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莫让“好好先生”坏了好事业

调研走过场，只看“盆景”不谈问题；民主生活会搞一团和气，辣味尽失；面对原则问题，爱惜羽毛、明哲保身……这种工作中存在的做派，看似维系着四平八稳的局面，实则消解斗志、贻误战机。在其背后，往往站着一群遇事击鼓传花、逢人你好我好的“好好先生”。

何为“好好先生”？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编纂的《古今谭概》记载：“后汉司马徽不谈人短。与人语，美恶皆言好。”这位东汉名士因凡事皆称“好”，被后人戏称为“好好先生”。这本是古人讽喻左右逢迎、圆滑处事的典故，如今却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有了现实的投射，成为其所谓的“为官之道”。

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指出：“对共产党人来说，‘好好先生’并不是真正的好人。奉行好人主义的人，没有公心、只有私心，没有正气、只有俗气”“一些地方和单位正气不彰、邪气蔓延，工作局面长期打不开，矛盾问题积累一大堆，同好人主义的盛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番话一针见血，道尽了“好好先生”的利己本质，也点透了好人主义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深层危害。

说到底，“好好先生”的“好”，从来不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好，而是对个人的好。他们心里那本账算得门儿清：坚持原则容易得罪人，得罪人就要担风险，担风险就可能丢帽子。这么一盘算，那所谓的“好”，其实就是拿公家的原则去换个人的平安。他们嘴里的“大局”，往往是自己仕途的“小账”；他们怕出事，其实是怕自己出局。更危险的是，当“好好先生”们凑在一起时，这种歪理便会成为共识，滋生出履职上的好人主义，合伙给党的事业“软罢工”。

好人主义之所以有市场，是个体政绩观偏差与评价机制失衡相互影响的结果。一些干部把明哲保身当成了“为官之道”，丢掉了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政治品格。一些地方和单位的考核评价导向不够鲜明，缺少对实干担当的正向激励，让那些敢于较真碰硬的干部“流汗又流泪”。长此以往，这不仅拉开了党群之间的心理距离，更在无形中消解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纠治好人主义，必须在思想教育与机制重塑上协同发力，系统施治。一方面，要常态化开展学习教育，让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明白，共产党人的好，从来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对事业负责、对群众负责的硬气，面对大是大非要敢于亮剑，面对矛盾堵点要敢于迎难而上，面对歪风邪气要敢于坚决斗争。另一方面，要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把“三个区分开来”落到实处，为敢抓敢管、勇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同时，要优化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坚决纠正单纯“以量定绩”的做法，把群众口碑、工作实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作为评价干部的核心标准，从制度上挤压好人主义的生存空间，让“好好先生”失去市场、受到惩戒。

新征程上，面对改革发展的硬骨头、面对群众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的干部。当“好好先生”不再吃香，当较真碰硬成为常态，党员干部才能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放在干事业上，以奋进姿态创造发展实绩，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冲破阻碍、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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