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尤其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失败，使不少西方学者不得不再次正视马克思“两个必然”的断言，回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旨趣和渊源流变。
当代不少西方学者越来越意识到，在中国焕发出生机和活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西方来说是打破自身局限、走出理论傲慢窠臼和实现自我更新的关键资源。对西方学界的这种新动向，我们应该保持敏感和开放的态度。近年来，在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打击下，一些西方学者重燃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热情，开始结合新的社会现实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新阐释。这一现象背后，体现了一些西方学者和社会民众对超越资本主义现存秩序、寻求更好发展路径的渴望。历史一再证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预言，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金融危机尤其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失败，使不少西方学者不得不再次正视马克思“两个必然”的断言，回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旨趣和渊源流变。首先，资本主义的固有局限促使一些西方学者不断回望马克思，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和有效抗击疫情这三大奇迹，也促进了一些西方学者的反思。西方学者批判、反思资本主义的传统由来已久，海德格尔曾引用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的诗句说，“人当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他的弟子阿多诺在1949年出版的《文化批判与社会》里也对此有所继承，“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近现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社会的扭曲异化日益加深，呈现为马尔库塞笔下不断深化的“单向度”的人。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随着“华盛顿共识”迷梦的幻灭，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芒显得尤其夺目。其次，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一些正直的西方学者开始放下理论上的傲慢，向历史唯物主义寻求新的思想资源。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经济危机以来，大约以10年为波动周期不断发生经济危机，直至今日，西方仍在寻找摆脱危机的路径。早在2009年4月，全球左翼论坛以“转折点”为主题召开会议，探析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未来，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危机”、“美国要转向国家社会主义吗”等。与会学者从不同维度联系历史唯物主义，讨论西方如何渡过经济危机，如何突破和替代现有世界经济体系，建立一个更加平等、持续发展的世界体系等问题。如理查德·沃尔夫根据马克思主义反思美国近15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强调现在“是时候讨论社会主义了”。施韦卡特则认为，存在既保证公平与民主、又合理高效的替代资本主义的有宏观计划的市场社会主义体系。很多左翼学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看到了这种理论的可能性。最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真理性、学理性，在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更多的体认。2011年伊格尔顿以“申辩”式的写作手法，创新性将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责难进行归类，然后有理有据地进行一一反驳。霍布斯鲍姆则在对《共产党宣言》的再解读中，重新确认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分析的真理性，重申了“两个必然”的学理根据。奈格里、哈特、罗萨等人试图通过对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尤其是《资本论》的新解读，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彰显了“帝国”、“非物质劳动”和“加速度异化”等主题，希望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在理论与现实、时代与历史的双重维度中实现突破。除此之外，2020年恰逢恩格斯诞辰200周年，这也促进了西方学界对恩格斯的新研究，如特雷尔·卡弗的《马克思之前的恩格斯》、卡恩·坎加尔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自然辩证法〉》等著作，都展现出这些西方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极高的学术热情。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近年来，一系列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以金融危机为分析对象，试图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提出了数字资本主义、传媒资本主义、延伸资本主义、认知资本主义等新概括，以分析和批判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幽灵一直飘浮在资本主义的上空。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运动高潮衰退之后，西方民众顺从了后福特制，激进革命的实践进入寒冬。里根与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席卷整个西方世界，而大卫·哈维与齐泽克等人也从多个角度对其展开猛烈的批判。此后，批判队伍规模日渐扩大，涉及领域也愈发广泛。例如大卫·哈维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个人至上观并将其后果总结为“世界性的贫富差距”；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里，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所无法跨越的原生张力来展开对新自由主义的鞭笞；齐泽克和巴迪欧等人则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以探求建设共产主义的可能性；福斯特、阿格尔等人从近年成为热点的生态问题着手批判资本逻辑，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于资本增殖逻辑的无限膨胀，并据此论证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杰森将数据作为一种与经济资本不同、但是由资本积累的永恒周期驱动的形式资本，并将其与政治经济体制联系起来分析；朱迪斯·巴特勒、高华蒂、汉纳根等人则批判资本的逻辑向性别领域的殖民，主张女性解放是超越资本逻辑的重要维度。除了借助唯物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展开批判外，西方学者对资本的无限膨胀导致的消费社会、“空间资本化”和“新帝国主义”也展开了多重批判，试图撕开资本主义的伪善面具，形成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转向与空间转向。需要明确的是，无论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以何种具体形式、在何种场所中呈现的，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以上西方学者的各种分析和论证，不是取消或推翻了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在不同层面、角度、路径上进一步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结论。应当把握住资本主义各式危机背后隐藏的、不变的基本矛盾，以求从根本上超越资本逻辑。正如大卫·莱恩在2020年的《建设社会主义：从“科学”到“积极”的马克思主义》中所表达的：各种形式的统治、压迫和歧视（官僚主义、父权制、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和证书主义）产生了它们自己独特的权力关系形式，但它们不应等同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剥削本质的重要洞见，即使这些矛盾在政治框架内得以解决，也不太可能超越资本主义。总体而言，无论从何种角度切入，落脚点在何处，以上这些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都体现出当代西方学者对超越资本主义现状、实现自我更新的诉求，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空间。现实最能教育人。金融危机与世纪疫情严重打击了西方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府的信心，直接引发了“占领华尔街”、“黑命贵”、“黄马甲”等各式反抗运动，而中国在疫情防控、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两相比较，一些西方学者重燃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研究热情。伯尼·桑德斯在美国的崛起，就被很多西方学者看成一个信号。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已被历史证伪，众多西方学者试图论证“另一种选择是可能的”，希望能够找到解决当下西方世界种种困境的方案，包括复兴共产主义概念、探讨市场社会主义、提出乌托邦社会主义、重视社会发展的生态视域以及“21世纪社会主义”思潮，等等。吉登斯和布莱尔提倡的“第三条道路”认为，可以创造“混凝土混合经济”，在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间取得平衡，这在当时对英国和其他国家产生了明显的政策影响。哈特与奈格里提出，“新帝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孕育出了抵抗自己的“替代物”，这个“替代物”很可能就是社会主义。朗西埃认为，文化与艺术创造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通达理性的共产主义。福斯特、奥康纳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西方和整个世界的生态问题，倡导一种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米勒与罗默则分别用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和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来展示市场与公有制结合的现实可行性。大卫·哈维在《希望的空间》中详细描述了可追溯到布洛赫“希望哲学”的美好未来社会想象，用一种对当下保持间距的希望的空间来引导和规范现实的空间。拉美各国则出现了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强调一种个体解放与社会解放相结合的新的社会主义可能性。可惜的是，这些摸索虽有明确的批判与进步意识，但大部分理论构建都没有找到超越资本逻辑的现实道路和实践主体，难以在现实中落地。朗西埃、奈格里、哈特等人的阐述，更多的是理论操演而非具体的变革方案。米勒、罗默等人有关证券和合作制的社会主义的结论能否以及如何复制到其他社会领域，拉美的“21世纪社会主义”能否真正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能否真正实现经济和社会的长期繁荣发展，都还是未知数。于是，一些西方学者在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将目光瞄准了当代中国，他们力图在对中国飞速发展的理解中，找到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复兴的密码。朱利亚·达尔·马索于2019年通过对中国独特的金融市场结构的探讨，界定了新自由主义金融霸权可能存在的边界和走向解体的可能性。2020年，大卫·莱伯曼在《中国：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来看》中提出，有必要将历史唯物主义与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结合起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崛起的重要性。施韦卡特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严重的后果是强化了社会风险与不稳定性，并据此围绕中国的发展呼吁“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保罗·格雷戈尔在2021年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概述和比较，试图了解毛泽东思想和儒家思想对中国成就的作用。日往月来，时移世易。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东升西降”。在这样一种大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趋势之下，可以说，当代不少西方学者越来越意识到，在中国焕发出生机和活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西方来说是打破自身局限、走出理论傲慢窠臼和实现自我更新的关键资源。对西方学界的这种新动向，我们应该保持敏感和开放的态度，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传播历史中国的内蕴，讲好当代中国的故事，使历史唯物主义在西方成为一种重构现实和规范未来的力量。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原载《历史评论》2021年第5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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