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谣言而是真实的录音，特别是如果这种“共存”“躺平”的观点能够代表上海市疾控系统一部分干部的观点，那么问题就更大，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进行纠正。要强调的是，上海目前防疫中出现的种种乱象，根源在于应对疫情的迟缓、拖延和动摇，而不是“动态清零”政策本身。
4月2日，网上传播一段录音，自称是上海市疾控中心某工作人员与群众的电话录音（共22分钟）。鉴于该录音已经传播很广，且多个自媒体声称是上海市浦东新区疾控中心某负责人。（见“上海疾控电话录音事件”原贴之一）
如果这段录音是真的，那么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十分危险的。如果是其他人编造的上海疾控中心的电话录音，那么制造该谣言的目的就是借着该“上海市疾控中心人员”之口，宣传“与病毒共存”论，放弃现行的“动态清零”政策。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上海市有关方面都应该尽快表明态度，反对这种观点。如果是谣言就辟谣。
如果不是谣言而是真实的录音，特别是如果这种“共存”“躺平”的观点能够代表上海市疾控系统一部分干部的观点，那么问题就更大，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进行纠正。
现在的上海是战场，是前线，是必须令行禁止的地方，任何不遵守中央战略部署、散布和传播消极言论的行为都是要反对的。特别是，从网上传播的情况看，这个录音短时间在大量公众号传播，不太可能是个别人的偶然行为。
这段录音中，该“疾控中心负责人”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三点：
1、我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我没发现这个问题吗？我告诉他，轻症无症的，你不要把人家转走了，就在家里隔离，我都提了n次了，有人听过啦？没有人听的啊！你现在还来指责我。
2、要被逼疯了知道吧？我们专业机构也要被逼疯了，知道吧？专业人员说的话根本就没人听。现在全部把这个病变成了政治性的一个疾病。花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就在做一个防流感的，你看到现在哪个国家防流感这么防吗？
3、该吃吃该喝喝，然后好好休息，关键是要好好休息，好好休息了，免疫力上去了，过了几天病毒该排的排出去了呀，就阴性了呀。
这三点观点的共同基础是认为奥密克戎是“流感”，认为当前防疫是“政治性”的，认为应该放弃现在的防疫措施，向其他国家学习“躺平（“你看到现在哪个国家防流感这么防吗？”）
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危险的。是和中央确定的防疫方针背道而驰的。如果这些观点影响了上海疾控系统的医务人员，就会造成严更加严重的后果。
关于第一个观点：主张轻症无症在家隔离 X
这个观点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
一部分人能够在家自愈，和总体上采取集中隔离收治的办法，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部分人能够在家自愈，并不说明所有人都不会变成重症、都不会传染。从前期武汉和其他地方的经验教训看，一旦放弃集中收治，患者导致社区传播的风险就要大得多。目前完全不能够放弃集中收治。
确实，方舱医院不如家里舒服，一些群众也对上海市集中隔离点的条件提出了意见。但要看到，
出现这种状况，并不是因为集中收治这个做法，而是因为前期耽误了集中检测和收治的宝贵时间。要反思也要从这个角度反思。疫情常态化防控之后，包括这次奥密克戎变种毒株流行之后，全国内地3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部采取的都是集中收治的办法，是被事实证明成功的。
要强调的是，上海目前防疫中出现的种种乱象，根源在于应对疫情的迟缓、拖延和动摇，而不是“动态清零”政策本身。除了上海之外，其他实行“动态清零”的地方，包括经济总量、国际地位和上海相当、人均GDP还要高于上海、又临近香港的深圳市，通过果断的措施，在一个传播周期内就实现了新增病例清零、全市低风险。因为出手及时、措施果断，并没有出现医疗资源挤兑等乱象。
上海的现象再次说明，只要“动态清零”的方针有丝毫动摇、贻误时机，导致病毒扩散，就必然导致医疗资源挤兑，那时候无论是新冠患者，还是其他疾病的患者，都是救治不过来的。
一个专业的隔离酒店，尚且因漏洞造成大规模疫情扩散，所谓“居家隔离”其实跟“共存论”是等价的，而且在抗击武汉疫情的实践中“居家隔离”已经被证实是失败的，必须旗帜鲜明予以反对。
上海有足够的能力建设更多的放舱，也有足够能力让放舱更舒适。现在的问题是思想上要坚定，不能滑坡和动摇。
有人用“只有新冠是病，其他的病不是病吗”这种具有煽动性的语言来攻击“动态清零”，主张放弃“动态清零”，躺平、共存。但是，放弃“动态清零”只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医疗资源挤兑。那时候就不仅仅是疫情爆发时占用医疗资源了，而是进行核酸检测、治疗成为常态。
如果按照美国的死亡率计算，中国如果放弃动态清零，每年因新冠死亡的人口就将达到400万以上，而常态下我国每年死亡人口是1000万左右。这还没有考虑到我国人口密度和社会交往频率比美国大得多的因素。
请问，让一个国家的死亡人数比正常状况下增加40%的疾病，是“流感”吗？这么多死亡病例的背后，又该有多少重症、多少中度症状呢？如果放任这一切变成现实，就会导致严重的医疗资源挤兑问题。
关于第二个观点：“花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就在做一个防流感的，你看到现在哪个国家防流感这么防吗？” X
第二个观点就是所谓“大号流感”的观点，这位女领导连“大号”都不说了，干脆就把新冠变成了“流感”。
目前，一切认为奥密克戎是“大号流感”的观点，都停留在个别自媒体、“网红”的口里，而没有任何实践和研究的依据。笔者想问这位自诩“专业人员”的女士，是根据什么依据判断新冠是“大号流感”，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
目前的奥密克戎变体，远远不能同“流感”相提并论。这是因为，起码有三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第一，病毒溯源还不清楚。人类认识流感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即使这样也还是出现过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实际上是美国大流感）那样的恶性传染，约四分之一的人口（5亿）感染，夺去1700万至5000万条无辜生命。当时世界上只有17亿人口，相当于3个人就有一个感染，100个人就有1-3名死亡。人类是经过长期的经验，才判断出今天的流感危害性不大的。
而新冠疫情刚刚在地球上出现两年多，病毒源头到底来自哪里，是自然产生的吗？病毒到底有哪些特性，目前掌握的还很不够。
特别是俄乌战争中，俄军发现美国在乌克兰以及世界很多地方的实验室，这同新冠病毒是否有关？这些问题都还有待回答。
关系生命安全、国家兴衰的事情，必须要有底线思维，必须防止出现最坏的结果。
我国之所以一些人认为新冠是“大号流感”，是因为我们防疫做得太好了，人们感受不到病毒的可怕，只能感受到防疫带来的不方便，所以会产生这是“大号流感”的错觉。但是在目前的客观证据还远远无法证明新冠就是流感的情况下，主动放弃武装，就是主动放弃了安全的底线。这是绝对不可取的。
第二，病毒变异的前景还不清楚。两年多来，奥密克戎一直在变异中。目前，一些人假设病毒一定会向毒性越来越小的方向变异，这是没有充分依据的。如果我们放弃“动态清零”，一旦病毒大面积感染，在短期“共存”之后又出现严重的新型变异，那时候岂不是会出现像2020年初那样灾难性的后果？
另一种病毒可能的来源是人工干预的变异，甚至刻意的投放。如果我们“放开”“躺平”，对方再精准投放传染性和致病性更强的病毒，到时候如何收场呢？如果走到这一步，就是历史性错误。
所以，在病毒变异前景尚不清楚的情况下，贸然放弃“清零”措施，就蕴含着严重后果。这种时候就必须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一失万无”。
第三，新冠疾病的后遗症还不清楚。
感冒的后遗症有，但是是轻微、可控的。但新冠是一种新病毒，有哪些后遗症，今天还不能完全暴露出来。就目前公开报道的新闻和研究来看，新冠导致的后遗症遍布人体各个系统。从侵入大脑、影响睡眠、导致精神障碍，到影响生育功能，等等。
作为一种新型传染病，其后遗症要多年之后才能被人们比较充分地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就轻率断定为“流感”也是没有依据的。
另外，奥密克戎的传染性远高于流感，导致的绝对死亡规模也远大于流感。
目前主张新冠是“流感”的，只是看到了奥密克戎的病死率相对较低，但是病死率并不是判断一个传染病的唯一标准，对社会影响更大的是绝对死亡人数。事实是，奥密克戎的绝对死亡人数高于德尔塔。
正如这篇《奥密克戎的真正威力藏在超额死亡里》指出的那样：同疫情之前的正常年份相比，
新冠流行带来的超额死亡（比正常年份平均值增加的死亡人数），美国2020年和2021年是120万，而2022年前六周就是11.15万。其他国家：
德国、瑞士、比利时，超额死亡5%；
法国 15%
意大利12.75%
西班牙14.39%
芬兰 多死了15.4%
新西兰，17%
爱沙尼亚15%，斯洛文尼亚17%
保加利亚 37.39%
美国31%
接种率奇高无比的以色列，35%。
这些国家都是“躺平”“共存”的典范。
既是按其中最低的一档，10%计算，就相当于每年全国多死100万人，上海每年多死1.33万人（根据上海2019年死亡13.3万计算）。
如果按上述国家平均水平，20%计算，相当于每年全国多死200万人，上海每年多死2.66万人。
如果按美国的35%比例计算，相当于全国每年多死350万人，上海每年多死4.65万人。
上海每年超额死亡4.65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呢？
一架飞机失事，132名同胞不幸罹难（抱歉我使用这个不恰当的比方）。而如果放弃“清零”，就相当于上海每年多摔352架飞机！
上海的面积是6340平方公里，如果放弃“清零”，就相当于上海每平方公里多死7.3人。
这么惨痛的结果，怎么还能大言不惭说是“流感”呢？这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吗？！
关于第三个观点，把政治和科学对立起来，自榜“专业人士”，把“动态清零”看成是“政治”。X
这种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这位女士关于“专业人员说的话根本就没人听。现在全部把这个病变成了政治性的一个疾病”“世界上哪个国家这样防流感”的表达，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
任何专业人员，都不应该把自己的专业看的高于一切。防疫当然是重大的政治问题。防范疫情，是重大的社会系统工程。现代医学分工很细，即使在医学内部，也没有哪个医生敢说自己包治百病，即使是临床医生，也常常通过多学科会诊才能诊断疑难杂症，有很多疑难杂症现有知识还解决不了。那就更遑论公共卫生和疾控专业呢？
病毒传播不仅是一个生物学事件，更是有重大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影响的事件，仅凭公共卫生专业，无法给出完整的、相对科学的防控措施。更不必说，我国多年来医学界存在着一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空气，他们认为西方“躺平”我们只能“躺平”，而瞎着眼睛装看不到我国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至今最有活力的经济发展成果，实现了世界上最低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我国的历史证明，成功的公共卫生措施，无不是“党的领导+群众路线+专业知识”三位一体的结果。没有专业知识固然不行，但是如果只有“专业知识”（不仅仅是公共卫生的专业知识），没有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只靠专业知识，就什么也干不成，
美国和欧洲死亡上百万人，难道是因为没有公共卫生专家吗？
在上海疫情肆虐的浦东，就居住着一位可敬的老人。她的名字叫王桂珍，身份是新中国第一位赤脚医生。不知道上海疾控去年有没有参加党史教育。当年赤脚医生专业知识远远不如今天的“网红”们，但是首要的要求是政治挂帅，
什么叫“政治挂帅”？政治挂帅就是把人民的健康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是要做一个好医生首先要做个好人。如果所有的医生都做到这一点，那么关于抗疫的噪音就会小很多。
在武汉暴发疫情早期，上海网红专家不是说武汉不应、也无法全民核酸吗？他说满打满算一天就只能做单位数的万人吗？这就是典型的书呆子思维。结果，武汉“三结合”一来，速度、效率那是书呆子专家能够想象得到的呢？
当年抗击血吸虫，也是上海的专家说，这个困难那个困难，总之，就是不行。电影《古木逢春》中的那个专家形象，据说，原型就是上海的某位专家。上海有过十里洋行的历史，有“洋气”，这是历史的痕迹，这个痕迹使许多人总有文明程度高人一等的感觉，因此，对于新中国经验，用觉得它“土”，不够西方的文明、人性。个人有这种看法，无所谓，但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怎么能对新中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经验也那么无感、那么漠视呢？
参见《防疫当然是政治问题》一文。
最后，再说说关于经济的影响。
事实证明，实行“清零”政策不仅不会影响对外开放和人民生活，而且是能够保障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顺利进行的成本最小的方式。
西方一些媒体鼓吹中国“和病毒共存”，拿出来的说辞是：实行严格的防疫措施会影响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制度决定了人的生命健康不会被纳入统治阶级考虑的重点目标，因为即使没有疫情，人民大众也只是资本增值的工具。所以西方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计算抗疫对经济的影响的。
去年年初，之所以美国不愿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一个主要考虑就是担心影响经济增长。但事与愿违，一旦疫情到难以扑灭的程度，整个社会生活在对疫情的恐惧当中，不仅会影响经济正常运行，而且新冠疫情给国民健康带来的伤害将在根本上损害未来的经济竞争力。
在国际疫情严重反弹的情况下，我国必须坚持对入境人员实施严格的监测、隔离等防控措施，这不是切断与世界的联系，而是对人民健康和国家安全高度负责的表现。
我们采取的“清零”政策，丝毫没有影响对外开放。2021年与2019年同期相比，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增长23.4%、24.5%和22%……我国第一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这一切数据继续展示着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快于GDP增长的格局。
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恰恰是因为我们实行了“清零”政策，广大工厂企业可以正常开工，人民可以正常消费。如果放弃“清零”，造成病毒流行，结果不可能是“有利于对外开放”，只能是破坏对外开放的大好形势。
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斗争形势下，这只会导致亲者痛、仇者快。
当前我国的疫情防控，是在国内外各种斗争严峻复杂的形势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的技术问题，背后都涉及全局。必须把技术思维和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结合起来。
面对世界变局，面对周边动荡的局势，如果疫情防控出现任何闪失，后果都将是严重的。一些外部势力也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对我们的抗疫方针有各种议论和误导。国内有些地方也或多或少接受了一些“网红”的误导，导致了今天疫情外溢其他省份的局面。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和坚定地坚持被实践证明有效的方针。
（来源：“共和国经济史”微信公众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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