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12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在京举办第二次自我革命理论研讨会。国防大学原政委赵可铭、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学术委员会原主任彭光谦、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王一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张顺洪、解放军报文艺部原主任陈先义、解放军原总参谋部宣传部领导王立华、中华魂杂志社原副主编王志刚、解放军后勤学院教授刘振起等出席会议并作重点发言。
刘润为首先解释了会议名称。他说，中国红色研究会曾于去年11月20日举办自我革命理论研讨会。当时，我们就表示，这一主题的研讨会以后还要举办多次。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对自我革命理论的研究也永远在路上。今后在适当的时间，我们还要继续举办这一主题的研讨会。我们的目的，就是以小型研讨会的形式，不断把自我革命的理论研究引向深入，不断提高对自我革命理论的认知水平，不断增强践行自我革命理论的自觉性。
研讨会气氛严肃而活泼、认真而热烈。发言的认真，听发言的认真，发言、插话、补充、询问、讨论，畅所欲言，充分交流。通过研讨、交流，深化了理论认识，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我革命理论的一系列论述，站在总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高度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深刻总结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成败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忠实继承我们党百年来进行党的建设的宝贵成果，合理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相关优秀思想，揭示了自我革命的时代必然性，阐明了自我革命的内涵、目标、方法、步骤及其与党的初心、使命和各项事业的普遍联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自我革命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科学理论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只有持之以恒地坚持这一理论，一丝不苟地践行这一理论，我们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党和国家的事业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面对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如何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历史之问”，毛主席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给出的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70多年后，习近平总书记作为新时期党的领袖，高度重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第一个答案”和“第二个答案”，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国际与国内环境，不同的战略力量对比，党肩负的不同的历史使命，以及党自身的结构性变化，对“历史之问”作出的战略与策略思考。二者一脉相承，在领导核心、根本宗旨、政治属性、最终目的、阶级基础、原则立场、立党初心等方面有着内在的本质上的一致性。
有的同志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我革命是共产党的自我救赎。苏联的解体，对我们来说是最直接、最深刻的教训，这说明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仍然存在着变质的危险。在这方面，我们自己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党风和社会风气方面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党风方面付出惨重代价的重要标志是“公仆变主人”，从中央到基层大批党员干部因贪腐纷纷落马。社会风气方面付出惨重代价的重要表现是价值观发生了严重的颠倒和错位，雷锋精神、铁人精神曾经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则一度成为时髦。对帝国主义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熟视无睹，对封建主义、买办资本主义的沉渣泛起漠然视之。我们曾经靠义务劳动修建了8万多座水库，后来却在各地支持下建起8万多座庙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此，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感到忧心忡忡。这种局面，直到十八大以后才得到根本扭转。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纷纷称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创造了反腐败、正风气的光荣历史。
有的同志强调，必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上的保障。贫富差距拉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是产生腐败的重要社会根源。如何实现好共同富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时代性的大课题。当然，实现共同富裕不可能做到大家一样富有，不可能做到绝对平等。关键是要在提供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必要需求上，做到相对平等。如何满足人们的社会必要需求？
第一，要做到每个家庭、每个人的温饱没有问题；第二，住房有基本保障，受教育有基本保障，医疗有基本保障；第三，就业和失业保险有基本保障。总体上，就是要做到年轻人有条件结婚、生孩子；自愿生育两至三个孩子的夫妇能够生得起、养得起、教育得起。这是最根本的，是党持久地坚持自我革命的社会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落到实处。不从所有制上革“两极分化”的命，就解决不了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的问题，共同富裕就会成为一纸空文。
有的同志指出，党的自我革命，绝不能看作是一场与人民群众毫不相干的静悄悄的革命。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全心全意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应有之义。其次，人民群众的关心、支持、拥护和监督是党的自我革命成功展开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党的自我革命之所以一经提出，广大人民群众莫不衷心拥护，正是因为党的自我革命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迫切愿望。其三，人民群众的眼睛最亮 ，对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付出的牺牲和不时沾染的灰尘一清二楚。党的自我革命，该革什么，该发扬什么，哪些革掉了，哪些遗漏了，革的效果如何，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其四，只有主动地将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评判，才能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和无私、无我、无畏的革命品格。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非无产阶级政党都不可能做到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所谓“三权分立”“多党制”“议会制”等，都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党分肥制的把戏。
文风也是党风。不能否认，多年来，我们在文风方面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有些方面甚至比毛主席当年批判的“党八股”的八大罪状还要严重。文风的恶劣，反映出来的是世界观、价值观上的错位，是共产党人党性观念的扭曲，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的淡漠，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的猖獗，是改革策略水平和创造性能力的低下。这种恶劣的文风已经成为阻隔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座大山。80多年前的延安整风，依次整顿的是党风、学风、文风。毛主席曾经指出，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只有反了“党八股”的恶劣文风，才能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的党风、学风最后“将一军”。我们应当借鉴当年延安整风的经验，针对当前实际，在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进行一次严肃的文风整顿。
有的同志指出，进行自我革命，还要在提高党员队伍的质量上下功夫。目前，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经接近1个亿，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党员数量并不等同于质量和力量。苏联共产党，有20万党员时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有200万党员时，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然而，当拥有2000多万党员时，却在一夜之间亡党亡国。可见一个党对党员数量的拥有，并非多多益善。从我们党来看，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员数量是4万；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党员数量是121万；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党员数量是450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党员数量是3698万；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前，党员数量是8200万。不可否认，由于时代背景和具体使命任务的不同，各个时期党员的入党初心和动机也是不尽相同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转型、特别是随着国内外大环境的变化，这个时期党员的入党初心和动机显然较革命、建设两个时期有了不小差别。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打虎拍蝇猎孤”拿下的众多贪官污吏，是可以看出这一差别的。因此，必须把党员队伍质量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来切实抓紧抓好。
与会同志强调，进行自我革命，必须把“两个确立”作为纲领。“两个确立”——确立领袖的领导地位和领袖思想的指导地位，在国际共运史上曾有过两次：第一次1903年俄共关于列宁和列宁主义的“两个确立”。这一确立，保证了14年后俄共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第二次是1945年我们党的七大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两个确立”。这一确立，保证我们党打赢了两场关键性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完成了两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我们党又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是面临世界之变、时代之变、中国之变作出的正确抉择，是党心民心所向，是党的宏伟大业胜利推进的根本政治保证。“两个确立”既是自我革命的根本遵循，又是自我革命的旨归，同时也是检验自我革命成效的标准。我们要在自我革命中，在改造主观世界的进程中，清除一切阻碍“两个确立”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让“两个确立”成为每一位党员自觉采取的精神形式，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而担负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 （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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