要真正解决以上种种问题，毫无疑问，仍然任重道远。
在回答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中，正确处理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三个务必”的关系，十分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讲，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人民监督政府，是他律，是社会革命；“三个务必”就是刀刃向内，是自律，是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党只有始终勇于推进自我革命，持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永葆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和纯洁性，才具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引领社会革命的条件和能力。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时刻牢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一起码的常识，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时刻听取广大人民群众意见，始终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把伟大自我革命和伟大社会革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才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不断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另外，人民群众对政权的监督在特定条件下对党的自我革命有着十分重要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政权和党的领导干部不接受人人起来负责的群众监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这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就会乘虚而入，人民政府和党的领导干部手中的绝对权力就必然绝对产生腐败。毛泽东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民给的权力不在大小，关键是在为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权力越大越好。为个人一己私利和小集团谋取与人民群众相根本对立的特殊利益，这样的权力一点也不应给，更不能有绝对的权力。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掷地有声地强调：“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四、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二十大报告主题中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论断；报告的第十五部分要求全体党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党章总纲部分强调“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关系就是党的现阶段目标与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的关系。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四个概念，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梁启超首倡“中华民族”概念，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口号。毛泽东号召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强调中华民族要为人类做较大贡献。邓小平提出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江泽民提出“中华民族实现全面振兴”。胡锦涛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二十大报告中又着重强调“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和灵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涵义更广，核心是爱国主义的伟大民族精神，以大陆为主体，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要实现的目标。这一提法，是要凝聚和调动全球所有华侨、华人在内的一切积极力量。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包括海外爱国华侨的日夜夙愿，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阶段性纲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是实现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又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步的阶段性纲领。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则是我们的最高纲领和最终目标。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他又说：“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他还说：“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以上的论述，为我们正确解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关系提供了锁钥。
五、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第六条是“坚持胸怀天下”。运用习近平同志的宇宙观、天下观，学习他所作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中从来没有陈述过的思想与词句。这一判断为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明确的思想理论，指明了政治方向和实现的根本路径。
什么是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有正确方向，必然有错误方向。苏联亡党亡国后，“全球化”成为热词，经济全球化、竞争全球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法律全球化、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全球化等语词迷雾的背后，都有其特定的实质内容。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应该是指由于高新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迅猛发展，导致运输和通信成本的大幅降低，从而直接推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和高新科技的广泛扩散与辐射，使整个世界经济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它使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和贸易活动的联系不断增加，有利于新知识和高科技的迅速交流和广泛应用，有利于促进各国、各地区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实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各自的经济效益。这种生产社会化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各地区带来新的难得的发展机遇，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这是大势所趋，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任何国家、地区和民族都不应该或不应被置身其外。置身其外，是闭关锁国；被置身其外，是被边缘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多次强调，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里所说的“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是专指不走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封闭僵化之路，并不是指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代。因为毛泽东时代我们是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严密封锁，即使这样，我们也是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与我友好的国家开放，并力争“用小球推动地球”，促使中美关系正常化。“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是指不走苏联亡党亡国之路。如同人的手心与手背无法分离一样，从来没有离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力。苏联亡党亡国之后西方少数强国所主张的经济全球化、市场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法律全球化、民主全球化等等，本质上是以这些强国为主导的、以实现全球极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国际垄断资本力图征服整个世界的过程。正因为如此，连西方国家学者也承认，“全球化的本质是经济强国的国家利益”。西方少数强国所要达到的全球化还表现为西方少数强国向全球推销浸润对其社会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这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可能会风行一时，但从历史的长河看，真正的公平、正义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必然要被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所代替。当今西方少数强国所主张的这种全球化，绝不是什么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更不是人类发展的最终归宿。
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来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来自同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先进文化传统相结合，来自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来自对世界各国人民和各个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汲取。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了人类社会进步和维护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并逐步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应该积极倡导、共同努力推进公正合理的全球化。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逐步共同富裕的全球化。《联合国宪章》的序言明确指出：“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运用国际机构，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联合国宪章》第1章第55条又写道：联合国应促进国际间“较高之生活程度，全民就业，及经济与社会进展”。但是，当今经济全球化，非但没有达到《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要求，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多数人、多数国家与少数人、少数国家的“数字鸿沟”。为了我们这个星球的和平与发展，我们应当实现全人类、全世界各个国家逐步共同富裕的全球化，而绝不是某些少数人、少数特定集团、少数特定国家或少数特定国家共同体内部富裕的全球化。但现实情况却是，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国际种种资本垄断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却是极少数人极其富有，绝大多数人日益贫穷。2022年11月16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撰文指出：“少数亿万富翁的财富相当于世界上半数最贫穷的人的财富。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将全球1/5的收入纳入自己的囊中，而最富裕国家居民的预期寿命比最贫穷国家的长30年。”其实，美国的贫富不均亦正在加剧还会陷入恶性循环。美国经济学家埃马纽埃尔·萨埃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最不富裕的90%的人的收入停滞不前，而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增长了两倍，后者现在几乎占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英国《卫报》2023年1月15日报道：“统计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仅占全球总人口1%的亿万富豪们占有全球63%的新增财富。国际救援组织乐施会发布一份最新报告称，截至2021年底，全球1%的最富有群体获得26万亿美元的财富，占据全球新增财富的63%，剩余财富由其余99%的人分享。这说明疫情以来，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状况正在加剧”。
2021年12月21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莎克斯在以《美国已成为富人有、富人治、富人享》为题发表的一文中指出：“沃伦·巴菲特在2006年就一针见血说出这场危机的实质。他说：‘无疑，存在阶级斗争。但是，是我的阶级——富人阶级在发动战争，而且，我们在取得胜利’”。
“环球同此凉热”的共同富裕是二十大报告中所说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这一经济基础，其他一切都是空谈。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路途尽管十分曲折艰辛，但是我们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引的“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必然会到达无比辉煌的目的地的彼岸。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平等、公正、互惠、共赢的全球化。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主要是由西方少数强国主导和推动的。这样的全球化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极不公正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际产业分工的不平等。这是历史上长期的殖民统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的结果。几百年过去了，这一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有些方面却更加严重。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新科技在西方强国迅猛发展，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总体上仍在国际经济中扮演着“世界农村”的角色。污染严重、劳动强度大、价格低廉的简单加工工业或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的生产，仍是其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实。其落后农业国和原材料生产国对工业发达国家的从属和受掠夺、奴役、控制的地位仍然没有实质性变化。
二是国际贸易体系的不平等。首先是规则的不平等。现在国际经济交流和合作中通行的国际惯例和规则，主要是由西方强国制定的，其中有相当多的歧视、损害第三世界国家的极不合理、极不公正的条款。比如柏林墙倒塌之后出现了所谓的乌拉圭回合框架下的关贸配额即是如此。又如农产品和加工食品是第三世界国家出口最多的产品，而西方对其所设置的关税远远高于他们之间的关税水平。其次是价格的不平等。由于西方强国掌握了世界市场多数商品价格的决定权，因而他们便随意抬高工业制成品特别是高新科技产品的价格，恶意压低原材料和各种初级产品的价格。在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压榨、被剥削的地位。
三是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中的不平等。西方强国的贷款条件日趋苛刻，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不但资金缺乏，而且长期债台高筑。上述种种不平等，是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根源。为了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就必须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就必须把经济全球化建立在所有国家的平等、公正、互惠、共赢的基础之上。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共享人类文明和高新科技成果的全球化。互联网是当今世界高新科技的缩影和代表。但是，享受这一高新科技成果的主要是西方强国。美国拥有的电脑数量比世界其他地方的总和还要多。而当今世界上仍有大约一半人连电话还从未使用过。弗朗西斯·福山把这一现象称为“美国全球科技霸权时代”。美国的《独立宣言》强调“人人生而平等”，但在享受人类现代科技和文明上，人与人之间是完全不平等的。因此，除了用界碑或地雷、铁丝网界定的国界线外，还存在着一条用是否能够创造、拥有和应用高新技术来划分的无形的国界线。
人类文明是几千年来全世界共同创造的结果，每个民族都为当今世界巍然屹立的科技殿堂建设作出了贡献，但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所享受到的科技份额却有天壤之别。美国的历史不过240多年，却独占了高新科技之峰巅。究其原因，一是靠本国人民的辛劳和智慧。二是靠不断涌入的移民。恩格斯指出：“由于向美国大量移民，财富的这种惊人积累与日俱增。”马克思说：“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三是无偿使用其他国家和民族几千年文明的传承和积累。1891年以前，美国完全不承认外国的专利权。四是其利用枪炮攫取的钱财和通过不平等贸易获取的超额利润，投资科技并廉价购买了大量的专利技术。五是大肆吸纳全世界的高技术人才。人才外流是第三世界国家向西方强国廉价的技术转让。这也是当今世界全球化中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现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六是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采用多种措施封锁高新技术，甚至在受资国抢先注册专利，低价倾销其产品，抑制甚至摧毁对方独立自主的科研与开发能力。与此同时，西方强国还向第三世界国家高价转让一些已经过时的技术，从而进一步造成第三世界国家与他们在产业升级和技术的进步上的依附关系，企图使第三世界国家永远处于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中的最底层。这实质上是日本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的“雁行模式”在当今世界的表现。从一定意义上讲，西方强国所主导的全球化就是其垄断资本和垄断技术相结合的全球化。我们在大力提倡并保护知识产权、鼓励知识创新的同时，应警惕并反对在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中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推行科技封锁、垄断和盘剥，搞科技霸权。我们实现的全球化，应当是一个以高新科学技术在全球各国都迅猛发展和社会生产力在全球各国都高度发达的全球化；应当是一个以全人类发展为福祉，全球各国共享人类文明成果和科技成就的全球化。就连西方的有识之士也在大声疾呼：“应通过促进穷国技术进步使其分享全球化的好处。”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美国何以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和信息等各个领域都处于霸主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它在金融上有绝对霸权。一是它发行了其中包括期限为30年的长期国债，这些长期国债的购买者不少是日本、西欧、阿拉伯和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二是它的股市长期繁荣，其相当的比例被国外持有。三是美元是世界基础货币，目前美元实际上利用着全世界净储蓄总额的72%。四是截至2023年年初，美国国债规模约为31.37万亿美元，将很快逼近31.4万亿美元债务上限。这些国债若平摊到每个美国人身上就是9万多美元，接近65万人民币。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国债规模和GDP的比值控制在70%以下相对安全。但美国这一个指标，已经超过安全线的两倍。美国国债这笔巨额财富流向何处?首先是到了极少数富人手里。其次是被美国政府“发配”到世界各地包括策划、发动战争等，以维持目前全球这个极不合理极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旧秩序。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积聚的这个巨大的金融“黑洞”，还伺机在全球各个角落掀起金融风暴。在日益信息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动荡的“蝴蝶效应”将愈加明显。现在世界金融市场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总额高达数万亿美元，但其中98%以上与商品贸易无关。这样的金融全球化，明显增大了各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面临着新的挑战，极大地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影响人类和全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另一根本制约性因素，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8000年前，陆地的2/3面积为葱郁的森林。20年前，一些专家就警告说，剩余的原始森林将会在数十年之内从地球上消失。近半个世纪以来，有66%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沙化、污染等破坏，倾泻到水中和土壤中的化学污染物越来越多。臭氧层“所占面积差不多是美国本土48州总面积的三倍”。生产和资本的无限扩张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富人、富国消耗着地球上大部分资源。一个预期寿命为80岁的美国人在目前的生活水平下，一生要消费约2亿升水、2000万升汽油、1万吨钢材和1000棵大树的木材。如果地球上所有人都像美国人这样生活，并相应排放有害物质，我们需要20个地球。而第三世界国家和穷人却饱受地球生态环境恶化之苦。目前，因营养缺乏等原因而死亡的人数占第三世界国家死亡人数的15%。生活环境恶化引发疾病而导致死亡的人数占第三世界国家死亡总人数的20%。由此，倡导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必须高度重视规避金融风险，大力保护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严格遵行联合国宪章宗旨及原则和公认国际关系准则的全球化。饱受两次世界大战之苦的世界各国人民，怀着“欲免除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崇高信念，在70余年前，不仅建立了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及促进国际合作为宗旨的普遍性国际组织——联合国，而且起草签署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史上一部划时代的文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不仅是联合国的基本原则，而且已成为指导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成为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与发展、反对强权政治的法律依据。1954年中国同印度、缅甸首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并在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上被纳入公认的有关国际关系的准则中。《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结晶。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严格遵循维护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等一系列原则，人类和世界上各个国家才能赢得和平与发展。反之，就烽烟四起，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会遭到严重破坏。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维护和遵行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原则。
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逻辑和立场。如果我们换位思考，站在美国极少数富人立场上来考虑，奥巴马所说的“如果让14亿中国人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就是他们的道理。不过，这正是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道理与逻辑。正因如此，现在世界上少数西方强国常常无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原则。美国在制定全球化时代的对外政策时，甚至不加掩饰地宣称“这个世界不能失去美国的领导”；“美国还要领导世界100年”。以2022年10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标志的新版美国全球战略用“转折时刻”“关键十年”“两制之争、两序之争”加以表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2022年12月15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正式签署通过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的2023年美国国防经费达857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万亿元），高出拜登总统提出的国防预算申请450亿美元，创下了美国军费开支最高纪录。而拜登总统预算申请中的所谓生物安全建设即从事生物战研制的经费高达882亿美元，核能力建设即从事核战争研制经费为747亿美元。美国从事生物武器的研究早就超出了从事核武器研究的经费。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在2018年就指出：“美国政府60%的科研经费用于生命科学研究，美国民间投资最多的产业之一是现代生物制药业；美国科学院超过50%院士从事生命科学研究，耶鲁等大学的年度科研经费，生命科学占70—80%。”我们完全可以说，自美国在朝鲜和越南战争失败后，不仅世界和平的形态而且世界战争的形态都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与高度警惕。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主张“人道主义干预”，必要时绕过联合国行动，甚至企图把联合国变成自己“驯服的外交工具”。连联合国本身都想控制、操纵，遑论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及其原则了。这必然会给人类和平与发展带来新的不安定因素。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的存在都是以主权国家的存在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的。仅从应对越来越复杂多变的世界市场来说，经济全球化愈深入，就更加需要国家进行调节。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作用非但不能削弱，反而应进一步增强。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全球化最基本的法律依据和准绳。公正合理的全球化应是必须充分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并确定开放的方式和速度的全球化；应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必须严格遵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不把自己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的全球化；应是国家之间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全球化；应是通过和平方式合理解决国际争端，而决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全球化；应是所有各国平等参与和协商解决，而不是由一个或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的全球化。
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共存共荣的全球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发展模式。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共同构建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大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都是全人类、全世界的精神遗产的瑰宝。东方文化，源远流长，灿烂丰富；西方文化，琳琅满目，精华迭现。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应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同时我们赞成各种各类文化和文明相互学习借鉴，在学习借鉴的交汇融合中构建自己新的文化和新的文明。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绝非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而是一个通过经济扩张而推行西方文化价值和政治理念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企图将单一文化、单一价值观念来“化”全球的大有其人。前几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文明冲突论”的根本目的，就是企图为用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念统治全球作舆论准备。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在当今世界上，西方个别发达国家，正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信息等实力，企图将其文化和价值观念置于全球统治地位。我们应该看到，全球化通过全球媒体、娱乐业、贸易和旅游等，使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接触、了解了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优秀文化，这对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是，极少数西方强国，或是以追求商业金钱为目标，或以征服世界为目的，大搞“文化霸权主义”，从而造成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与少数西方强国的文化交流的严重失衡。这导致了西方文化中的颓废、肮脏成分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泛滥，并且使本土优秀文化传统出现萎缩之势。就连欧洲的许多政治家和学者对美国强行推行自己的文化也极为不满。法国舆论界甚至兴起“抵制美国文化入侵”的浪潮。
世界上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性，都积淀在这些国家和民族的骨骼里，奔腾在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血液中。这些传统和特性，并不是外来文化能够随意更改替代的。因此，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应首先维护和弘扬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同时，也应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不同特色和风格的文化传统。国际社会对于地区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文化应给予更多的尊重、理解和支持。随着全球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全人类思想文化水平的极大提高，全球的生产方式、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最终会实现“大同”，但文化传统、民族特性不会也不能归于一统，而应是多元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瞻仰中，习近平总书记说：“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这就是我们当代共产党人“四个自信”的历史渊源。1955年，毛泽东说：“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他还指出：“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1956年，毛泽东在谈到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时还十分自信地宣告：“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美帝国主义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大变革的时代。这一变革的根本动力，就是当今世界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由极少数私人占有这一主要矛盾愈演愈烈。2011年美国民众“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唱响的“我代表99%，不再忍受1%的贪婪与腐败”的口号已开始在全球回响与激荡。党的二十大为我们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我们深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全面正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能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对世所罕见的挑战，与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各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被剥削民族一道，共同迎接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无比灿烂的春天。
【注释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政治学会会长；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原刊于《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6期，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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