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远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景应该是光明的，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经济增速下行不会影响中国发展的大局。然而，如果在一个关键的时间段，经济增速下行，特别是出现猛烈的下行，也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和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就推出经济刺激政策。经济危机造成的需求不足掩盖了中国经济下行的另一个重大因素：至少自21世纪初，美国就有一批人处心积虑地破坏中国经济增长。至晚在中国做出重大让步加入WTO不久，美国的高级智库和著名学者就开始炮制“中国威胁论”，阻碍中国技术进步，成为日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贸易战的理论的先声。现在，美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长期性地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率（包括生物战很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措施）。中国经济增速如果下降到一个关键点之下，确实可以给中国带来相当不利的影响。于是，如何理解今天中国经济增长率，如果确保中国经济有一定的增长率，就成为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了。
假如中国经济增长内在动力强劲，那么，即使有外部需求不足，即使外部阻力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增长也将保持在相当的水平上，经济增长率就不会成为一个大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如何呢？
从三次产业来看，工业经济具有超过农业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因此，当中国农业部门还占比较大时，中国经济增长率长期地取决于中国的经济活动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虽然早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工业产值就超过了农业产值，但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四十年中，中国工业依然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因为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重在发展重工业，虽然仅有30年左右的时间，也使改革开放后，得以在轻工业有充足的发展空间。轻工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支撑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然而，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无法支撑持续的经济增长。因为轻工业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如果本国不能提供，就只能依赖进口。而进口的机器、设备由于垄断高价，需要本国花费巨额的经济资源。当这种经济资源在不合理的贸易条件下不必要地流向国外、海外后，中国经济增速的潜力就下降了。而如果中国的重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那么，本国经济资源的不必要外流就会大大减少。由此可以看出，重工业优先发展，对于支撑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多么的重要。当然，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在重工业领域也有一定的发展，如高铁、盾构机等领域，但中国医疗领域的机器设备、科研领域的仪器设备等大量依赖进口，飞机发动机、芯片、软件等大量依赖进口，也显示中国在重工业领域没有得到本来可以得到的快速发展。中国一些消费品进口也耗费了巨大的资源，比如，2018-2019年中国进口轿车数量都达到48万辆之多，2021年铁道及电车道车辆除外的车辆及其零件、附件的进口额为863亿美元。虽然中国此类产品出口2021年达到1200亿美元，但毫无疑问，中国进口轿车多半是豪华轿车，而中国酒店等一些场所的奢华程度也是惊人的。这些都是非生产性的耗费。因此，中国真正用于经济增长的资源无疑就不足了。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虽然很高，但它显然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向重工业进行足够数量的投资。
中国没有向重工业进行足够数量的投资，还表现在中国住房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过高上。2021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5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房地产投资15万亿元，约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4。2021年全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3.6万亿元。目前，我国房地产投资和交通固定资产投资毫无疑问存在过多的问题。2021年，中国研发投资2.8万亿。把18.6万亿的投资拿出10%，就是1.86万亿用于战略性产品领域的研发，中国2021年的研发投资就可以比实际值高出66%。如果再把一些进口资金转为研发经费，那么，研发投资增长一倍，使中国研发资金占GDP比重达到5%也是可能的。这就会较大幅度地超过美国2020年3.5%的研发投资占GDP比重。如果把这笔研发投资很好地用于卡脖子等战略性技术领域，——这应该是建立新型举国体制、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则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是有保证的，就根本无需担心短期经济增长率下行了。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央财政中，科学技术支出在其它许多支出回落的情况下保持了增长，2015-2021年增长了约33%。这体现了国家对于科技的重视。
二、外商投资企业供给和国内企业供给转换可能产生的增长动力
过去曾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闭关锁国，而实际上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是积极开放的。建国后，中国就实施了既定的“一边倒”政策，这就使得中国向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了最大限度的开放。之所以说它是最大限度的开放，是因为你找不到另外一种方式获得其他国家这么大的援助。苏联的专家、图纸、机器、设备、资金都进入中国，帮助中国建设了约156个大型现代工业企业。中国能从美国等国获得这种援助吗？是不可能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是要获得利益的。把中国变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摩根财团在20世纪上半叶曾经试图在中国开展业务，但一番操作下来，就退缩了。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援助无疑增加了中国的内生经济增长动力，而且不依靠借款和投资从中国吸血。这种好事在世界上是很难找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的领导人既要发展经济，又缺乏资金，就采用对外招商引资的办法来获得发展资金，这已经发展到非常惊人的规模（见表1）。UNCTAD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新增FDI的首选目的地。虽然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外商投资额低于UNCTAD公布的数据，但外商在华投资是惊人的。这使得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了。外商投资在中国很显然给中国带来了不少的好处（如就业、税收、管理和技术溢出等），但也造成一些问题，其中特别是国际资本的收益外流问题（见表1）。比如，孙正义对阿里巴巴的投资就获得了巨大的收益，甚至可能超过了国内资本的收益。当中国资金充裕后，当中国接近世界技术前沿时，对外资的需要程度就降低了。外资所提供的就业、税收的好处完全可以由国内企业提供。西方企业的管理经验也可以以很低成本获得。而当国内企业替代了外来企业之后，外来企业所占据的国内市场也就被国内企业占有了。因此，至少仅从经济增长率的角度看，似乎中国已经不如当年那么需要外资了，除非国家对外资的存在还有其它的需要。即使中国依然需要外资，是否需要这样多数量以及所需要的外资的行业结构、技术结构也应该是有优化的余地的。很显然，中国如果集中引进高科技外资，它就能够产生更高的经济增长推力，而可以不大担心它们与国内企业争夺市场。或许，吸引外资对于中国获得良好的国际关系是有用的。但当中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之后，外资会发现在中国获利越来越难，因而会倾向于把产业移出中国，对促进中国对外关系的好处也会下降。
当然，外商投资占中国总投资的比重较小，或许不会产生多大的问题。但毫无疑问，这里有一个国内利益和他国利益的分割问题，因而有一个到底是由国内企业供给还是由国外企业供给的问题。美国正在吸引本国企业回国投资。这可能在短期内会给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一定问题，但长期来看无疑会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又一种动力。因为这样，就会给中国企业让出中国国内市场空间。有人会说，中国也有对外投资，也有对外投资收益。但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看，西方不会因为它们的企业从中国得到利益就会停止阻碍中国发展的脚步，同时，中国对外投资也可能受到东道国的阻碍。如果世界局势开始变得更加动荡，那么，国际投资必然遭受进一步的阻碍。这是我们不能不想到的。
表1：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2013-2021年（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22年年度数据，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注：这里的经常项目投资收益差额是外国在中国投资的收益减去中国得自在外国投资的收益。】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按照经典理论，中国的企业数量应该以公有制企业为主体，人民主要在公有制企业里就业。然而，现实并非如此。表2显示，2013-2019年，中国劳动力人数基本保持不变，约为7.9亿人。然而，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从2013年的1.3亿增加到2019年的2.3亿，增加了76.9%，乡村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几乎增长一倍。这种状况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很难解释，要么说明经典理论在公有制理论、雇佣劳动理论上是不适应中国的，要么说明我国企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偏差。中国的私营企业家有不少是好的，是关心工人疾苦的，有的是为国家技术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也有不少企业家在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地经营，甚至在惨淡经营，应该予以支持和保护。但中国总有一些私营企业主实际上与西方的资本家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即便是看到了中国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必将加强经济计划性的如刘强东等人，也在套现离场。如果中国有大量的私营企业主获得了远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收入，则中国的收入分配必然难以达到应有的公平性程度，而中国需求结构的畸形也必然形成，中国的内需不足必然是结构化的，而非一个周期性问题。这恐怕是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率提升的一个重大问题。当然，解决这个企业所有制结构问题，也不能过于着急。但如果经济增长率下降得厉害，就会倒逼这个问题尽快解决。私营企业在中国仍会存在，仍需要存在，但许多私营企业可以转为公营企业、半公营企业，应该是毫无疑问的。这种转变应该是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
如果以上分析还不能让你信服，那么，需要注意，前面提到1997年和2007年中国都出现严重的内需不足，而这是在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仅仅5年后就发生了。这本身又伴随着私营经济力量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如何理解中央最近几年来提出的建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命题呢？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否意味着公有制企业数量进一步减少，在公有制企业中就业人数进一步减少呢？
如果你问，究竟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更有利于中国的技术进步呢？我认为，在同等条件下，公有制企业更有利于技术进步。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所取得的技术进步成就是依靠公有制企业和事业单位取得的。难道仅仅因为改革开放，中国的技术进步就只能主要由民营企业来承担吗？
如果你问，现有所有制结构的稳定性如何？我认为，它的稳定性极差。不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现了资本集中的规律，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解释了垄断的力量，而且西方企业史也表明，企业的发展必然走向资本集中，有的时候，甚至一个小的资本也可能拥有极大的业务量，比如摩根银行当年就是以很小的资本服务于美国绝大多数最大型的工业企业并且具有对政府业务的垄断性的（这在《摩根财团》一书中有精彩的描述）。如果你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你该相信西方的著名学者吧！
如表2所展现的中国私营企业数量说明，平均而言，每家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不到10人。由于资本、业务必然走向集中，因此，这意味着中国有大量的小微私人企业。这些企业的经营活动大多数必然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当经济下行时，必然遭遇重大的经营困难，而这就会影响到民生。而且这种民生问题会越来越难以解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急迫地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增加中国经济的稳定性。中国许多小微企业也在经历着仅仅存活几年的生死劫。有的小微企业或许能够做大做强，但大多数是不可能的。他们算不算企业家呢？从大量私人企业破产的角度看，把希望寄托在私营企业家身上，似乎也是不可靠的。按照钱学森老的观点，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的生死存亡不可能仅仅寄希望于一个人，哪怕他是企业家。
表2：中国就业结构和私营企业数量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目前，中国依然有几亿人的月工资收入只有两三千元。在价格水平较高的市场经济下，这些人的需求只能主要是满足于基本生活需求，有的人甚至连基本生活需求都难以保证。对于中国一些人来说，这或许不用说了。然而，这应该是各级领导关心的问题。然而，从中央层面来说，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在过去，我国曾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张需求。而在过去的近十年中，我国的财政赤字有增加的趋势（见表3）。财政赤字增加说明，国家主要通过税收的办法来获得收入可能是入不敷出的。当中国的所有制结构日益变为私营企业主导后，国家通过私营企业获得税收的办法是不充分的。这样格局延续下去，中国财政赤字会越积越多，甚至可能陷入到美国当前的那种困局。在短期内积累起赤字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把短期变成长期，使我国的债务越积越多。债务越积越多，当经济下行后，财政政策的空间就很小的，就容易病急乱投医，发生大量国债了。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财政虽然也长期困难，但我国的财政是建设财政，国家拨款设立了大量国有企业，而这些国有企业的收益也为国家财政提供了大量收入。因此，我国20世纪60年代实现了既无内债，也无外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否定债务文化的。对于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特别是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而言，难道做不到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吗？应该是能够做到的。当然，这也不是说，绝对不能有债务，而是说要看举债是否有价值，是否价值达到尽可能大。不然，我们的经济模式是经不起理性的推敲的，特别是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债务文化，中国未来很可能会形成债务依赖的经济结构。马克思曾指出，国债曾是欧洲的一些资本家实现原始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事实也确实如此。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部分是通过给一些欧洲国家放债取得巨大收益的。
基于以上分析，当经济下行时，中国可以用国家拨款设立国有企业的办法来稳定经济。这比撒胡椒面式的财政补贴应该是更好的办法。而从我国许多省份的财政赤字看，从诸多地方债务的危险性来看，各省市政府设立新的属于它们的国有企业可能也是当前稳增长的最好的措施。
表3：中国财政收支：2013-2021年（单位：万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22年年度数据，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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