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河：绝不允许在邓稼先身上制造谣言

 

 

最近，看到一则网络谣言，造谣说什么邓稼先同志在1957年因写了一篇《关于打破迷信的几个问题》的文章而遭到抓捕和审查，还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造谣者甚至还说邓稼先在动荡年代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而关押了11年。这是赤裸裸的污蔑，是对为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劳并奉献了整个生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同志的极大污蔑。这样无根据、无底线、无原则的“三无”谣言，竟然在网络上得以传播，并且收获了数以万计的浏览和点赞，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真相是怎么样的呢？听我慢慢道来！

 

 

一、邓稼先是最会团结人的

 

首先，邓稼先同志是一个性格平和、心底纯净、做事低调的人。他的同窗兼挚友杨振宁曾评价他的性格说：“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朴实气质的人。”

 

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人数众多来自五湖四海、各个阶层的科研工作者为中华民族做了巨大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动荡年代开始后，作为中国国防的重要基地、中国的核武器研究院——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简称“九院”），也和当时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开始时也失去了安定的工作环境。人们成立的群众组织，分成几派互相对吵、对打。研制氢弹要做的各种工作都因此而停顿下来。邓稼先，这个曾被看作书呆子的科学家挺身出来，利用多年积累下的群众威望，耐心地说服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使两派人携起手来继续为制造氢弹出力。这时，灵活机智处理问题的他几乎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尽管他以前根本不把心思用在这些方面，可一旦形势有此需要，他对这些问题也很会应对。比如，邓稼先在向两派群众分头游说时提出：“要加快速度，我国的第一颗氢弹要抢在法国人之前爆炸！这是周总理同意的。”当时，这是最能打动有爱国热情的群众之心的口号。

 

他的游说工作之所以能产生效果，还因为他在群众中，在科技人员、干部和工人中都有很好的“人缘”，这是他的威望，群众信服他，尊敬他。在邓稼先的劝说和领导下，在总理、聂荣瑧元帅和张爱萍将军的关照下，科研工作者们很快就又热情洋溢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来了，并且把“抢在法国人之前爆炸第一颗氢弹”当成了口号，以鼓舞干劲。邓稼先他们不顾一切地夜以继日地忙碌着，并且在困难的环境里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果，制造氢弹的工作节节进展，并最终于1967年6月17日成功地赶在法国人前面引爆了氢弹。这一天，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火球升腾在罗布泊的上空，这颗高挂在天空的金红色大火球使离爆心点400米处的钢板熔化，水泥构件的表面变为玻璃体，14公里外的砖房被吹散。当地的维吾尔族老人说：“不得了！新疆出了两个太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双重”的奇迹。

 

 

二、林彪唆使“二赵”祸乱221，被周总理等及时抵制和纠正

 

氢弹成功爆炸以后，科研工作者们的压力没有减轻，研制二代氢弹（中子弹）的任务又摆在了面前。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保持核武器先进性的科研竞争，如同悬在各国科学家眉毛上的火把。而邓稼先们的压力和困难，比欧美发达国家的科学家要大得多。所以，在动荡年代一开始，周总理、聂帅、张爱萍将军就联合上报毛主席批准，保护了包括钱学森、邓稼先在内的一大批尖端科技的科研工作者，并有序地安排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毛主席的接见。这些措施极为有力地保证了一大批尖端科技的科研工作者安全和工作。

 

但是，珍宝岛事件爆发了。1969年3月，苏联连续在新疆、黑龙江的边境地区制造事端，中苏关系极度恶化。地处西北地区的三座核工业绝密工厂便成为可能攻击的目标。

 

中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究基地，曾经是共和国的绝密，代号221。这个基地曾为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作出过历史性贡献，从1958年选址开始，221就处于绝密等级，甚至里面的部分工作人员也不知道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与原子弹有关。直到1995年5月15日，新华社播发了一则它的消息，221才正式解密，为世人所知。

 

221当时已属国防科委建制，一系列急速变化的形势使221的职工思想产生混乱和动摇，组织领导工作变得涣散，1969年11月中旬，连续发生自备电厂火灾导致停电事故、炸药工房爆炸、绝密资料丢失的所谓三大案件，惊动了中央。尽管周总理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于11月25日晚，听取关于221的三个案件的汇报后，作出了“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查清问题”的指示，但是林彪却通过军委办事组擅自下达指示说：“（三大案件）不是偶然现象，有埋藏很深的阶级敌人，有组织，有计划地搞的。”林彪唆使黄永胜对全军签发《关于核心机密被窃事件的通报》，称“国防科委……某院连续发生政治性事故……以致敌人在几百个房间里进行大量的窃密活动。”（七厂区总共不到一百个房间——笔者注）在这份通报发出前，林彪就派赵启民（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海军副司令员）、赵登程（时任公安部革委会副主任）（简称“二赵”），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赴221调查处理。

 

厄运也开始降临到曾经作为保护对象的研制核武器的功臣们身上了。这个尖端机密研究院的一些高级专家和科研人员，被集中到青海221基地办学习班。借口是他们的小试验中有三次在技术上没有测得预估指标。林彪集团的某些人一口咬定这是理论部里的反动学术权威在作祟，或者说干脆就是有反革命在搞破坏。他们敲着桌子对邓稼先喊着：“理论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这次未达到指标的试验代号是515，他们就得意地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说：“要抓515，先抓516。”他们组织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来批判和围攻这些专家。

 

面对无端的指控，邓稼先顽强地顶着，他和于敏等天天商量对策。一方面是实事求是，在技术问题上毫不改口；另一方面在小问题上采取灵活的态度，在与核武器设计无关的小变动上，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但关键之处是绝不退让的。此外，邓稼先不顾自身的危难，向工人群众反复讲明核试验的意义。每次小的试验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科学试验是允许失败的，失败了找到原因再改进，这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道理。只有这样做，才能不断前进，不断提高。他的坦率态度和忠诚于事业的心胸终于打动了一些工人，使他们转变了态度，从一味地围攻批判转到允许继续进行科学试验和办学习班同时进行。

 

周总理也十分关心221基地运动的进展情况，先后七次听取汇报，并有针对性地批评“二赵”的错误言行。如，1970年3月5日听取“二赵”汇报时，总理说：“调去的两批骨干，要一分为二，昨天主席还说，不要看到知识分子都是黑的，不要几个人一供就列个表，不要扩大化，不要把九院搞紧张了，不要搞得人人自危。”但“二赵”拒不执行总理指示，或断章取义、或歪曲、或抵制。总之，斗争很激烈。

 

1971年夏天，批判、围攻加剧，邓稼先等人的处境越来越险恶了，他们沉着地应付一切。事有凑巧，就在这个时候邓稼先的老朋友杨振宁从美国经巴黎飞抵上海，首次回国探亲访问。下飞机后，他开列了朋友名单，要见的第一个人就是邓稼先。名单上报中央，邓稼先立即被周总理召回北京见客。

 

不久，林彪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九院这批中国宝贵的科学家们的厄运才就此中止。“二赵”的罪行暴露。为了揭批“二赵”在九院的罪行，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九院临时党委批林整风扩大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会议召开了约六个月，中央领导人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等人先后多次接见与会代表并讲话。会议制定了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方针。根据会议揭发和中央掌握的材料，赵登程被定为林彪集团死党关了起来；赵启民被定为“上了林彪贼船，并陷得很深”，报请中央隔离审查。后来，中央又派了联络组进驻221，进厂前向青海省委作了汇报，得到省委支持。从此，中央联络组开始了在221艰苦细致的稳定局势，恢复生产科研的工作。

 

所以，网络谣言造谣说什么邓稼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而关押了11年，纯属胡说八道。九院这批中国宝贵的科学家们，在别有用心之人的不公正的指控面前，既表现出科学家们的机智策略和实事求是精神，又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和斗争精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三、邓稼先是又红又专的科学家，从未被扣过右派分子的帽子

 

关于造谣者说邓稼先写了《关于打破迷信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就完全是杜撰的，不仅查不到这篇文章，在一众包括邓稼先妻子许鹿希、同事兼好友邓昱友院士等亲历者回忆文章和书里都未曾提到过邓稼先1957年写文章被扣“右派分子”帽子这事。邓稼先的档案里更不可能有“右派分子”这条记录。

 

实际上，邓稼先在抗战时期上中学时，就关注革命，同情和向往革命，根本不可能在1957年利用我们党整风时来发表反对和攻击性质的言论，那时他已经是一名党员。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每占领我国一个城市，总要逼着市民和学生开会游行庆祝他们的胜利。这是最激怒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我们的城市沦陷了，还要我们去庆祝，这犹如我们挨了打，还要我们去向打人的人道谢一样。对此，人们敢怒而不敢言，而民族仇恨总是因此与日俱增。日军占领北平时又开这样的会了，在会后，邓稼先胸中的一腔仇恨怒火般升腾，他三把两把就把手里的纸旗扯碎，还不解气，他又把撕碎的旗子扔在地上狠狠地踩了一脚。狗腿子发现有人扔小旗子，学生们立时一哄而散，坏蛋没能看清谁扔的。这时的邓稼先才是念高三的中学生。事情终于被人向志成中学校长提了出来。校长敷衍说：“我们学校的学生决不会干这样的事。”就这样把事情搪塞过去了。校长是邓稼先父亲的朋友，后来他知道是邓稼先干的，便来到了北沟沿邓宅。校长说：“邓先生，邓稼先的事早晚会被人密报的，这样下去怕是太危险了，想个办法赶快让他走吧！”形势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家里只好让大姐邓仲先带着稼先到大后方昆明去。那里有南迁的北大、清华、南开合成的大学和许多老朋友。

 

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邓稼先和那些纯粹埋头读书的同学不一样，他一方面刻苦学习，充实自己的大脑；另一方面，他对政治也相当关注。他经常到虞福春老师那里要《新华日报》，有时也看些进步的杂志。他越来越多地和进步同学、地下党员往来。在1944年，盟军在各条战线都取得了节节胜利，唯独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却日益显露出腐败和每况愈下的危机。1944年，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发表了宣言，其中有：“民主在昂扬，历史在前进，祖国在危难中，同胞在水火里。”这就是当时中国大后方情况的真实写照。救国的关键到底在哪里？邓稼先和他志同道合的同学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稼先十分坚定地说：“看来关键是政治。”时值1944年年底，邓稼先刚好20岁。在20岁前后，邓稼先的世界观正逐步完成着一种飞跃。1945年8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但抗战刚刚胜利、国共谈判结束没多久，蒋介石政府就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敏感的大学生们尤其无法克制胸中怒火，强烈要求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在这种情况下，1945年爆发了震惊大后方的“一二·一”惨案。邓稼先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他的思想进步更快。就在这个时期，邓稼先经好友杨德新同学介绍加入了“民青”。“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加入革命组织，这正是他思想进步的一个标志。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专制，不过是邓稼先思想成熟的客观环境，而经过周围朋友中的共产党员传递给他的影响和教育，则是他在世界观上跃升的推动力和指路明灯。

 

1946年夏，邓稼先受聘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回到了阔别六年的北平，这个时期，他读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许多著作，从中受到深刻的启发和教育，他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定会成功，一个崭新的中国必将诞生。试问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在1957年写什么文章呼唤腐朽至极点的国民党卷土重来呢？

 

邓稼先就是揣着这样进步的认识，踏上了去美国普渡大学留学的轮船。当他终于又回到祖国大地的时候，他看到了毛泽东带领共产党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改变，这一改变让他“心花怒放”。据许鹿希在《邓稼先传》中回忆：

 

“邓稼先从广州乘火车北上，从南到北，行程几千里。他大部分时间是靠在车窗前，两眼凝视向后飞过的田野。战争所带来的断壁残垣这时并未完全修复，旧中国破烂贫穷的景象也不时映入他的眼帘。到河边挑水的挽着裤腿的中国南方妇女，衣裳上面的补丁看得清清楚楚。忽然他看见了一位老农妇，面冲着自己，那几十年社会底层生活的劳苦和血泪在她脸上刻下的皱纹尽管没有退去，但她竟是那样地怡然自得、那样开心。邓稼先忽然感觉到，这不就是‘心花怒放’么。‘心花怒放’，过去这只是他脑子里的一个平常的形容词，现在却是对眼前所见情景的突然领悟。他的眼眶湿润了，麦场从眼前向后退去，火车慢慢拐入黄色的土山坡中。在视线被挡住的时候，他陷入了短暂的沉思。他顿然明白了：搬掉三座大山的新中国人民所迸发出来的热情是一种伟力，他感觉到自己内心被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所鼓舞。……他（回到北京——引者注）听到工人已组织起来，有了自己的工会，再也不受资本家的气了。私营工厂的大事，资本家要找工人代表商量。他听说镇压了南霸天、北霸天，大长了老百姓的志气。他又听说那时候穷乡僻壤的老百姓，有了当家做主选代表的权利，因为不识字，只好将豆子放在候选人背后的碗里，表示投赞成票，他觉得非常新奇。人们充满了希望和理想，邓稼先早就能够料到，但革命后全国人民所迸发出的政治热情有如此伟力，则是他在回国后才体会到的。”

 

许鹿希还说：“他这次回来，见到了父亲和母亲，大姐和三姐，而小弟弟邓槜先却在前一年参加了南下工作组，被强大的革命洪流卷到了湖北，去从事新解放区的开辟工作，这是他唯一没有立即见到的家里人。时隔不久，邓稼先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近代物理所在1958年改称原子能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先是设在东皇城根，1953年以后搬到了北京西郊的中关村。从1950年10月到中科院，他大约在这里工作了8年。这8年，是邓稼先进入成年以后最平稳的8年，也是他享受轻松的幸福生活时期。他的儿童时期也很幸福，但毕竟挑着一副过重的担子而难免有时喘不过气来，单单只有中科院这一段生活是他已经成熟的个性任意驰骋的时期。如果说1957年后参加原子弹研制并取得开拓性成就的幸福是充实和慰藉的话，那么这一段的幸福就是甜蜜和欢快。如果说那一段是他在事业上的腾飞和永不停顿的冲刺，这一段就是腾飞前在跑道上的滑行。”

 

试问这样意气风发、并已开始大展拳脚的邓稼先，会在1957年愚蠢和腐坏到如造谣者所说那样为腐朽到无以复加的国民党和独裁到人神共愤的蒋介石鼓吹吗？

 

参考文献：

《邓稼先传》许鹿希，邓志典，邓志平，邓昱友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 2015.02

《两弹元勋邓稼先》葛康同，邓仲先，邓槜先，许鹿希著 新华出版社 , 1992.08

《一段核军工史拾遗（续）》杨连堂，曾任中核总档案馆馆长

 

来源：红色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