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编译：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新报告《巨大的经济竞争：中国与美国》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新报告

《巨大的经济竞争：中国与美国》

 

 

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政治学教授，特别关注领域包括核武器、俄罗斯、中国和决策问题，著有《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等。Nathalie Kiersznowski，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研究助理，关注地缘经济学与亚太安全。Charlotte Fitzek，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博士生候选人，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

摘要：自19世纪70年代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以来，美国现在首次面临一个经济对手——甚至以某些标准衡量要强于美国。本文探讨了中国在大多数经济竞赛中正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甚至超越美国。本文的分析集中在经济实力的四大支柱上：GDP、贸易、商业与投资，以及金融。

来源：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收录：《大译编参》2022年第27期，总第172期，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议组创办。

编译：张鸿儒，《大译编参》外文编译评议员，就读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肖雄夫，《大译编参》外文编译评议员，就读于外交学院英语系；王若彤，《大译编参》外文编译评议员，就读于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审校：柯洁楠，《大译编参》编辑部执行副主编，就读于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终审：王盖盖，大外交智库创始人兼院长，《大译编参》总策划、总编。

 

编译精选

 

一、中国崛起

 

中国的迅速崛起为全球力量平衡带来了巨大改变。20年前，中国还是一个贫困的“发展中国家”。20年后的今天，如果用传统的GDP衡量标准——市场汇率来计算，中国经济占美国经济的比重已经从2000年的10%上升到2021年的78%；用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来衡量，中国的PPP水平比美国高了15%。

 

首先，从各国经贸关系来看，中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中美关系，而且也重新定义了中美各自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贸易为例，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美国是大多数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然而在今天，世界上主要的贸易伙伴是中国。2010年，中国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份额的三分之一，而美国的份额已跌至不足五分之一。

 

从世界经济格局来看，中国已经取代了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从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开始，世界GDP增长的三分之一都是由中国创造的，因此，当世界各国评估其未来一年的预期增长时，想到的第一个经济体是中国。总之，在过去20年里，中国、美国和欧盟共同成为全球经济的三大支柱。

 

从全球地缘政治来看，中国的崛起创造了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在二战结束之后的十年，美国的GDP占世界的一半。从这种主导地位出发，美国率先创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Bretton Woods monetary system）、关贸总协定（GATT）等等，共同构成了战后的全球经济秩序。但到1991年冷战结束时，美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已经缩水到五分之一，到现在则只有六分之一了。

 

在21世纪，经济力量的平衡与军事力量的平衡一样重要。领导人的执政能力越来越取决于他们改善公民经济福祉的能力。（因此，美国的盟友和朋友反复说，不要让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关乎其国家安全，而其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与此同时，一些国家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的进口和中国市场的出口，也会对与中国经贸往来可能带来的风险十分谨慎。

 

二、21世纪的新趋势

 

（一）GDP的发展

 

 

上面这张由英国《金融时报》制作的图片提供了一个历史视角，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如何转移全球经济重心的。两千年前，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经济重心转移到了欧洲，然后是美国。今天，经济重心又转移到了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并对所有其他经济体产生了强大的引力。

 

1、市场汇率

 

一般而言，经济学家使用一种叫做MER（market exchange rate，市场汇率）的指标来计算GDP。在这种二战后流行的计算方法中，美国经济被作为基准，这反映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种方法将其经济以本国货币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相加，并按当前的市场汇率换算成美元，从而得出其国内生产总值。

 

在这一指标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描述的“历史上最大和最长的经济繁荣”中，中国的经济在过去20年中增长了10倍，从2000年的1.2万亿美元到2021年的17.7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的GDP从2000年的10.3万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24.0万亿美元，在这前20年中，实际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

 

美国经济在内战后崛起并最终超过了英国，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从1860年到1914年，美国的经济规模从本世纪中期的英国的一半，增长到19世纪70年代与英国相同，再到1914年的英国的两倍。根据72法则（The Rule of 72），要计算一个经济体的规模翻倍需要多长时间，只需用72除以其年增长率。在过去四十年里，中国经济几乎每七年就翻一番。

 

中国GDP的增长也缩小了美国和中国的人均GDP之间的差距。在本世纪初，美国人的年收入是中国人的36倍：36,000美元对1,000美元。到2020年，美国的人均GDP几乎翻了一番，达到63,000美元，而中国的人均GDP则翻了十倍，达到10,000美元。虽然中国的人均GDP落后于韩国（31,000美元）和日本（40,000美元）等邻国，但它现在远远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2,000美元）、印度尼西亚（4,000美元）和越南（3,500美元）。然而，这种收入增长大部分来自于中国沿海城市的居民，而内陆省份农村的收入仍然与印度居民的收入相当。

 

中国领导人心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雄心壮志，希望在2035年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socialist modernization），并在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00岁生日时成为一个“充分发展、富裕和强大的国家”，中国将继续在未来许多年里保持高水平的增长。中国领导人寻求在已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反贫困奇迹”的基础上继续努力。1978年，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9个靠每天不到2美元的收入挣扎着生存（这也是世界银行的“极端贫困线”标准）；今天，全面小康已经实现。事实上在2004年，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就赞扬了中国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贡献——将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减少一半。在他所谓的“历史上克服贫困的最大飞跃”中，“中国在1981年和2004年之间成功地使5亿多人摆脱了极端贫困。”

 

四十年的奇迹增长可能为更多的人创造了更大的人类福祉增长，这比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中所发生的还要多。在2019年，已经有4亿中国人成为了世界银行标准下的中产阶级。除此之外，有很多人已经成为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根据相关统计，中国现在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拥有最多亿万富翁的国家，每周都有新的亿万富翁出现。

 

2、购买力平价（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

 

 

在过去十年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出结论，有一个比市场汇率更好的标准可以用来比较国家经济：购买力平价（PPP）。购买力平价是根据每个国家在其市场上的物品售价，用自己的货币可以购买多少东西来比较国家间经济。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解释其对各国经济的年度评估中从市面汇率转为购买力平价的方法时指出，按官方汇率计算的GDP大大低估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实际生产水平。因此，在它看来，购买力平价“为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实力和福祉的比较提供了最佳的起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补充说“市场汇率的波动性较大，即使在个别国家的增长率稳定的情况下，使用市场汇率也会产生相当大的增长总量的波动。”

 

通过购买力平价，可以比较美国和中国经济的相对比重，就像它们是跷跷板两端的两个竞争对手。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对美国而言是痛苦的。如果用购买力平价衡量，200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36%。虽然奥巴马总统、特朗普总统以及现在的拜登总统都在谈论对亚洲在历史上的支点作用，但现在的跷跷板已经呈现出了美国的两只脚完全悬空的场面。

 

 

作者认为，如果这只是一场炫耀财富的比赛，美国大可以挑选一个能让它自我感觉良好的衡量标准。但在现实世界中，一个国家的GDP是其综合国力的基础。虽然GDP并不自动转化为经济或军事力量，但如果以史为鉴，GDP占优势的国家在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往往更大。

 

（二）贸易

 

 

 

1、国际贸易

 

本世纪伊始，中国刚刚加入了世贸组织，而美国是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今天，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下图显示，到2018年，130个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超过了与美国的贸易额，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超过了与美国的两倍。随着2022年1月RCEP的启动，中国现在也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自由贸易集团的领导者。

 

李光耀恰如其分地分析了中国的国际贸易。“中国正在把东南亚国家吸进它的经济体系，因为它有庞大的市场和不断增长的购买力。日本和韩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吸进去。它只是吸收国家而不必使用武力......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将很难对抗。”这种巨大的吸食动力现在已经影响了世界上大多数主要经济体。总而言之：拓展贸易是中国的金科玉律。

 

 

在加强其在现有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和签订新的协议方面，中国也战胜了美国。在二战后的世界中，美国是促进自由贸易的领导者，建立了关贸总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区、世贸组织等。美国还带头设计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但由于国内的政治反对，它一直无法加入该协议。随后，日本接过了接力棒，到2018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CPTPP）的11个成员建立了新的贸易规则。同时，中国争取大多数亚洲主要经济体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RCEP建立了一个贸易集团，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的10个成员，覆盖22亿人口。它涵盖了全球GDP的近三分之一，预计到2030年将使世界贸易额增加5000亿美元。此外，当美国仍然因政治分歧而陷于瘫痪只能袖手旁观时，中国现在已经申请加入CPTPP。

 

为了加强与欧盟的关系，中国于2020年12月还签署了《中欧全面投资协议》，以促进外国的直接投资。如果欧洲议会批准，中国将成功地建立一个外国直接投资和市场准入的合作框架，使中国和欧洲企业比其他企业更有优势。此外，中国价值数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追随最初的丝绸之路的脚步，在陆地和海上建设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加强其在中亚和欧洲的影响力。

 

 

中国在成为大多数公司的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美国有关于“脱钩”和“再外包”的政治言论，但当新冠疫情导致全球商品贸易下降5%时，中国的份额却增加了。10月份一篇题为“美国的绿色未来会是红色的吗？”的文章认为，随着美国和欧洲进一步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其认为对全球的生存威胁，其为履行这些承诺所采取的关键举措大大加深了对中国的依赖。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是几乎所有绿色商品的主要生产国，生产了80%的世界太阳能电池板，40%的世界风力涡轮机，以及90%的精炼稀土，这些都是为电动车提供动力的电池所必需的。

 

 

拜登在密歇根州的福特电动车生产中心强调了政府的气候问题议程，并宣布“汽车行业的未来是电动的。福特公司已承诺在未来10年内将其车队中近一半的车辆转换为电动汽车，而通用汽车已宣布到2035年将只销售零碳排放的汽车。”虽然北美汽车制造商预计到2028年每年将制造140万辆电动汽车，但中国去年生产和消费了330万辆电动汽车，预计到2028年将生产超过800万辆。

 

中国还掌握着电池的大部分原材料，而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因为电动汽车本质上是一个包裹在金属车体内的电池。中国占全球化学锂产量的50%，多晶硅的60%，稀土金属的70%，精炼钴的80%，以及精炼稀土的90%，这些都是电池生产的必需品。但是，为满足美国和欧盟的需求而寻找更多的矿源、开辟新的矿场和建设炼油厂，是根本不可能的任务。事实上，作者认为美国人并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创造出符合美国标准的替代商品。

 

总而言之，美国、欧盟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在不排放碳氢化合物的情况下为汽车、工厂和家庭提供动力的速度越快，它们在关键的供应链上对中国的依赖性就越大。而它们对中国可以单方面切断的货物的依赖性越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就越大。

 

 

同时，必须注意的是，中国也依赖外国的供应链来提供必需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和能源进口国，它对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的出口在其经济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些发达经济体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占比比中国大。因此，正如《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所言，如果美国及其七国集团伙伴能够采取一致行动，它们可以坚持制定贸易和金融规则，建立一个中国必须接受的公平竞争环境。例如，如果前几届美国政府加入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以欧盟为重点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那么美国就会成为一个经济联盟的缔造者，世界上近60%的GDP都会坐在它的跷跷板上，把16%的中国从地上拉起来。很遗憾的是，这个“如果”是很难成为现实的。

 

2、国际制造业

 

中国创造了一个制造业生态系统，使其能够主导几乎所有产品的生产。中国最初是廉价消费品的低成本生产商，201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2019年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29%，比2000年增加了20个百分点。在此期间，美国的全球份额从26%下降到18%。

 

密集型产业（R&D-intensive industry）的情况也很类似。在中高端研发密集型产业中，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其在全球增值产出中的份额从2003年的7%增加到2018年的26%，而美国的份额则从25%下降到22%。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进一步发现，在同一时期，在高端研发密集型产业中，中国的全球增值份额从6%增加到21%，而美国的份额从38%下降到32%。

 

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崛起大幅提高了其经济竞争力。尽管如此，在整体经济竞争力方面，世界经济论坛将评价标准定义为“决定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的一系列制度、政策和因素”，美国在2019年排名第二，而中国则是第28位。

 

（三）商业与投资

 

1、全球公司

 

 

注：世界500强企业分布

 

2020年《财富》杂志发布了世界500强企业排名，其中中国企业数量（124家）首次超过于美国企业数量（121家）。正如《财富》杂志所说：“美国世纪……终于让位于一个新的现实。"

 

当然，中美企业间竞争并没有结束。就收入而言，2020年世界500强中的美国企业收入（10万亿美元）仍高于中国企业收入（8.3万亿美元）。美国企业的品牌总价值（3.2万亿美元）依然是中国企业品牌总价值（1.3万亿美元）的两倍以上。此外，美国还有世界数量最多的“独角兽企业”，这些企业的价值估值超过10亿美元（译者注：“独角兽企业”一般指成立不超过10年且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

 

世界500强中的企业在公司结构和关注方向上也存在较大差异。荣登榜单的中国企业中，四分之三为国有企业，超过一半是属于金融、能源、原材料产业。这就部分说明了为何中国的顶级企业在利润率上表现不如美国企业。尽管民营企业在中国主要公司中占比较小，但它们一直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推动力。民营企业合计提供了60%的中国GDP增长、70%的创新、80%的城市就业和90%的就业增长。

 

2、外商直接投资（FDI）

 

 

注：中美接受外商直接投资量对比

 

在过去20年里，中国已经逐渐发展为和可以与美相媲美的FDI优先目的地。2020年，中国成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2000至2020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由410亿美元翻了四倍至1630亿美元；与此同时，流入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上下波动，20年净下降了1800亿美元。不过，在外商直接投资的累计数额上，美国依然遥遥领先：2019年流入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累积数额是中国的五倍。

 

未来10年，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国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预计将会进一步增长。事实上，尽管面临着中国市场的波动，贝莱德、高盛、摩根大通和景顺等企业均在2021年在中国设立独资或合资的基金产品。即使在2019年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贸易战时，美国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在增加。

 

3、研究与开发（Research & Development）

 

 

注：中美研究开发投入

 

2020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发布了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自大的危险(The Perils of Complacency)》。这份报告显示，中国的研发支出增长迅速，很快就要超过美国。报告并警告说：“美国的未来取决于采取措施确保研发企业的活力和生产力”。

 

自2017年以来，美国和中国的研发支出并驾齐驱，合计占全球研发支出的近一半。以201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2000年至2019年间，美国的研发支出几乎翻了一番，从3600亿美元增长到610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的研发投资增长了13倍，从400亿美元增至5150亿美元。

 

彭博创新指数（Bloomberg Innovation Index）也记录了美国在创新方面的下滑。该指数于2013年开始追踪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虽然初始美国排名第一，但到2020年它已跌出前10名（第11名）。尽管当前中国仍然落后于美国（中国排名第16位），但它正在迎头赶上。正如本研究院在之前发布的《巨大的科技竞争(The Great Tech Rivlary)》这一报告中指出的，中国对前沿技术的专注使其在未来的5G和人工智能竞赛中获得主导地位。此外，前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Robert Work）也对此做出了总结：“很多人仍然认为，中国只是窃取技术并复制它……但中国的技术生态系统和创新生态系统也非常非常好，并且在一直变好。”

 

（四）金融

 

1、美元主导地位

 

美国仍然是全球金融体系中无可争议的领导者。世界各地的央行依旧将美元作为主要外汇储备。美元占外汇储备总额的60%，低于本世纪初的70%。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6年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但其占比少有突破2%。同样，美元在外汇交易、全球支付和贸易方面仍保持中心地位。

 

 

注：主要货币国际化程度对比

 

2012年到2019年，美元在SWIFT作为中介的跨境支付中占比上升了10个百分点。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美元“支撑着全球五分之四的供应链和大约三分之二的发行证券。”就贸易而言，使用美元作为计价单位的世界贸易额是美国进口额的4.7倍，出口额的3倍。因此，尽管美国在整体贸易中份额下降，美元在贸易中的地位依然强劲。在SWIFT系统、CHIPS系统和货币互换操作上，其他国家对美国和美元存在着依赖，这为美国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提供了影响力。

 

虽然美国最近对朝鲜、伊朗和俄罗斯的制裁已经将美元“武器化”，但能否将这一手段应用于中国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美中经济关系已经变得如此相互依存，以至于它们形成了类似于冷战期间美苏相互保证毁灭（MAD）的关系：相互保证的经济破坏（Mutual Assured Economic Disruption）。

 

如果美国试图将中国排除在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体系之外，而中国选择停止向美国运送货物作为报复，两国经济和社会都将受到严重破坏。至少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耐力的比赛已经成为了双方都不愿参与的胆小鬼博弈。

 

作者呼吁美国人还必须记住：美国的美元主导地位不是自然的事实。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所指出的：“国际货币体系正从两极体系（即美元和欧元两个货币集团占主导地位）向三极体系（美元、欧元、人民币）过渡……不过人民币的使用在当前阶段受到地域限制。”瑞银集团最近对中央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的一项调查强调了这一趋势：40%的受访者预计人民币将成为领先的储备货币，在未来25年内与美元和欧元并驾齐驱。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预计，到2030年人民币将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的创始人雷·达里奥（Ray Dalio）通过分析金融帝国的兴衰，预测中国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在不远的未来将成为美国的真实竞争者。不过，只要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中国保持资本账户封闭，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依然是缓慢的。

 

中国在推进金融科技方面的成功则增添了另一层复杂性。当美国政策制定者才刚刚开始讨论引入数字美元时，中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经济的数字化。中国正在开发自己的数字人民币，为公民提供更快、更便宜、更安全的金融交易。民营部门也参与到中国的经济数字化过程中来：数十家中国科技和金融公司设计了新的应用程序来支持政府的数字人民币架构。中国开发数字货币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在国际金融中的主导地位。数字人民币可以为交易者提供一种简单的方法调整交易、绕过美元交易体系。中国的技术将在国际范围内得到采用，并决定全球数字金融行为的规则。虽然央行数字货币的影响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美国对其在数字货币的竞赛中并没有多少信心。正如美联储理事莱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所说：“我无法接受世界上其他司法管辖区有数字货币，而美国没有。”

 

2、股票市场与银行业

 

虽然美国股市市值仍占世界股市的一半以上，但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股市的增长速度超过了2500%。2003年，中国股市市值略高于5000亿美元，而到2021年底，这一数额已经达到了14万亿美元。尽管如此，美国股市市值仍然远远领先中国53万亿美元。

 

中国在银行业的崛起更引人注目。2000年，全球十大银行没有一家来自中国。如今，全球最大的四家银行都属于中国（截至2020年12月，资产总价值为17.3万亿美元）。前十大银行中，只有第六家和第九家为美国银行，资产总价值为6.2万亿美元。不过如果按照市值来计算的话，美国企业占据着第一、第二、第五和第七位。正如《经济学人》所说明的，世界前30大银行中，美国银行的总市值为1.1万亿美元，远远领先于中国银行的9720亿美元。

 

 

注：世界前30大银行国别分布

 

就中国银行业的全球影响力而言，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银行现已比其欧美同行要提供了更多的跨境信贷（主要针对新兴市场国家）。事实上，中国已成为世界头号债权国，其发放的贷款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所有经合组织债权国政府的总和。

 

但在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三大机制”的风险投资方面，中国企业在吸引新投资者和资本的能力上仍远落后于美国企业。2020年，中国初创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数额仅为美国公司的一半。这一比例在2021年进一步下降至三分之一，具体如下图所示。在释放人的潜力和创新能力方面，美国仍然是无与伦比的。

 

 

注：中美接受风险投资额对比

 

最后，中国正在努力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科技人才，但加入中国国籍的人数仍不到2000人。相比之下，过去二十年，有近1500万人入籍美国。

 

移民对美国在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功不可没——从美国科技巨头（如谷歌、英格尔）的联合创始人，到生产新冠疫苗的辉瑞、莫德纳公司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在过去20年中，超过一半价值十亿美元的创业公司是由外来移民或其后代所创立或与他人联合创立的。在吸引世界上最有才华的发明家和企业家，并给予他们实现梦想的自由和机会方面，美国仍然是无可匹敌的。

 

三、未来将走向何方

 

本文的重点是美国和中国两国之间的竞争，而核心问题是中国经济是否会继续以美国的两倍或更快的速度增长。

 

五年前，特朗普总统上任时，作者提到了这个问题。引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的一段；“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经济最喜欢的说法是经济‘放缓’。精英媒体搜索了2013年至2016年间关于中国的经济报告，发现这是描述中国最常用的词。但问题是，很少有人停下来问一问这个‘放缓’是与谁进行比较。在同一时期，美国媒体最喜欢的形容美国经济的词是‘复苏’。”

 

五年过去了，中国的“放缓”与美国的“复苏”相比，中国的年增长率为6%，美国为2%。在当今世界，许多行为体不得不“下注”。寻求风险调整后最高收益的投资公司需要决定是否在中国进行更多投资；寻求以最低成本制造最高质量产品的全球性公司需要决定是否扩大在中国的生产；零售商需要决定是否在中国的城市建立更多的门店；国家政治领导人也不得不在与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上做出选择。

 

因此，本章作者总结了这些行为体在做出选择时的关键考量因素。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奇迹增长的终结终于到来了，因此，他们对“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是美国的两倍”这一论断押注。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将不会以美国的两倍的速度增长，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顶峰并持续老龄化，按照这个趋势，到2035年，中国的劳动力可能会减少2亿人。

 

自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15年里，中国的总债务（包括政府债务和私人债务）翻了一番，从占GDP的140%到了280%。恒大地产的持续崩溃只是房地产泡沫的冰山一角。

 

中国专注于经济增长，而忽视了其带来的衍生性问题，比如环境污染问题。

 

中国还面临着美国及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敌意，这可能会影响这些国家依赖中国提供产品或对中国的未来增长进行投资的意愿。全球最大财富管理公司瑞银集团（UBS）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表示：“中国未来几年面临的最大风险来自于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尤其是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贸易战可能导致美国与中国的选择性脱钩，减少技术转让的机会，限制中国企业的投资选择，并减缓资本流入中国。瑞银集团估计，仅科技行业的脱钩就可能使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下降0.5%。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将会以美国的两倍的速度增长，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预计，从2021-2031年，美国GDP每年平均增长1.8%，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3年后，美国GDP的年增长率将不超过1.7%。相比之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国智库机构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CEBR）和其他经济预测机构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的年平均增长率将为4.5-5%。

 

虽然中国现在面临着艰巨的挑战，但它过去几十年如一日，其攻坚克难的能力不容忽视。此外，中国政府以更加全面细致、更具有洞察力的团队应对挑战。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今天，只有中国这一个世界主要经济体实现了没有一年经济负增长，人口平均死亡率是美国的1/800。

 

对中国未来经济前景的乐观主义者指出，中国成功地巩固了其作为全球供应链中最关键环节的地位。尽管各经济体中存在与中国脱钩的言论，但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外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有增无减。2021年，中国对世界的贸易顺差突破记录达到6750亿美元，比2019年疫情前增长了60%。如上所述，中国现在是世界上许多重要商品的最大制造商和出口国，其中包括90%的精炼稀土矿物、80%的太阳能电池板、50%的电脑和45%的电动汽车。

 

跟随“精明的投资者”（smart money）的步伐。在过去几年里，尽管美中关系不断恶化，世界上最成功的技术、制造业和投资公司都加大了对中国的投入。中国的中产阶级目前有4亿人口，预计到2035年将再增长4亿人口。这将引发一波消费浪潮，使中国不仅成为大多数公司所青睐的生产地点，而且成为它们最大的消费者市场。2021年，特斯拉生产的100万辆电动汽车中有近一半是在上海工厂制造并卖给中国买家。

 

正如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说的，“从长远来看，中国是我们最大的市场，我们将在中国生产最多的汽车，也拥有最多的客户。”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也表示：“我们在中国的投资不仅会持续到下个季度或再下个季度，而且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将成为苹果在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世界上最大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现在每12个小时在中国开一家新店。拥有10万亿美元资产管理的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Bridgewater），以及包括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大通（JPMorgan）在内的主要国际银行在过去两年都增持了在中国的股份。

 

译者评述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这份关于中美经济竞争的报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世界霸主美国对崛起中的中国的恐慌。可以看到，美式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垂死阶段，金融帝国主义面对制造业空心化的难题几乎无解，因为作为美国统治阶级的金融资本家的利益与美国国家利益几乎不可调和。前者只关心自身虚拟经济与价值符号的积累，后者则需要解决实体经济以及就业等问题，这就是美国经济治理中的二律背反。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越是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国家利益和统治阶级利益中犹豫不决，就越是接近哈耶克、弗里德曼和里根等人在几十年前就为美国霸权掘好的新自由主义坟墓。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中国的经济崛起在数年前是世界公认的事实，但是随着近些年来贸易战、产业转型和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放慢，经济矛盾也催化出了一些社会矛盾、暴露出了一些治理问题。但中国正在追求产业链结构性转型，大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据新的国际形势调整过去靠消费、外贸、投资“三驾马车”拉动的局面，建成“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双循环经济布局。产业的升级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失业、消费力下降、工资降低等问题，但是随着教育、社会福利等配套设施和制度的完善，经济的再生产和再分配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纠错能力是中华民族能够逐渐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因素，中美两国经济发展趋势的问题可以一言以概之：美国政府为华尔街服务，中国政府为人民服务。

 

报告本身语言简练直白，便于理解，可以让更多人了解美国学界、政界、商界和战略界对中国经济的知觉（perception）。这份报告层次分明，深入浅出，质量较高，不需要对其本身进行总结。可以看到，该报告较为客观准确地认识到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对美国的威胁，没有恶意夸大中国的实力，没有散播“中国威胁论”。

 

另一方面，该报告仍然有一些有待商榷之处。

 

首先，报告预设了一个假设：“中国的一切经济发展都是为其政治利益开路，中国最终的目标是利用溢出的资本和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控制世界”，这很显然是错误的。

 

其次，该报告往往强调中国的威胁，却忽略了中国本身受到的威胁，比如只提中国的稀土上的出超优势却不提中国的能源短板，又比如举出中国利用经济制裁实现政治目的的例子，却不提2018年率先发动贸易战的是美国。

 

最后，报告的例子并不能够充分佐证论点，其列举的例子有2013年的、2016年的甚至更早的，却用它们论证2022年的中国，颇有“用前朝的剑斩本朝的官”的意味在里面。

 

作为中国有影响力的国际问题青年智库，大外交智库（GDYT）再次呼吁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中美两国会势不可挡地走向对抗，还是能够探索出一条新的共同治理路径？美国学界需要客观看待中国，中国学界同样要正确看待美国，希望中国越来越好，美国人民生活越来越好，早日实现世界人民大团结。

 

（执笔人：格雷厄姆·艾利森等）@大外交智库《大译编参》

 

来源：库智交外大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