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期《乡村振兴》杂志刊发了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城郊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文茂读《走向乡村振兴》评论文章，并加发编者按如下：
新华社1月4日推出的《礼赞百年风华谱写时代新篇——2021年宣传思想工作综述》中讲到“长篇报告文学《走向乡村振兴》等文艺作品用不同形式，展现出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艰辛与辉煌”。张文茂的这篇评述《走向乡村振兴》的文章，不是单纯的文学评论。作为我国著名的“三农”问题研究专家，张文茂认真研读了文学家王宏甲的这部作品，并深入作家调研采写的贵州毕节乡村再调研。张文茂的评论和王宏甲的作品，都让我们想起了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的：“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本刊去年曾介绍过《走向乡村振兴》这部长篇报告文学，贵州省委组织部把这部书列为全省干部教育培训好教材。我们认为，这是一本具有实用价值的，值得各地干部特别是广大农村干部阅读的书。
我国著名报告文学家王宏甲的著作《走向乡村振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是作者历时四年走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几百个贫困乡村，深入一线长期跟踪调查，以宏大历史观的视野写出的一部从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史诗般的调查报告。
这本书是作者以文学的方式，来回答长期困扰我们的“三农”理论和政策问题，是在探寻由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的前进道路。它的价值不仅是文学的，更像是一部反映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向现代化转变的全景式社会学著作。
王宏甲在《塘约道路》《中国有个腾头村》和《共同富裕：一个村庄的信仰与坚守——贾家庄乡村振兴启示录》等报告文学作品中，通过对新老典型的解剖，反复讲述了农民组织起来的决定性意义，但对象都是村一级。组织化、集体化不仅是一个村级组织的问题，更是由村到乡镇再到市县的一个系统工程，《走向乡村振兴》正是反映这一系统工程的升级版。
这种升级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突破了村自为战的格局，开始有乡镇一级的联合组织。二是由村和乡镇发展到了县级、县域的产业发展统筹和产业化组织体系。这就形成了村级组织、乡镇联合，县域统筹、城乡融合的新发展格局，使整个脱贫工作由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升级到大党建统领的多级联动的产业化组织体系建设，上升为乡村振兴的整体性推进战略。目前关于乡村振兴的文章，很少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书中第十五章写了贵州鸭池镇的“两包一干”，很值得关注。所谓“两包一干”，就是镇里成立党委领导下的合作总社，以统筹的方式把前端的产业选择、资金筹措、技术服务、规范管理和终端市场销售全包了，只把中间的生产环节留给村合作社。镇里包两头，村里只管干，化解了各村社的经营风险。
威宁县谋划6.5万亩的山地蔬菜产业基地，需要集中土地、组织劳动、加工存储、冷链运送、远程销售等环节的统一组织协调。为此，他们提出了全县统筹的思路，不但设立了指挥部，还成立了农业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股权合作的形式把24家种植销售蔬菜的公司组合起来，再把相关村合作社的土地流转集中，纳入统一种植计划。当地马铃薯产业也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以及物流贸易、文化体验等全产业链的良性循环。这种产业布局和产业组织体系，超越了单个乡村的统筹范围，上升到了县级、县域统筹的程度。
除了产业布局和产业组织体系的统筹之外，县级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即把实践中已经成熟的改革创新的做法在总结提高的基础上制度化，变成地方政策条例等。
乡村振兴是农村自己的事吗？靠农民自己的力量能够振兴吗？如何使乡村发展可持续？我也曾反复思考过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不是能在办公室里论证的，必须来自实践。恰好，我在读《走向乡村振兴》时找到了答案。
在本书中，作者写到了毕节市委书记周建琨提出的“四个留下”，即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留下一批活力强劲的合作社、留下一份殷实厚重的村集体资产、留下一套高效管用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一个不在实践中的人很难想象出来的工作目标。已经脱贫了，为什么工作队还要永远留下？这是因为毕节市委的同志们想得长远。而且，这“四个留下”又是一个缺一不可的完美组合，一支队伍，一个组织，一份资产，一套体系（或一套方法）。其实，这“四个留下”的提出，揭示了一个重大的全局性问题，即不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已经不再是农民自己的事，也不是只靠农村就能完成的事。
这是因为，一方面，广大农村人才长期流失，农村缺人才、缺技术、缺信息、缺资金等已成为普遍现象，必须要有党领导的力量来组织人才输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这个事，只有社会主义能做，我们共产党能做。另一方面，从全面乡村振兴的要求看，城乡分割再延续下去只能加大农村地区的贫困和衰败。所以，不论是从农村产业经济发展，还是城乡关系的协调、工农联盟的巩固等角度看，都到了以城带乡、振兴乡村、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可见，要建立新的和谐的城乡关系，还是需要大批知识青年来帮扶乡村。如此来看，毕节的“四个留下”应该是今后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常态。
本书的最后一章，读起来更令人震撼。20世纪50年代的那些人，那些事，那种组织起来以后的艰苦奋斗和牺牲精神，与今天的脱贫攻坚精神，一脉相承。我注意到书中多次出现这样的情节，当提到某个水库或大型水利工程时，作者会问一句，什么时候建的？被访者说：1958年建的。“你确定？”“确定。”其实，我们在现实中也常常遇到这样的事。只有继承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才能更好地发展。这是《走向乡村振兴》的又一个鲜明的态度和底色。在“三农”问题上，我们过去的教训是过分地淡化、忘记甚至否定了那段值得自豪的历史，忘记了那些鲜活的英雄。本书第十八章用大量笔墨记录了一个叫徐荣的抗美援朝转业军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带领组织起来的农民，在悬崖绝壁上修建天渠的英雄事迹，曾经受到国务院的嘉奖。本来要去北京参加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的徐荣，却在1958年12月牺牲在水利工地上，年仅29岁，牺牲时女儿才出生七天。周建琨在了解了徐荣的事迹并亲自踏勘了这条天渠之后，派人查访到了已经82岁的徐荣之妻顾尚荣，并于2020年8月26日去看望了这位老人。这是徐荣牺牲62年后第一次有市级领导来看望她。周建琨对老人说：“对不起，我们不知道，我们来晚了。”又说：“我们不能忘记英雄，我们要建一个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英雄。”我非常赞赏这位市委书记的态度，对被遗忘了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说一声——对不起！我们虽然来晚了，但是还可以补救一下，还可以继承下来，传承下去。那么，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今后走向乡村振兴的路也一定会少绕弯子。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宏甲文章”微信公众号，原载“《乡村振兴》杂志”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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