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前政要：戈尔巴乔夫改革是苏联解体的开端

 

1985年4月23日，时任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一次中央全会上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宣布要对苏联进行改革。

 

戈尔巴乔夫口中的“改革”，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改革，根本不是一个意思。

 

当时，戈尔巴乔夫在谈到必须加快苏联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福祉时声称，他很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做。

 

其实，戈尔巴乔夫当时根本不知道他所谓的改革会如何收场，虽然至今他也不承认。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

 

如今，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已经很清晰了，要继续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要更加大胆地坚持走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增强企业独立性的道路，引入成本核算，做到责、权、利相结合。

 

——他当时是这么说的。

 

如今，俄罗斯有很多人认为，就是那天宣布的改革措施最终导致了苏联体制的崩溃，并因此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国土。

 

在戈尔巴乔夫这番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那天，俄罗斯一家名为”Lenta.ru”的新闻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了戈尔巴乔夫当年亲信和政敌对那场改革的看法。

 

从那时起，戈尔巴乔夫的声望就开始迅速下滑。

 

——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最后一任主席（1990年3月 - 1991年9月）。此人开始是戈尔巴乔夫的亲信，后来则成了他的政敌。

 

 

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

 

卢基扬诺夫：

 

所谓的改革为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出演这场改革闹剧的并不是整个苏共，只是戈尔巴乔夫和他那些亲信而已。这帮人领头的就是时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要不是他，戈尔巴乔夫就不可能搞那场改革。

 

正是雅科夫列夫和他周围那一小撮人，天天嚷嚷说我们需要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完全脱离社会主义，这正是当时苏联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

 

有一段时间，我和雷日科夫（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是支持改革的想法的，但不是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改革，而是安德罗波夫所说的改革。

 

我可以证明，柯西金就曾制定过经济改革计划，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最终让这一计划流产了。

 

当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几乎一致认为，改革应该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有利于加快科技进步和生产发展。

 

但这只是一种虚幻的思想统一，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某些成员只是口头上支持“更加社会主义”的口号，而他们自己却正如他们当时所做的那样鼓吹什么私有经济，即私有财产、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优势是无可置疑的。

 

在与戈尔巴乔夫争论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们走错了方向，背离了苏联体制的原则。当时，对于究竟什么是改革，人们都是各说各话，“制度更迭”这一真相反而被掩盖了。

 

除了我之外，很多老资格的政治局成员也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搞法，支持派与反对派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争论已经日趋白热化，戈尔巴乔夫则不断在两派之间左右逢源。

 

当时搞得戈尔巴乔夫是焦头烂额。

 

经济濒临崩溃把戈尔巴乔夫从一个极端抛到了另一个极端。

 

为了调和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戈尔巴乔夫左右逢源，鼠首两端，经常做出自相矛盾的决定，与苏共的初心背道而驰，渐行渐远。

 

在雅科夫列夫的影响下，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中出现了在总体转向自由市场的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选择的论调。

 

同时，当时苏联国内的民族冲突不断加剧，但戈尔巴乔夫却不知如何是好。

 

从那时起，戈尔巴乔夫的声望就开始迅速下滑。我们进入了一个解体时期，而且解体的不仅仅是苏共，还包括苏联这个国家。

 

苏联解体始于波罗的海三国，继而位于亚洲的各加盟共和国群起效尤。这些加盟共和国想独立，它们同自己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中的代表一道主张建立一个松散的邦联。

 

这些加盟共和国大概忘了，同样的想法曾导致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

 

局势本来是可以扭转的，但叶利钦的骚操作却加速了苏联解体——他发布了一项法令，规定联盟法律的实施必须得到各加盟共和国的同意。也就是说，叶利钦此举挑起了一场法律战。

 

叶利钦随后便宣称，凡是位于各加盟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今后统统归这些加盟共和国所有。

 

税制改革则让苏联解体迈出了重要一步。

 

改革后的税制规定：税收要统统上缴中央财政，然后再由中央财政在共和国之间进行分配。

 

叶利钦则坚持建立一个单一渠道税制，届时所有税收将由各加盟共和国留存，并且该向苏联中央财政上缴多少，由各加盟共和国自行决定。

 

1991年7月29日至30日，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和纳扎尔巴耶夫在新奥加廖沃官邸进行了一次非公开会晤。

 

在此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同意了叶利钦有关建立单一渠道税制的主张，苏联失去了对预算、企业和银行的控制，并同意在实际上没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参与的情况下签署一项邦联条约，其实就是让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与1991年3月17日全民公决结果完全背道而驰，请大家注意，当时有76.4%的苏联公民投票支持保留苏联，苏联最高苏维埃随后还为此通过了一项关于全民公决约束力的法律。

 

我们只坚持到了1986年，后来一切都崩溃了。

 

——叶夫根尼·亚辛，1989-1991年曾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担任部门负责人，现任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研究生导师。

 

 

叶夫根尼·亚辛

 

亚辛：

 

安德罗波夫当然不蠢，他说“我们其实并不了解我们所处的社会”并非没有道理，但当时他也不清楚究竟应该做什么。

 

安德罗波夫曾试图有所作为——经他提议，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共同出台了一份有关在部长会议的两个部进行经济实验的决定。

 

当时，我正在其中一个部，也就是电气工业部工作。

 

但实际上，这个实验是1979年7月12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共同出台的有关改进计划、改善经营机制、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效率的决议的延续，所以这个所谓的经济实验的决定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安德罗波夫的实验仍在继续，但很明显，苏联需要进行更为深刻的变革。

 

1987年，我与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一起为召开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七月会议准备材料，之后时任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宣布苏联将进行经济改革。

 

1986年国际油价暴跌对苏联经济造成了非常沉重的打击。正如我说得那样，当时的国际油价几乎被腰斩，直到1999年才止跌回升。

 

当时的苏联非常依赖石油美元，油价暴跌导致预算收入下滑，迫使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向西方国家贷款，这造成了苏联外债逐年快速增长。

 

事实上，粗放且效率低下的苏联经济基本上是靠高油价才勉强维持的。

 

其实早在一九六〇年代，苏联经济就开始经常出现停滞不前的状况，有些脑筋活络的人就琢磨着该干点什么了。

 

早在赫鲁晓夫下台前不久，苏联社会就对经济学家叶夫谢伊·利伯曼关于改善经济体系的建议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柯西金当年的改革在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便草草收场了。

 

当时的苏联领导层担心，经济民主化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民主化，当时的苏联领导层非常担心“布拉格之春”会在苏联再现。

 

因此，到1972年，苏联经济已经开始疲软了，但1973年的石油危机以及随后的油价大幅上涨使勃列日涅夫勉强把国民经济维持在可接受的状态，但他并没有为苏联经济发展做出过任何贡献。

 

就这样，苏联经济只坚持到了1986年，随后便崩溃了。

 

很明显，在计划经济框架下，苏联的经济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必须尽快过渡到市场经济，越早越好。

 

戈尔巴乔夫改革在苏联历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不能说，戈尔巴乔夫改革决定了苏联的未来。但戈尔巴乔夫改革改变了苏联的社会状况，唤醒了民众。可惜的是，它并没有像许多人预期的那样在苏联展开一场真正的民主革命。

 

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戈尔巴乔夫所取得的成就更多的不是在经济方面（他自己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这方面的专家），而是在政治领域。提倡公开性、举行自由选举、实行多党制——这一切都是他的功劳。

 

要是安德罗波夫能多活几年，我们就会像中国一样好了。

 

——尼古拉·雷日科夫，1985-1991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自2003年起连续当选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委员。

 

 

尼古拉·雷日科夫

 

雷日科夫：

 

首先，“变革”这个词并没有让我感到高兴。

 

事实上，这个词并不新鲜，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就曾使用过，媒体一渲染， 便传播开了。我本人更喜欢用“改革”这个定义。

 

一开始我非常赞成改革，我甚至称得上是改革的倡导者之一，因为我的人生经历和我在企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工作的经验都证明，我们已经没有可能维持战前、战时和战后初期那种经济模式了。

 

严格的计划体系曾经是非常必要的，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战胜纳粹德国，我们的国民经济就永远都不可能得到恢复。当然，有所得必有所失，这也是很自然的。

 

但后来，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开始相信这个体制已经自我消耗殆尽——它已经严重官僚化了。

 

比如说，当时我的厂里有52000名员工，应该保留多少名工人，其中应该保留的技工是多少，小工是多少，工程师是多少，技术员是多少，清洁工是多少，统统没搞清楚。

 

因此，我们当时坚持认为，应该做点什么。

 

在我和戈尔巴乔夫之前，也有人试图搞改革，比如柯西金。顺便说一句，就他所处的时代而言，他就算做得不错了。他所做的一切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我们必须给予他足够的荣誉，他称得上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物。

 

柯西金之后也有人尝试过改革，可惜都半途而废了。

 

我也曾被安德罗波夫延揽为改革方案起草小组成员，我们这个改革方案起草小组成员还包括戈尔巴乔夫和多尔吉赫，我们采纳了很多以前积累下来的文件内容和主张。就这样，到了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一次讲话中把我们已经忙活了三年的行动方案提了出来。

 

直到1987年，我都是支持戈尔巴乔夫的，但之后我和他发生了分歧。

 

戈尔巴乔夫行事草率、拖泥带水，再加上人称"破坏大师"的雅科夫列夫的阴险狡诈，改革最终还是失败了。

 

我和戈尔巴乔夫是1987年分道扬镳的，当时我们对这项改革实验进行了一番总结，对于这个改革方案的优缺点，我们已经了然于胸。大家都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办。戈尔巴乔夫与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等人共同起草了一份报告。

 

这项工作其实是我们按照安德罗波夫的指示做的（注：1982年11月22日雷日科夫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兼经济部长)。

 

过了两周，安德罗波夫召见了戈尔巴乔夫、多尔吉赫和我。

 

当时的苏共内部等级森严，我们三个，一个是政治局委员，一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个是中央书记，然后我们开始工作。

 

安德罗波夫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现在有很多文章都会提到他，我认为写得有点过多了。有人说他是犹太人，也有人说他是俄罗斯人，不过，这无所谓。没错，我们从来不是特别在意某人是哪个民族，更在意的是他干得好不好。

 

不过，安德罗波夫是个纯粹的政治家，这一点倒是毋庸置疑的。他很快就抓住了经济这个当时苏联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比如说，有一次，他直接打电话问我在忙什么，我回答说，我在工作。他就说，那好，你现在来一下。

 

这意味着他现在有时间，我就拿着文件夹去见他。

 

他让我把文件夹留下，然后就开始向我一个接一个提问题。

 

他问我，我们国家有没有企业租让制，我回答说，我觉得没有。他又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回答说，上学的时候书本上就是这么讲的，他就说，我掌握的知识还很不够。

 

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他对这方面也知之甚少。他让我现在就去把这个问题研究一下，回头再来找他。

 

我回到部里就让同事们马上找找看有没有关于企业租让制的文献。隔天有人在莫斯科列宁图书馆找到了这类材料，正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位女同志。

 

安德罗波夫去世五年后，我也退休了，有足够的时间认真思考了，我越想越认为，如果让安德罗波夫在苏联搞改革，肯定要比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搞的那一套温和得多。

 

安德罗波夫熟谙中国改革开放的精髓，要是安德罗波夫能多活几年，我们就能搞得像中国一样好了。

 

在戈尔巴乔夫掌权早期，苏联尚能安然无恙，到了他掌权中期，苏联已经举步维艰了，到了他掌权晚期，苏联只有崩溃了。

 

你知道吗，执政晚期的戈尔巴乔夫，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刽子手。

 

什么是危机？在他之后，国家熬过了一场危机，另一场危机却又接踵而至。

 

我不认为戈尔巴乔夫当年是存心想搞垮苏联，那时候的他简直就是个白痴。

 

当时苏联都是他用自己的行动——公开的或其他的行动——搞垮的。

 

掌权初期的戈尔巴乔夫本来是能保住苏联的。

 

最初，尽管戈尔巴乔夫行事优柔寡断，热衷歌功颂德，遇事轻举妄动，但是，在他刚刚被提拔上来的时候，我们对他还是满意的，感觉比很多老官僚要好得多。

 

但在1987年之后，我们之间便有了分歧，直到苏联解体，我们之间的这种分歧也没有弥合，叶利钦也正是利用了我们之间的这种分歧。

 

关于什么是改革这个问题，您是找不到答案的。

 

——尤里·阿法纳西耶夫，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带头人之一，俄罗斯历史学家，曾任不分区议员团成员、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是当时无人不知的“心存敌意的听话的大多数”这一论调的提出者。

 

 

尤里·阿法纳西耶夫

 

阿法纳西耶夫：

 

我不是"改革领班"，也不是戈尔巴乔夫之流那些年所作所为的积极支持者，从来都不是！

 

相反，从一开始，我就对当时发生的事情写过一些文章，提到过我和戈尔巴乔夫他们之间的分歧，也表达了我对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困惑或怀疑。

 

至于我们有些涉及到1989年苏联人代会、选举、不分区议员团的言论，当然也是我本人的观点，那么我们可以公开表示，我们这些不分区议员团成员，在政治上是反对当时的苏共方针的。

 

但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虽然我们已经明确宣布反对苏共，但实际上我们从来都不是什么反对派。

 

我们既没有打算召开代表大会，创立自己的党派，也没有设立影子内阁来准备接现政府的班。

 

我们当时提出的反对意见其实是比较空泛的，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一份真诚的心情，而不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反对纲领。

 

如今，我们都已经很清楚，当年的戈尔巴乔夫改革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

 

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们，这就是虽然经常把“改革”这个词挂在嘴边上，却搞不清楚，改革究竟意味着什么。

 

改什么？怎么改？其实谁都没说清楚。

 

改革的对象是什么？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改革的任务又是什么？从1985年到1991年，都在哪些方面进行了改革？真的改了吗？

 

奇怪的是，无论是戈尔巴乔夫本人还是他的支持者，都写了很多书，可谓著作等身，但读者诸君从他们那些著作中是找不到答案的， 他们都没有把这些基本问题讲清楚，直到现在也没有。

 

第一个原因，要想理解这一问题的本质，难就难在当时的苏联，谈不上什么政治和政治生活，即便是某些社会组织，也不具备政治思考能力。

 

当时也没有能够体现可持续制度和既定社会价值的法律，而且当时也不存在这个意义上的社会公德。

 

因此，在政治、法律和社会公德层面谈论当年的改革，以及在那个时代所存在的社会现实，显然都是没有意义的。

 

苏联当时的情况，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跟人类社会早期，还没有出现政治、国家甚至文化的时候差不多。

 

严格地说，当时的苏联，从文化起源和发展阶段上说，既不是资本主义产生前的文化，甚至不是封建主义产生前的文化，倒是有点像国家形成之前的伪国家时期。

 

打个形象的比方，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苏联更像是十二世纪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大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统治时期的延续。

 

第二个原因就更加复杂了：

 

从现象完整性和社会文化系统性上说，整个现代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全部历史，包括史前期的俄罗斯，一直充斥着谎言、神话、冒牌货和螭魅魍魉。

 

在俄罗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基本事实、事件、现象、过程是不会被篡改或没有被神话过的。

 

危机既打击了官方意识形态，又破坏了民族关系，摧毁了公共道德。

 

——阿列克谢·普里加林，自1990年起担任苏共中央委员，自1991年3月起直到苏共被禁，一直担任苏共中央直属俄罗斯联邦政治分析和预测中心主任。

 

 

阿列克谢·普里加林

 

普里加林：

 

在最初的两年到两年半时间里，我是支持改革的，直到今天，我都没有为此感到羞耻。

 

我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提出的“更加民主，更加社会主义”的宣传口号。

 

当戈尔巴乔夫开始支持吸引私人资本，主张对合作社发展不设限并提出私有化口号时，我就开始重新审视并批判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政策了。

 

而且戈尔巴乔夫还到国外宣扬他这些主张。一次是在出访西班牙时，另一次是在对黑海舰队积极分子发表演讲时。

 

说实话，早在1985年底，我就不再相信戈尔巴乔夫了。

 

他在会见地方和各部门积极分子时曾许下了很多诺言，实际上意思都差不多。

 

比如，他曾说过，中央是有能力，也有资金帮助他们发展的。

 

我作为一个搞经济的人，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我喜欢当时那种比较热闹的社会氛围：既有公开讨论、又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

 

必须承认：1980年代末苏联所面临的危机是系统性的，而且危机的恶化非常迅速。

 

请各位自己判断一下吧！

 

一、国家管理体制产生危机，科技进步放缓，经济结构失衡，腐败日益严重，按劳分配原则遭到破坏。

 

二、官方意识形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当时苏联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30年代的水平，无法应对新的社会现象。

 

三、在政治领域，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工人阶级与党渐行渐远。

 

四、在民族关系方面，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膨胀，并由此引发了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和加盟共和国内部的直接冲突。

 

五、在公共道德方面，伪善和犬儒主义肆意蔓延，大多数人默认资产阶级道德和价值观在社会上占有优先地位。

 

在当时的苏联，对社会关系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苏联本来应该进入社会主义新阶段，将当时所拥有的公共财产、社会正义和政治民主结合起来。

 

自1917年10月以来，从来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言论自由是有了，敬畏之心却消失了。

 

——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1990年曾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数月，是苏联“500日经济改革”计划的共同撰稿人之一，在后苏联时期曾以亚博卢党领袖闻名于世。

 

 

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

 

亚夫林斯基：

 

早在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伊始，我就对他搞的所谓改革持怀疑态度了。

 

我曾在苏联政府部门工作过几十年，苏联政府很多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我都参与过。

 

但是，在执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我明显到了这一切根本行不通。

 

首先，必须说清楚究竟什么是改革。

 

对于这场改革而言，人们已经说了太多了，但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最高层决定，人们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不仅不会因此被处死或监禁，甚至都不会被解雇、开除或撤职。

 

自1917年10月以来，还从来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后来，言论自由是有了，敬畏之心却消失了，随后发生的一切都跟这个有关系。

 

由于整个政治体系都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当真理对这个体系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时，它就崩溃了。

 

戈尔巴乔夫的作用是给了亿万人真正的自由，或许有人会说他给的太快了……

 

但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他有意为之，自由所带来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极权共产主义制度根本无法消化它。

 

人们得到了自由，享受这种自由的方式却各不相同。

 

比如，1917年，芬兰人民从俄罗斯手中夺回了自由，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高度发达的欧洲国家。而1990年后所有东欧人民所获得的自由，和我们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得到的是一样的，这都是后苏联统治阶级的责任。

 

至于民调，顺便说一下，现在的俄罗斯民调，已经反映不出什么民意了，仅有电视宣传对人们还有点儿影响。宣传方式发生变化，民调结果自然也会随之改变。这是所有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媒体都被国家垄断的结果。

 

“500日经济改革”计划本意是打算让苏联经济在不发生灾难、不使整个国家陷入贫困、不导致生产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从已经无法运作的计划体系过渡到有效的市场经济的。

 

该计划始终如一地、专业地，更为重要的是，开放地、公开地为改革开局一年半制定了行动计划。

 

例如，有人提议不要像后来盖达尔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做的那样人为制造恶性通货膨胀和掏空居民储蓄，而是通过让人们有机会使用苏联期间积攒的个人资金购买中小型资产，以此来避免通货膨胀。

 

要是人们有机会用他们的积蓄购买商店、餐馆、理发店、手工作坊、卡车、公共汽车等等——当时被称为“生产资料”——就能拥有真正的私有财产，实现大众创业，当时的苏联就能出现中产阶级。

 

总的来说，“500日经济改革”计划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为在苏联形成一个庞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奠定基础，以便在下一阶段成为大型企业股份化的参与者。私有化可以而且应该以这种方式，而不是通过私有化证券欺诈和涉嫌犯罪的抵押物拍卖来实现。

 

此外，“500日经济改革”计划针对的是整个苏联，而不仅仅是俄罗斯，并假定在各共和国之间存在着统一经济空间、银行联盟、海关联盟、自由贸易，拥有统一的经济法和劳动法，等等，我负责起草的经济协议甚至早在1991年秋天就由包括乌克兰在内的13个加盟共和国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

 

但是，这一切最终都被别洛韦日协议毁掉了。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想过要从根本上改造苏联体制，而只是想“建设新型社会主义”，即保留苏联体制的本质，只是在某些方面稍作改良，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成功的。

 

党和共青团的很多官僚后来都发了财，只不过如今挂在他们嘴边的不再是社会主义，而是爱国主义罢了。

 

在苏联时期，不存在至高无上的法律，更谈不上独立的司法体系，没有自由的政治媒体，只有延续至今的民族冲突……

 

你们看看，如今的俄罗斯经济还和苏联改革前一样，仍然完全依赖于国际石油和天然气价格......

 

当然，表面上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称谓改了，苏联成了后苏联，很多方面都推倒重建了，但对国家有用且对大多数人至关重要的真正改革却从来没有过。

 

如果俄罗斯今后还想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还需要一场真正的、深入的改革。

 

作者：译客老猫 来源： 苏联史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