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次世界共产党国际会议作出重要呼吁：重建“新共产国际”，推动全球共产主义力量再度联合

 

 

2009年，新德里。一场看起来“普通”的国际会议，悄悄把一个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问题，再次推到了台前：共产国际，要不要重建？

 

会场外，是车水马龙、喇叭声此起彼伏的印度首都；会场内，来自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挤满了大厅。很多人是带着问题来的——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路低潮，好不容易等到一场全球金融危机，资本主义自己“爆雷”了，可各国共产党却依旧各自为战、声音分散。该不该重新搞一个有统一领导、统一战略的全球性共产党组织？这个问题，终于被明明白白摆到桌面上。

 

有代表当场就提了最直接的诉求：不能再只是每年开个会、发个文件，必须考虑建立“新的共产国际联合组织”。有人建议设立常设工作委员会，有人提议建全球性网站来统一宣传，有人甚至设想要有类似“世界共产党中央”的领导核心。那一刻，很多老一代共产党人脑海里浮现的，是一个早在1943年解散、在冷战阴影下被一再回避的词——共产国际。

 

这场会议并没有当场通过重建共产国际的决议，会议文件写得相当谨慎，只号召各国共产党在反帝斗争中加强协调、采取共同行动。但一个事实已经很难掩盖：在全球资本已经高度联动、跨国垄断资本随时可以联合起来发动战争、收割全球财富的时代，共产主义这边如果还停留在“同志加兄弟”的情感层面，不去思考严肃的组织问题，那就等于把主动权让了出去。

 

要弄明白为什么“重建共产国际”会重新被提出来，得从两个方向看：一头是当下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的现实，一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多年的经验和教训。

 

先说现实。

 

1991年苏联解体，很多西方媒体马上宣布“历史终结”“社会主义破产”。这一套话在九十年代挺有市场，连不少左翼都被说得有点心虚。可真到了21世纪，尤其是2008年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连欧美自己的共产党都发现：资本主义这套东西，不但没变好，反而把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说过的话，重新验证了一遍。

 

葡萄牙共产党那会儿的判断就很典型：这次金融危机不是偶然，而是资本过度积累和无政府竞争的一次总暴露；危机的根源不在货币表面，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简单说，就是矛盾不是出在“怎么管理”，而是出在“这套制度本身”。他们甚至直接说：“现实再次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运动的核心命题——必须采取革命行动推翻资本主义；现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一种必要而现实的选择。”

 

这话不是一个小党在角落里自言自语，而是站在实实在在的社会现实基础上的判断。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大批工人失业、福利砍掉、公共服务被削减，资本却在各国政府的“救市”中反而更集中，垄断更厉害。很明显，资本主义并没有因为苏联解体而“胜利修成正果”，它身上的那些结构性矛盾一点没少，只是换了新包装。

 

经济全球化，让资本可以一夜之间从纽约撤到上海，从伦敦撤到墨西哥，让跨国公司可以随便在全球布局产业链，享尽各国劳动力差价的红利。而与此同时，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却基本还停留在“偶尔开会、互致问候”的水平。这种对比，实在有点刺眼。

 

希腊共产党在那几年说得很直白：“对资产阶级来说，这场危机是威胁；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这恰恰是希望所在。”他们呼吁各国共产党要抓住这次全球性危机的机会，加强工人阶级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团结，把“资本主义这只受伤的野兽”打倒，而不是等它缓过劲来再继续统治世界。

 

英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卢森堡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加拿大共产党……一大堆欧美左翼政党那段时间都有类似的判断：资本主义陷入系统性危机，左翼必须趁机联合发声，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不然整个世界就只能在新自由主义和极右翼民粹之间来回摇摆。

 

可问题马上就冒出来了：各国共产党都看到了危机，也都在呼吁团结、呼吁行动，但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把这种“共同判断”变成“共同行动”？那就绕不开一个问题——还要不要一个类似“共产国际”的全球性领导中心？

 

很多人一听到“共产国际”三个字，下意识就皱眉头：历史上犯过不少错误呀。确实，共产国际从1919年成立到1943年解散，二十多年里既留下了巨大贡献，也留下了严重失误：有些时候机械套用苏联经验，忽视各国实际，有时候又把国际主义搞成了“听命于莫斯科”的单向命令关系。这些问题，后来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都做过很严厉的反思。

 

但问题是：你能因为某种组织形式在历史上犯过错误，就否定这种形式本身的必要性吗？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中共中央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下过错误指示，造成根据地丢失，那是不是干脆不要中央，改成各省自立门户？显然没人会这么主张。因为所有严肃的革命者都明白一件事：组织形式是不是需要，取决于现实斗争的客观需要，而不是取决于它曾经是不是“百发百中、从不犯错”。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为什么会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未来有浪漫想象，而是基于一个非常冷静的现实判断：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是国际性的，它会为维护自己的利益随时跨国合谋，因此无产阶级也必须把自己的斗争从民族层面推向国际层面。

 

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世界性革命，不可能只在一个国家悄悄完成。马克思甚至很明确地写过：共产主义革命不会是单个国家的革命，而会在文明国家内同时或相互影响地发生。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这个“世界性”更被具体地拉到了现实：协约国可以越过整片欧洲干涉俄国革命，美国可以把航母开进台湾海峡、可以拉几十个国家去朝鲜打仗。帝国主义镇压社会主义的时候，向来是可以迅速结盟、协同作战的。

 

既然“那一边”是高度联合的世界性镇压，“这一边”要是散兵游勇、各打各的，就完全是被各个击破的节奏。这不是道德问题，是赤裸裸的力量对比问题。

 

也正因为这样，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到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再到战后那个较为松散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直都在尝试用某种国际组织形式，把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串联起来。

 

苏东剧变以后，这种尝试一度几乎停摆，70年代往后，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大范围联系基本断了，最多就是偶尔开个会发个联合声明。直到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1998年以后，以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希腊共产党为代表的一些政党，才开始主动重启这条路。

 

1993年，印共（马）在印度办过一次国际研讨会，主题叫“当代世界形势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一共有21个政党参加。很多与会者后来都提到，那次会议起码有两个效果：一是让大家发现，原来全世界这么多共产党并没死，而且都还在各自国家坚持斗争；二是让不少人重新建立起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

 

1998年开始，希腊共产党干脆挑起担子，连续几年主办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把本来零零散散的党际交流变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机制。随着参会政党数量年年增加，这个会议后来干脆开始轮流到不同大洲举办：里斯本、明斯克、莫斯科、圣保罗、新德里，再到后来由南非共产党在非洲主办。从地理上看，这算是把世界主要地区都跑了一圈。

 

 

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种“会议机制”，没有像当年共产国际那样的统一纪律和强制决议；但从实质上看，它其实是在一点一点为未来更紧密的国际联合试水。比如在新德里的那次会议上，就有不少政党提出要建立常设机构、统一行动日、共同网站、统一教育材料等等。这些，不就是在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吗——要不要走向某种“世界共产党”的雏形？

 

这时候就会遇到两个现实的争论点。

 

第一个是：“各国情况差异那么大，一个世界中央怎么可能统一领导？会不会搞成一刀切？”

 

这个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历史上确实有过类似问题。不过要把组织原则和工作作风分开来看。苏联、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内部不同地区的差异有时候不比几个欧洲国家之间差距小，但统一领导并不意味着要搞一刀切。一个世界性的共产党中央，如果真要重建，完全可以在坚持“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前提下，在工作方式上做到充分调查、具体分析、本地授权。

 

比如，可以在某个国家设立派出机构，更接近一线地掌握情况；也可以在特殊时期明确授权那个国家的党组织对紧急问题先行决策，事后向中央报告。换句话说，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并不矛盾，关键在于怎么设计制度、怎么保证上下沟通，而不是否定统一领导这个原则。

 

第二个争论点是：“共产国际历史上犯过错误，为什么还要走这条路？”

 

如果把“犯错误”当成否定一切集中领导的理由，那任何一个中央集权式政党都不可能存在。真正值得做的，是总结共产国际当年到底错在什么地方：是意见统一本身有问题，还是决策程序不民主、信息不透明、过度依赖单一经验？这些恰恰是未来重建任何形式国际组织时必须要吸取的教训，而不是简单把“共产国际”三个字打入冷宫。

 

从21世纪的现实来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会逐渐再次逼近“需要重新考虑是否重建共产国际”这个问题，主要有三层推动力。

 

 

第一层，是共产主义事业本身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国别化的理论，它讲的是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趋势。无论是讨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还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它说的都不是“某个国家自己的小目标”，而是全人类的解放。

 

苏联解体并没有推翻这个前提，只是证明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失败了。这之后的几十年里，虽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整体处于防守状态，但从拉美到亚洲，从欧洲到非洲，各地的左翼探索一直没停。只是这些探索之间，缺乏强有力的总结和互相对话的平台。每个党都在忙自己国家的事，经验教训难以及时共享，理论创新也很难变成全球性的财富。

 

如果有一个足够严肃、又相对权威的国际组织，把各国共产党拉到同一个桌子上，定期交流经验、开展理论讨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形成共识，这对每一个单独的党来说，都是巨大的帮助。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共产国际”才不仅是一个象征，而是真正成为推动21世纪社会主义探索的一种实际工具。

 

第二层，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客观冲击。

 

今天的全球化，早就不是当年那种以殖民扩张、商品输出为主的“旧帝国主义”阶段，而是高科技、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深度嵌入的结构。一个国家内部发生金融危机，可能会立刻引发全球股市狂跌；某个地区爆发战争，马上可能牵动能源价格、粮食供应、移民潮。这种关联度在一百年前是很难想象的。

 

与此同时，超越国家主权的全球性难题越来越多——环境恶化、南北差距、极端贫困、不平等国际制度、人口压力、能源危机、核战争隐患、恐怖主义、传染病……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现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结构性产物。但只用一个国家、一个党去发声，很难对整体格局产生实质影响。

 

一个真正有协调能力的国际共产党组织，起码可以做三件事：

 

 

第一，把全世界左翼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整合起来，形成有说服力的统一方案，而不是让每个党各说各话。

第二，在国际舆论场上形成集体声音，争取那些对现状不满、但还没明确意识形态立场的广大群众；

第三，在一些关键议题上推动跨国联合行动，比如反对北约扩张、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反对外国军事基地、声援被迫害的政治犯等。

 

2009年新德里会议的最后文件里，其实已经有了这种“准国际行动”的影子：决定把每年的11月29日作为声援巴勒斯坦的斗争日，把2010年作为反法西斯胜利65周年的纪念年，通过工会和青年组织来加强跨国动员，推动美国释放古巴的五名政治犯等等。这些看似“具体的小事”，实际上是在用一次又一次的协同行动，训练一个还未成形的国际政治主体。

 

第三层，是国际政党政治整体发展趋势的变化。

 

苏东剧变之后，不只有共产党在反思，资产阶级政党也在升级自己的国际组织。保守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等各种政治国际组织，这些年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活跃。欧洲人民党、社会党国际、拉美某些右翼政党联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影响国际组织、双边关系、区域合作框架。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共产党这边还停留在“偶尔开会聊聊天”的层面，显然就会在国际博弈中掉队。要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真正发挥作用，政党本身就必须成为一个跨国行为体，而不是只在自己国家内部转圈。

 

所以，从长期看，各国共产党不但不会放弃国际联合，反而会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联合的形式和内容。重建某种意义上的“共产国际”，并不是某几个人拍脑袋的畅想，而是这股趋势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自然会浮现出来的问题。

 

那问题来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一个新的共产国际要重建，它会是什么样子？

 

从现在的条件看，它不可能简单照搬1920年代那套模式，不可能由某一个大国说了算，也不可能用过去那种高度命令式的方式来要求各国党组织服从。更现实的可能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关于国际联合的基本思想前提下，对组织形态做出一些根本性的调整。

 

 

比如，在原则上继续坚持国际主义、坚持无产阶级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前提这一基本立场；但在具体运作上，更强调民主协商、多中心参与、信息公开，而不是“单一中心统一下命令”。再比如，把“世界革命总部”那种过于理想化的想象，转化为一个能够处理全球公共事务、推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协调、在国际舞台上代表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常设机构。

 

马克思和列宁当年也曾设想过：等到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全部胜利之后，国家会渐渐“消亡”，人类社会会迈进“自由人联合体”的高级阶段。在那样的社会形态里，他们对“一个国际性组织如何管理全世界公共事务”其实并没有展开充分讨论，甚至一定程度上认为，当阶级消失、国家消亡之后，这样的组织形式可以淡出历史舞台。

 

但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进程，让我们看到了一点：即便在相当长一段社会主义发展时期，世界范围内也不会完全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会有利益协调问题，全球公共物品（气候、海洋、太空等等）的管理，也是实实在在的刚需。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具有世界性协调功能的共产主义国际联合组织，并不会随着单个国家的革命胜利自动过时，反而可能在全世界社会主义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之后，承担起更加“日常化、治理型”的职责。

 

换句话说，未来的共产国际，既要继承“革命的指挥部”这一面，又要吸收“全球治理组织”这一面——这两者合在一起，才可能符合21世纪的现实。

 

当然，说到底，重建共产国际不是几个理论家的纸上推演能决定的，它受制于一个很现实的前提：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本身，能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聚拢起足够的力量和信心。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至少从印度的新德里，到希腊的雅典、葡萄牙的里斯本、巴西的圣保罗，再到南非的约翰内斯堡，这股“往一起走”的趋势，从没停过。

 

这个趋势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件事：无论资本主义怎么宣称“时代终结”，只要资本还在全球范围内联合运作，压迫和不平等还在扩大，无产阶级的反抗，就不会停留在一个国家之内；而只要这种跨国反抗日益频繁，一种更高级别、更系统化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形态，就迟早会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

 

那时候，人们也许未必会沿用“第三国际”的名字，也未必会以旧式的条文和纪律去束缚每一个党，但它在功能上的定位，很可能与当年的共产国际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在一个完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里，为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一个真正能够集中意志、协调行动、共享经验、共同应对挑战的“世界大脑”。

 

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建共产国际不是某种浪漫主义的怀旧，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它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出现，可以讨论；但它迟早会成为一个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问题，而不是一句可以轻轻带过的口号。

 

来源：沅水史记百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