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
的设定在林毅夫等(2006)全文中始终被保持)。而实际上应是
，这意味着林毅夫等(2006)附录证明6和7中的所有符号
都应被所替换
。
”(此处已修正上一处数学疏忽，将林毅夫等(2006)中的(A10)式的符号
替换为
)表示发展中国家实施赶超战略时的要素禀赋提升的速度
。这意味着
，其中
代表实施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的赶超部门的要素禀赋提升速度，代表非赶超部门的要素禀赋提升速度，
即为二者的加权平均，但权重有误。
(20)
(21)
比例的资本要素，但其对禀赋结构提升速度的贡献度却仅为
(显然，
)，同时，“赶超部门”所造成的技术上的赶超劣势
的影响度也为
，而“非赶超部门”中存在的技术学习红利(后发优势)的影响度为
，大于其所使用的资本比例
。
和
，而应该是经计算可得的
和
。这会关系到经济增速与赶超部门的资本使用比例的关系的判定，即
值的正负。
始终小于0，因此，无论改革开放前后，都应该执行林毅夫提倡的“比较优势战略”。
在
上单调递减，在
上单调递增，如图1所示：
区间，
是否大于0?图1符合比较优势陷阱论的判断：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其资源禀赋结构较低(与同一时期的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的阶段，赶超战略可提供高于比较优势战略的赶超速度。而在追赶的中后期，资源禀赋结构得到较大的提升(虽然仍然低于同期发达国家)时，执行比较优势战略的收益大于执行赶超战略，应通过改革及时进行发展战略调整。此外，由于吴文、周绍东(2024)说明图1中的情形2是更典型的情况，因此即使在推行比较优势战略的阶段，也并不意味着要将“去赶超”进行到底，在
阶段，比较优势战略的促发展效力会下降。其实践指向是：市场化条件下的独立自主发展。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