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通话之前，中美高层在近几个月内频繁互动。中方如何通过这些互动对拜登政府的对华认知纠偏？军方互动在今年上半年中美高层整体互动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这段时间中美关系的互动有哪些新特点、新变化？针对上述问题，观察者网特邀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进行全面解读。
7月2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以及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率沟通和交流。
这是今年内中美两国元首的第二次直接互动，也是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元首第五次通话。
这次通话发生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被曝计划于8月窜访台湾的背景之下，中方强烈反对且措辞严厉。
习主席在通话中重点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民意不可违，玩火必自焚”的警告掷地有声，成为不少外媒的标题。
今年3月的中美元首会晤时习主席直指，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颠覆性”和“玩火自焚”这两个词应如何理解？佩洛西的危险打算是否会“玩火自焚”或触发“颠覆性”影响？
观察者网注意到，在本次通话之前，中美高层在近几个月内频繁互动。中方如何通过这些互动对拜登政府的对华认知纠偏？军方互动在今年上半年中美高层整体互动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这段时间中美关系的互动有哪些新特点、新变化？
针对上述问题，观察者网特邀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进行全面解读。
观察者网：习主席和拜登总统聊了两个多小时，并且都认为这次通话坦诚深入。您对本次通话有何总体评价？
吴心伯：我认为，这次通话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问题导向，另一个是合作导向。
问题导向是指，双方谈了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说，中方关心的台湾问题，从通稿中可以看出，这次中方说得既坦率又深入。美方关心的还是乌克兰问题，现在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着急，希望实现停火，而这个过程离不开中国的作用，这也是拜登跟习主席通话一个主要的考虑。
至于合作导向，我们回顾拜登执政以来的几次中美元首通话就会发现，双方很少花时间谈合作。过去，美国一直在谈竞争，或者说“管控竞争”、“建立护栏”。这次通话之前，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巴厘岛会晤时，中方向美方提出了“四份清单”，其中一份是合作清单，中方认为中美可以在8个领域合作。
习主席这次通话进一步点明了，中美应该就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障全球能源和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保持沟通。这些都是中美可以合作的领域，习主席讲的很具体了。
拜登总统也承认，美中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各国人民。白宫新闻公报中写道，在两国利益交融的地方可以合作，特别点到了气候变化、卫生安全等等。美方现在终于意识到，美国跟中国不仅有竞争，也有合作。
观察者网：刚刚您提到了前段时间中方还给美方开出的“四份清单”，您认为美方会如何对待？
吴心伯：对于这些清单，我们不能抱有太多的期望。前两个清单——要求美纠正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中方早在去年7月就向美方提出来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一年过去了，清单中二十几项内容，美方真正有所动作的大概也就几项。也就是说，美方缺乏处理中方关切问题的政治意愿。
除了这两个清单之外，这次我们还提出了一个“中方重点关切的涉华法案清单”。我觉得拜登政府不大可能去做这些事情，他可能会说这是国会的事情，自己管不了。实际上有时候“府会”是在唱双簧，拜登有时候是利用国会来推动一些事情。
还有一个清单是“中美8个领域合作清单”，这次通话中习主席具体讲了这些领域。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中美这些方面的合作可能会有所推进。最重要的是，美方现在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在这些问题上跟中国合作。美国人谈合作的时候肯定是因为有利益需要，他们不是为了你的利益而跟你合作，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才合作。这一点我们要看明白。
观察者网：本次通话距离今年3月中美元首的视频会晤已经有4个多月，这段时间中美关系的互动有哪些新特点、新变化？
吴心伯：这4个月的时间里，国际形势在继续发生重大变化：首先，俄乌冲突以及西方对俄乌冲突的反应给国际政治和安全形势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一冲击效应正在加剧，并且延伸到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领域。另外，世界经济形势较为严峻，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不断下调，而且美国连续两个季度出现经济负增长，陷入“技术性衰退”。
在上述大背景下，中美关系的第一个特点是，这几个月中美高层互动比较频繁。双方在外交、国防、经贸、环境等领域都在进行互动，这是跟前一段时期相比的一个明显变化。
6月10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香会”举行会谈。
6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卢森堡会晤。
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
7月7日，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应约与美军参联会主席米莱进行视频通话。
7月9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会后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晤。
7月15日，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华盛顿分别与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美国联邦环保局代理局长麦卡碧、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等举行双边会见。
第二个特点是，尽管中美间之间互动增加，但双方达成的共识相对较少。在很多情况下，大家还是各讲各的话，各自阐明自己的观点，同时也了解对方的观点。由于共识比较少，所以双方真正能够开展合作的领域也非常有限。
第三，当下台湾问题变得很突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没有成功地威慑住俄罗斯，没能阻止俄罗斯动武。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方马上就想到台湾问题，觉得要在台湾问题上加大对中国大陆的威慑，以防止中国大陆对台采取行动。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一方面在提升所谓“美台关系”，加大对台湾的各种支持，包括“外交”、安全、经贸等领域。另一方面，美国也在拉拢其盟友在各种场合对中国大陆施压，甚至将其对俄罗斯的制裁作为对中国威慑的一部分，警示称如果中国大陆对台采取行动，那么美国对俄罗斯的这些制裁同样适用于中国大陆，也许他们还会做的更加激烈。在这种情况下，这几个月台湾问题一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
7月9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晤。（图源：外交部）
观察者网：正如您所提到的，这几个月来中美关系的一大特点就是，高层互动频繁。在您看来，中方想通过这些互动对拜登政府进行哪些纠偏？我们应如何一步步纠偏？
吴心伯：我认为，中方从三个层面对美国进行纠偏或引导：
一是美国的对华认知层面，
二是美国的对华政策，
三是引导中美关系走向。
第一，要纠正美国对中国的错误判断和对中美关系的错误定义。习主席在通话中强调，从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和定义中美关系，把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和最严峻的长期挑战，是对中美关系的误判和中国发展的误读。这些错误的判断和定义是特朗普时期搞的，拜登全盘接收了。因此，自拜登执政以来，我们就在敦促他走出特朗普的阴影，但是直到现在他也没有走出这个阴影。所以，我们要对他的对华认知进行纠偏。
第二，要引导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从去年7月份中方向美方提出两个清单开始，中方让美方通过解决问题来调整他们的对华政策。在这之前，我们也喊话提了一些要求，但是美方没接。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提了清单，很具体地要求他们再调整。直到最近王毅国务委员跟布林肯见面，中方的清单从两个增加到了四个，这还是在引导他调整对华政策。
第三是引导中美关系走向。中美关系到底是应该朝着竞争和对抗的方向走，还是要朝着合作的方向走？我们现在提出了合作清单，也是希望接下来不仅要关注“管控竞争”，更多地要关注怎么样搞好合作。
观察者网：针对台湾问题，习主席在本次通话时说，民意不可违，玩火必自焚。今年3月的中美元首会晤时习主席也直指，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颠覆性”一词首次被提出。我们应如何理解“颠覆性”和“玩火自焚”这两个词？
吴心伯：“颠覆性”的意思是中美关系这座大厦的基础没了。失去基础，这座大厦就会崩塌。今年是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成为后来几十年中美关系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如果现在美国想要挑战这个基础，那就是颠覆性的，中美关系的大厦就会崩塌。
“玩火必自焚”是指，台湾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14亿中国人民的核心关切，如果美国挑战了这个核心利益及关切，中方肯定会做出激烈的反应，美国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这把火将烧到美国自己，所以叫“玩火必自焚”。
美国众议长佩洛西。（图源：澎湃影像）
观察者网：近期，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被曝有意于今年8月窜访台湾，中方强烈反对且措辞严厉。您认为佩洛西这一危险打算将给中美关系带来哪些破坏性的影响，是否会“玩火自焚”或触发“颠覆性”影响？
吴心伯：我认为，如果佩洛西执意要窜访台湾，那么中方肯定会做出前所未有的激烈反应。这也一定会引发两场危机，一是中美关系危机，二是台海危机。
所以，习主席在跟拜登通话时，重点讲的就是台湾问题，等于是我们在把底牌亮给对方。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佩罗西还是执意要访台的话，就会出现我刚才说的两种后果。
观察者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6月中美卢森堡会晤时首次提到中美关系处在“关键十字路口”，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巴厘岛会晤中首次提到，如果任由这种“威胁膨胀”发展下去，美国对华政策将是一条走不出去的死胡同。如何理解“十字路口”和“死胡同”这两个关键词？
吴心伯：“十字路口”是指，中美关系有两种选择，一个是朝着对抗的方向发展，一个是朝着合作的方向发展。美国的对华政策从特朗普开始已经是朝着对抗的方向发展了，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已经过了“十字路口”。
当然，我们希望拜登能够回头，重新朝着合作的方向发展。同时我们也讲得很清楚，如果美方一意孤行，继续推动对华政策朝着对抗的方向发展，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竞争”，那么最后美国一定会失败，这个政策一直走下去就是“死胡同”。
观察者网：从“十字路口”到“死胡同”，中国就美方对中美关系的认知，进行了怎样的纠偏？
吴心伯：美国对中美关系认知的误区体现在他们的基本定义上。拜登定义中美关系是以竞争为主，同时兼顾必要的对抗和可能的合作（竞争、合作、对抗的“三分法”）。中方告诉他，这样一个判断是错误的，中美关系并不是以竞争为主，我们认为应该是以合作为主，其中也有竞争，但这些竞争需要进行管控。
因此，习主席在去年11月与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时提出新时期中美相处应当坚持的三点原则，分别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这“三原则”实际上就是对美国在中美关系上的认知进行纠偏。
同时，我们也通过一些实际的政策行为来对美方进行纠偏。比如说，美方认为，他们可以跟中国既搞对抗又搞合作，以对抗为主，需要中国与其合作的时候就合作。而我们通过实践告诉美国：不可能。如果中美关系搞不好，合作就搞不起来，哪怕是气候变化合作都搞不起来。
去年9月，王毅国务委员就提到，美方希望气候变化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但是如果“绿洲”周围都是“荒漠”，那么“绿洲”迟早会被沙化。这就是说，如果中美之间都是竞争、对抗和摩擦，那么最后双方合作的领域会越来越小，直至消失。我们在通过实践告诉美方，别打如意算盘，你们想竞争就竞争，想合作就合作，这个如意算盘是行不通的。
观察者网：今年上半年，中美军方有多次互动，在此之前，两国军方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互动了。您认为，军方互动在今年上半年中美高层的整体互动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吴心伯：我认为，拜登执政以后，两国军方迟迟没有进行互动的主要责任在美方。美方试图单方面改变中美军方高层互动的惯例，中国当然不同意。最后美方调整了立场，同意按照过去的惯例跟中方进行互动。因此，今年上半年中美防长的两次互动，还有两军参谋长的互动非常重要，主要有两点意义：
第一，防止因误解和误判发生意外事件。现在中美关系比较紧张，中美两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和空中，几乎每天都会相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两军因为误解和误判发生意外事件，两国军方需要保持良好的沟通渠道，增加对对方意图的了解。拜登说，他要跟中国竞争，但不希望发生冲突，而是否发生冲突，两国军方是关键。
第二，向对方阐述各自关切的问题和主要立场。今年的几次互动，我们的防长和参谋长重点讨论了台湾问题，用词非常有力度且到位，包括“不惜一战”、“不惜代价”等等。这样就使美国军方更好地理解了中方对台湾问题的关切，以及台湾问题的风险所在。
所以我们看到，对于佩洛西计划窜访台湾，拜登不是说自己反对，而是说美国军方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美国军方在跟中国军方沟通的时候就知道，中国军方做好了准备，所以他们觉得风险很大。这说明，中美军方高层的互动，对于增加美方对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的了解是有帮助的。
6月10日，正在新加坡出席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与同期参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会谈。（图源：国防部网站）
观察者网：我注意到，中美元首本次通话发生在俄乌冲突持续5个月、全球元首外交火热之际。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您对全球“元首外交热”有何观察和解读？这样的“元首外交热”对于化解当今世界诸多急迫的难题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会有怎样的影响？
吴心伯：我认为，元首外交主要对双边关系起到“引领”和“顶层设计”的作用。
“引领”就是确定前进方向，比如说中美关系到底是朝着合作的方向走，还是朝着对抗的方向走。“顶层设计”就是确定一个路线图，接下来一段时期，双方具体在哪些领域，解决哪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在中美元首的几次通话中可以看到，双方都会责成各自的团队来跟进、处理这些问题，这就是在落实这些顶层设计。
所以，当下元首外交主要有上述两点作用，这不仅适用于中美关系，也适用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来源：编自“观察者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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