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余来：以积极有效的政策加持纾解人口红利危机

 

 

近年流行“中国新四大发明”的说法，一般指高铁、移动支付、网购、快递。也有的说包括微信、共享单车等等。

 

快递小哥于中国人的生活便利自不待言，估计不但制造业发达的德国没有中国这样便利的快递服务，其他欧美发达国家也不会有。

 

我们沉浸于享受快递带来的生活便利的同时，有没有理性思考过快递便利的另一面呢？

 

且不说一些外卖餐制作藏身隐秘，食品卫生隐患极大（不少父母因此常对才结婚的子女唠叨，希望“自己做饭是常态，点外卖是例外”，然而由于外卖的巨大便利诱惑，导致这种劝诫收效甚微），也不说快递养就了一些宅男宅女“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少靠的是“啃老”而得的经济实力）的怠惰，单说快递行业本身，也不失“吃青春饭”一族。满足于赚快钱热钱现钱，耽误了学习技术的青春年华，于其后半生无疑不利，于中国制造业发展更非幸事。

 

快递行业是不是国计民生不可或缺的重要行业？在快递方面，欧美发达国家有没有向中国看齐的强烈愿望？在快递行业繁荣与制造业兴盛之间，西方国家有没有考量过做出选择的利弊得失？或者说，我们要不要反思快递业对制造业用工的冲击，寻求二者之间的和解平衡？是否需要人社部门对快递从业人员的年龄予以限制，比如规定35岁的年轻人不得从事快递行业，从而逼迫这一年龄段的青年趁年轻学一门技术。

 

年轻劳力被滥用，岂止于快递行业？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空嫂”服务十分有名。日本旅游回来的人，惊诧六七十岁的老先生在宾馆铺床叠被，旅游公司开车的老师傅中常见六七十岁的老者……反观我们，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在小饭馆端盘子、在超市收银、在宾馆当服务员……比比皆是。这些姑娘一结婚生子，一生再没有学习技术的念头，终身失去就业竞争力。年轻姑娘从事这些行业，让四五十岁的大妈就业困难，“鸠占鹊巢”，人为造成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人社部门能不能也对这些行业予以限制性规定，比如禁止40岁以下女性从事这些行业。

 

有人或许会说，市场自有办法，制造业只要支付高工资，自然可以吸引劳动力了，用不着杞人忧天。

 

让制造业维持用工紧张，倒逼其支付高额工资，理论上似乎可以加快其转型升级，然而制造业转型升级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如果再被迫推高用工成本，连生存尚且艰难，遑论转型升级？

 

且即便中国制造业企业今后转型升级成功，也需要大量优质劳动力源源注入，在用工方面持续得到优先保障。哪怕中国的制造业最终都成为智能化工厂，毕竟还需要有高素质的人力操控5G等高端智能设备，更需要大量高端人才投入研发。而这些高端人力、人才，必须有持续存在的劳动力作为基础底蕴，才能好中选优地遴选出来。中国制造业储备的劳动力基数越大，激烈竞争脱颖而出的人才才能越出类拔萃，中国制造也才会更有国际竞争力，避免“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尴尬困窘。尤其是在目前人口红利不再，且断崖式锐减的形势下，单纯依靠市场解决问题，无疑不如政策的加持助攻更为有效。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五七指示”中的话。终身学习，实践中学习，必须成为全民族共同信奉崇尚的理念，不能指望12年中小学加4年大学就学完人生大多知识。

 

恢复10年中小学学制，避免劳动力人为滞后2年走向社会，也是纾解劳动力短缺的有效办法，因而也当是决策者应该考虑的当务之急。

 

（作者：陶余来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