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生学习阶段，那时西方经济学似乎十分火爆，很多人都在说自己在研究西方经济学。现在想起来，可能还是因为当时的西方在经济上还是很发达的，所以人们会认为，这与西方经济学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既然人们都这样说，我也想了解一下这个西方经济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从图书馆借来几本介绍西方经济学的书，开始翻看起来。结果我发现，我根本就读不下去。现在想起来，我是根本没有读懂呢，还是根本不能产生阅读的兴趣呢? 我也有点苦恼。这样的书还是应该坚持读下去才对。可是我发现，我读黑格尔的《小逻辑》都没这么费劲，而且读的时候还是很有兴味的。在厂里工作时，我们厂的原料都是有机化学品，所以我也开始读《有机化学》的课本。我感觉读《有机化学》的课本似乎也没有那么费劲。其中诸如烷、烃、烯、炔之类，我还都能弄明白。在上大学之前，家里给了我一套同济大学樊映川编写的《高等数学》教材，再加上习题集，我自己也勉强能看得下去。可是怎么这个西方经济学，我就搞不定呢? 后来我也想明白了，搞不定就不搞了吧。看不懂，就先放一放吧。不过，当年在读《资本论》的时候，我也没感觉这么费劲。当然，刚开始读的时候也不轻松，跟自己较过一阵子劲以后，发现还行，再读下去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吃力。可是这个西方经济学就不同了。那些词汇对我来说，既抽象又陌生。当时在研究生阶段，因为还有更多的书要读，这个西方经济学就算了吧。多年前，我也没少逛书店，看到书店里摆在很明显位置的都有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材，已经到了十五、十六版了。看到那么厚，而且开本又很大的教材，我真是敬若神明，连翻都不敢去翻。反正翻了也还是看不懂。最近，读了马霞的《天下货币》一书，她在里面讲了这么一番话。她说，经济学本来是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国家乃至全球经济治理提供解决方案的学问。但现实中，西方经济学家却没能承担起解决经济问题的使命，更没有以国家和全球金融安全为出发点，为经济全球化行稳致远出谋划策。西方经济学家们似乎更专注于经济学名词的知识性解释，面对经济问题，甚至提出了诸多悖论。马霞做了多年的金融工作，而且她在很多时间是在西方工作的。她对西方经济学和那些经济学学者们的评价也是有感而发的。如果西方经济学真的就像马霞说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个西方经济学的书不读也罢。还有一位中国学者说过，本来在西方，研究的经济学都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讲的是政治经济学，大卫·李嘉图讲的也是政治经济学。当然，马克思研究的还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很清楚，就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但是后来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出来一个阿尔弗莱德·马歇尔的人，他是非常反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而且在他看来，如果西方还是要沿着政治经济学的路子走下去，总逃不出马克思提出的范畴和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所得出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定会走向灭亡的这个结论，马歇尔是既不肯承认，也不肯接受，但他在马克思的结论面前也实在无能为力。那位中国学者说，于是，马歇尔就要抛开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体制，另外创立一个所谓纯经济学的理论。在这个他创立的所谓纯经济学理论里，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二字被砍掉了。一个单纯的经济学，似乎与政治无关了。这样一来，马歇尔就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西方知识体系中给晾在一边去了。当然，也还有人在研究马克思，但马歇尔把他的《经济学原理》一拿出来，立刻受到诸多追捧。这个东西比马克思的要好哇。他们不用再考虑资本主义倒霉的未来了，马克思的论断对这些资产阶级学者来说，实在是巨大的梦魇，太可怕了。马克思的理论对资产阶级来说太吓人了，让资产阶级们睡觉都不踏实。马歇尔的理论的运气似乎不是太好。他的理论刚提出不久，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理论很难找到用武之地。好不容易等到战争快结束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及由其所带动的更大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也风起云涌。一战结束刚过十年，欧美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亚当·斯密的自由化政治经济学理论就不好使了。凯恩斯的理论开始大行其道。直到二战结束之后，马歇尔的所谓经济学开始成为欧美高校中的教材。只是在这个时期，马歇尔的理论只是用来对抗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盛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似乎并对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在那个时候，凯恩斯的理论对于西方世界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多少还是比较管用的。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之通论》讲的就是在经济危机时，政府应该采取的干预措施。凯恩斯这一套，与亚当·斯密的理论有那么一点格格不入。马歇尔的理论似乎也没有多少用武之地或者正如马霞所说，西方世界在二战后的经济恢复与发展，与西方经济学理论实在没有多大的关系。只是到了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由于西方世界偏袒以色列，阿拉伯产油国集体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爆发了第一次能源危机。西方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不小的问题。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人们称为“滞胀”。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理论都没有办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这个时候，人们发现，凯恩斯的理论似乎不那么灵光了，于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乘机抬头。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喜欢使用数学公式和数学模型。这种数学的东西，特别容易让西方经济学披上一件所谓科学的华丽外衣。似乎什么学科，只要一用上数学，有这么件数学的外衣披在身上，其他任何人似乎都无法质疑它的科学性。后来人们发现这种所谓数学模型，不过是西方经济学家们采集了大量的数据，然后在平面坐标图上把这些数据点都罗列出来，然后再把这些数据点用曲线连接起来。如果只做到这一步，还不够。西方经济学家需要让这条曲线更为光滑圆润，还要加以部分简化，以便能用函数来进行描述。这就需要把那些采集来的数据加以必要的修定或者美化，简单地说就是要把数据篡改一番。结果函数图象出来了，函数公式也出现了，一幅完美的数学表达模型就这样展示在公众的面前。当然，他们也可以用其他的如矩阵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以表示这种数学方式的多样性。有的中国学者认为，这样做出来的数学模型只有统计学的意义，没有现实规律性的意义。因为如果通过多次数据的采集，那么每次所描绘出的多个函数图象彼此之间都会有着很大的差异。如果针对同一个问题而多做几次数据的采集，这个把戏就玩不下去了。国外也有人调侃说，面对世界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经济问题，如果有十个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要提出解决的方案，那么他们这十个人就可能提出十二种方案来，每个方案与其他方案都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这要让决策者到底要听谁的? 谁的方案是可行的? 没人知道，也没人能做出精确的判断。中国今天的经济学界几乎都被西方经济学攻陷了。这样的状态还要存在下去吗? 还能存在多久?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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