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香港医生：防新冠病毒，不如防内地医护

 

香港疫情近日不断爆发，感染人数及死亡人数连攀高峰。危机之下，特区政府向中央求援，内地医护紧急赴港。

 

这本是香港与内地共抗疫情的关键时刻，但是某些香港人的鸟嘴，却管不住了。

 

 

 

香港医学会会长蔡坚表示，香港医护全部曾在医管局工作，无论病历、药物等均是以英文与其他医生沟通，而询问病人则用广东话，相反大陆医护则是说普通话及写简体字，担心内地医护一旦来港后会造成“混乱”。

 

等一等，相比于香港疫情火上房的状况，这也算问题？再“混乱”能混乱得过现状？

 

更何况这次派出的医生大部分来自广东省，粤语讲得“唔问题”，他们诊治病人时写的中文病历也由香港医生翻译成英文，而且香港医管局也在更新病历的中文系统。

 

 

 

语言和文字，压根不是问题啊。

 

且不说香港疫情紧急，正是缺医生的时候，就是香港没有疫情的时候，医生也非常紧缺，怎么这个医学会会长作为香港医界的代表，这时候还在嫌弃内地医护呢？

 

更有甚者，有网友曝出，内地医护援助香港，在“协同模式”的工作分配中，人家香港护士是护士，而内地护士完全就被当成“护工”用！

 

 

 

明明当地缺医护，香港医护界却左一个不欢迎，右一个不待见，看起来恨不得赶紧把来支援的内地医护逼回去。

 

因为啊，香港医界不怕香港缺医生，他们就怕香港不缺医生。

 

 

 

道理很简单，香港本地医生毕业之后，起薪就是49495港币，哪怕不升职，这个数字在几年之内也会涨到92770港币。升到高级医生后，月薪轻松破十万，而顾问医生，也就是专家的月薪，可以达到22万港币一个月！

 

这还只是公立医院的医生工资，私立高档医院医生的收入，那简直不可想象……

 

目前香港一共有15000名医生，等于香港500人里只有一个医生，缺口非常大。据港媒统计，香港至少需要再增加3000名医生，才能保证满足需求。

 

 

 

以全关节置换手术为例，据医管局最新数字，香港病人最长可能等待超过5年，其中一个联网轮候宗数高达7300多宗，过去一年只完成240宗。相反，相关手术在内地的轮候时间只有几个月，可见医生人手与病人福祉息息相关。

 

也正是因为缺医生，香港医生才能变成香饽饽，要是不缺医生了，这钱可就挣得没这么顺利了。

 

说白了，香港医生界要的是业界的利益和特权，他们就是要医生稀缺，如果医生不稀缺，他们就要出手人为制造医生稀缺。

 

至于怎么制造医生稀缺，那可深了。

 

1

 

回归前的香港，原本是不太缺医生的。因为当时香港法律规定，只要是英联邦国家的医生都可以在香港执业。只不过1970年代以前，香港的收入水平还缺乏足够吸引力。

 

 

 

随着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香港的收入水平上升，不少外国医生都选择来港发展，香港当时真的不缺医生。

 

但随着香港本地医学发展，本土医生数量增加，他们对外来医生非常排斥。而随着回归的临近，英国殖民当局开始推动所谓“专业自治、行业自治”，香港医界则顺着这股风潮，成了一个尾大不掉的利益团体。

 

1985年，香港立法局第一次举行选举，医学成了一个专门的界别，当时全香港几千名医生，就可以推举一位立法局议员，可见港英当局对医生们的照顾。

 

 

 

有了自己在立法局中的代表，香港的医生们就要出手对外来医生进行打压，这次打压，就奠定了香港缺医生的现状，让本地医生从此获得了很大的特权。

 

1995年，时任立法局医学界议员梁智鸿推出法例，修改香港《医生注册条例》。

 

新条例规定，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在完成12个月住院医师培训后，即可成为正式的注册医师。

 

外地医生哪怕在外地医学院已经完成5年以上的医学训练，也必须通过专业知识、医学英语技能及临床等三方面内容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执业试），再完成为期12个月的住院医师培训，才能成为正式的香港注册医师。

 

 

 

这样一来，香港本地医生大学一毕业，基本就确定了医生身份。而外地医生则要费尽力气，才能走上这个起点。

 

而且，香港医生执照考试一向被国际视为全世界最难的考试之一，据医委会资料，2019年第一部份专业知识的合格率仅为26%，医学英语技能水平的及格率最高，为80%，第三部份的临床考试及格率亦欠佳，为38%。

 

资料显示，执业试自从设立以来，总通过率不到两成。

 

 

 

更过分的是，香港医生执业考试，连教材和考试范围都没有。

 

理论上，一名准备应考执业试的医生会预期在教材上获得支援，考核范围亦应清晰。然而实际上，香港的应考内容缺乏透明度，温习材料又不足，考试的支援配套根本等于没有。

 

团结香港基金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访问了于公营体系任职的非本地培训医生，有一位医生就表示，应考者从来没有被告知“应该使用什么材料来温习”。

 

 

 

报告还提到，香港并没有设立任何外地考试场地，因此在新冠疫情下考试程序已陷入停摆。这意味香港已等同堵塞了医生正式注册的途径，这两年应考的医生数目是零。

 

执业试同样没有定期而透明的校准评分机制，以确保考试的合格标准与香港医科毕业生所要求的水平看齐。如果非本地培训医生所应考执业试的前提，是确保医生素质能与本地医科毕业生相提并论，那为何不把两者的标准统一呢？

 

有港媒表示，这种考试的目的，根本就是对外地医生故意刁难，人为设定障碍将他们排除在外。

 

 

 

哪怕一位外地医生通过了这种刁难人的执业试，他们面临的山仍然很高。

 

因为，哪怕是在外地具有很高资历的医生，赴港后仍要采用如同新毕业生一样的评核方式。

 

香港公营体系的专科医生人数严重不足，急须补充人才，然而考试却评核专科医生临床执业范畴以外的知识。这意味医生须花额外时间温习临床前的学院教材，而这些宝贵时间本应用于发挥他们专业的技术，服务正处水深火热的病人。

 

 

 

更有甚者，非专科医生即使同时具备海外和本地经验，通过考试后却仍须进行实习，接受基本培训。

 

“如果要我重过实习生涯，我宁可辞职，离开香港。”一位应考执业试的外地医生说。

 

这位外地医生说出了香港医界的目的，设置这个考试，就是为了让你们离开香港啊。

 

 

 

在上水区开设医务所的郭女士，90年代初为了改善生活环境，由内地赴港，以身犯险，过了二十年非法行医生涯。

 

按照香港医界的说法，内地医生不会讲粤语，无法与病人交流。可是郭女士是海南人，粤语讲得非常好。而且郭女士夫妻二人都曾在海南医院工作，医术精到，但就是无法通过执业考试。

 

“总不能待我们考了牌才赚钱吧。”郭女士一脸无奈地说。

 

来港之后，郭女士的丈夫努力进修英文和复习医学，苦读了八年，经过一次失败，终于成功注册。

 

满以为从此可以脱离无牌医生的行列，岂料好景不常，郭女士叹道：“我丈夫正式挂牌后三个月，证实患了肝癌，不久便去世。为了生计，我只好重操故业， 无牌行医。”

 

问及有否考虑努力考牌，取得执业资格，郭女士表示她毕业多年，对以前学过的知识印象模糊，加上她年龄不小，再没有读书的干劲，且身兼父职的她也无暇进修。她的儿女虽不赞成母亲冒险，但面对经济压力，他们也没有办法。

 

 

 

同样在上水区行医的梁先生也是广东人，赴港之前在内地行医，是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但因为他读书的年代内地医学院外语用的是俄语，已经是资深医生的梁先生没法考取职业资格，只能非法行医30年。

 

“当年孤身来到香港，无依无靠，当医生赚取生活费是我唯一的出路。”纵使梁先生知道无牌行医为法律所不容，但他认为：“我付出劳力，又不是害人，为了维持生计，这是合情合理的。”

 

梁先生说，他的病人都知道他没有执照，而他每次收费约一百元，虽然收入不多，但也足够糊口。

 

在港行医几十年间，梁先生一直小心翼翼，没有发生过医疗事故，所以一直没被揭发。问他会否害怕终有一天被警方拘捕，他哈哈大笑说：“那是无可奈何的事。”

 

 

涉及无牌行医被起诉的医生

 

这个奇葩的坑人执业考试逼得良医变“黑医”，而“黑医”都能有这么多患者来找，说明香港确实缺医生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但是人家医学界可不管这一套，你患者爱死死去，我高薪拿着，豪宅住着，你死了和我可没关系。

 

2

 

或许有人会问，香港缺医生到了如此地步，业界霸权和保守主义又这般昭然若揭，为什么没有人推动改革呢？

 

那是因为，真推不动啊。这帮医生，有事儿他可真上啊。

 

 

 

去年2月，特首林郑月娥将引入非本地培训医生纳入五大立法建议。这一石激起千层浪，业界立刻严词批评。

 

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认为此举会引来在内地培训、拥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医生来港执业；医管局员工阵线副主席罗卓尧也批评林郑明显“有政治任务”，为日后引入内地医护铺路；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医学院院会主席袁己立表示，失去执业试把关会影响医疗质素⋯⋯

 

我的妈呀，特首说了一句，业界有一百句等着她。

 

这些业界组织，以维护病人利益为名，维护医生特权为实，以香港医学会为例，宣称这些专业团体，一方面以“维护民康”为箴言，另一方面则表明该会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促进医疗界的福祉”。

 

 

 

问题是，当业界福祉与市民健康出现冲突时，该会的取态会是如何？香港医疗制度老大难的问题，在医学霸权所促成的医医相卫的制度之下，却变成了大量医生敷衍塞责的遮羞布。

 

而且，这些香港医生真的非常会搞政治，非常会利用自己的统战价值，让政治为他们所用。

 

上文说过，香港医界可以选举一名立法会议员，正是这个席位上的梁智鸿推动法例修改，让香港本地医生取得了垄断地位。

 

 

 

更好玩的是，在当时香港即将回归的当口，他推动这条法例的理由是积极进行“去殖民化”，意思是，我废的是英国人的法，所以我这是反殖行为，可不是为医生谋特权谋福利。

 

多会搞政治啊。

 

 

 

自从回归之后，香港立法会内部分为泛民、建制两大阵营，双方分庭抗礼，你争我夺。医学界议员则多在两大阵营之间纵横捭阖，为业界谋取最大利益。

 

本来由于医生群体的中产阶级身份以及知识分子价值取向，这一界别天生倾向泛民，但是“民主价值”这东西毕竟不能当饭吃，他们在实际政治中的行为还是以业界利益为导向。

 

2008年，倾向建制派的梁家骝在立法会医学界别选举中击败泛民主派的郭家麒，建制派还认为这个结果不错，但是未来几年的时间里，这个人比泛民还让他们头疼。到了最后，这个梁家骝甚至让建制和泛民两大阵营摒弃分歧，团结一致对付他，真是比特首还有威风。

 

 

 

梁家骝一开始在高铁拨款以及“2012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等事件中支持建制派立场，但是等到2015年政改时，他却一改以往的表态，跟随泛民主派投下反对票，最终让政改被否决。

 

事后，梁家骝表示，从未自视为建制派，认为自己立场中立、独立，不会分门分派。他说不论泛民、建制，如果邀请他讨论政事，他向来也会出席。

 

这不就是左右横跳吗？

 

当然，在梁议员的横跳努力下，立法会8年中始终没有对医生注册等法例进行修订。

 

 

 

但是香港确实缺乏医生，无论政府、建制乃至泛民都不可能对选民的愤怒熟视无睹。

 

最终，在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的主导下，2016年7月，政府将改革医务委员会的《201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送上立法会。

 

香港泛民有时会采用“拉布”的手法对抗他们认为“争议较大”的法案，拉布便是filibuster的香港翻译，即冗长辩论。

 

在香港立法会，议员发言有时间限制，但是议员可以通过要求“点算法定人数”来拖长议案审议的时间，因为只要有议员要求“点人”，立法会会议就必须暂停15分钟，点算出席议员人数是否达到议员总数的一半，如果没到，则会议不能继续进行。

 

 

 

另外，议员还可以提出修正案，拉长审议的时间，这样也可以拖垮会议。

 

2012年10月，民建联叶国谦在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上提出修改会议程序的议案，目的是对议员提出议案的数目和预告期进行规定限制，建议引起泛民强烈反对。

 

在此议题的后续会议上，泛民竟然提出超过190万项修正案，导致议案被搁置。

 

 

 

这次为了推动医生注册条例的修改，港府提前说服了泛民不进行拉布，本以为万事大吉，但没想到，梁家骝议员爆发了。

 

人称“怪医”的梁家骝行踪向来飘忽，而且他是兼职议员，忙于在医院上班，较少在立会出没，若说他发动“拉布”更是天方夜谭。但这次为了业界特权，他是彻底不要脸了。

 

2016年7月6日的立法会大会上，梁家骝孤身拉布，力度却令建制议员和政府大跌眼镜，一天之内共22次提出点算法定人数，暂停会议时间达到4小时38分钟，全日实际只花了约50分钟讨论相关草案。

 

 

 

梁家骝单人匹马瘫痪议会，建制派都啧啧称奇，称梁比激进泛民更狠。现在的特首，当时的林郑司长更是被气到破防，狠批梁的做法“极端不妥当”及“粗暴”。

 

自由党方刚发言时形容，梁家骝的点人数攻势令他“大开眼界”，“原来‘长毛’都几可爱！”“一系唔发威，一发就几烂渣”（要么不发威，一发威就没下限），众议员立即拍台表示同意。

 

“长毛”梁国雄是老托派，反对派中的极端分子，常年穿着一身切格瓦拉出席会议，扔香蕉，咆哮议会，大骂官员和建制派议员都是家常便饭。这样的人，都比梁家骝体面，可见梁议员拉布的威力。

 

 

 

工联会麦美娟狠斥梁不负责任，不顾病人及家属心情，呼吁梁“医者父母心，回头是岸”。

 

有民建联议员笑言，梁家骝的拉布功力比极端反对派更厉害，“他们起码一边发言，一边响钟拉布，但梁家骝只是一味要求点人数，单人匹马已经搞到立法会半瘫痪。”有独立建制派亦形容梁家骝十分厚面皮：“拉布无分贵贱！医生拉布原来比激进泛民更狼！”

 

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到了最后，连泛民都受不了了，时任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自言是从政25年来第一次“哀求”别人，公开呼吁梁家骝停止拉布，“放过议员、放过香港”。

 

 

 

等到第二天，建制和泛民竟然联手坐在会议厅内，对抗梁家骝的点人攻势，可称得上是香港政坛的一大奇景。

 

但是无奈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梁家骝最终继续一人拉布，还是成功挡住了医生注册条例的修改。

 

当然，在香港，如果一个界别搞到建制派、反对派、政府全都“顶唔顺”（受不了），那它肯定是要完蛋的。梁家骝这种极端招数只能玩一次，保住界别利益还是得多管齐下。

 

 

 

2016年，梁家骝放弃连任，医学界别选出了陈沛然当议员。陈议员回到梁议员最初的起点，号称中间派，但一进议会就加入了“饭盒会”（泛民主派会议），可等到泛民议员要联署谴责政府，他又不参加了。

 

总之，还是左右横跳。

 

但是，医学界有些人想出了更损的方法，在舆论上为自己争取上风。毕竟为了业界利益人为制造稀缺，为了自己拿高薪让患者看不上病，这种行为怎么也说不出口。

 

于是，不少年轻医生竟然和香港近年来冒起的“港独”“本土”逆流合谋，把“不让内地医生来港执业”和“保护香港核心价值观”绑定在了一起。

 

 

 

2020年初，利用风起云涌的修例风波，不少医生成立了“医管局员工阵线”。这个组织如同黑社会一般，成立之初就以防控疫情为名，要求特首封闭连接内地的关口，否则就发动罢工。

 

后来这一组织的主席竟然还参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所谓“民主派初选”，“港独”立场昭然若揭。

 

 

 

为了保护业界的霸权，为了维护这种既得利益，这群人时而“反殖”，时而泛民，时而建制，后来竟还“港独”“本土”，他们可真拼啊。

 

香港理工大学医疗及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佘云楚曾在《医学霸权与香港医疗制度》一书中直言，无论是医生还是其他专业所高举的专业自主、专业理念、自我规管等大旗，本质只是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掩饰，会令其能“安寝于既得利益中而不需内疚”。

 

诚哉斯言。

 

乌鸦校尉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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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佘云楚：《医学霸权与香港医疗制度》 

东网：梁家騮狂點23次人數　各方轟拉布促放過香港 

陳俊才：認真反思香港的醫學霸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