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引爆：中国商业史上无数永远的痛！

 

 中国商业史上永远的痛

 

司马南的一系列视频和“联想饭局”，引爆了中国商业历史上迄今为止无数的痛。痛定思痛。或许现在是我们深度思考的开始。

 

写在前边的几句话

 

以前不怎么关注司马南，感觉不是一个路子。可是他最近几期节目和20号的微信文章，却引爆了联想集团这个中国商业史上永远的痛。曾经有不少人，请我写一下退休的柳传志。我都没有动笔。司马南的骨气引爆了这个中国商业史上永远的痛，我就想起了我的旧文和《失去联想》的书。

 

先说两句司马南，乔健不是柳传志的秘书，早在十几年以前，就是联想集团副总裁和联想集团执委会成员了。不过司马南所说的事情，触动了柳传志的敏感神经，慌乱中出错，让司马南给抓住了。联想控股的“公关”如此错失，确实让人不齿。全文附后。

 

 

乔健，女，复旦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0年加入联想集团， 现任联想集团公司高级副总裁， 首席战略官和首席市场官，是联想集团高管团队——联想执行委员会（LEC）一员。乔健著有《东方遇到西方-联想国际化之路》，该书被美国亚马逊网站评选为当年的“CEO最佳读物”； 小红书，抖音，领英等社交媒体的活跃博主； 多次荣膺《财富》（中文版）“中国最具影响力的25位商界女性”权威奖项，多次被《中国企业家》杂志评为“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商界女性-年度人物”，并入选2021年度福布斯中国杰出商界女性榜。

 

柳传志给中国商业史留下永远的痛，用今天的眼光透视，还是背靠中国科学院的背景，一大堆科学家和院士在手，却依然开掉发明了联想汉卡的倪光南，他当时正在力主联想的一系列创新型研发。而柳传志却竖起“贸工技”的大旗，靠倒卖讨生活。这个习性一直演绎到今天。就是现在也依然没有创新，就是接了人家一个烂摊子，养活了不少美欧高管。柳传志是科学院的办公室主任，不通技术，熟通江湖。他和联想给中国企业树起了一个坏的榜样。而华为起步靠任正非个人之力，却一开始就瞄准了技术。任正非在公司初创时候说：“做一两款产品出来，这一生就没有白活！”（王育琨：华为向东，联想向西）

 

2003年前非典时期，宅在家里没事干。就读了一本奇书《索尼的私人生活》。感觉从此给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于是，就尝试着对比研究索尼的两个创始人盛田昭夫|井深大与联想的两个创始人柳传志|倪光南。

 

穿越历史，把这四个不相关的人放在一起，没有想到却有惊人的发现。2004年春节，把我的文章放在了博客中国，一下子引爆了网络。评论风起，以至于最后结集出版了《失去联想》。2004年出版时，恰逢联想收购IBM，一大堆联想的御用作者的书，迎合了那个风潮。这本书就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我当时就想，历史还长着呢，我们走着看。

 

危机让人觉醒。当前我国深刻的产业生态危机，是在告诉我们，按照以前的惯性路就没法走下去了。按一下暂停按钮，静下心来。打开思维、打开心灵、打开意志，或许有新的平行世界正在打开。18年过去了！看看是否可以触动深度的思考。在阴郁的日子里，中国太需要深度思考了！

 

战略家武建东先生曾经评论《失去联想》：

 

“总结一个有价值的中国商业文明的观点，超过中国人的一百吨眼泪和亿万财富。“

 

王育琨手记

2021.11.21

 

司马南：柳传志女秘书召见

 

来源：司马南频道

 

司马南：联想27名高管14个外国人，政府采购有信息安全风险？司马南：中科院贱卖联想控股，13亿国有资产白送泰山会？司马南：中科院国资流失令人震惊！不为人知的联想股权变迁简史！
司马南：资不抵债的联想，有暴雷的巨大风险！
司马南：穷庙富方丈，联想负债超过恒大！
司马南：有关联想兴师问罪者找上门来！我想承认错误…

 

联想饭局，春烟残雨，姿色撩人。

今天是第二方案说的饭局之日。

 

 

 

坐下吃顿饭算啥？

 

北京人凑局是正常社交，没有什么问题是吃顿饭解决不了的。一个饭局解决不了，那就再凑一个局，拉着不同的人来凑局。可怎么偏偏找来的人像翻过我的通讯录似的，如此曲里拐弯儿的关系，他们如何找到的？比如，十多年前于济南宾馆，群人围着李实大哥聊天儿，我身边那个不说话的年轻人……

 

言同百舌, 胆若鼷鼠，梁武帝怼人的这句刻薄话，用来形容最近的我，再确切不过了。

 

自打七月我做了关于滴滴的系列节目之后，联想各色人物专项公关就启动了。他们一边反复发誓要我相信“联想与滴滴无关”（？），一方面身段柔软不停摇动橄榄枝儿……

 

老话讲烧香引鬼，如果不是因为联想无端谦谦示好，我还真不会对联想产生这么深入研究的动力，这6期节目不一定会做。

 

六中全会期间，“联想贱卖国资系列”节目陆续发出来之后，说客盈门上下齐手一通招呼，那架势，不捂住司马南惹祸的欠嘴绝不罢休。

 

先发两张截图给大家看看。

 

 

 

我心坦然。

 

如果老柳或小杨亲自召见，海淀分局附近喝茶聆听教诲，可也；炒肝包子蒜瓣儿豆汁儿，随你。

 

可不知为什么，人家买卖大了，层次多了，后来，演化成了老柳女秘书召见，这联嫒派头儿太让我为难啦！……

 

居委会老主任闲人马大姐召见，咱不敢不去，毕竟有面子有交情，柳传志的女秘懿旨兰花，都哪跟哪儿啊？见你干嘛使啊？

 

不管怎么描述这个女人的极端重要性，我始终认定，伊不过拿钥匙的使唤丫头。

 

当然，不见她，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潜意识，或证弗洛伊德学说的正确性一一胡同老串儿怕自己定力不够，从小最见不得梨花带雨……

 

 

 

下面是短信往来中我表达过的一些意思。

 

……

 

1、谢谢你告诉我这个信息，不必导入胡舒立，道不同，不相为谋，她在我这儿没面子，只会增加事情的复杂性。

 

我当然理解你们的急迫。就一个字，不见。

 

不见之理由，不想见。

 

我总有个见与不见的自由吧？总不能强迫我去见一个不想见的人吧？

 

2、上面开列的这堆人，没有我想见的呀。

 

最开始我跟你们说好的嘛：要见，或老栁，或小杨；要谈，百无禁忌，竹筒豆子。既不怜我瞻拜泰山北斗之心，也不至于非要拗着来。

 

至于该女子，在两个男人心尖尖儿、在联想这个庞然大物核心圈圈儿到底是个啥位置，跟我说不着啊。

 

她非南子也，我非至圣先师也。孔老夫子57岁就因为与这个卫灵公夫人见过一面，人高马大的子路便甩了脸子，文人们皮笑肉不笑八卦了两千年。

 

纵有貂蝉之色，与我何干？

 

孔夫子拣过官儿名头，拿人年薪2,200万（按卫灵公付给12万斤小米，折合成现在计量单位，比照刘强东网站标价15元一斤），我则无意沾它分银。

 

3、联想口口声声的误会本身才是误会。

 

因为没有啥子误会要澄清，一切都如苏贞昌头上爬虱子，何妨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们开会议定的备忘录第3条，据说是释放善意，“支持爱国学者研究、爱国团体访学、红色旅游”云云……这叫啥话呀？

 

隔壁王奶奶点我：此乃一计也，陷人不义也。

 

啥时候不能支持爱国学者研究、爱国团体讲学、红色旅游？偏偏请茶之前，白纸黑字叫我点头？我又如何代表得了特定学者、特定团体、特定旅游？

 

4、联想现在应该做的工作是检讨与整改，如实向上级有关部门说清情况，回答网民的重大关切。

 

或干脆，如柳八爷气吞山河号召那样，几万人联想带吓连哭带叫，打赢名誉权保卫战，在法律面前以事实证明清白，而不是拐着弯儿变着法儿示好司马南。

 

 

 

5、司马南不可能被收买，追认第15个股东也无济于事，能不能死了这份心？

 

比起多年来神功大师公知大V那些对司马南的诋毁、咒骂、诬陷、造谣，包括马云崇拜的大师王林几十米之外发来的黑气，第3条专此“释放善意”的文字极大地伤害了我，乃至惹怒了我。

 

你们写下这样的备忘，我仍拜在小乔石榴裙下，“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的古训还要不要？仁兄何妨自己调腚想想，按照你们划定的路线图，岂非授人以柄？

 

6、事已至此，按此前通话中议过的那样，杨元庆面晤司马南，或问，可不可以再追加一个条件一一索性开通直播？

 

杨元庆先生果真如乃武二先生那般冤枉，众生必听得泪水涟涟，转而保卫联想挞伐司马。

 

儒雅帅气谈锋不让马斯克的杨元小庆必会讲嗨、讲翻很多道理，如此开蒙、开智、开化机会难得，岂敢独享？

 

况不直播也对不起网民的重大关切，你说是不是？

 

 

 

7、留下第3条这样“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文字，在我们胡同里这叫“做局”，就是摆鸿门宴。

 

隔壁王奶奶说，做局就是做人，笑眯眯地送他入地狱……

 

8、你们这一番眼花缭乱的操作，如果也叫公共关系，全面深化了我对新时代公共关系的理解：世界上有两种公共关系，一是公共关系，二是公共关系联想……

 

 

 

在北大，我讲过《公共关系》大课，那时候我的头发还是黑的。这几天没录节目，10多年前我的公共关系课视频正在播放中，你们也给我挑挑毛病，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什么地方让我们找到共同语言？

 

9、人才济济的联想呵，先前“狸猫换太子”玩得那么漂亮，差一点就神不知鬼不觉彻底成功了，这次施行大计策之前，为啥不好好读读《三国》？准备搬掉一个人，为啥不好好研究这个人？难道你们旨在激怒对方以期发酵更猛烈的舆论吗？

 

假惺惺客气气人为制造碰瓷儿者的做法，江湖上叫“被碰瓷儿”。

 

拜请先生帮我打听一下，联想什么人立志要把我打造成一个“碰瓷的”？

 

10、第一次被问及与联想见面出场费，我百会穴周遭七根头发陡然竖起，神经元递质瞬间异常，夕惕若厉说的就是这种情形么？

 

 

 

后来一度以为是自己过于敏感了。

 

现在，你们的备忘录，白纸黑字证明了我的初始敏感不是多余的，联想官渠出手果然“善意满满”感天动地。

 

11、说句不敬的话，柳式小聪明挂帅的联想买办路线，看起来根深蒂固，根植于核苷酸序列之中，表现为人生观、价值观，乃至渗透于联想工作全流程……

 

切记，公共关系的核心不是小技巧小心眼儿多过别人，公共关系不等于抖心眼儿。

 

12、敬请多点儿真诚，少耍心眼儿，数据一大堆明摆着不肯正视，却热衷于摆出专业范儿，以软文矩阵与网友较劲。非这么别扭，联想超算全球排名第一也没用，累死公关各路豪杰，搭上乔小姐香消玉殒也没用。

 

13、敬请上报老柳小杨并通报小乔姑娘，司马南那个不知死的糟老头子说了，买办路线不是中国发展正路，任正非的道路才是正路。

 

这个结论，老柳小杨教父教子同不同意都没关系，最近的大会说得明明白白，咱们分头回去再学学公报好不好？

 

与其下这么大功夫研究一个退休老头儿，何如花一点时间做平资不抵债的大账？

 

 

 

大意叙述完了，故事您听明白了吧？

 

换您是我，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我说不对的地方，期待您的批评指教！

 

最近我在读陶勇先生，他是中关村历史课题组研究员，专业从事联想华为比较研究，写过几本书了。最吸引我的是那些原始资料，图表啊，签字啊，举报信啊，过了保密期的内部文件啥的。

 

 

 

如果说明德先生是一瓶小二儿，陶勇先生则是一桶放了梅子的花雕。

 

我已经把他的文字推荐给了小乔团队。

 

（2021年11月20号，写于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8号）

 

 

中国商业史上永远的痛

——索尼与联想的人性观察

 

当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远观遐视，却发现人们所推崇的联想，从根本上偏离了商业创造价值本真的轨道；人们所推崇的风流人物柳传志，远不是一个富有远见和胸怀宽广的商业领袖。没有“中国芯”的联想公司注定是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

——题记

 

写在前边

 

我惧怕那些大词和成套的理论，生怕自己那一点点灵性，为之所窒息。于是，我尝试着把商业领袖的整体形象撕裂，在缝隙、断层、裂处，捕捉人性的光芒；在迷失的空间、忽明忽暗的影像、肌肉痉挛的部位，把握思维的闪动和漂移。这样以心思维，以生命体验为触角，居然在深处紧紧揪住了商业领袖的一些鲜为人见的特质。我的洞见呈散逸、漂移、边缘、离题、宁静、拒斥、激越、困惑等多样的形态。我不敢把它们归类和体系化，宁愿以它们本来粗糙的样子示人。我们的民族已经被太多语言之真理给固住了。

 

“我一直痛恨那些教训我，而不是丰富和激励我的行为和事物。”歌德的箴言一只是我的座右铭。

 

美国的微软、英特尔、苹果等一系列高科技公司，缔造了美国今天经济体系的繁荣，同样我们当今公司的商业模式，将决定中国的未来。对中国人未来前途的关心，让我不能不关心时下作为中国高科技公司旗帜的联想公司和商业领袖的代表柳传志。拨开迷雾，令我惊讶地发现，原来联想的商业模式就是“一次作秀的大会”、“一次投机”，而远不是一次向着性价比的进军。从人性的角度，对比联想与索尼，让我有了更多的发现。

 

 

 

联想VS索尼：一样的创业元老

 

深秋初冬的联想热流

 

1984年深秋，已经能够感受到初冬的寒冷。中科院计算所高级工程师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等11人创办计算机公司刚刚一个月，对公司何去何从，一筹莫展。一天夜深人静，王树和与柳传志，在连通两家的路上，送来送去，两人绞尽脑汁，苦思出路。哲人说，“散步得来的思想是自己的。”几个小时的往来反复，两个人终于想出一线生机：“开发销售倪光南的联想式汉卡！”

 

次日清晨，王、柳兴冲冲找到张祖祥。张也说想出了一个办法。柳传志说：“大家都别说，咱们模仿三国孔明、周瑜、鲁肃在手掌心对‘火’字的办法，各自写一张纸条。”三张纸条同时打开，分别写的都是“倪光南”！“倪光南”！“倪光南”！

 

倪光南是救星。倪光南当时已经是国内第一流的计算机专家，在中科院和电子界声誉甚隆，多少中国和国外名牌的公司高薪相聘，均被谢绝，他肯来这刚刚起步的小公司吗？三人怀着忐忑的心情拜访倪光南的办公室，恳请倪出山。倪光南一介书生，他正有意在中国的公司开发联想汉卡系列，以实现自己怀壁报国之志。第一次见面他们情投意合。柳传志还不放心。于是，又协同张祖祥去倪光南位于和平里的家里做倪夫人的工作，又一次倾吐了如何重视倪光南之情，又一次表达了对倪光南这个人才的渴望。倪光南太太开始还不是太同意，后来，勉强答应了。

 

倪光南是个不关心焦点之外问题的技术迷，没有估价自己握有的核心技术的价值，更没有在股份分配上的具体要求。除了提出“不做官、不接待记者、不赴宴会”的条件外，一口允诺出任公司总工程师。

 

倪光南的加盟，无疑给初创的计算机公司带来了热流。此后的3年内，以倪光南为主连续研制出8种型号的‘联想汉卡’，更新了3个版本，形成了一套功能齐全的“联想式汉字系统”。联想公司因联想汉卡而得名。组装机接联想汉卡系统，由此在国内渐成气候。

 

日本战后废墟上的家国梦想

 

历史上的伟大商业领袖被赋予了敏锐的洞察力，他们能够捕捉到普通人无法觉察的事物，年轻的井深大就有这种天分。1946年1月，他的目光穿过噩梦般的废墟，把自己的梦想记录在一个长达10页被称为“创业计划书”的文件上。计划书讲，“组建公司的目的是创造理想的工作场所，自由、充满活力与快乐，在这里，富于献身精神工程师们将能使自己的技能技巧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这句话，已成为索尼文化的精髓。在当时日本从未有过的惨淡的形势下，井深的理想主义是不同寻常的。

 

盛田昭夫受到了感召。两个人经过3个月的默契，决定成为合伙者。1946年5月7日，井深的公司正式成立了，起初的19万日元（合6万美元）出自盛田的父亲久作工门。后来公司数度财政困难，久作工门数度解囊，每次都获得股票，盛田家族曾一度拥有17%的索尼股份。井深强烈的不安分的想象力与盛田实际的洞察力从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废墟上的梦想有了雏形。

 

井深大有着成人少有的天真与纯粹。他极为专一，不会妥协，拒绝接受焦点以外的任何东西。在技术上固执己见，性情古怪，在公司经营管理上井深则依赖盛田。就是后来干不动技术了，他能去专心写诸如《幼儿园太晚》等畅销书，也不干涉盛田的经营。在公司的重大问题上，井深坚定地站在盛田一边。而盛田则更多地以井深为支柱和精神上的依归。盛田有任何想法，都与井深交流。在井深那里获得验证，是他面对外部世界的力量来源。

 

这是何等的智慧！井伸大因为完全交托于盛田，而获得了专注于技术焦点的时空；盛田则因为以井深为精神上的依归，而获得全力开拓外部疆野的力量源泉。

 

 

 

索尼VS联想：元老不一样的境遇

 

索尼的冲突少不了，但他们之间有着更深刻的东西

 

当然，性格迥异的两个人，不可能在什么事情上都保持一致。井深与盛田关系的不和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暴露出来，是在“单枪三束彩色显像管”的研制过程中。索尼的彩色显像管是它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然而，单枪三束彩管的诞生在索尼却有着痛苦的经历。从1961年就开始，在长达7年多的研究开发中，索尼承受了巨大的亏损。

 

盛田非常迫切要减少亏损。盛田领导的财务人员深入到技术队伍中，四处寻找不经济和荒唐。而井深却不关心焦点以外的问题，坚持技术研究的需要而丝毫不让步。井深与盛田之间的紧张状态显而易见的扩散着。如果充耳不闻巨额亏损的人哪怕是自己的父亲或兄弟，盛田都会毫不犹豫地叫停。而面对井深大，一种莫明的信托和尊重左右了盛田，他不得不动用广泛的社会关系筹措到索尼第一笔开发贷款200万美元。

 

井深知道盛田肩膀上的份量，对技术上每一个小的进展都拉盛田一起来分享。为了早日进入市场，井深大对他的技术队伍采取了专横却很有效的手段：提前在记者会上公布，显象管将于1968年10月1日投放市场。对怀疑犹豫者，果断剔除突击队。当首批显象管从装配线上下来时，井深对研究组深深地鞠了一躬。暮年的井深大回忆，他在索尼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单枪三束彩色显像管的诞生。井深不只是对自己团队的创造物而骄傲，同样也为在危机中他与盛田紧张中的信赖而陶醉。

 

1992年井深大与盛田先后中风，两个人不能有太多的交流，但依然用简单的话语和手势，相互鼓励。当晚年盛田定居在夏威夷时，井深大就在电话上喊：“盛田！盛田！坚持住！”盛田夫人每次回日本第一个落脚点不是自己的家，而是井深大的身旁。1997年12月，井深大去世，终年89岁。中风的盛田悲痛无以言表，喘着气“啊”了一声，眼泪边夺眶而出。他低着头，喘息着，缀泣着。盛田夫人代表盛田在追悼会上宣读了对井深的悼词：“井深君，请接受我对你衷心的谢意，感谢你给了我如此愉快的一生！我从心底里感激你！”

  

 

联想裂变：机会主义取得了完胜

 

索尼的技术迷确立了索尼公司之魂，因而功德圆满标柄青史。中国的技术迷却争取不到关注焦点问题的空间，被迫在非技术问题上奋起较量，让人感受到了现代的唐吉珂德战风车的滑稽和悲哀。

 

柳传志与倪光南曾经有着十年的蜜月期。深谙中国权谋之道的柳传志，不遗余力地在联想塑造倪光南至高无上的形象。就是在明确知道是倪光南不对时，也可以抹煞事实，一边拍着属下的肩膀，直盯着属下含满委屈泪水的双眼，一边透露着无奈，语气却旗帜鲜明：“如果再和倪总发生矛盾，不论什么情况都是你错。”柳传志曾经在公司宣称，“只要老倪说的都对，老倪是有效数字1，别的科技人员都是0，这些0只有跟着倪光南干才能出成绩。”很讲科学精神的倪光南，听这些话很不自然，但却没有仔细琢磨其中所包藏的东西。倪光南平素待人特别谦虚谨慎，年轻人和他说事，他都会站起来和人家讲。直到今天倪光南仍保持着这种谦谦君子作风。这个一心只关注技术焦点问题的科学家，把注意力放在了技术立本上，而危机正向他迫来。

 

起初，倪光南有理由感受到创造的自由，新生的联想公司创立了“技工贸”的公司战略，把根基放在了技术上。可是到了1990年代初，柳传志慢慢根据中国国情，理出了“贸工技”的思路，觉得中国的研究赔钱赚吆喝多，得实利少。倪光南对技术太痴迷，立项太多，联想能力跟不上，技术无法马上变成钱。

 

此时，联想汉卡退出市场，联想的利润来源主要依靠代理销售和生产制造，倪光南感到技术不被重视，开始与柳传志发生争执。1994年他郑重提出做ASICS专用芯片，由他出面组织一个研究设计中心，包括上海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厂和上海冶金所。花10万美元的年薪，聘请留美博士到中国来研究自己的芯片。倪院士的洞察力超越了柳传志太多，因而也就不可能付诸实施。当时董事会的其他人不同意做，高薪聘请一个美国博士与国内科技骨干之间也不好平衡，所以最后还是被否决了。过了不久，倪光南又提出一个程控交换机项目，这是可以一举改变中国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标准的巨大工程，但是柳传志认为以联想的力量根本没有做这个项目的环境和能力。

 

倪光南从来没有染指觊觎联想的权力之柄的欲望，他也无心去当联想的老总。当失去了关注技术焦点问题的空间后，他开始在公司经营管理上看出了问题，于是向柳传志发难，向他绝对服从的组织申诉，开始了唐吉珂德战风车的滑稽剧。最后的结果是被免去董事、总工职务。当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我没有被柳传志在开除倪光南大会上的痛哭失声之悲情表演而打动，却为孤立无援的倪光南院士的平静而动容。他在被解聘的第二天在接受采访时，只是向媒体推出了自己的一篇论文断言“中国的软件业将落后十年”。其后，院士又放下架子，不争一己得失，给董事会写了一封不要解聘他的工作成果的恳求信：

 

联想董事会:

 

我接到了您们的解聘通知，请给我申诉的机会并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

 

我在担任公司总工的十年半里共做了两件大事：一、继承在中科院计算所的十年技术积累，主持开发了联想式汉卡（联想汉字系统），于1988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它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使公司在1989年底（即成立五年后），从计算所公司改名为联想集团；二、运用在中科院计算所研制8位微机的经验，主持开发了联想系列微机，公司从1989年起在国际市场上推出微机主板和扩展卡，1990年起在国内推出联想系列微机，在1992和1993年分别推出中国第一台486和586，于1992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5年6月我被解聘后，在同志们的努力下联想微机发展到了更高的阶段。我在任职期间也组织同志们开发出了几十项拳头产品和国家级新产品。希望我的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牵连。

 

倪光南

 

倪光南被清理出门户，柳传志获得了独立的空间。在1996年的一次会上，柳传志第一次明确把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贸”战略改了一个顺序，变成了“贸工技”。他说，这是他在与倪光南的矛盾发生后痛定思痛的产物：

 

“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我逐渐明白一个道理，自强发展不是有骨气就能够做到的。日本计算机行业80年代犯过一个错误，它以为自己强大到足以跟美国抗衡了，不管国际标准自己单独来，结果无法兼容，损失巨大，最后还得回来重新走。我们比较一下美国的硅谷或者台湾的新竹，许许多多的公司，一项技术出来，都有别的公司能够接走继续做，深度开发，我们搞技术，后边的事情谁管？所以我们后发展的国家，要利用手中的市场优势，你想卖产品吗？我帮你卖；我这里劳动力成本低，可以加工；然后我再学技术，从实用技术到自主开发，这样就过来了，我们的技术也是最符合市场的了，不会无的放矢。”

 

按着柳传志的逻辑，微软没有必要在巨大的IBM面前发愤图强，戴尔更没有必要再巨人林立的美国开拓疆野，Google的年轻才俊没有必要破土而出了，韩国的三星更没有可能跑到美国本土上去创立品牌！

 

1995年，解除倪光南总工和董事职务时，没涉及倪光南在联想的股份问题。随着倪光南院士担心国有资产流失，一种责任感驱使他接连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他感觉到的重要问题。因为他没有向媒体透露一点点内容，所以外界一直就不知内情。逆光南的责任感给他自己惹上了祸。其间有话放出来：“如果倪光南停止上告，可以考虑给他股份。”倪光南岂是为五斗米折腰的人？他更珍惜向组织反映情况的权利。终于，联想董事会两次讨论了倪光南的股份问题，并在1998年，正式做出决定，不分给倪光南股份。1992年、1993年联想内部划分股份时，倪光南所占的股份和柳传志一样多。

 

这就是联想的现实。权威人物掌控一切，董事会的决定可以无视既成的法律事实。那是一个混沌的时期。从今天的角度来观察，当初联想公司最有价值的资产当属倪光南的“联想式汉卡”，倪光南当仁不让可以成为联想最大的个人股东。这是当初没有明确的一个既成事实。一个人、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要开拓未来但不能不尊重历史。承认倪光南的股份，是一个表明联想尊重自主知识产权的历史性机会，是一个联想可以向着性价比进军的最好表白。

 

一个独擎自主知识产权大旗的工程院院士，在联想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媒体在某些动力的驱使下更向着强使者一边倒。一家很有影响的杂志，可以登载2.5万字的一边倒文章，刻画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

 

“失去倪光南的联想，就在大家眼前；失去柳传志的联想，无从想象。历史不可能回到1995年再按照倪光南的意愿重新走过，而柳传志今天的联想似乎比1995年能够想象的还要辉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联想的员工坚决站在柳传志这一边，其实，他们是站在联想的利益一边，站在自己的利益一边。太需要富足的中国人今天终于明白了社会财富至上、企业利益至上、集体利益至上的道理，这是一个进步。无论如何，企业向前发展是众望所归。

 

“中国太缺乏好的企业，联想是中国难得的优秀企业；中国太缺乏好的企业家，柳传志是中国难得的优秀企业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会站在柳传志一边，国家一定会站在现实地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企业和企业家一边”（刘韧：《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载《中国企业家》2000年第二期）。

 

这家杂志社的总编一激动，竟然直接批评起全社会来：

 

“中国改革开放20年，千锤百炼中凝结而成的像联想这样的企业奇葩在全国是屈指可数的。谁都知道联想对于国家、对于社会，更不用说对于联想的股民和联想人自己的价值。同样的，谁都知道柳传志对于联想的价值。既然都知道，那么，在柳传志为了联想不受伤害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时候，大家在干什么？社会在干什么？柳传志心疼并不真正属于他的联想，谁在心疼柳传志？”（载《中国企业家》2000年第二期）。

 

我不知道中国人还能被误导多久。一个年销售收入350亿元的公司，纳税额竟然只有不到千分之一，故联想对于国家、对于社会的价值，还有待评估。柳传志与倪光南的矛盾，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商业史上最为厚重的一章。我相信不是金钱可以说了算的，历史将给出判断。作为关注中国复兴的中国人，我则不能不为联想柳倪纷争所带来的后遗症而忧心忡忡。同样的创始人，索尼的井深大与盛田昭夫可以白头偕老创造出伟大的公司；而中国联想的柳传志与倪光南，却一个升天一个下地狱，高科技旗帜的公司却沦落为组装拼接代理营销，生产一台电脑所赚到的钱还抵不上十斤进口橙子。柳倪之间冲突所影响的，远远不是两个当事人本身。当机会主义取得了完胜，联想也就彻底跟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之路分道扬镳了。过程中显露出来的人性不由得人不回味。

 

 

 

经典曲目动人心弦而又光照入微

 

贝多芬的《英雄》可以永远觅到知音，商业史上经典的结盟可以在每个时代读出新意。精深大与盛田昭夫，51年的时间，相认、相交、甘苦与共，相互欣赏、相互激励、相互肯定、相互保护，共同打造出20世纪最伟大的公司。他们的关系构成世界商业史上的奇观，像一束强烈的阳光，直接使一些阴暗的东西暴露无遗。

 

商业是利益的结盟，需有明确的利益保证条款。

 

索尼公司最早的资金全部是盛田的父亲久作工门为长子筹备的，每有需要，都解囊相助。每一项相助，都在股份形式上得到确认。现在不清楚最初索尼公司的股权结构，但是，久作工门最多也只占到17%，可见索尼公司起步时期，就已经为管理团队的知识产权留下了足够的回旋余地。正是这样明确的界定，稳固了公司的结构。

 

而联想的创业元老们，被饱满的创业激情冲昏了头脑，被君子不齿于利的义气挡住了视线，创业初期的模糊界限给各种各样的解释留下了空间。有时，联想被誉为家族公司的范例；有时，他们又成了国有企业的典范。究竟是什么，关键看需要。于是，微软的保罗·艾伦虽然离开微软，但这位创业者一直拥有微软相当多的股份，仅次于比尔-盖茨。而中国的院士倪光南，敢于在权势人物面前表现出独立的人格，就只能沦落为被扒光了衣服驱逐出门的境遇。

 

人的劣根性在于，对自己的不如意能放大10倍，对他人的不如意却能自动缩小10倍；对自己的作用能放大10倍，对他人的作用可以缩小10倍。这样双向的放大，自然很容易冲垮没有严格规范的君子协议。如果金钱与权势再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们看到在时令的飘摇中变换模样的联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互补性是商业结盟的精髓

 

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是井深大与盛田昭夫在战后日本一片萧条是走到一起的首要因素。单纯这一点还不够。每个人都有盲点。如果一个人的盲点，能够寻找到一个守护神，完全交托于他，而且他还能帮你把盲点变成强点，那么这个人简直就是你的另一半。井深与盛田的关系就是这样。他们两个有着全然不同的性格、志趣和视野，而彼此之间却很强烈的需要着、依赖者、互补着。强大的互补性既是他们想象力和创造力不竭的源泉，也是他们感受欢愉的触角。

 

而联想的创业元老们，走到一起究竟是为什么让人产生了怀疑。当机会主义一次次的在联想取得胜利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实利益的份量。没有共同创造中国高科技伟大公司的共同理想，当现实可以有更轻松的方式赚到钱时，机会主义就会乘虚而入。

 

中国人还有一个特点，常常自觉与不自觉地掩盖自己的盲点，在结盟初期就固执地寻找气味完全相同的人，以期获得心照不宣的效果。后来却因没有差异，没有相互激励的地方而不能使联盟生动起来。殊不知，真正使结盟强大起来的路径是盟友很强的互补性，彼此之间都极大地需要着，因此也就依赖着。彼此一旦没有了需要，结盟也就毁灭。柳传志与倪光南本来有一点互补性，一个偏重于技术，一个偏重于市场。可是，偏重市场的偏偏也是出身技术，这就对技术的斤两有了自以为是的把握。一个严重的依赖于另一个，而另一个则在对方依赖的过程中已经积蓄了足够独立的力量。同性相斥。

 

人性的爱使结盟常青

 

一种超越利益的价值追求和深沉的爱，使井深与盛田的结盟超越了时空。盛田有着极其强烈的追求个人成功和被承认的欲望，但在他与井深的关系中，显然他达到了无我的境地。盛田是一个旧式大家庭长子，被尊为王子。从孩提时起，他的一举一动就得像个家长，似乎他能应对一切，当然他并不能。他的人生充满矛盾，需要精神上可以依仗的人，需要的是令他信服的兄长。井深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直觉的梦想家，盛田因此而热爱他，爱他梦想的方式。一种真正的爱，把两个男人连接到了一起。

 

在商业关系中，中国人忌谈爱。真诚合作关系的维系，不能不上升到友谊，不能没有爱。友谊是彼此之满足需要而不是填满空虚，是彼此的饮食和呼吸。在一些微末事物的甘露中，彼此能寻找到清明的精神和无尽的想象力。爱没有别的愿望，只要成全自己，成全对方。可是当倪光南醉心于科技项目春节都不能回家时，一种官场惯用的捧杀阵却已经悄然到位。他们没有爱。而纯粹的利益关系，注定随着利益焦点的转移而使结盟发生质变。

 

 

盛田昭夫与井深大

 

 

领袖的理想与视野决定了一个公司的发展道路

 

联想柳倪纷争，最清楚的显示了中国一大批商业领袖的理想与视野。没有一种内在的使命感，没有对崇高刻骨铭心的追求，没有看断未来20年世界竞争格局的变化，就不可能有伟大的公司出现。美国的通用汽车、沃尔玛、微软、戴尔、Google、Amegen，日本索尼、松下、日立等等一系列伟大公司的诞生，与他们创始人的追求是分不开的。这些创始人都坚定地选择了向性价比进军这条荆棘丛生的道路，杜绝一切机会主义的侥幸心理，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向前。

 

索尼义无反顾走上了品牌立国之路

 

战后盛田昭夫考察了美国和欧洲。荷兰小镇上飞利浦公司的卓而不群，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树立全球性品牌时索尼走出美国阴影的唯一道路。

 

树立品牌是要勇于付出代价。没有坚定的信念，往往会为一些眼前的利益所动摇。现实利益与长远的目标较量，往往处于有利地位。完全归因于盛田的意志，索尼品牌挺过了在美国遇到的第一个挑战。

 

1955索尼在美国起步时找不到经销商，终于有了一个对半导体收音机感兴趣的，并且定单为10万台半导体收音机，条件却是能够以经销商布罗瓦的名义销售，亦即索尼为这家美国公司做OEM，理由是“没人听说过索尼”。10万台是一笔大订单，价值超过了公司当时的总资本。对盛田来说，要紧的是让索尼的名字响彻全世界，公司在美国市场上尚未立足，此时的妥协将会招致索尼最终的失败。可是那是索尼非常饥饿的年代，日本的董事会一致意见是盛田不能拒绝这笔订单。技术迷井深都饿怕了，禁不住这个巨大的诱惑，几次给盛田打电话，强调应该接受布罗瓦的条件。

 

盛田无法说服在日本的董事会和井深大，于是他决定行使自己的权力：拒绝这份订单。甚至威胁，如果董事会再行相逼，他就辞去董事职务。多岛气疯了，要跟盛田没完。因为鲜明的立场，这位元老于1959年出任索尼公司董事长。若干年后，盛田说：“拒绝10万台的订单是他在职业生涯中所做的最好的商业决策”。盛田的野心由此可见。他能把近在咫尺的利益看淡，而执着于树立响当当的国际品牌。市场开拓没有着落，国内董事会又是异口同声，身在国外又不能与井深大建立默契，却敢于承担行使总裁否决权的责任。这是何等的勇敢！

 

为了树立索尼品牌，盛田肩负着很多。经销商折损自己所得，主动降价进一步以大折扣推销索尼收音机的活动，也使盛田震怒，不惜与他们断绝关系、回购商品甚至给出赔偿。盛田不会忘记第一次踏上美国时，看到的日本制造是些便宜货小东西的代名词。这一点对他的刺激太深刻了。盛田决定让索尼成为一个优质产品的制造商，以消除与日本制造相联系的耻辱。他自我意识到对实现这一目标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盛田早就心中有数，必须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索尼美国。

 

盛田本质上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他知道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的距离。要想使索尼公司融进美国文化，必须启用美国人领导索尼美国，这也就是索尼“全球经营本土化”政策的萌芽。他把美国总裁的位置虚位以待，决心寻找一个美国人担任索尼美国的总裁。终于，盛田看中了哈维·沙因。

 

沙因的经商风格是十分美国化的，直率明了，而且硬碰硬。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头犟驴，在关键问题上目光冷峻，脾气火暴，只要感觉受到阻碍或是看不到结果就要发火。沙因挫伤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美国人的感情，也令日本人感到为难，心生恐惧。最后，迫于形势不得不换掉沙因。但盛田认为，沙因把美国管理的好多方面，诸如管理控制和报酬等引入了索尼文化；过程中，他帮助索尼美国从一个单一的配送中心，发展成生机勃勃的美国分部；而且还使公司的业务增长了2倍。沙因的管理风格虽然与盛田格格不入，但却是盛田真实触摸、碰撞、吸收、消化美国文化的捷径。这种触摸在盛田时代一直就没有停止。

 

当然，盛田更明白，树立品牌不仅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还要有容忍克制的胸怀。要勇于接纳那些与自己的风格和传统不同的东西。在盛田长期主宰索尼的过程中，他一点没有让私欲膨胀到颠覆索尼公司精神的地步。他知道，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立得住脚的，只有自主知识产权，这是索尼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本末倒置使联想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未来

 

作为中国高科技公司的代表，抛弃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和开发，堂而皇之地挂起了“贸工技”的旗帜，令中国人蒙羞。可惜当年倪光南打开沉默撰文呼吁核心技术的壮举，被商业浮躁的声浪盖过。至今，从字里行间可以品味出院士的拳拳爱国之情和真知灼见：

 

“近年来，在整个IT产业中，核心技术已经愈来愈集中在集成电路芯片(IC)和软件这两项之中，而在IC技术中，CPU(有时称作MPU)又是最核心的，在软件技术中，OS又是最核心的，所以CPU和OS也是整个IT产业中最核心的两项技术。在世纪之交，我们应努力掌握CPU和OS这两项IT产业中最核心的技术，为下一世纪我国IT产业的健康发展铺平道路”。倪院士提到的芯片研究计划，无疑是极富前詹性的。

 

2003年10月份中芯公司刚刚在上海成功私募58亿元风险投资。可是，如果十年前联想就能在倪院士的带领下开始着手研制中国芯片，芯片业的版图可能是另外的样子。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的商业模式有了极大的创新，风险投资蓬勃兴起，科研攻关人物和职业经理人，是风险投资追捧的对象。如果当时联想捷足先登，必会有超常的回报。芯片有着广博的市场。联想的电脑不可能走向国际化，但是芯片可以，因为中低端的需求特别巨大，联想很容易在亚洲获得地缘市场。可以说，十年前柳倪之争中柳传志的胜出，使联想损失了一个积累200-300亿元芯片业资产的机遇，直接使中国IT业的发展延缓了十年！多么可贵的十年！

 

十年前倪光南还以科学家的敏锐，洞灼了程控交换机的前景。大唐、中兴、华为等公司，也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冒出来的，如果在1990年代初开始把精力放在程控交换机的研制上，那么联想无疑将为中国通讯的发展制定标准，很有可能成为手机生产的大鳄。现在将是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通讯制造旗舰，将成为手机市场的执牛耳者。柳传志为眼前利益所动，为了一己无上的权力，把中国一流科学家驱逐出门，代价是昂贵的。或可能又是一个200-300亿元通讯制造业资产的公司。

 

如果像索尼一样由井深界定方向，以倪光南的科学家的敏锐和前瞻性，他一定能在1990年代后期抓住发展电子网络和游戏的契机，联想建立一个与新浪、搜虎、网易抗衡甚至压倒优势上百亿元的全国性电子网络公司，也是很有可能的。说不准还能成为中国电子游戏产业的霸主。

 

错失芯片业、程控交换机与电子网络发展的先机，联想为柳传志的胜利付出的代价是联想的未来，而中国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家竞争力的缺失。柳倪之争的要害不是权力之争，也不是企业家与科学家之争，而是一场战略家与既得利益者的战争。战略家虽然目通万里、思接千代，却忽视了身边一系列物化因素的作用，在食利者环伺的景况中，没有比悲壮地倒下更现成的了。假设倪光南碰到盛田昭夫，盛田会调动一切关系为他创造一个关注焦点问题的空间；倪光南现实中碰到的只是柳传志，所以遭遇的只能是被迫出局。从这样的视角来看柳倪之争的胜与负，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认识。可以说，没有倪光南的联想，就是今天没有“中国芯”的联想，也就是眼下这个尽力避税的可怜初级组装商和销售代理商；没有柳传志的联想，却能给人一个充分的想象空间，联想或可能成为统领中国芯片业、通讯制造业与电子网络业的中国高科技公司的旗帜。 当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远观遐视，把索尼与联想放在一起考量，却发现人们所推崇的联想，从根本上偏离了商业性价比的轨道；人们所推崇的风流人物柳传志，更不是一个富有远见卓识和宽广胸怀的商业领袖。与柳传志同时代的商业领袖张瑞敏、任正非、李东生、倪润峰等，都在各自的行业上，抓住了自主知识产权和性价比这个牛鼻子，因此受到全世界商界的尊重和推崇。联想公司则只能是国内轰轰烈烈，国际上鲜有其名。没有“中国芯”的联想公司注定是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中国一大批新商业领袖的崛起，必将会带动向着性价比的伟大进军！

 

2003年11月

 

 

中国企业家教父柳传志

 

作者：王育琨  来源： 王育琨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