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靠“工科生密集型产业”来推动 “以工带文”就业模式的政策建议

 

 

一  中国依靠海量工科生、工程师的人多势众竞争优势形成对美西方的“降维打击”

 

2月9日昆仑策“孟彦 美竞争比的是战略定力，美国熬不过中国”一文提供以下一组数据：从制造上分析，“熬”下去中美的差距会更大。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41个工业大类，207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制造业规模连续14年居世界首位。中国过去20年培养了6000万工程师，平均每年培养300万工程师，而美国每年培养40多万。北斗，高铁、航母、邮轮、光伏、新能源、特高压、龙门吊、盾构机、C919等，都是这些年我们熬出来的。笔者补充两点：

 

一是“中国过去20年培养了6000万工程师”中的“6000万工程师”这个数字明显高估。因为当工程师是非常辛苦的，且成长时间漫长，要成为技术骨干，“十年磨一剑”是起码的时间要求，而报酬却差强人意，根本无法与超高薪的金融业相比，社会地位也无法与公务员比。不可忽视的是新旧世纪相交那个年代，在伴随数千万人产业工人下岗的同时也导致不少工程师下岗，他们中多数人都转行干其它工作，如今毕业就考编考公务员的工科生数量正急据增加。所以平均每年毕业300万工科生，并不意味着他们都能成为工程师与选择工程师作为终身职业，因各种原因中途退出或转行到非技术类行政、管理类岗位比例是比较高的，至少在三分之一左右，所以把6000万工程师总量改为4000万工程师更准确。即使是4000万工程师总量也是一庞大的数字，放在欧洲，4000万就是妥妥的人口大国，接近俄乌冲突前乌克兰人口总数。

 

二是中国能建立起全世界最完整工业体系的前提是拥有4000万海量工程师。工程师基本上是学工科的，都是从工科毕业生脚踏实地一步步干出来的，所以工科毕业生数量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未来工程师数量，即使有部份工科毕业生因各种原因转行干别的，也不会影响中国现在与未来在工程师总量上对美、日、俄与欧盟压倒性优势，而一个大国工业体系完整程度是与该国每年工科生毕业总量与工程师总量成正比的，这意味着美、日、俄乃至整个欧盟都无法建立起类似中国的完整工业体系。

 

随着1999年高校大扩招，工科毕业生总量一直在不断攀升，2023年，我国高等院校毕业生总量高达1076万，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录，与此同时，2023年中国高校工科毕业生约400万，也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录。而同年美国工科生毕业人数为中国十分之一，且一半是外国留学生，仅凭这点工科生数量，美国根本无法建立类似中国的完整工业体系，中国在工科生毕业人数与4000万工程师总量上对美形成压倒性优势，令美国感到很恐惧。

 

2月2日昆仑策“我对中美科技战——从轻舟已过到清场式领先”一文中所说“清场式领先”是指中国以最擅长的“全产业链”，一旦领先就很容易把某领域国外竞争对手全干光！

 

以中国遥遥领先的光伏和锂电为例，仅仅锂电负极材料和石墨电极的最上游就涉及了煤炭、有色金属、硅料这些矿产，中上游更是几乎涉及了各种行业。但中国居然能在某个省内就以“全产业链”方式把链条中所有环节全都搞定。而更厉害的是，这两个行业涉及的理论已经达到纳米材料、原子结构和量子效应的基础科学深度，即使如此，中国照样能以国内“全产业链”来搞定。“全产业链”所产生的国内协同创新效应与产业链高效率的上下游配合，极大促进技术创新，每年都能有突破性新技术出现，这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与跨国公司无法做到的。

 

笔者对中国最擅长的“全产业链”看法是，光伏和锂电“全产业链”每个环节都需投入(招聘)大量工科生(工程师)，中国就可充分发挥海量工科生(工程师)所形成的人多势多竞争优势，在国内以“全产业链”方式从头到尾全包下来，甚至在一个省内就可建立起这个“全产业链”，这种依赖大量工科生、工程师建立起的“全产业链”，就是非常典型的“工科生(工程师)密集型产业”。

 

对比之下，美国靠每年40多万工科毕业生，那怕在其最擅长的高科技产业搞“全产业链”都远远不够用，如高端芯片制造过度依赖台积电与三星，美国只能联手盟国及对美友好国家，以所谓“友岸外包”来建立“去中国化”的“全产业链”，但这种“友岸外包”的“全产业链”，也给美国带来质量管控的大麻烦，波音客机产业链质量管控是个典型。

 

工科生严重不足的美国不可能建立类似中国“全产业链”特征的“工科生密集型产业”，如硬要建，就只能以所谓“友岸外包”把美国工科生、工程师干不过来的技术工作“外包”给外国工科生(工程师)来做。以光伏、锂电产业为例，这将涉及日本的电解液，南美的有色矿产，中东的能源，欧美日一堆国家的各种知识产权，欧洲的机械，韩国的船舶……你说美国建这个跨N个国家的光伏、锂电的“跨国全产业链”有多难，即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建起来，让“跨国全产业链”的N国工程师“齐心协力”为盟主效力，其协调与品质管控难度有多大？成本可能比中国翻了一倍，而效率可能不到中国的一半，那又如何与中国在国内搞定的“全产业链”竞争？这也就是中国无论在那个领域一旦建立起以“全产业链”为特征的“工科生(工程师)密集型产业”，基本上都能迅速发展与遥遥领先。一旦突破就把美西方各种“明珠”打成“白菜价”，这就是中国依靠海量工科生(工程师)所形成的人多势众竞争优势对美西方的“降维打击”。

 

同理，2月2日昆仑策“中国971工程，正在攻占全世界”一文所描述中国制造业“正在攻占全世界”，也同样是靠海量工科生(工程师)人多势众竞争优势形成的“降维打击”。

 

很多人说中国有规模优势，怎么具体理解这个规模优势？那就是中国依靠海量工科生(工程师)所形成的工科人才的规模优势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规模优势。中国不能靠此建立起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还能靠“全产业链”优势形成的“降维打击”。

 

二 缓解文科生就业难的主要选择是靠“工科生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来“以工带文”

 

早在十多年前就有学者提出要大力发展“大学生密集型产业”以缓解大学生就业难，但时至今日，起码文科生就业难愈演愈烈，也不能说大力发展“大学生密集型产业”这一提法是错的，但这一提法有些似是而非，起码存在主次不分的问题。从1999年高校大扩招后的毕业生就业状况来看，工科就业易、文科就业难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且文科就业难状况一直在加剧，一年不如一年，特别是工科类高校从零起步培养工科版文科生就业最难。虽说从比例来看，我国文科生没有达到埃及那种恶性膨胀程度，但我国巨大的人口总量决定了相对低比例的“文科生膨胀”所导致的失业文科生“总量膨胀”也会是一个巨大数量，

 

笔者在昆仑策2月2日“埃及文科生恶性膨胀的前车之鉴”一文提出，要鼓励更多的人去“做蛋糕”，努力增加“做蛋糕”师傅的数量，这样才能给依附于“做蛋糕”师傅而谋生的售货员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就是靠增加“做蛋糕”师傅数量的来带动售货员岗位的增长与就业。

 

如把文科生就业岗位总量比喻一个“蛋糕”， “蛋糕”就这么大，无论再怎样用就业政策来调控文科生就业，那也是“分蛋糕”性质，而无法“做大蛋糕”即有效增大文科生就业岗位总量，那文科生就业难就无法缓解。

 

由于文科生就业且有一定依附性，更依赖于靠工科生就业“做大蛋糕”来带动文科生就业，这就是“以工(科生)带文(科生)”的就业模式，这几乎是当前与今后缓解文科生就业难的唯一选择。而“大学生密集型产业”这一似是而非的提法是将工科生就业易与文科生就业难混为一谈，这就存在主次不分与过于笼统的问题，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所以应将“大学生密集型产业”改成一个新提法“工科生密集型产业”。由于工程师基本上是学工科的，只要工科生不转行，在技术岗位一直干下去，以后大都能成为工程师，所以“工科生密集型产业”也可称之为“工程师密集型型产业”。

 

“工科生密集型产业”系笔者自创一个新词，釆用这个新词决不是有意为之，博人眼球，而是有助于明晰思路，指明方向，规划未来。顾名思意，“工科生密集型产业”是指对工科生容纳度高、需求量大的产业，这也意味着可将“埃及文科生恶性膨胀的前车之鉴”一文中所提出“以工科生就业带动文科生就业”即“以工带文”，改为以“工科生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带动文科生就业。虽同样可简称“以工带文”，但本文中“以工带文”一词中“工”系“工科生(工程师)密集型产业”一词的简称，所以本文中“以工带文”一词的内涵比“埃及文科生恶性膨胀的前车之鉴”一文中“以工带文”一词更进一步，两者是有区分的。那么本文“以工带文”模式所说“工科生(工程师)密集型产业” 衡量标准是什么？有一个简单直观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某个重要工业产品产业链所需配套零部件总量堪称天量，那就必然需要天量的工科生为其配套生产与研发。

 

三  中日汽车产业较量实质是对汽车产业链高薪岗位的激烈争夺

 

以下为准备上船出口的中国汽车

 

 

每辆燃油车零部件总数最多可达3万，而新能源车由于省去变速箱等零部件，其零部件总数下降到2万，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单车零部件总数看似不算多，但汽车却是产量最大的高价值工业消费品，现在全球每年消费8000万辆汽车，几个主要汽车大国的年产量都达到一千万辆级别，由此所需的汽车零部件总量自然是海量，也必然需要海量工科生参与海量配套零部件的研发、制造与组装。不久前，比亚迪老总王传福提出：比亚迪现有6万工程师，但数量远远不够，每年都从名校大量招聘工科毕业生来培养，未来将把工程师数量增加到20万以上。一些“外行”对此不解，一个汽车企业为何需要这么多工程师，答案很简单，因为因汽车产业是典型的“工科生(工程师)密集型产业”。

 

日本燃油车产业链共为日本中产阶层提供了542万高薪工作岗位,平均年薪为456万日元,约合30.1万人民币，是日本容纳高薪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当年日本经济鼎盛时期有“一亿中流”说法(“中流”是指日本中产阶层)，那时日本有多达一亿的高薪中产阶层，那时日本确实很富，随之而来的是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经济长达三十多年不景气导至“一亿中流”不断萎缩。而中国发展内循环经济仅靠“金字塔”顶端一小撮富豪是远远不够的，主要靠两头小与中间大的纺锤型高薪中产阶层数量的大幅增加所产生巨大购买力来带动内循环经济的发展。形象的讲，这就是“做大蛋榚”！这才能通过“以工代文”来为就业难的文科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下图引自1月25日昆仑策“德纳：警惕！中国股市成为美国犹太金融资本的财富收割场”一文。

 

 

1月30日，丰田汽车集团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销量（包括子公司大发和日野汽车）达1123.3万辆，同比增长7.2%；全球产量达1151.8万辆，同比增长8.6%，产销量均创历史新高。这表明，尽管受中国新能源车的严重冲击，但丰田汽车世界老大地位是不会被轻易憾动的。

 

中日汽车产业较量实质是高薪中产阶层岗位的激烈争夺，中国汽车产业链高薪岗位的增长是以日本汽车产业链高薪岗位的不断萎缩为前提，难道日本肯把这么多高薪岗位轻易让给中国？无论中国“分蛋糕”性质的就业政策如何对内调控，也不会对日本燃油车产业链542万高薪工作岗位(如丰田高薪岗位)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即然丰田世界老大地位不会被轻易憾动的，那么丰田汽车产业链的高薪岗位也不可能轻易“流失”到中国。从这个角度讲，对内的“分蛋糕”性质的就业调控政策对文科生就业难没有多大帮助，政府所提供的公务员岗位再多，相对毕业、失业文科生的庞大总量也是杯水车薪。

 

文科生就业的依附性与“分蛋榚”特性，决定了国内高薪工作岗位总量的多少是“以工代文”的基础，如果不靠汽车等“工科生(工程师)密集型产业”以“做大蛋榚”方式来大幅增加国内高薪工作岗位总量，“以工代文”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道能靠服务业来自我拉动文科生就业？这从逻辑上说不通，这也正是“大学生密集型产业”这一提法的文、工不分，混为一谈的问题所在。所以缓解文科生就业难不是靠所谓文、工不分的“大学生密集型产业”，还得眼晴向外，争夺日本汽车产业链的高薪岗位才是王道，只要中国汽车业没把日本汽车业彻底打跨，这方面潜力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

 

对比中国造船业占全世界近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中国汽车产业要达到中国造船业这个三分之二的占比可谓任重而道远，在美西方，汽车产业是其就业人数最多的工业产业，美西方虽可在中国竞争压力下被迫退出民用造船业，但决不可能退出汽车产业，这可是国本！

 

况不说内销，中国汽车外销占比要达中国造船业在国际市场三分之二占比，要把丰田汽车在国际市场上高占比彻底挤下去，可谓任重而道远，不拚搏十年根本达不到。所以，未来十年以至更长时间仍是“工科生密集型汽车产业”发展的黄金期，不仅能容纳海量工科生就业，还能通过争夺日本汽车业的高薪岗位来“做大蛋糕”，这才能靠“以工代文”来为文科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不仅是中国汽车业，整个中国制造业都是如此。

 

四  C919通过助力中国争夺高科技产业的高薪岗位来“以工带文”

 

今年1月13日，空中客车宣布，2023 年向全球 87 家客户交付了 735 架民用飞机，同比增长 11%。虽说这个交付量与庞大的汽车产量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但比零部件数量，汽车则是九牛一毛，据统计，一架C919大型客机零部件总数达500万，仅线缆就多达724条，导管多达2328根。除进口部份外，中国有22个省市、200多家企业、36所高校、数十万人参与了C919海量零部件的研发与制造。所以大型军机、大客机产量虽不过数百上千架，但单机的海量配套零部件的巨大需求，决定了飞机制造是典型的“工科生(工程师)密集型产业”。日本曾做过一个统计，美国每向日本出口一架波音飞机则可抵销日本向美国出国1.2万辆小汽车的进口逆差。原因很简单，一辆汽车零部件数量太少了。飞机的海量零部件决定了飞机制造产业链比汽车长太多，所以飞机产业链对工科生的需求与容纳度不比汽车产业少，也是典型的“工科生密集型产业”。

 

飞机与汽车最大区别在于，行驶中汽车出现质量故障可中途停车，而在高空的飞机则不能，这决定了飞机零部件在质量与可靠性的要求上比汽车零部件高出几个数量级，例如大型客机的航空发动机主轴承得在超高温、超高压与高转速的“地狱条件”下累计运转数万小时而无故障，飞机配套零部件对性能、质量与可靠性的极至追求所带来的“超高门槛”，不仅使整机，而且使飞机关键零部件研发、制造成了典型的两三企业“寡头垄断”，如为波音、空客配套的航空发动机仅有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又称劳斯莱斯)与美国通用电气、惠普三家能研发制造。

 

所谓“物以稀为贵”中的“稀”与“贵”的程度也是有区别的，越“稀(缺)”必然越(昂)“贵”，当某领域达到只有两、三家竟争对手的极端垄断即经济学所说“寡头垄断”局面，必然产生垄断暴利与多得多的高薪工作岗位，所以波音、空客两大企业员工平均工资均比本国与欧盟汽车企业平均工资高出一大截。与美国、欧盟共2.9万亿美元产值的汽车制造业相比，7千亿美元产值的飞机制造业规模要小得多，但飞机制造“寡头垄断”格局决定了波音、空客飞机产业链上的工科生数量虽没有汽车产业多，但飞机制造产业链的高薪工作岗位比例与总量比汽车产业链高得多，有了多得多的高薪工科生岗位的“加持”，决定了飞机产业链在“以工带文”的效果上应强于竞争激烈的汽车产业。

 

什么是高科技？笔者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高科技、“高门槛”、高垄断、高利润、高工资，这与飞机制造业的特性相符，具有“寡头垄断”特征的波音、空客也应视为美西方高科技的龙头企业。国产大客机C919重要意义是，在打破波音空客垄断同时，争夺美西方高科技领域的占比高的高薪岗位，让越来越多的高薪岗位“回流”给中国工科生(工程师)，这才能靠“以工带文”来缓解文科生就业难。此外，只有中国以大飞机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从美西方夺回更多工科生高薪岗位才有助于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五  美西方靠什么支撑刷盘子之类普通服务业的“高薪”

 

直到现在，很多人还沒有认识到，买波音、空客实质就是中方供养其飞机产业链上高占比的高薪工科生(工程师)，这又能以工科生(工程师)高薪的“外溢”与“转移支付”，来给美西方服务业的文科生、普通文职人员以及没有什么专业技能的普通人，提供比中国工资高得多的简单劳动岗位。这就是同样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刷盘子、扫大街等简单工作，欧美工资标准比中国高出六、七倍的深层次原因，在美国刷盘子收入比中国普通白领收入还高，如果美西方没有飞机、芯片等高占比的高薪工作岗位的支撑，美西方普通文职人员与刷盘子之类简单工作的工资不可能这么高，这也是美西方富裕的根本所在。

 

下图为国产联影牌核磁共振仪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核磁共振仪市场都被GE、飞利浦、西门子三家外企垄断，核磁共振仪的售价和维护费用必然十分高昂。而现在，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我国自主研发的核磁共振仪器已投入使用，它不仅分辨率更高，还加速了成像速度。据报道，国产核磁共振仪核心组件均由我国自主研发，拥有124项先进专利，其价格门槛也从3000万元超高售价下探至国产260万元“白菜价”，这将使相关检查费用大幅降低，广大人民群众看病的花费也会随之大幅减少。

 

现在这几家外企不得不以“高台跳水”方式，把过去3000万超高垄断价下调到500万来与260万国产核磁共振仪竞争，虽说仍比国产核磁共振仪售价高得多，但由于进口大型医疗设备釆购的不透明、腐败、品牌等因素，500万进口核磁共振仪还是可以卖出去，但相较去过去3000万超高垄断价，用一个网络用语，那就是暴跌至500万“白菜价”！网上一个常见说法中国把美西方某个高端产品的垄断高价打压成“白菜价”，那对“白菜价”说法该如何理解，我们可结合本例分析一下。

 

所谓“白菜价”是相对而言，500万售价相对进口核磁共振仪过去3000万超高垄断价可算是“白菜价”,但由于中国较低制造、人工成本，国产核磁共振仪仅260万定价应仍能获取比较丰厚的利润，还谈不上是“白菜价”，这只是一个合理定价。但在260万国产核磁共振仪打压下，美西方企业不得不把过去的3000万超高垄断价以“高台跳水”方式下调到原来六分之一定价，虽说不至于亏本，但只能被迫薄利多销，市场份额也大大缩减，中国企业所占市场份额则大幅提升，能提供更多高薪岗位，患者开支也随之大幅下降。于内心失衡的美西方企业纷纷指责中企以“白菜价”来“破坏市场规则”，但对其过去垄断高价的恶行却避而不谈。所谓“白菜价”说法只不过是美西方企业垄断高价被中企打破后，原来的超额垄断利润与大量超高薪工作岗位丧失所产生的痛苦哀号！有趣的是，“白菜价”原是中国网民“发明”的中式说法，现在有的美西方企业居然也用“白菜价”说法来指责中方企业“破坏市场规则”。

 

此例说明，一旦因中国打破美西方高科技产业垄断而导致越来越多“白菜价”现象，如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仅是其高科技产业大量高端高薪工作岗位被中国打掉而不复存在，而且原本依附于美西方高科技产业的普通服务业文职人员及刷盘子等偏高工资标准必会因“白菜价”现象而被随之大幅压低。而中国发展高薪工科生占比高的大客机等高科技产业，通过打破美西方高价垄断，得益的不仅是“以工带文”的国内文科生及文职人员，而且还使所有中国普通打工者(如刷盘子等)的工资都以“水涨船高”方式普涨，再也不用冒着巨大风险偷渡到美国去刷“高价盘”。

 

我们的C919每增加一架订单，波音和空客就会少一架订单。同样，多买一个华为手机，苹果就会少卖一个。这样国产大飞机、华为手机在国内上下游产业链就会提供更多的高薪工作岗位。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才要丧心病狂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从这个角度，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所以每个国人与其选择乘座存在未知质量隐患的波音客机；与其选择有印式咖喱味之嫌的苹果手机，不如全力选择、支持国产大客机C919、华为新手机，这才是利国利已的内循环经济。同理，即然已有260万国产核磁共振仪，就应严禁再釆购同类高价进口核磁共振仪。

 

当年“运十”已攻克了最难的配套航空发动机，可以做到100%的国内制造，这在今天看来也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有人估算，如果当年“运十”不下马，且从那时开始，国内航空运营以“运十”为主，波音、空客主要用于飞国际航线，波音、空客进口数量致少可减少三分之二，“运十”从制造到运营的上下游产业链就能以内循环经济来为中国至少增加两千万人就业，这不禁让人感叹一句老话即：最坚固的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六  靠“过剩”工科生来化解过剩工业产能与促进“工科生密集型产业”发展

 

(一) 过剩产能如何从包袱转化为财富

 

唐山轨道客车公司过去主要产品是老式“绿皮车”，由于老式“绿皮车”产能严重过剩，到2003年时，企业己没有老式“绿皮车”订单了，企业实际上处于停产状态，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已开不起工资，只能开出微薄的生活费。但从2005年开始，企业克服重重困难从德国西门子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后，转产高铁动车取得了成功，马上就获得了原铁道部上百亿元的超级大单，2008年初首列国产高铁动车组下线，马上投入刚开通京津城际高铁的运行，现在厂里来自国内外高铁动车订单多到加班加点也干不完，从过去老式“绿皮车”产能过剩到如今的高铁动车产能不足，企业从此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工人们收入也有了很大提高。

 

唐车转产高铁动车优势在于，一方面，作为生产“绿皮车”老企业，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是现成的，厂房稍加改造就能用于转产高铁动车。过去的老旧生产设备虽然要淘汰一部份，但仍有部份生产设备经技术改造还可以用，不必花巨资全盘购置新设备。另一方面，数十年老式“绿皮车”的生产给该厂造就了大批有经验的工程师与熟练技术工人，这是转产高铁动车中最宝贵的技术人力资源。实事表明，多年“绿皮车”生产所锻练出的这批技术人才的技术素质是过硬了，学习掌握动车生产技术也是比较快的，转产动车后，这批人都成了生产动车的技术骨干。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看似产能过剩的唐车公司，生产高铁动车一切从零开始，从购买地皮、生产设备到新建厂房，再到大批新员的招聘与培训，到最终批量生产，那得花多少钱，用多少时间，唐车公司那能像变魔法式的迅速成为我国高铁动车制造的大本营。

 

唐车的发展轨迹也是中国轨道车辆央企中国中车(2014年由原中国北车与中国南车合并而成)的发展轨迹，这家央企前身即原中国北车与中国南车，在本世纪初也面临与唐车类似的产能过剩的严重困境，后来都靠引进、消化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实现了由低端老式“绿皮车”过剩产能向高端高铁动车的稀缺产能转产，转产使两家央企因此获得空前的发展，成为世界轨道车辆行业名列前茅的大企业。西门子交通事业部总裁曾站在北车集团长客新建总装车间的瞭望台上，俯瞰着由几十列组装中的高速列车所排成的壮观景象，喟然长叹：“这就是我们欧洲的大工业之梦啊！”所以过剩产能不是包袱而是财富。

 

这几年中国高铁每年投入运营的新线里程均达到3000公里左右，其实中国高铁工程强大的设计施工能力也是从过剩产能转化而来的。

 

从事中国高铁工程设计施工的两大央企即上市公司中国中铁与中铁建，在大上高铁之前也一直面临着传统普速铁路线路工程产能严重过剩的困境，不少企业无活可干，连发工资都成问题。中国中铁、中铁建与中国南车北车一样，通过努力攻克与掌握高铁设计施工技术，实现了由低端过剩的普速铁路线路工程产能向稀缺的高铁设计施工产能转型升级，形成了全世界都望尖莫及的高铁工程设计施工规模与速度，这也印证了过剩产能不是包袱而是财富。

 

所以，对产能过剩问题应辩证地看，不能一概视之为洪水猛兽，不能一味穷追猛打。每一个经历过改革开放前商品极度匮乏与计划经济短缺时期的人，通过亲身体验与对比都有这样的体会，适当过剩总比短缺好，短缺引发的矛盾与问题（如双轨制腐财）只会更多，把过剩产能利用好，使其转型升级，那就不是包袱而是财富，中国高铁是这方面的成功典型。

 

(二) 中国高铁是以“过剩”工科生化解产能过剩的成功典型

 

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虽然原铁道部直属的铁道学院、交通大学，划归教育部与地方管理，但这些铁路院校并没有“去铁路化”，仍把铁路作为主要服务对象。我国高铁发展的后来居上是与铁路高等教育规模较大，工科毕业生数量充足有关。连印度筹建首个铁道大学都到中国来取经。其实在高铁大发展之前，因为从“绿皮车”制造到普速铁路工程建投的产能均严重过剩，于是一直有人指责铁路工科专业招生规模偏大，造成人才积压浪费。这或许可称之为铁路专业工科生“过剩”，而高铁发展之前看似有点过剩的铁路工科专业毕业生恰恰为以后高铁的大发展储备了大批技术人才，当我国从2005年开始大上高铁时，这些储备的技术人才马上大显身手，确保了我国高铁的飞速发展。不难想象，我国高铁起步时就饱受技术人才严重短缺的制约，那就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快。

 

(三) 通信产业是靠“过剩”工科生化解产能过剩并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典型。

 

不少产业存在产能过剩情况，为何我国通信产业相对不过剩？一个被人忽视因素是通信专业属工科中一直比较热的专业，毕业生数量较大，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为华为、中兴这两家世界级大企业崛起奠定了人才基础，这恐怕是我国通信产业产能不过剩的人才因素。华为的21万员工中，绝大部分都是本科以上学历。而仅通信专业本科生就多达10万人，其中搞研发的工程师多达7万。这种数万工程师搞研发的壮观场面是西方同行望尘莫及，他们能组织一两千名工程师搞研发，就算规模很大了。如果没有高校通信专业看似有点过剩的招生培养规模，华为那能招聘这么多人搞研发！，那来如今通信产业大发展！有了充足的通信专业技术人才的支撑，我国通信产业才能从最初的2G升级到3G、4G、5G，再到今后的6G。正是这种持续不断转型升级，才不断开拓国内外新的市场需求，有效地化解通信行业的产能过剩。所以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对口工科专业适度过剩与超前培养。不难想象，如果我国通信产业因通信专业招生培养规模小，技术人才短缺而难以突破与创新，产能不过剩才怪呢！如果从工科教育角度讲，与高铁大发展类似的是，这也是一种以（适度）工科生“过剩”来化解产能过剩并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模式。

 

(四) 工科人才培养是化解产能过剩与转型升级的人才基础

 

我国产能过剩主要是中低端产能过剩，而高端产能却相对不足，还存在芯片等部份卡脖子领域，要么缺失，只能依赖进口，生产都生产不出来，何来产能过剩？所以我们不能只关注削减中低端过剩产能，更要关注高端产能严重缺失问题，既要做过剩产能的减法，又要做高端产能的加法。应把治理中低端产能过剩与稀缺的高端产能扩张结合起来，进行统筹考虑。要化解产能过剩，产业与企业转型升级是唯一的选择。转型升级的实质就是把产业与企业中低端过剩产能转型升级为中国最欠缺、最急需的高端产能，高铁与通信产业是这方面的成功典型。

 

钢铁等传统产业之所以产能过剩，是与工科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密切相关。我国绝多数传统产业产能位居世界第一。我国传统产业庞大而过剩产能与高校对口传统工科专业偏小的招生培养规模形成强烈反差，企业普遍反映招人困难，工科生短缺现象很严重，那么效法高铁、通信产业，以“过剩”工科生化解产能过剩并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模式就行不通。

 

现在媒体对产能过剩宣传有夸大乃至妖魔化之势，把钢铁等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的前景描绘成很暗淡，吓得学生都不敢报考相关工科专业。产能过能并不等于工科人才过剩，我国不少传统产业落后恰恰与工科技术人才短缺密切相关。正因为缺乏足够的技术人才，才难以推行类似高铁、通信产业的靠“过剩”工科生带动发展的模式，只能搞低水平的重复扩张，引发产能过剩。而越是产能过剩的产业越需要补充新生技术力量来促进产业与企业转型升级，所以相关工科专业建设与技术人才培养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以轴承产业为例，的确存在低水平扩张与产能过剩问题，但仅靠轴承专业的的“独生子”即河南科技大学轴承专业一年60多名毕业生的数量如何支撑全国轴承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不成了一个笑话。同样，仅靠三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河南科技大学）铸造专业每年不到200名毕业生数量去支撑全国整个铸造产业的转型升级也不现实。

 

有句老话是造物先造人，没有数量足够的技术人才支撑，产业与企业的转型升级就只能成为空谈。还有句老话是两手都要抓两个都要硬，我们不能只一味削减低端产能，而忽视转型升级所急需的工科技术人才的培养。

 

如今治理产能过剩主要是国家发改委与工信部联手推进，其所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是见物不见人，完全忽视了工科人才培养在治理产能过剩与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其治理效果就不会理想。建议应让教育部参与治理产能过剩行动，从工科人才培养角度提出一些有针对性性政策措施，既见物又见人，双管齐下，治理产能过剩与产业转型升级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

 

大学流传一个顺口溜是：一流学生学金融经管，二流学生学高科技（如计算机、生物），三流学生学传统工科（如钢铁）。如今有那位理科状元去报考金融或经管，亲朋好友会一致赞同，但如果去报考钢铁、造船这些传统工科专业，则会有亲朋好友怀疑其脑子是否“进水”？学什么不好，为何要学这些老旧工科？而且还竭力加以阻绕，于是理科状元报考传统工科成了稀罕事。所谓“逃离工科”现象主要表现在逃离传统工科上，建议基本上取消过热的金融等财经专业国家助学金、奖学金名频，转用于紧缺的传统工科专业，并试行“免费工科生”政策(参见笔者发表于昆仑策2023年6月9日《王泽山钱七虎院士的选择对农村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启示》一文)，以吸引优秀考生报考。

 

(五) 与其让文科生过剩不如让工科生过剩

 

师范院挍毕业生一毕业马上就能上讲台讲课，讲得好不好先不说，反正能够讲；中文系毕业生一到出版社马上就能编书，编得好不好先不管，反正能编；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学生一毕业就能马上当生持人，当得好不好先不管，反正能当。这些属于一毕业就能上手的“速成人才”。 而工科毕业生成长时间要长得多，中国核电董事长陈桦曾向记者介绍说，一般来说，一名核电专业本科生需要工作3—4年后才能独立开展工作，要成长为技术骨干需要5—8年时间，成为领军技术人才至要15至20年。

 

所以一个工科本科生要成长成为技术骨干，“十年磨一剑”足必不可少的，不仅是核电产业，其它产业技术人才培养也是如此。现在跨越式发展的提法很盛行，经济上跨越式发展或许是可以的，但各产业高端技术人才培养永远无法跨越，就得靠连续地、马拉松式超长周期培养，其间绝无任何捷径可走。这是由技术人才成长规律所决定的。不能等项目（工程）上马或产业、企业转型升级时才想到培养技术人才，那就太晚了，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在工科生培养上，工科招生培养规模宜大不宜小、宜多不宜少、宜早不宜迟，工科生培养应走在项目（工程）上马或产业、企业转型升级之前。必须未雨绸缪，宁可早培养、多培养些暂时“过剩”的工科生，先“储备”起来，让人等项目或产业、企业转型升级，也不能让项目、产业、企业等人，否则的话，技术人才短板就会严重制约项目上马或产业、企业的转型升级。

 

“工科生密集型产业”对工科生巨大需求特性决定了工科类高校必须培养出数量巨大能满足其需的工科生才能更好促进“工科生密集型产业”发展，否则就会因工科生严重短缺而阻碍“工科生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方面教训不少，工科生培养应具有超前，宁肯有适当过剩，也比短缺好。失业文科生“膨胀”会带来严重社会问题，而“过剩工科生”则是利远大利弊，与其让文科生过剩不如让工科生过剩。

 

七  中国工科生(工程师)人多势众优势对印度基础建设市场的影响及相关对策

 

(一) 中国工科生(工程师) 人多势众所带来“工期优势”给印度带来丰厚的“工期利润”

 

在中资工程企业大规模进入印度之前，印度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赖西方公司（工程师及技工）承建，但西方国家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已结束，西方高校培养的工程专业的工程师也不多，原来有丰富经验的老工程师不少已退休，所以，西方公司的工程师数量也不多，且数目是一定的。如果中国不参与，印度也能找到西方公司来承建。但西方公司承建能力是一定的。假如不考虑价格，靠西方公司的现有电力工程师及技工数量，最多能支持印度每年兴建10个大型发电厂；中国公司进来后，凭借着电力工程师及技术工人人多势众的优势，对印度发电厂的承建能力超过西方企业10倍以上。印度中央电力管理局局长曾无奈地承认：“中国在发电量扩充方面的技术显然远超印度，中国可以在一年内扩充发电量至1000亿瓦，但印度同期仅能扩充约100亿瓦，仅为中国的十分之一，印度引进中国发电设备与中国电力工程企业是必要的”。所以，只要印度有资金，中国众多电力工程企业可同时在印度开工建设100个电厂，这是西方公司望尘莫及的。

 

从施工速度来讲，在印度的西方公司，项目拖延工期是常态，这令印度业主既头疼又无奈，因为过去印度业主离开了西方公司就玩不转。但中国公司进入印度后很少误工期，不少还提前完工，让印度业主赚很多钱。为什么西方公司经常误工期而中国不误？这是因为西方公司工程师数量有限，而技术人力资源充足是中国企业最大优势，中国企业不仅工程师多，技术工人也多。靠着从工程师到技术工人的人多势众的优势，中方企业在铁路、公路施工中可全线“遍地开花”，全线多个工程队伍在多个工点同时进行建设，这样就可大幅度缩短工期，相同里程的铁路、公路、石油管道建设时间，中国的施工时间连西方的一半都不到，而工程师、技术工人数量不多的西方企业只能自叹不如。像大型核电站、大型火电站、大型钢铁厂、大型石化厂、大型化肥厂等被誉为印钞机，一天的利润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对业主来说，早一天发电、早一天投产就意味着滚滚财源，这种因大幅缩工期所产生的以天为时间单位的超额利润，笔者用一个自创新词来形容，可称之为“工期利润”。

 

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估计，印度自行建设一座发电站所用的时间是中国的2倍。恰尔肯德邦的钢铁厂负责人辛格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过去10年中建设如此多的新钢厂的国家。因此，我们决定要吸取他们的技术和人力。”他说，中国工人的速度也帮助降低了整个建设项目的成本，“倘若我使用印度工人，这座钢铁厂的建设时间将会是5年。中国工人的建设时间预计为18个月，这在印度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所以中印基础设施建设成了典型的“龟兔赛跑”，这是中印最大差距。假如恰尔肯德邦的这座钢铁厂的建设时间真的拖到5年后完工，那给印度业主带来的“工期损失”将是一个可怕的天文数字。

 

依靠工程师与技术工人多势众优势，擅长于快速施工的中国工程企业自然很受印度业主的青睐。同时，由于中国工程师、技术工人的勤劳苦干，人工成本还比西方企业低得多，中国工程企业在成本与价格上有很强竞争优势。中国工程企业进印度市场前，西方企业间虽有竞争，但彼此间很有分寸，因为西方企业间早已有意无意形成一种默契的垄断高价联盟，西方企业之间竞争是一种“以高对高”的竞争，中标企业的中标价虽最低，但也低不到哪里去。而中国企业一去印度投标，就把游戏规则全改了，西方企业垄断高价联盟马上土崩瓦解，西方企业的标价都要跟着中国企业往下砍。西方企业原来30%的利润，投标时在中国企业打压下起码砍掉三分之二，否则无法中标。在印度投标的中国工程企业标价至少比西方企业低20%。因为西方企业工程师工资按照小时计算，工资标准参照西方标准本来就高，而且在印度节假日和西方节假日加班工作更得发三倍工资，所以西方企业人工成本高得可怕。

 

中国工科及技工教育规模在全世界是最大的，所以中国超大规模的工科教育所形成的工程师及技术工人的数量优势，在相当程度上转化为中国在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中巨大的竞争优势。在印度基础设施建设中，中国公司与中国工程师、技术工人可以做到价格最低、工期最快、质量即使不是最好起码也是比较好、能给印度用户省大笔钱，这是西方企业无法做到的，因而也就具有最强竞争力。越来越多的印度业主选择中国公司承建工程项目就是明证，我们应充分发挥这种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中国公司去印度投标本身，不仅是为自己赢得利益，也帮印度省了很多钱。同时，中国工程师、技术工人也能在印度从事比国内收入更高的技术工作，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

 

(二)中资企业在印度的竟争策略应以工科生(工程师)数量优势所带来“工期优势”来取代价格战

 

无论是印度各级政府、大中型企业，还是普通印度商人，其精打细算是出名的，即追求极致的性价比，想方设法要把价格压到最低，而要做到这点，与中企特别是与中国央企合作几乎是印方唯一选项。在2019年9月，央企中国化学××××公司与项目业主印度塔奇尔化肥公司签下大单，为其建设全球产能最大的73万吨/年合成氨、127万吨/年尿素的煤制化肥项目，这是包含专利、设计、采购、施工、开车的全过程EPC交钥匙工程。这也是印度第一座现代大型煤制化肥项目，项目投产后，印度将不再从中国进口合成氨和尿素。该化肥项目合同金额折合人民币高达80亿元，看似很高，但肯定比西方企业同类项目报价低一截。要想购买物美价廉的技术、设备与赚取可观的“工期利润”，与中企合作几乎是印度唯一选项。

 

从印度大中型基础设施项目施工这块讲，在中资工程企业本世纪之初刚进入印度市场时，一直迷信西方企业的印方对中资工程企业施工技术、质量与工期是充满怀疑的，中资企业只能通过与西方企业大打价格战，以低得多报价来抢占印度市场，这其实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但通过长达二十多年的艰辛奋斗，中资工程企业已在印度牢牢树立起自己的企业形象，印度人特有的追求极至低成本的精明，决定了大中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施工上，中资工程企业成了印方首选，而西方企业都快被挤出印度市场。可以说大中型基础设施项目施工是印度离不开中国，既然印方有求我，那中资工程企业在印度市场的投标报价策略就应有根本性转变，即通过大幅提价方式由过追求溥利转而追求相对高一些的合理利润乃至厚利。

 

如合同金额80亿元人民币的化肥厂项目，就应把化肥厂项目报价提高到与西方企业报价大体持平程度，中方只应确保印方“工期利润”，印方不能两头都赚，还要中方再大幅降价，那就是让印度变相“坐享”中国的工科人口红利，那中方就吃大亏了。

 

用中国说法是熊与鱼掌不可赚得。如印方觉得中方报价高，中企的态度应是“爱找谁找谁”！请印方快去找报价相同却不能带来“工期利润”而带来“工期损失”的西方企业。换句话说，中资工程企业与西方企业竞争的重点不是报价，中企报价不会低于西方企业。虽说中企在报价上没商量、不讲价，但在如何缩短工期上可以与印方商量，中资企业可向印方保证，将发挥“基建狂魔”特有的大幅缩短工期的优势，使印方赚取可观的“工期利润”。中企应用中国谚语“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向印方说明，印方不可能在低报价与“工期利润”上两点都赚，印方只能二选一，中资企业要以“舍我其谁”的勇气敢于抵制印方不合理压价。所以中企与西方企业竞争的重点不是价格，而是只承诺以尽可能缩短工期方式来带给印方更高“工期利润”回报，而这恰是经常拖延工期的西方企业短板，这就是扬长避短。相关部委应加强协调工作，严禁中资企业以“窝里斗”的方式再打价格战。

 

如果印方愿支付人民币而不是美元，中企报价上可以破例低一些。中方银行向印度贷款则应反其道而行之，贷给印度的是美元，但必须用人民币来还款。凡中方的高端技术与高端装备（如化肥厂项目），印方想引进，中方不仅要开出垄断高价，且只准印度用人民币购买。

 

笔者在2023年8月9日昆仑策网“中企应通过高点定位与爱屋及乌效应来力推中国技术标准”一文的所提建议很适用于印度，因为印度人对低成本的极至追求，决定了只要中国技术标准能给印方带来更高回报与利润，起码在印度少数工程项目中是有可能接受中国技术标准的，由于中国技术标准能带给中国长远与间接利益，因此，凡印方某领域工程项目能第一个接受中国标准，中方可破例报个低价乃至成本价，这就是以“先尝后买、先赔后赚”方式来力推中国技术标准。

 

(三) 中资企业应对印度保持高度警惕态度与拒绝培养印度工程师

 

从国家层面比较，看似问题成堆印度不足为虑，但“印虎”的发展后劲远超巴西、阿根廷这两个发展中大国。如果中方对巴西、阿根廷两国放宽高端技术与高端装备上出口，一般不用担心这两国“复制”中方技术与抢占原本属中国市场份额，但无论对印度投资，还是对印度出口高端技术与高端装备，则要多长“N”个心眼，否则就可能“养（印）虎遗患”，导致“印虎”“反噬”本属中资企业的市场份额，因为“印虎”多少有些真本事、真人才，擅长通过“复制”中方技术，以印式“国产化”来抢占本属中资企业的市场份额。

 

有一个典型案例是印度以几十亿美元发电设备釆购大单为“诱饵”，与上海某大企业签订了一个釆购合同，这个合同一个重要条款是允许印方派出数百人到中方企业来参观考察，在轻视乃至蔑视印度人的中方企业负责人看来，这个条款不算什么，可以接受。而印度派来的数百人却是印度的技术精英，明曰参观考察，实则偷学技术，印度人果然以反向的“东天取经”，从中国偷学了“技术真经”，从此后这家上海企业再也没有收到印度订单，其在印度的市场份额被相关印度企业反噬了，这就是“养虎遗患”的代价。而“养虎遗患”的代价也与“老虎”厉害程度成正比，而确有些厉害“印虎”必将使中资企业付出惨重代价。此事例也表明，必须对印度在某些领域的赶超保持高度警惕与防范心理。所以中方在中印经济合作中基本立场是，欢迎印度聘用中国工程师与中国技工，但为防止印度工程师及技工抢中国工程师及技工的“高薪饭碗”或“偷学技术”，应像日韩在技术转让上对中国严防死守那样，中资企业对印度工程师及技工的“传帮带”与技术培训应局限于初级、辅助技术，凡核心、关键技术一律严禁向印度印度工程师及技工传授，以确保中国工程师及技工在印度的竞争优势与“高薪饭碗”，防止印度以“偷学技术”方式反向“收割”“中国工科人口红利”。

 

由于印度是公认的“外资坟场”，为防止印方在中印重大项目合作中不讲信誉、违反合理、拖欠工程款等有损中资企业利益劣行的发生，中资企业要敢于“暗埋钉子”。美国曾通过“木马病毒”让伊朗铀浓缩设备全部瘫痪，无法运转，《三国演义》中也有诸葛亮的“木马流牛”之计的生动描述。以上面提到大型化肥厂项目为列，由于建成投产后仍需中方提供技术服务与零配件，可考虑通过“暗埋钉子”弄个现代版“木马流牛”之计，“暗埋钉子”是指在化肥厂某些关键技术环节设立关卡，只保证其有运转时间最多不超过二年，如某些关键零配件使用周期最多两年，两年后必须更换。二年后，“故障”发作，需中方提供技术上维修服务与提供关键零配件，中方不仅可每两年收取一次高昂的售后技术服务费用，还可加强对化肥厂监管，由于尿素、销酸铵等化肥具有军民两用特性，一旦发现印度将化肥厂生产的化肥转为军事用途，则停止向其提供售后服务与零配件供应，让其停止运转。

 

上市公司上海电气去年发布公告称，2008年，上海电气作为印度“信实公司”莎圣电站项目的主要设备及服务供应商，签订3金额为13.11亿美元合同。该电站项目已于2015年投入商业运营，电厂运行情况良好，但“信实公司”却“倒打一耙”，曾向上海电气提出索赔约21亿元人民币的诉讼，虽被印度孟买法院已于2022年驳回，虽该仲裁已胜诉并进入执行阶段，但有10%工程尾款回收困难，正努力索款。

 

这个案例提醒中资企业在与印度大项目合作中不仅要从严防范印方违约，还应以“暗埋钉子”的技术手段来制止印方违约，如果上海电气能在发电设备中“暗埋钉子”，如你印方违约与赖帐，我就让发电设备停止运转，那印方还敢违约与赖帐吗？

 

众所周知，日本向中国出口的高端数控机床，是以远程遥控系统来“暗埋钉子”，来监控中方使用，一旦发现中方改变用途或擅自“位移”，日本会通过远程遥控系统将数控机床锁死，日本人这一恶招也适用中方用于不讲信誉的印度企业。

 

(四) 必须严禁中国高校在理工类“敏感专业”为印度培养未来的工程师

 

由于宗教、文化传统等因素，印度是一个高度重视数学的国家，软件业是个高度依赖数学的产业，印度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头号软件外包大国，那也是与印度人数学好密切相关。不能说印度人普遍数学好，但以高种姓印度人为代表的印度精英数学水平大都较好是不争的实事。其实数学不仅是自然科学的皇后，也是工程科技的皇后，成为一个合格工程师的前提是必须数学合格，一个数学水平一般的工程师不大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工程师。于是数学成了印度一张王牌，使印度人更擅长的理工科专业学习，美国“收割”的理科天才主要以中、印两国为主，这也是我们不能小看印度工程师与防止其“复制”中国技术的理由。在中国的各国留学生中应以印度留学生数学水平最高，这更值得中国高校警惕与防范。

 

刑法中的“资敌罪”是指战时供给敌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资敌，笔者主张“资敌罪”应扩展至为敌国培养科技人才。

 

有网友“暴料”，被誉为我国“军工七子”之一的西北工业大学居然也招收印度留学生学理工科专业，再对比美国对中国留学生去美学人工智能等“敏感专业”严防死守做法，如果西北工业大学招收印度留学生是学航空航天与军工类“敏感专业”，其扎实的数学功底决定了就是为“潜在敌国”印度培养未来的工程师与高端科技人才，这也是一种变相“资印(敌)”的蠢行，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高校在理工科类“敏感专业”的对外招生上还真得“以美为师”，必须印度等“潜在敌国”留学生严防死守。不仅是西北工业大学，全国所有重点大学的“敏感专业”应禁止招收印度留学生，凡已招收的印度留学生一律强制性退学，并退还所交学费。各高校非“敏感专业”所招收的印度留学生一律全部自费留学，不得享受中方高额奖学金资助。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