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任何文学作品都不能涉及抹黑和诽谤，否则就不是现实主义。 瑞典文学院对莫言的作品评价是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就是说，虽然情境魔幻，但是所描写的却是中国的现实世界。 如果莫言能持守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写中国的过去，无论他写得多么魔幻，也不涉及到中伤和抹黑。然而莫言呢？连就事论事都谈不上。所以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把莫言的小说定义为揭露一个猪和驴的国度，那里的人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都鲁莽和荒谬。而莫言默认了这个定论，这说明他承认瑞典文学院对他的作品评价是恰当的，说明他的写作初衷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莫言把全体中国人都污辱了！就是说，莫言的作品不是单纯的写某一个人，而是骂一大片，正如《颁奖词》骂的是全体中国人，而这种骂就是通过莫言的作品表达出来的。 对于莫言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是这么评价的：“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很少的旅程能超越这些故事和历史进入一个这样的国度，那里驴子和猪的叫嚣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呈现了超自然的比例。……他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 听到这段《颁奖词》的内容，假如你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你还会恬着脸上台领奖吗？ 《颁奖词》明显是在抹黑中国，骂中国的祖宗，而莫言这个“敢说真话”的人怎么就不站出来大声疾呼地向瑞典文学院抗议？他为什么能够猥琐地忍气吞声？这哪是与鲁迅相比拟的人物呀？纯粹是软骨头！ 1927年，北大任教的瑞典人斯文·赫定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之一，听闻鲁迅的文学造诣，便同鲁迅铁粉刘半农商量，要提名鲁迅为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鲁迅知道后，果断回信拒绝。 其实不光是鲁迅，即使换任何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在听到颁奖词的内容后，都会向瑞典文学院进行抗议！如果莫言在当时向读《颁奖词》的人高声抗议说：“我抗议！中国不像你们说的那样，你们不要利用我的小说抹黑中国！”想必大家会原谅莫言，然而莫言没有如萨特那样拒绝诺贝尔奖。莫言作为文人，不但没有文人的骨气，还低眉顺眼卑躬屈膝地在获奖感言中说：“向瑞典皇家学院坚守自己信念的院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可见其媚态十足！ 有道是“士可杀不可辱”。《论语》载：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莫言作为当事人，难道连这点血性都没有吗？他平时“批评”的勇气到哪里去了？ 莫言的作品严重歪曲了现实世界，它带给人的感观是，中国是一个人性严重扭曲，遍地充斥着无知愚昧，没有怜悯，只有假恶丑，没有真善美的人间炼狱。 每一个国家都有丑陋，不是不能揭示。但是带有现实主义意味的作品必须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不能不尊重现实，不可无节制的夸张。 西方把莫言的作品定义为魔幻现实主义，但是如果作品脱不是脱胎于生活，脱离现实，剩下的只能是虚幻的魔鬼境界了。 莫言所抹黑的时代是中国二十世纪上中半叶，《颁奖词》对莫言作品的定义不是偶然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莫言不把中华民族往坏处写，瑞典文学院也不敢无中生有地肆意抹黑中国，因为这会产生外交纠纷的。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在某档节目中就曾经说过：“需要出卖自己的祖国，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获诺贝尔奖并非他的文笔如何的出色，单纯从写作水平上看，中国著名作家的座次的前几位还轮不到莫言。瑞典文学院对莫言的获奖原因在《颁奖词》中说得非常明确，那就是出于政治原因。《颁奖词》对其文学成就并没有做过多的渲染，而把他获奖的原因归功于他对中华民族所谓的“黑暗历史”的揭露，这也是西方最欣赏莫言的地方。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泛政治化，美国学者普腾·费尔德曼在他的重要著作《诺贝尔奖：天才、争议和成名史》中说：“这个奖项被广泛视为政治奖项，也就是说，戴着文学作品面具的诺贝尔和平奖。” 一些批评家也认为：“非文学”标准会降低诺贝尔奖的文学价值，并且（评选委员会）在评选中开始考虑“非专业”因素。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著名作家萨特说：“诺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 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虽然这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所能决定的。由于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因此，许多伟大的作家和诗人被拒之门外。一些好的作品无法获奖，而在本国成为禁书的作品却获得诺贝尔奖，这不得不让人感到遗憾。 萨特认为，诺贝尔奖并未鼓励人们为真正的自由而奋斗，因此接受这项奖励比拒绝它更为危险，萨特不想“被客观上收买”。萨特先生给出的理由，的确表明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是带有政治色彩的。他的拒绝瞬间让亿万人敬仰。 有位网友说得好：“莫言所反感并且抨击的却是改变黑暗的积极因素，在莫言的书中，所有艰难迷茫中的奋进努力和希望都被他抹杀了，革命是邪恶的。而且是别有用心地成为了黑暗的帮凶。在莫言的笔下，反而是地主、土匪甚至日本鬼子还保留着人性的些许光辉。” 所以，“莫言的世界”只能是黑暗且绝望的世界。由此可知，为什么瑞典文学院对此高度认同也就不奇怪了。读过莫言小说的人都会清楚，莫言从来就没有真正地揭示过中华民族的苦难历史，而是通过大量魔幻的虚构将中国人描绘成大多数人都缺少正常人性，心理严重扭曲，行为怪异乖张，并且由他们组成了一个《颁奖词》所说的“猪和驴的国度”！并且硬生生地把中华民族艰苦奋斗改变苦难的创业史，写成了苦难史。 莫言向西方国家奉献上了他笔下的一个没有理想、没有人性、残酷鲁莽的中华民族。然而这是事实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确实存在着苦难，但莫言描写新中国的苦难却忽视了或者说歪曲了新中国的精神。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全国人民，上至伟大领袖毛主席，下到每一位中国老百姓，都在勒紧裤带过日子。在这个过程中，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硬是用简陋的武器甚至生命赢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巩固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中国人民饿着肚子打破世界列强的核垄断，奠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这一切都是在莫言描述的“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的时代里。 饿肚子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但莫言的文章里看不到饿肚子背后的精神。今天的中国人敢于昂头挺胸地走上世界舞台，正是源于当年万众一心不惜饿着肚子艰苦奋斗创业发展的精神。莫言的拥趸者称赞莫言讲真话，以此来旌表莫言的人格是多么的高尚。其实，通过事实分析，就能清楚此论是多么的不靠谱！ 莫言大哥管谟贤1943年出生的，比莫言大了12岁，莫言的大哥在1959年16岁，他对经济困难时期生活状况应该更清楚，那个时候莫言只有4岁至6岁。管谟贤说，他们管家一家人未受冻饿之苦。可见莫言大哥的回忆和莫言迥然不同。莫言的老爹和他哥哥也不认同他作品里的描写。他哥哥甚至训斥他，”你不要再胡编乱造了好不好！”可见被莫粉标榜为“说真话的莫言”，说的话有多么假。就连了解真相的父亲和哥哥都不认同他！ 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作品，莫言说自己从来不说假话，他说他十岁不知道照像是怎么回事，结果莫言八岁就和他姐姐一起照过像；莫言说他八岁还没有衣服和裤子穿，结果莫言八岁照像穿的衣服和裤子还是挺好的；莫言说他挨饿吃不饱饭，还经常吃煤，但从莫言和他姐姐照的像片上看，莫言却长得白白胖胖，挨饿吃煤的小孩应该是骨瘦如柴才对。
莫言最大的功力不只是假话真说，他颠倒黑白的本领更在其假话真说之上。 莫言他把偷说成拾，但他总过不了这个坎。那就是，拿集体的东西就是偷，因为集体是大家的，你多吃多占还把这个事情说得高大上，这得多厚的脸皮呀？管这叫不要脸恰如其分。 莫言说他娘捡拾公家地里（麦收后散落地上的麦穗还未及时回收干净，并且还有人看管）的麦穗挨打了。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她是没有经过生产队的允许就去拾，这是损害集体所有者全体社员的利益，这样的母亲也是伟大的吗？这就是莫言作品里的善吗？ 有守田人看护的麦地，证明生产队还得要派人再重拾一遍漏掉的麦穗。重拾完后，守田人撤离就可以随便拾麦穗了，山东人把这叫“放圈”，意思没看护人员了，人们可以随便进麦田捡拾麦穗归自己了。在没放圈之前，必须派人看护，因为田里的麦穗是集体的，属于全体社员的，莫言娘在有人看护之下，实际上就是硬抢集体全体社员的粮食，所以她挨打是有原因的。 据了解实情的山东老乡说，他是农村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一般情况下，看护人劝抢拾人丢下麦穗走就没事了，看来是莫言的娘提着麦穗布袋子想跑，被看护人追上挨打的。 可见莫言擅长将黑的说成白的，而另一方面，他又擅长白的写成黑的。正如他的作品里，共产党、八路军都是坏人，地主、日本鬼子都是好人，而且用他的文笔都写得活灵活现，让没有历史知识的人信以为真。 莫言先生对生养自己的祖国和时代确实有偏见，他的眼睛只看到了黑暗，而且有意无意地忽略黑暗中的光明，更加忽视这光明的成长性。正如我们如果只盯着一个人身体某一部分的脓疮看的话，肯定感觉到的是毛骨悚然。 是什么原因让他那么痛恨生他养他的地方呢？1976年，21岁的莫言如愿以偿参军入伍。临行时村里没人送，家人在他衣服的扣子上挂了块红纸权当大红花。按常理，在农村人情不好的人最不受乡亲们待见，莫言不知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 莫言在《我的故乡和我的小说》中提到：“十五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膺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我们面朝黑土背朝天，付出的是那么多，得到的是那么少。一切都看厌了：那些低矮、破旧的茅屋，那些干涸的河流，那些狡滑的村干部……当时我曾幻想：假如有一天我能离开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我觉得那儿已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留恋了。然而，那个把莫言养得白胖白胖的时代和他的故园东北乡，怎么让莫言如此恨之入骨了呢？ 有人还说，“莫言创造了一个时代”。然而，时代真的是由作家创造的吗？非也。时代总是人民创造的，而作家只是纸上谈兵。纸上谈兵怎么能够创造时代？弄不好只能是歪曲和阻碍时代的发展。不过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莫言的思想已经充分暴露了他的作品的本质就是虚构的，是脱离实际的随意编造，肆意夸大了负面的东西，抹黑了一个时代。 有莫粉辩解到：“莫言实际上是为厎层人说话的，反而底层人不理解，我想起了夏瑜的不甘心。” 对此我质问他：“底层的中国人民都是像莫言笔下人物那样污秽不堪吗？” 莫言作品的写作手法不是出于事实的判断，而是出于价值判断的动机。就是说，他的这种价值判断相当不靠谱，事情的本质根本不像他所说的那样，而他却运用他的“春秋笔法”把这种价值判断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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