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布的投降电文与其正式签署的投降书的内容一致，反复强调了对《波茨坦公告》条款的认可与遵行。从国家单方行为的角度，日本应该履行自身的承诺。2.《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开罗宣言》是中、美、英等二战主要盟国于1943年在开罗召开会议后所发表的宣言（苏联为之后声明加入的盟国）。《波茨坦公告》最初由中、美、英三国在1945年7月26日于波茨坦召开会议后所发表（苏联在之后声明加入）。关于《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是否为条约的问题存在争论，一些学者认为，《波茨坦公告》与《开罗宣言》没有经历签署、批准等正式的条约缔结程序，因而在国际法上不具有法律效力。[60]然而，这样的说法明显不成立：首先，按照习惯国际法，国际法对于条约的形式并没有实质的要求，根据缔约方自己的意见，只要取得一致同意，一项条约甚至可以见于换文或会议记录中。[61]《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虽然作了“书面协定”的定义，但它在第3条又规定，这一限制并不影响“非书面协定”的法律效力。[62]同时，对于条约是否需要批准等程序性问题，《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在第14条、第15条、第16条都规定了要以缔约国的同意为准。也即，只要是缔约国认为不需要经过批准等程序，或者没有作特别要求，都不影响符合缔约国意志的条约生效。《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是作战盟国真实意思的表示，各国在战争时期及战争胜利以后都一再地声明认可和遵行，其作为条约的有效性是有充分理由的。其次，《日本投降书》中明确约定了“遵从《波茨坦公告》条款”，而《波茨坦公告》又明确规定“《开罗宣言》必须实施”，所以，这两个条约实际上又已经被纳入到投降书的内容，成为投降书的组成部分。换个角度说，假如《波茨坦公告》条款不加以遵从和实施，投降书的签订还有什么意义呢，《波茨坦公告》不但是投降书的内容，而且是核心内容，代表了各国联合作战的根本目的。再者，国家首脑是国家权威的最高代表和象征，《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作为中国、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首脑公开的、权威的、集体的承诺，其内容本身产生了明确的国际法义务，是国际法的义务渊源。其效力依据就和前面提及的日本天皇的投降通告一样，国家有义务按照其发布的公告内容信守承诺。对此，《奥本海国际法》中亦将《波茨坦公告》作为一个典型的因签字而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单方声明的例证。[63]综上，《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不但在条约国际法和国家单方行为上具有效力，在内容上亦得到《日本投降书》的确认和保证。同时，所谓“无条件”就是接受战胜国的一切条件。因而在条约解释上，即便存在不明朗或分歧，必然应该作有利于战胜国而不是有利于侵略国的解释。对此,《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75条所规定的“侵略国问题”可以佐证，该条特别指出：“本公约之规定不妨碍因依照联合国宪章对侵略国之侵略行为所采取措施而可能引起之该国任何条约义务”。（三）“分离性处理”与琉球法律地位未确定 1. 琉球不属于《波茨坦公告》中的“其他小岛”如前所述，盟军占领日本和对琉球实施“分离性处理”，均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所形成的权利义务为基础，而这三个文件属于国际法的渊源，使琉球的“分离性处理”具备国际法上的合法性。接下来，受到这种“分离性处理”后的琉球的法律地位又如何呢？这实际上又涉及到对《波茨坦公告》之领土条款的解释问题。之所以涉及到条约解释，因为按照《波茨坦公告》，“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那么琉球是否属于“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的范围内呢？条约解释是国际法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特别是由于条约规定所用的文字有时难免存在或多或少含糊暧昧的缺点, 从而引起条约当事国的争论。[64]《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此解释通则亦为国际法委员会和国际法院所认可，具有习惯国际法的性质。[65]首先，琉球群岛包含大小岛屿150多个，其中最大的岛屿冲绳有1200余平方公里，人口一百多万，是除日本的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外的第五大岛屿。如果从字面意义上看，琉球作为一个全长1000多公里的岛群，难以被视作“小岛”。事实上，以《波茨坦公告》的文字含义为基础，美国军方以及政府方面对“其他小岛”问题有过明确的讨论与解释。陆海军协调委员会（SWNCC）成立于1944年11月，下辖一个远东支部（Subcommittee on the Far East, 简称SFE或是SWNCCFE），以专门处理领土调整（Territorial Adjustment）问题，具体以“处分从日本剥离出来的领土（Disposition of Areas to be Removed from Japan's Sovereignty）”为议题。[66]按照该委员会及其报告讨论的会议纪要，对于《波茨坦公告》所述之“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中的小岛是否含琉球群岛，最早在美国军部与国务院之间发生了争议。对此，早在1944年12月20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担任远东支部负责人的布莱克斯利（Blackslees）提出，琉球或冲绳是包含在“波茨坦公告中所说‘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中的‘小岛’之内的”。[67]然而，布莱克斯利的说法未被文件确认，而且很快被二战胜利（1945年）后的文件所否定。首先，在1945年9月6日，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颁布“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政策”，对日本的领土专门规定为，“日本主权将被限定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及按照《开罗宣言》等美国是或可能要成为缔约国的其他协定所规定的周边其他小岛之内”。[68]虽没有具体规定“其他小岛”的范围，但明确说明以《开罗宣言》为依据。1945年10月2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CS）在其 570/40号文件中将琉球划为首要基地区域（primary base areas）时提到：“所有从日本分离出来的委托统治岛屿和太平洋中心岛屿，包括琉球和小笠原群岛，将放于美国专有的战略控制之下”，此规定暗示琉球属于“从日本分离出来的领土”。[69]1945年11月1日，盟军最高司令部颁布“占领和控制投降后之日本基本指令”，其第1条（b）款再次规定，“本指令中所述的日本，其定义包含：4个主岛：北海道（旧称虾夷）、本州、九州、四国，以及邻近的包括对马岛在内的1000个附属小岛屿”。[70]仍然只是暗示未提到的其他岛屿可能从日本分离，而没有对琉球是否属于“其他小岛”进行专门说明。但是，到了1946年1月29日，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布《关于若干外廓地区在政治上行政上自日本分离之备忘录》，其中对日本的定义是：日本由四个本岛（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和约1000个较小的邻接岛屿所组成，包括对马岛及北纬30度以北的琉球（南西）岛屿。[71]至此，日本领土与琉球的界线以北纬30度为界得到清楚划分，即以北的琉球群岛为日本，以南的琉球群岛则不再属于日本（或者说已经从日本分离），此时，北纬30度被视作日本的“一条实际边界线”（a real boundary）。[72]琉球并不包含在“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这一观点在1947年美国国务院的PPS/28号文件（凯南报告）中进一步得到认可。该文件在分析中提到：
“琉球群岛在今天的地位是完全不确定的（completely indefinite）。技术上作为日本的一部分，它的地位在《波茨坦公告》中没有确定，该公告将日本的领土限制在四个主岛以及‘我们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这个附带的‘我们’，在这里明显指该文件的签字方美国、中国和英国。不管这一条款的最后解释是什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冲绳以及琉球岛链的中部和南部不是属于这些‘小岛’的范畴，对于最高司令部所提之南部30度边界线的接受，构成了一种默示的国际认可（tacit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即该线以南的琉球已经不再被视作日本的一部分（the Ryukyu south of that boundary were no longer to be considered a part of Japan）。”[73]
美国军方和政府方面关于战后日本领土处置相关的文件中，不少都明确反映出琉球不应包含在日本领土的范围之中，本文选取1947年PPS 10/1文件地图作为范例（参见图1）。值得一提的是，按“北纬30度”划界的理由是认为“北纬30度以北”的区域在历史上不属于琉球，而是日本九州岛鹿儿县的一部分。譬如，在1946年1月31日的JCS 570/50号文件中，南西诸岛也以北纬31度为界。后来，军部一名哈佛大学毕业的日本专家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 后为美国驻日本大使）认为应该以北纬28度东经40度为界，该线以北属于日本本土（Mainland），以南才是琉球。[74]经过讨论，到了1946年3月，盟军最高司令部同意改为以北纬30度为界，并要求保持与1946年1月29日指令的一致性。这样，北纬30度到31度之间的鹿儿岛（Kagoshima）区域就被归入日本的本土。[75]基于同样的理由，后又将北纬30度线调整为29度线。为了区分方便，美国内部文件还以“北部琉球”（Northern Ryukyu）和“南部琉球”（Southern Ryukyu）概念来区分。[76]这便是《旧金山和约》中的“北纬29度”界限之形成，其理由是认为“北部琉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琉球，而是日本鹿儿岛县的领土范围，“南部琉球”才是真正应该脱离日本的琉球。[77] 【图1.1947年PPS 10/1文件地图，日本领土限于中心方框内（琉球不在其中）[78]】 有必要指出，日本对于盟军发布的以上命令及解释是清楚的。日本曾在1947年试图说服最高司令长官麦克阿瑟，但以失败告终。1947年3月，日本为展开进一步的领土协商计划而制定了一份针对琉球的29页的报告，以试图澄清日本的领土边界，提出《波茨坦公告》中的“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过于模糊。报告名称为“邻近日本的小岛”（Minor Islands Adjacent to Japan Proper），主要目的在解释琉球以及其他南西诸岛，其中附加了五份地图，从各个历史阶段分别说明琉球与日本的地理、历史、政治与种族等方面的联系，突出强调了琉球人与日本人的平等与相似等因素，而弱化了琉球与中国的联系及当时琉球人作为“二等公民”的真实地位。[79]这份报告相当于日本政府觊觎琉球主权的理论准备。接着，1947年6月4日，日本召开首次新闻发布会，希望尽早召开和平会议。次日，日本新任外长芦田（Ashida）趁机宣布“冲绳对于日本的经济并不是很重要，但从感情因素出发，国家期望归还（return）这些岛屿”。[80]此番言论遭到了麦克阿瑟的强烈反对，麦克阿瑟一再表态说“琉球人不是日本人”。[81]并且，芦田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激怒了其他各国。记录反映，当时不只美国，其他国家对于日本的领土言论也反应强烈，所以芦田事后承认自己“在领土问题上说得太多了”。[82]此后日本吸取经验教训，在1947年9月13日举行的铃木与艾克尔伯格（Suzuki Eichelberger）讨论和平条约及安保问题的会议中，“铃木向艾克尔伯格提出的讨论前提是冲绳与小笠原是日本以外的领土。”[83]2. 战时占领期间琉球地位未定接下来，琉球作为“从敌国剥离的领土”脱离日本以后，其自身的主权地位又如何呢？一方面，美军“直接统治”但不拥有琉球的主权是基于其在《开罗宣言》中关于“领土不扩大”的承诺。同时，美军的这种直接统治在性质上属于战时占领，在国际法上，占领事实本身不能获得领土主权，不属于国际法上的领土取得方式。[84]所以，琉球从此成为地位未确定的领土。《奥本海国际法》认为，占领是作战的一个目的。如果交战国成功地占领了敌国领土的全部或者一部分，它就实现了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这时，它不但可以将敌国领土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且可以暂时保持敌国领土作为自己军事胜利的保证，因而使敌人认识到有接受媾和条件的必要。国际法关于作战的规则在占领问题上比任何其他部门都进步。[85]占领者绝不能仅因占领领土的事实而获得对该领土的主权，它实际上对该地区暂时行使军事权力。国际法对于占领国不仅赋予权利，并且也课以义务。占领国在军事占领期间，还应该遵守关于战时占领的国际法规则，如关于战争法与人道法的海牙体系与日内瓦体系。[86]同时，占领不能与侵略混为一谈。占领是对敌国领土的暂时占有，入侵则以保有该领土为目的。[87]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对于琉球的“直接管理”只是暂时的军事占领，不能获得琉球的领土主权。从国际法上说，对特定领土的处理尚不能确定是否为最终方案，或者在其最终地位的解决方案出来之前进行共同统治（condominium）的领土是地位未定的领土。[88]琉球显然符合这样的状况。在1945年日本投降、琉球从“敌国剥离”以后，琉球的领土地位无论在理论上（依国际法律文件的规定），还是在实践中（盟军的占领），都处于一种待定的状态。就是说，琉球虽然已经从“敌国剥离”，但它的实际地位还未决定，盟军的军事占领还只是一个暂时安排。三、《旧金山和约》与琉球的法律地位未定（一）对日媾和的政治与法律背景琉球作为从敌国剥离的领土，尽管在日本投降后已从日本分离并被美军政府单独占领，但美军政府并不以获得主权为目的，因而琉球的领土归属及法律地位此时没有确定。同时，日本在二战结束后即被盟军占领并进入战时占领阶段，从法律上讲，日本与盟国的战争状态并没有结束。所以，通过订立和平条约结束与日本的战争状态并对未决事项加以确认是一件必要的事情。1945年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倡导深刻吸取世界大战的教训，“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然而，世界很快又陷入冷战和局部战争。1950年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琉球群岛中的冲绳迅速成为美军最重要的作战基地。同时，日本之于美国的战略价值也大大提升。美国在1950年后任命原共和党外交事务发言人杜勒斯（Dulles）为国务卿顾问，最后的对日和约草案就是由杜所起草。1951年9月4日，对日媾和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故该会议通过的和约又简称为《旧金山和约》。旧金山会议是一个实现美国片面战略利益的媾和会议。美国当时的想法是:“美国总不能强迫和会中的任何国家在和约上签字，不过这个国家也不能阻止其他国家在条约上签字。显然，这些规定是针对苏联等少数主张对日采取更强硬政策的国家，以防止这些国家干扰对日媾和的进程。”[89]所以，中国实施对日抗战长达8年之久，却被完全排除在了旧金山会议之外，并且参加会议的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都未在和约上签字。印度、缅甸、南斯拉夫因反对美国的媾和政策也拒绝参加旧金山会议。最后，参会的52个国家里面只有48个国家签字，而中、苏、英、美四个主要作战盟国里面的就有两个（中国与苏联）不是和约的签字国。[90]“条约不及第三国”是一项基本的法理。对此，国际法学家安齐洛蒂（Anzilotti）亦提到：“很少有国际法原则是像它一样确定和得到普遍承认的”。[91]仲裁员胡伯（Huber）于1928年4月4日在“帕尔马斯岛案”的裁决中亦明确提到：“很明显，不论对于该条约的正确解释怎样，该条约不能解释为对独立的第三国的权利进行处分。”[92]就一个条约而言，第三国是指非该约当事国的国家。因此，一个国家如果并未参与条约的谈判和缔结，当然是第三国。即使参加了该约的谈判，如果该国并未签署该约，或者签署而在需要做出批准、接受或核准的情况下并未做出，它仍然是第三国。[93]按照这些国际法理论与实践，中国政府有充分的理由反对《旧金山和约》不利于中国的安排（譬如剥夺权利、设定义务），而有利于或无关于中国的条款，只要不侵害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可以不简单地主张无效。当然，从争端的角度，有利还是不利只是个假设问题。为此，本文撇开和约的效力不谈，暂且立足于《旧金山和约》本身的条款，看看该和约对琉球地位的处理到底是什么。（二）和约第3条规定琉球为“潜在的托管领土”《旧金山和约》的内容涉及到国家和领土地位、撤军、安全、对外关系、财产赔偿等各个方面，其第3条是和约中有关“琉球”地位的唯一条款，该条规定：
因此，从对《旧金山和约》内容变更的角度，我们有理由指出，美日私自缔结的《琉球与大东群岛协定》侵害了其他缔约国的同意权与监督权，违反了和约的多边处理机制，当属非法和无效。 最后，如果只从美国放弃这样的单方行为的角度，国际法上虽然不禁止委任统治、托管或非自治领土之管理权的拥有者放弃对这类处于国际地位之下的领土的管理，但这种放弃并不导致这类领土成为“无主地”，其将来的地位由对这类领土承担监督职能的有权机构来决定。[134]一方面，因为琉球还没有经过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的批准程序，还没有正式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美国的“施政”还不是以“托管制度下的管理当局”的名义，所以，《琉球与大东群岛协定》之性质亦不能说是托管管理权的放弃或让渡。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管理权利（临时）享有者，美国也许可以放弃对琉球（仅作为非自治领土）的管理权，但却不能放弃后让渡给日本，因为日本显然不是“承担监督职能的有权机构”。综上，对琉球地位的处理，要在国际法上成就其合法性，或者说，让琉球的主权地位得到合法有效地确定，有必要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回到和平条约的多边处理机制，或者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的集体处理机制上来，以尊重战后盟国的平等意志和琉球作为“潜在托管领土”本身的权利。 结 论琉球在历史上本是中国的藩属国，1879年日本实施“琉球处分”，单方面设置冲绳县。此后，清政府与日本展开持久谈判，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下，双方达成了“分岛加约”案的合意，但没有正式签约。“琉球处分”的效力之争是琉球地位成为问题的最早源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琉球居民被日本政府“不视作日本人”，伤亡最惨重。1945年日本战败后，对日占领期间，琉球继续被实施区别待遇：以美国为主的盟军对它实行“分离性处理”和直接统治。按照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相关指令以及远东委员会等机构的决议和规定，琉球的这种“分离性处理”明确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为依据，琉球从“敌国剥离”，不被视作日本领土。日本的主权领土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而琉球不属于“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的范围内。 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虽然有对琉球的处理，但该和约的效力存在争议。并且，即便是按照和约内容的规定，这种处理以将琉球“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下”为目的，美国的“施政”（全面行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只是一种提交托管之前的临时安排。也即，《旧金山和约》第3条项下的琉球是“潜在的托管领土”。如果将1972年视作美国对琉球施政期的截止，那么，1952-1972年间，美国在琉球持续的单边“施政”，根本未将琉球“提交联合国托管”的要求予以实施，构成对和约的 “非善意履行”，或者，对联合国托管义务的“没有履行”。不但如此，美日还在1971年私自签订《琉球与大东群岛协定》，美国将其在《旧金山和约》第3条项下的施政权“让与给日本”，构成对和约履行的擅自变更，侵害了其他缔约国的同意权与监督权，违反了和约的多边处理机制，也忽视了琉球作为“潜在托管领土”本身的地位，是超级大国在领土事务处理上实行法律霸权主义的体现。 因此，《琉球与大东群岛协定》自始至终都是非法、无效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对琉球不但没有主权依据，就从美国“施政权让与”的角度讲，日本目前对琉球的管理亦缺乏合法依据。关于钓鱼岛争端，日本提出钓鱼岛列屿是琉球的一部分，并在琉球的框架下主张对钓鱼岛列屿的主权。然而，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有充分理由指出，琉球的地位在国际法上并没有确定。 当然，可能会有观点提出，日本从1972年至今管理着“琉球”40余年，领土的“时效取得”是否可以作为其主权依据呢？时效是在非无主地领土上确立主权的方式，其适用的对象是非法获得的或是在有关情况下不能证明取得的合法性的领土。[135]一国在占有他国的某块土地后，因为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受干扰地占有，可能基于时效而取得该土地的领土主权。但是，因为时效取得适用于主权不明或没有合法主权依据的情况，所以它在国际法上作为一种领土取得方法在早期就存在争议。[136]首先，按照“非法行为不产生合法权利”的一般法理，时效被认为不能成为所涉领土在该情况下转移给另一国家的基础。其次，在国际法上并没有任何确切的时间标准认为经过多长时间后能够据此获得主权。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时效取得基础上的主张在事实上都有反效果（counter-effect），因为它意味着认可领土的原始权利属于另一个国家。所以，国家的实践表明，各国都很谨慎地不依赖于时效取得作为它们主张领土权利的主要基础。[137]在国际司法判例中，至今还没有一个案例所认定的领土主权是单纯通过时效取得的，相关认定多与领土放弃、默认、禁止反言规则密不可分。事实上，日本也没有明确提出过其通过时效取得琉球或冲绳的主权。[138]既然日本对琉球都没有合法的主权依据，那么它对钓鱼岛列屿提出的主权主张不过是一个伪命题。 注释： [1] 林泉忠：《钓鱼台怒涛中的琉球地位新议：五年来“收回琉球”论的来龙去脉》，载香港《明报月刊》2011年2月号，第69-72页。 [2] 徐勇：《琉球谜案》，《世界知识》2005年第15期，第62-63页。 [3] 唐淳风：《日本没有资格与中国谈钓鱼岛》，《环球时报》2010年9月19日，第8版；唐淳风：《应支持琉球独立运动》，《环球时报》2010年10月8日，第11版；陈德恭、金德湘：《日本对琉球无合法主权》，《环球时报》2010年10月8日，第14版。 [4] 例如，香港中国评论新闻网2010年10月20日报道：《日本没有资格谈钓鱼岛》，中国评论新闻网http://www.crntt.com/crn-webapp/search/searchZpyk.jsp?sw=琉球&pg=4，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5月8日；香港凤凰卫视在同月也制作了专题节目：《石齐平：中国应同提对台湾、琉球及钓鱼岛主权》，凤凰咨讯台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zrczdydxz/content-0/detail_2010_10/05/2703558_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2月18日。[5] 参见罗欢欣：《海内外钓鱼岛研究四十年：比较与述评》，载《日本蓝皮书：日本研究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128-156页。[6] 其中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著作有：梁淑英：《国际法视角下的琉球地位》，《法学杂志》2013 年第 4 期，第76-86页；管建强：《国际法视角下的中日钓鱼岛领土主权纷争》，《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第123-137页；刘丹：《琉球托管的国际法研究——兼论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12期，第78-89页；罗欢欣：《论1972年前美国“统治”冲绳的法律依据》，载《未名日本论丛》第6辑，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第220-233页，并且，罗欢欣的博士论文为《国际法上的琉球地位与钓鱼岛主权》（2013年5月答辩提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这里未将中国台湾学界计算在内。关于台湾学者的研究，或者想要全面了解相关的已有研究的状况，可以参见罗欢欣：《海内外钓鱼岛研究四十年：比较与述评》，载《日本蓝皮书：日本研究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128-156页。[7] 现在琉球的英文译法基本上统一为“Ryukyu”。之前的历史地图中，多用LooChoo, LuChoo, LooChu, LiuKiu, Lewchew等，这些词语的来源都是汉语中“琉球”一词的中文发音。战后美国军用文书及地图中多用LooChoo标注琉球，有时也对以上拼法互换使用。琉球名字的译法之差别在帕特里克·贝尔维尔编纂的琉球资料汇编中有清楚反映。参见：Patric Beillevairee, (ed.,) Ryukyu Studies to 1854: Western Encounter (UK: Curzon press, 2000)。琉球自原中国藩属之琉球王国演变而来，目前成为日本所控制下的“冲绳县”，其界限一度含糊，逐渐从广义的琉球演变为狭义的琉球——“冲绳县”。因二战后盟国在处理琉球群岛的领土问题上，琉球的范围存在演变，因而在此过程中，本文所称的琉球也泛指北部、中部与南部的整个琉球群岛，或是南西诸岛这样的抽象概念的简称，具体依据上下文来确定。下文不再标注。[8] Public Relations Division,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Governor, Okinawa Prefectural Government, Outline of Okinawa Prefecture 2008 (Okinawa: Senden. Inc., 2008), p.1. 按照现在媒体上公布的数字，琉球人口已达到140多万。[9] 杨仲揆：《中国·琉球·钓鱼岛》，香港友联研究所，1972，第2页。[10] 转引自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第2页。[11] 古代琉球，“国无典籍”，有关记述最先出现在中国《隋书·流求传》中。转引自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第1页。[12] 参见杨仲揆：《中国·琉球·钓鱼岛》，香港友联研究所，1972，第4-5页。[13] 参见鞠德源：《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辩》，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72页、第326页；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第1页。[14] 转引自杨仲揆：《中国·琉球·钓鱼岛》，香港友联研究所，1972，第6页。[15] 杨仲揆：《中国·琉球·钓鱼岛》，香港友联研究所，1972，第7页。[16] 日本在1874年2月至12月侵略台湾；在1875年5月，与俄罗斯签订千岛、桦太交换条约；1876年10月，日本通告世界各国，小笠原诸岛由日本政府管辖等。参见【日】井上清：《钓鱼岛：历史与主权》，贾俊琪、于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48-49页。[17] 此后，日本也通常将“琉球”简称为“冲绳”，这里面带有掩盖琉球历史的微妙意味，限于篇幅，本文不作展开。[18] 【日】井上清：《钓鱼岛：历史与主权》，贾俊琪、于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46页。“琉球处分”也叫“琉球处置”，狭义上指1879年对琉球的废藩置县，广义上泛指整个过程。【日】新崎盛辉：《现代日本与冲绳》，《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第47页。关于“藩”“藩王”“藩政”和“藩属”的说法主要来自日本方面的资料和中文转译，但在中文历史语境中，中琉传统关系是以“朝贡关系”表述的，笔者注。[19] 关于中日谈判“分岛加约”案，学界所知者不多，史料仅见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和王弢夫编的《清季外交史料》卷二十一和二十五所载《琉案专约底稿》和《加约底稿》，以及南北洋大臣审议球案所上的奏折等件。参见鞠德源：《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辩》，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96页。另外，日本学者西里喜行最近的著作中也提到了“分岛加约”案。参见【日】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胡连成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299-300页。[20] 陈志奇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八），中国台湾地区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6，第3349页。[21] “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图书室编《资料剪辑》第13号，1943年5月17日。转引自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0，第99页。[22] The Association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Ryukyus (AIPR), Japan: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Ryukyus in Okinawa, UN Doc. A/HRC/20/NGO/20/Rev.1.[23] Miyume Tanji, Myth, Protest and Struggle in Okinawa (Abingdon: Routledge, 2006), p.36.[24] 就是日本在战前管理的原德属太平洋岛屿，当时视作日本的殖民地被其称作南海诸岛（South Sea Islands），具体包括：马里亚纳（Mariana），帕劳（Palau），加罗林（Caroline），和马绍尔（Marshall）。这些岛屿在战后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为战略托管地。后文会提及。[25] Takashi Arashiro, Kotogakko Ryukyu Okinawa-shi (Okinawan History Textbook for High Schools)( Naha: Toyo Kikaku, 1997), p.203.[26] George Kerr, Okinawa: The History of an Island People (Tokyo: Charles E. Tuttle, 1958), p.466. Also see: Masahide Ota, Okinawa: Senso to Heiwa (Okinawa, War and Peace) (Tokyo: Asahi Shimbunsha. 1996-b), p.77.[27] Miyume Tanji, Myth, Protest and Struggle in Okinawa (Abingdon: Routledge, 2006), p.36.[27] 就是日本在战前管理的原德属太平洋岛屿，当时视作日本的殖民地被其称作南海诸岛（South Sea Islands），具体包括：马里亚纳（Mariana），帕劳（Palau），加罗林（Caroline），和马绍尔（Marshall）。这些岛屿在战后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为战略托管地。后文会提及。[27] Takashi Arashiro, Kotogakko Ryukyu Okinawa-shi (Okinawan History Textbook for High Schools)( Naha: Toyo Kikaku, 1997), p.203.[27] George Kerr, Okinawa: The History of an Island People (Tokyo: Charles E. Tuttle, 1958), p.466. Also see: Masahide Ota, Okinawa: Senso to Heiwa (Okinawa, War and Peace) (Tokyo: Asahi Shimbunsha. 1996-b), p.77.[28] Takashi Arashiro, Kotogakko Ryukyu Okinawa-shi (Okinawan History Textbook for High Schools)( Naha: Toyo Kikaku, 1997), p. 203.[29] Matthew Allen, Identity and Resistance in Okinawa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2002), p.33.[30] Michael S. Molasky,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and Okinawa (Literature and Memory)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15-17; Matthew Allen, Identity and Resistance in Okinawa, pp.38-45.[31] Masahide Ota, Okinawa: Senso to Heiwa (Okinawa, War and Peace)(Tokyo: Asahi Shimbunsha. 1996-b), p.92.[32] See: Masahide Ota, Okinawa: Senso to Heiwa (Okinawa, War and Peace)(Tokyo: Asahi Shimbunsha. 1996-b), pp. 39-96.[33] Miyume Tanji, Myth, Protest and Struggle in Okinawa(Abingdon: Routledge, 2006), p.39.[34] Takazato Suzuyo, Beigun Hanzai to Okinawa Josei (US Crimes and Okinawan Women) (Tokyo: Shuukan Kinyobi, 1998), pp. 9-26.[35] Edward Robert D. Eldridge, The origins of the bilateral Okinawa problem: Okinawa in postwar U.S.-Japan relations, 1945-1952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2001), p. xviii.[36] Matthew Allen, Identity and Resistance in Okinawa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2002), p.33. 作者在该书中用的冲绳（Okinawa）一词，笔者为了行文方便将冲绳改写为琉球，下文不再标注。[37]Ultimate occupation of Japan and Japanese Territory (Aug.16 1945), JWPC 385/1, Record Group 218, National Archives II, College Park, Maryland. See also: Makoto Iokibe, (ed.), The Occupation of Japan, Part I: US Planning Documents, 1942-1945, (Bethesda: Congress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 1987), p.276.[38] 英国派出的军队主要是澳大利亚人。参见：Theodore Cohen, Remaking Jap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 (New York: Free Press, 1987), pp. 58-61。[39] 1945年12月底中苏英美四个盟国在东京也建立过一个盟国理事会（Allied Council），1946年2月又在华盛顿建立了一个由 中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11个战胜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但是这些机构都没有发挥作用，麦克阿瑟对它们也不认同。Kenneth G. Henshall, A history of Japan: From Stone Age to Superpow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3rd edn, 2012), p.143.[40] 关捷等主编《中日关系全书》，辽海出版社，1998，第1507-1511页。[41] "US Initial Post-Surrender Policy for Japan", SWNCC 150/4, Record Group 218, National Archives II, College Park, Maryland.[42] "Memorandum for Imperial Japanese Government on Governmental and Administrative Separation of Certain Outlying Areas from Japan", in Fukunagea Fumio (ed.), GHQ Minseikyoku Shiryo, Vol.2, Occupation Reforms: Election Law and Political Funds Law (Tokyo: Maruzen, 1997), pp. 141-142.[43] 冲绳与总务部知事公室基地对策室：《冲绳——米军基地》，http://pief.okinawa.jp/kititaisaku/D-mokuji.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1年8月23日。[44] Makoto Iokibe (ed.),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Robert D. Eldridge,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Postwar Japan (London: Routledge, 2011), p.20.[45] Ibid., pp.19-22.[46] Michael S. Molasky,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and Okinawa (Literature and Memory) (London: Routledge, 1999), p.15.[47] Ibid.,p.20.[48] “到了1952年才公布了军用地租借契约的方法、租借时间、使用费用等第91号法令。1953年又进一步施行了第109号法令——《土地征用令》。”也就是说，在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前，1945-1952年美国军事统治期间，琉球的土地是被美国军队无偿使用的。参见【日】新崎盛晖：《冲绳现代史》，胡冬竹译，三联书店，2010，第83—84页。[49] 同上，第28页。[50] 【日】新崎盛辉：《现代日本与冲绳》，《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第32页。[51] 同上，第33页。[52] 沖縄民政府の旗。将来の沖縄中央政府の旗となる計画もあったが後に放棄され使われなくなった，Flag of the Independent State of Okinawa. The proposed flag representing Okinawa, announced on January 1950. Never widely used.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Civil_Administration_of_the_Ryukyu_Islands ，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7月9日。[53] Flag of US Occupied Ryukyu Islands |Source=self-made, Category: Flags of Japan, civil ensign of Ryukyu, http://www.worldstatesmen.org/Japan.htm |Date=May 21, 2007 |Author= Scott Alter (User:Scottalter) }} {{PD-self}}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9月12日。[54] “Ashida Declares Japan Decrees no Territory, Denies Press Reports”, Pacific Stars and Strips, July 3, 1947. See also "MacArthur Foresees Japan Peace Within 18 months", Pacific Stars and Stripes, June 29, 1947; Michael S. Molasky,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and Okinawa (Literature and Memory)(London: Routledge, 1999), p.20. 日本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积极展开与美国的媾和协商，但直到1951年才正式达成和平条约。[55] "Basic Initial Post-Surrender Directive to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for the Occupation and Control of Japan," November 1, 1945. GHQ/SCAP Records, Top Secret Records of Various Section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Box No. GS-1(11) "1) Relaxation of Purge Restrictions, 2) De-Purging of Japanese Ex-Officers" , RG331, National Archives & Records Administration.[56] 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第205页。[57] 2006年国际法委员会工作报告认为，国家正式的单边行为或声明会产生国际法上的义务。UN ILC Unilateral Acts of States: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Conclu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Relating to Unilateral Acts of States (20 July 2006), ILC Conclusions, p.3. Also see: UN ILC Guiding Principles Applicable to Unilateral Declarations of States Capable of Creating Legal Obligations (1 May-9 June and 3 July-11 August 2006), ILC Guiding Principles, p. 368.[58] Nuclear Tests Case (Australia v. France), ICJ Reports, 1974, para. 43.[59] 中国第二历史资料出版社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第57页。[60] 譬如，林田富：《再论钓鱼岛列屿主权争议》，中国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第51页，及其引注所称其他学者亦有类似观点。[61] Case Concerning Martime Delimitation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Qatar V. Bahrain), ICJ Reports, 1994, pp.120-122.[62]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条（甲）：本公约不适用于国家与其他国际法主体间所缔结之国际协定或此种其他国际法主体间之国际协定或非书面国际协定，此一事实并不影响：此类协定之法律效力。[63] Robert Jennings, Arthur Watts, (ed.),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Burnt Mill: Longman, 1992), p.873.[64] 李浩培: 《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第405页。[65] 同上，第425-427页。[66] Political-military Problems in the Pacific (Jan. 31, 1945), SWNCC 16, in Makoto Iokibe, (ed.), The Occupation of Japan Part 2: U.S. And Allied Policy 1945-1952 (Bethesda: Congress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 1989), microfiche 2-A-6.[67] Minutes of Inter-Divisional Area Committee on the Far East, Meeting No. 243 (Oct. 12, 1944), in Makoto Iokibe, (ed.), Nichibei Senso to Sengo Nihon (The Japan-US War and Postwar Japan) (Osaka: Shoseki, 1989). microfiche 2-B-130.[68] II Holborn, War and Peace Aims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48), p.135.[69] "All Japanese Mandate Islands and Central Pacific Islands detached from Japan, including the Bonins and Ryukyus, will be brought under exclusiv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control. JCS 570/40, Section 9, CCS 360 (12-9-42), JCS 1942-1945, RG 218. National Archives & Records Administration.[70] November 1, 1945.GHQ/SCAP Records, Top Secret Records of Various Section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Box No. GS-1(11) "1) Relaxation of Purge Restrictions, 2) De-Purging of Japanese Ex-Officers" , RG331, U.S. National Archives & Records Administration. Also see: I Documents & State Papers, Department of State, No. 1, April 1948, pp. 32-33. For the texts of "the reply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n 11August 1945 to the Japanese communication of 10 August 1945, and the final Japanese communication on 14 August 1945," see XIII Bulletin, Department of State, No. 320, Aug.12,1945, pp. 205-206; No.321, Aug. 19, 1945,pp. 255-256.[71] "Memorandum f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Government from General Headquarters, SCAP," 29 January 1946, in SCAP, Political Reorientation of Japan, p.477. Also see Appendices, Political Reorientation of Japan, September 1945 to September 1948, Report of Government Section,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p.477.[72] Robert D. Eldridge, the Return of the Amami Islands: The Reversion Movement and US-Japan Relations, p.5.[73] Miyazato Seigen, Amerika no Taigai Seisaku Kettei Katei (The Proces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Making) (Tokyo: Sanichi Shobo, 1981), p. 222.[74] Edwin O. Reischauer, My life Between Japan and America (New York: Weatherhill, 1986), p.107.[75] "Memo from Government Section to Chief of Staff on Military Government of Ryukyu Islands (April 1946)", Staff Study on Military Government of Ryukyu Island, March 27, 1946, Fukunaga (ed.), GHQ Minseikyoku Shiryo, pp. 216-218.[76] "The Problem of Administe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Ryukyu (Jan. 15 1946)", in Committee Members for the Watkins Paper Publication (ed.), Papers of James T. Watkins IV: Historical Records of Postwar Okinawa: The Beginning of US Occupation Policy (Ginowan: Ryokyurindo Shoten, Vol.25, 1993), p.41.[77] 1953年，又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奄美大岛“返还”给了日本，被划入日本的鹿儿岛县。所以，现在日本的“冲绳县”不包括奄美大岛，只有冲绳诸岛及先岛群岛（含宫古和八重山）。目前，同样也有学者质疑奄美大岛返还的合法性，认为奄美大岛的地位应该由国际社会重新决定。限于篇幅，本文不展开讨论。[78] Special Recommendation on Ultimate Disposition of the Ryukyus (Oct. 15, 1947), PPS/10/1,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83), pp.116-117.[79] Minor Islands Adjacent to Japan Proper: Part II, Ryukyu and Other Nansei Islands, March 1947, Flash Number 1, Microfilm Reel Number B-0012, Beijawa ni Teishutsu Shiryo (Eibun) (Dai Ikkan), Materials Submit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English Copies) (First Roll), Tainichi Kowa ni Kansuru Honpo no Junbi Taisaku Kankei (File on Preparatory Meawures by our Country Relating to the Peace Treaty), DRO-MOFA, 0066-0083, Asakai gave this study to Archeson in early July 1947.[80] "Okinawa to Chishima no Ichibu Henkan no Kibo (Desire for the Return of Okinawa and a Part of the Kuriles)," Asahi Shimbun, Saturday, June 7, 1947; Also see: Tom Lambert, "Okinawa, Kuriles Asked by Japan", Ashida Declares, Pacific Stars and Stripes, Friday, June 6, 1947, at B2.[81]"MarcArthur Foresees Japan Peace Within 18 Months", Pacificfic Stars and Strips, June 29, 1947, at B4.[82]"Probably talked too much about the territorial problem", Hitoshi Ashida, edited by Shindo Eiichi ans Shimokobe Motoharu). Ashida Hitoshi Nikki (The Diary of Ashida Hitoshi). Tokoyo: Iwanami Shoten, 1986. vol.2, 5. Also see: Ashida Declares Japan Desires No Territory, Denied Press Reports, Pacific Stars and Stripes, July 3, 1947, at B2.[83] Kumao Nishimura, Senryo Zenki no Tainichi Kowa Mondai-Muttsu no Dentatsu (The Problem of the Peace Treaty with Japan-Six Attempts at Communication), Fainansu (Finance), in Michael M. Yoshitsu, Japan and the San Franciso Peace Treaty Settle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80.[84] 传统国际法认为，领土主权的获得有5种模式，即先占（或占领）、添附、时效、割让和征服。五种领土取得模式中，征服（conquest）在法律文献中已经不被认为是一种有效权利了。而有效占领（effective occupation）必须与前期的历史阶段联系起来，因为“无主地”已经被认为基本不再存在。除时效是具有争议的以外，在国际法上还产生了一些其他有争议的领土取得方式，如历史性权利巩固(Historical Consolidation of Title）；有效控制（Effectivités）；人民自决权等。[85]【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下卷第一分册），王铁崖、陈体强译，商务印书馆，1989，第321页。[86] 调整作战手段、方法、行为关系，以及对平民、受难者和伤病者、战俘等进行保护的制度与规则，分别由在海牙与日内瓦签订的系列条约构成，故称为海牙体系与日内瓦体系。[87]【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下卷第一分册），王铁崖、陈体强译，商务印书馆，1989，第322页。[88]The Lighthouses Arbitration, ILR 23 (1956), pp.664-666, 668-669; Robert Jennings, Arthur Watts, (ed.),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Burnt Mill: Longman, 1992), pp. 566-567.[89] 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55页。[90] U. S.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3.3 U.S.T. 1952, p.3169.[91] 转引自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第476页。[92] Island of Palmas (or Miangas) (United States/Netherlands),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1928, p.15.[93] 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第474页。[94] “Japan will concur in any proposal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place under its trusteeship system,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sole administering authority, Nansei Shoto south of 29deg. north latitude (including the Ryukyu Islands and the Daito Islands), Nanpo Shoto south of Sofu Gan (including the Bonin Islands, Rosario Island and the Volcano Islands) and Parece Vela and Marcus Island. Pending the making of such a proposal and affirmative action thereo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ave the right to exercise all and any powers of administration, legislation and jurisdiction over the territory and inhabitants of these islands, including their territorial waters”, 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 Signed Sept. 8, 1951; proclaimed Apr. 28, 1952. Declaration by Japan, and exchange of notes signed Sept. 8, 1951. U.S.T 1955, 1952 vol.3 Part 3, p.3169.[95] 譬如，刘少东在其出版的著作中对该条的翻译如下：“日本将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群岛（包括琉球群岛以及大东群岛）、南方群岛（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以及火山列岛）以及冲鸟岛和南鸟岛置于作为唯一施政者的联合国的托管统治制度之下，日本完全同意美利坚合众国对联合国的提案。在该提案付诸实施及通过以前，联合国对包括领水域在内的群岛以及居民，具有行政、立法及司法上的一切权利及部分行使权”，这一译法和原文意思相差甚远。刘少东：《日美冲绳问题起源研究（1942-1952）》，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第200页。类似情况还出现其他作者的论文中，笔者不一一列举。[96] 或者也将普通托管称为非战略托管。[97] 【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191-192页。[98] 联合国托管主要由托管理事会监督，另外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分别按各自的程序也有监督的职能。其中，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的年度报告是固定的，每年都需要的。凡经过了联合国程序合法托管的领土，其年度报告在联合国文件资料库有完整保存和记载。联合国网页http://search.un.org/search?q=trusteeship+report ，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12月10日。[99] Marcelo G Kohen, Territory, Acquisitio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last updated March 2011, paras. 5-6.[100] Record of Proceedings, September 4-8, 1951, Japa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1951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4392, pp. 73, 77-79, 84-86.[101] Andriy Melnyk, United Nations Trusteeship System,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para.12.[102] Andriy Melnyk, United Nations Trusteeship System, para.12.[103] 譬如，张毅在其文章中称：“故此，1947年4月，联合国通过《关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琉球群岛随同钓鱼岛列屿等岛屿列为托管地，划归美国管理。”张毅：《琉球群岛法律地位的国际法分析——兼论东海划界问题的新思维》，《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71页。类似错误还出现在其他作者的论文中，笔者不一一列出。[104] 《1995—1996世界知识年鉴》，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8页。此内容还可以参见联合国托管理事会官方主页：http://www.un.org/zh/mainbodies/trusteeship, 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6月8日。[105]1952年的世界托管领土地图中标明的美国太平洋岛屿托管地也根本不包括琉球。参见：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Division of Intercourse and Education Publication and Editorial Offices,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Documents collection 1952, pp.433-434。[106] 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428]目注释。[107] NSC Planning Board, the Japanese Treaty Islands, June 15, 1953, Box 29z, Policy Planning Staff Papers, General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 RG59,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aryland.[108] 1990年12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683号决议（UNSC Resolution 683 (1990) of 22 December 1990），终止了该托管区域三块领土的托管协议：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其中，密克罗尼西亚成为联邦；马绍尔群岛成为共和国，实现了与美国自由联合的完全自治；北马里亚纳群岛也作为一个充分自治的联邦与美国实现政治联合。1994年11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956号决议（UNSC by Resolution 956 (1994) of 10 November 1994），结束了帕劳的战略托管地位，帕劳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与美国实行自由联合。[109] 万鄂湘、石磊等：《国际条约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第167页。[110]【意】真提利斯：《论战争法三卷》，转引自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7，第329页。[111] John Woodliffe, The Peacetime Use of Foreign Military Installations under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Springer: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2), P.15.[112]【日】新崎盛晖：《冲绳现代史》，胡冬竹译，三联书店，2010，第86页。[113] 田恒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6，第90页。[114] 《琉球与大东群岛协定》签订后，美日政府及传媒往往将该协定简称为“冲绳返还协定”（Okinawa Reversion Treaty）。然而，除了签订该条约的美日双方领导人在其个人发言、新闻发布会或是媒体报道中用过“Reversion of Okinawa”这样的字眼外，《琉球与大东群岛协定》的正文中并无返还或复归（reversion）的任何字眼，所涉领土的名称也未直接使用冲绳（Okinawa）而是用的琉球（Ryukyu）。鉴于“冲绳返还协定”在名称上就容易让人误以为涉及“冲绳主权返还”的问题，故本文不采用此简称。[115]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ncerning the Ryukyu Islands and the Daito Islands, 23.1 U.S.T. 1972, June 17, 1971, p.447-574.[116]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Okinawa Reversion Treaty. Hearings, 92nd Congress, first session, Ex. J. 92-1, October 27-29, 1971 (Washington: U.S. GPO, 1971), p.11.[117] 万鄂湘，石磊等：《国际条约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第268页。[118] David Bederman, “the 1871 London Declaration, Rebus Sic Stantibus and a Primitivist View of the Law of Nations”, (1988) 82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 pp.1-40.[119] James R. Crawford, The Creation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505.[120]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pp.517-582.[121]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pp.583-894.[122] British Declaration of the Causes of War against Russia, 28 March 1854, 46 BFSP, p.33.[123] PICJ ser. C no.82, p.82-131, Chapter 8.[124] Act of Algeciras, 7 April 1906, 99 BFSP 141, Chapter 7.[125] Méir Ydit, Internationalised Territories: A Study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No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15-1960) ( Leyden: L&Université de Fribourg, 1961), pp.29-33.[126] Jurisdic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of the Danube between Galatz and Braila, PICJ ser B 1927, no.14.[127] PICJ ser. B 1927, no.14. p.11.[128] 114 BFSP 535，Arts V, VI.[129] PICJ ser. B 1927, no.14. p.27.[130] James R. Crawford, The Creation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p.505.[131] U.S. TIAS 1555; 60 Stat. 1899, 1901-1905; 20 UNTS 259, 276-280, 282-286; A Decad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41-49 (1950), S. Doc. 123, 81st Cong., 1st sess., pp. 58-59, 60-61, 62-63.[132] 这里进一步证明了和平条约对琉球的处理为“联合国托管”。[133] XXIII Bulletin, Department of State, No. 596, Dec. 4, 1950, p. 881.[134] Marcelo G Kohen Mamadou Hébié, Territory, Acquisitio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para. 6.[135] 【英】马尔科姆·N·肖：《国际法》（第6版），白桂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397页。[136] Marcelo G Kohen, Mamadou Hébié, Territory Acquisitio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012. para. 17.[137] Ibid., para. 21.[138] 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再展开探讨。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重点课题“我国海洋权益保障的国际法问题研究”的成果，最初发表于《国际法研究》2014年第1期（总第1期），本文中作者对内容和格式稍作修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学习俱乐部”“爱思想”网站，修订发布）【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图1.1947年PPS 10/1文件地图，日本领土限于中心方框内（琉球不在其中）[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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