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构使命上，世界银行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与贫困国家，目的是通过金融和技术支持，促进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减少贫困、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力资源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主要关心全球性金融稳定与国际间经济合作等宏观经济问题。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向成员国提供经济政策建议、金融援助和技术援助，帮助成员国管理经济和金融风险。 但在实际操作上，两个机构的实践经常重叠。特别是在向贫困与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时，两个机构都会附加一系列政策性“建议”，而这类政策性“建议”则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教条。并且，由于许多国家在向IMF借款时，基本都处在严重的经济问题边缘，因此在面对一系列干涉主权的政策性“建议”时，这些国家往往很难有真正的谈判能力。 由这些布莱顿森林机构开出的发展“药方”，以激进的市场化教条为主导，重点推动放松金融监管、税收改革、减少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支持政府财政紧缩政策、加速深化私有化、金融自由化、货币自由兑换与浮动汇率、进一步为海外直接投资放开市场等一揽子自由化改革政策。 简单说来，就是通过让渡政府监管权力，放开国内市场，为本土私有化与国际资本深度渗透本地市场提供充分机会。这种极度市场中心主义的改革方案，还有一整套政治道德叙述作为支持。 早在1989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开始考虑冷战结束后，非洲发展方向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问题。当时，世界银行在讨论非洲发展问题时，采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of governance）的表述方法。报告指出，治理危机的根源在于国家政治精英以权谋私且无需承担后果。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报告认为，需要引入议会民主制度以及媒体自由的政策，确保在非洲国家建立“善治”（good governance）。 这种极具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认识强调，作为经济发展的制度前提，建立一个“好政府”是为个人赋能，确保社会能开启“自下而上”发展的唯一路径。今天，反观此论述，不难发现这种自信背后流露出的胜利主义情绪。这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19世纪中后期，欧洲资本主义帝国全球扩张高潮时代，那种坚信殖民能够为“拯救”落后种族、为人类带来繁荣的自信情绪。 这种全球治理论述背后，潜藏着对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经验的严重依赖，且与其殖民历史经验密不可分。自16世纪欧洲大规模开始向外殖民扩张之后，欧洲知识精英开始逐渐强化了一种二分的世界秩序观。在这种观念下，世界被分割为两个部分，即由“人”所占据的欧洲（以及随后的西方），以及由“原住民”占据的世界其他地方。这种对于“人”的认定还伴随着对“人性”的道德垄断。“西方化”在这个意义上，就代表着“原住民”被“启蒙”而获得“人性”的物质与文化进程。由此，欧洲/西方向世界扩张的殖民历史，就被转写为一个世界逐步转向理性化、文明化、现代化的历史。 而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发展起来的现代化理论，则基本上接续了这种世界秩序观。它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以及按照西方模版进行的民主化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与19世纪殖民帝国主义时代英国的“白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法国“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这类观念类似，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也同样将有产阶级视为历史的唯一主体。这种历史观强调，随着中产阶级的诞生，社会便能够自然而然地走向进步、创新、民主的现代。 这种历史观倒叙地将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等现代化现象，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自由市场经济联系起来，全然遮蔽了西方这一系列物质发展与强政府干预密不可分的事实。 这种强政府干预刺激西方经济发展表现为资本主义通过殖民扩张，对亚非拉世界进行剥削式积累，并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通过设置贸易壁垒、武装拓殖、政府投资、财政扶持、金融调控等强干预手段进行自我发展与海外竞争。 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的叙述中，这层历史被彻底遮蔽。取而代之的，是对发展道路的垄断式解读，即告诉全世界除了削弱国家、全面市场化之外，人们“别无选择”。 简单强调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关系，单纯强调市场主导，政府退场的政策方案，并未为世界带来它所保证的繁荣。相反，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政府从公共服务部门的退场，造成了绝大多数人生活质量、教育程度的倒退，在实行了公共服务私有化改革的英美，公共交通、医疗服务、饮水安全、教育质量等一系列本应当由政府提供基本保障的重要民生行业，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危机。 这也进一步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与阶层固化。在发展中与贫困国家，这类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改革也更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社会的碎片化以及贫富分化。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将全球政治变得越来越像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体系。它让社会各阶层为了谋求财富与政治权力而相互争斗，进而在社会阶层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恐怖平衡。
这种独立竞争，互不信任的状态，充斥着国家、市场与社会各个空间。相反，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真正得到深度整合的则是全球市场。在这个空间里，仅有少部分精英能够畅通无阻，他们也是这种全球市场的主宰者与获益者。 正是通过这种广泛的政治碎片化，以及对国家机器的弱化，新自由主义的少部分精英们，才得以继续完成他们对全世界“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帝国计划。与这种思想状态相伴的，是许多国家政党的快速买办化、民粹主义化。 相比欧美，简单的市场化对亚非拉地区发展中国家与贫困国家造成的影响更为直接。在这些国家中，由于布莱顿森林机构的干涉，激进市场化政策使得社会资源和财富集中，加剧了这些国家社会的不平等。在这个进程中获利的人，可以很便利地在全球流动，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会向欧美地区流动，这又更进一步造成了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状态。 其次，过度依赖市场力量可能使这些原本就弱小的国家更加脆弱。在市场化的条件下，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可能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如金融危机、国际市场波动或自然灾害。缺乏适当的管制和干预机制，国家可能难以应对这些冲击，导致经济不稳定和增长放缓。 再次，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推动的改革方案强调政府退场。这一思想的政策体现就是公共服务部门的私有化改革。然而，以追求经济效益和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市场机制，可能会忽视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重要需求。这可能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公共领域的疏忽，进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而当市场与国家两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被激进市场化改革打破之后，市场便失去了它应有的有效率分配资源和机会的能力，成为了一个为少部分人投机逐利提供便利的工具。而当市场与国家均无法有效公正分配资源\提供发展机会时，社会紧张和不满情绪便能迅速升级为社会冲突，并进而对政府稳定和国家发展造成严重影响。2010年末开始的阿拉伯地区社会动荡便是这种激进市场化改革的直接产物。 在今天对阿拉伯社会动荡的媒体讨论中，绝大多数都涉及了突尼斯小贩自焚引发阿拉伯地区整体性社会政治危机的故事。但是，对为什么突尼斯会出现这种极端冲突的分析却极少。 实际上，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银行都将本·阿里（Ben Ali）治下的突尼斯视为阿拉伯世界的模范。从1987年至2011年本·阿里执政期间，突尼斯政府接受了IMF和世界银行一揽子的政策改革计划。其中包括减少政府部门雇员、缩减政府开支，取消关键商品价格控制，降低甚至取消贸易壁垒，神话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等关键政策。 这在短时期内，为突尼斯经济提供了漂亮的账面增长。同时，通过私有化获得经济增长，使得突尼斯在统计表上体现出的绝对贫困数降低。但是，这一数字掩盖了一个基本现实，即地区间发展与收入的差距在不断加大，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收入差距也急剧加大。
【突尼斯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同时，虽然通过加速融入世界市场与全球生产链条，突尼斯的劳动力质量获得了提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产业极度单一化，且依赖出口。2011年前，突尼斯90%的出口为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由这类产业带动起来的劳动力人口，又无法进一步在其国民经济内循环中找到上升空间。 这种双重叠加的不平等，以及经济发展的依赖性、单一性，不断销蚀着本·阿里政府的合法性，并使得突尼斯社会变成了一个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更令人不安的是，在2011年本·阿里下台之后，IMF很快又重新回到了突尼斯。2013年6月，IMF批准向突尼斯提供一笔17.4亿美元的备用贷款协议（Stand-by Agreement）。而附加的条件，则与2011年之前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方案几乎一致。 突尼斯所面临的问题绝非个案。同样的事例，我们在尼日利亚、肯尼亚、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加纳、喀麦隆、约旦、阿根廷，甚至希腊都能看到。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金改革政策给这些国家社会造成的影响，对这些国家政府合法性的侵蚀也几乎一模一样。 超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给定的框架，从国家与市场协调关系的视角出发，理解发展与现代化问题，是中国在我们自身现代化进程中摸索出来的基本经验之一。 在尊重国家与市场双重力量的基础上，中国推动全球治理的路径，是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世界银行与IMF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发挥了其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受到市场原教旨主义制约，并与美国国家利益过度捆绑的两个组织，需要在国际性多方力量的共同协作下，在对不同发展模式的积极探索中，在对自身理论局限性的认识上，才能完成自身面向未来、面向更广大的国际化历史性转型。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观察者网-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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