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最近转发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什么儒家思想能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本文原载于《山东大学报》2023年11月15日第31期）署名是十三届、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主编，《孔子研究》主编等多种职务的王学典同志。笔者对这一题目非常感兴趣，自然就阅读了全文
（以下简称“王文”）。王文的中心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应该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来自于儒家学说，儒家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是相契合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就必须与儒家文化相结合。笔者显然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
一、儒家学说的本质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理论武器和精神支柱
认清儒家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关系，首先必须认清文化的本质与文化的基本属性。笔者在《
谈谈文化的本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一文中已经阐明，文化的本质就一般意义上讲，主要是指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因此文化的最基本属性或特征就是时代性（或者说历史性）、民族性，在阶级社会中就具有典型的阶级性。儒家学说产生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典型人物典型著作就是孔子及其代表作《论语》。那个时期还产生了荀子、庄子、墨子等许多个思想家，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它们之间有区别也有共同点。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从此，儒家学说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学说体系，后经过宋代的朱熹进一步系统和深化，儒家思想更是深入和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封建统治阶级官场之中，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秩序，镇压和麻痹劳动人民的理论武器和精神鸦片。其根本原因就是由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所决定的。
儒家学说首先强调社会的等级和统治秩序不可改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夫为子纲、夫为妻纲”。当社会出现“礼崩乐坏”的“乱”的局面是，他就要建立一种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礼制”，为此，儒家将“克己复礼”视为自己学说的根本宗旨，其实质在于强化系统的官僚体制，维护君权，建立一套权力至上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他还提出了自己的“仁学”体系。“仁”首要含义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同时，他也讲“仁者爱人”，但“爱人”的前提是“礼”，是不平等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实际就是要下对上的爱和人民对权力者的绝对顺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谈到儒家的“仁义道德”的实质时说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里所说的“吃人”不是物质上的“吃人”，而是精神意义的“吃人”，即把人变成在权力者面前绝对顺从的不许有任何质疑和反抗意识反抗行为的人，而且在权力者面前永远是“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文化的本质也是奴才文化。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强调“学习”，但读书学习的目的就是“学而优则士”，爬上各级权力的台阶，爬得越高越好。这些内容无疑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主导部分，也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根本原因。
二、儒家学说中的合理和精华内容并不是儒学的主导部分
唯物史观对任何文化学说都要进行辩证的分析，对儒家学说也是如此。儒家学说除了有糟粕性内容之外，也有精华之处。如王文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哲学学说无疑是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十大观念。”“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六点全部是儒家的理念。”笔者并不否认儒家学说中还有许多精华内容，特别是教育、学习思想。如孔子讲过学习要有选择性，“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者思齐，见不贤者自省矣。”等等，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内容。但上述思想绝对不是儒家学说的主导、核心部分。把上述儒家的某些精华的具体内容看做儒家学说的整体或者是主导核心部分那就错了，这些思想与权力至上、克己复礼、吃人文化等内容相比，只是非主导、非核心部分。
同时唯物史观认为，真理不是抽象而是具体的。上述任何一个儒家文化的具体内容不能与儒家学说的整体割裂开来。如“天下为公”“求大同”思想是儒家著作《礼记·礼运》篇中讲的。其中“大同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天下为公”。但这种“大同”和“天下为公”是已经消失的“夏商周”时代。它已经被“小康社会”取代。而小康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是“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是克己复礼的时代。实际的夏商周也绝对不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实际也是典型的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孔子这里强调提倡的是他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社会，是自私自利为核心的“小康社会”。许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把
孔子所说的“大同”、“天下为公”解读为共产党人的“公有制”、“共产主义”和“为人民服务”，那绝对是错误的。
再如儒家学说中道德观及“学习”中讲到到的“贤”“不贤”“善”“恶”等思想也都是具体的，它带有典型的虚伪性。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善恶观”是根本对立的。
正因为儒家学说的本质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在封建社会初期，它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就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和阻力。所以在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越来激化的时代，不仅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反对统治制度，同时也程度不同地批判和反对儒家学说。但是某些思想家如康有为等人却把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归结为儒学思想的丢失或守旧，他要变革旧儒学，倡导新儒学，“定孔教为国教”，实质还是要用儒学思想救中国。但他无论如何变革儒学学说，企图以皇权为中心的“戊戌变法”维新运动来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正因为儒家学说已经成为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思想桎梏，所以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极其伟大的反帝反封的爱国主义运动。所谓“反封”就是批判和反对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内容的封建专制主义，“打倒孔家店”是整个五四运动中极其重要的口号，在批判“权力至上”的儒家文化的同时，竭力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的的代表人物陈独秀竭力主张“废弃三纲”，认为这种“三纲”是把人“变成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孔子的“道德、礼教、政治”都属于“少数君主的权利与名誉”，“和多数人幸福无与焉”。李大钊主张人的自由，而自由的敌人就是“唯皇帝与圣人而已”。鲁迅斥这个儒学文化为“吃人”的文化，是导致国民愚昧、落后、麻木不仁的根本原因。也正是“五四运动”对儒家学说的深入批判，不仅促进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潮的发展，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导致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儒家学说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腐蚀和破坏作用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制度，五四运动对维护封建制度的儒家文化进行了深入揭露和批判，1949年又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但儒家文化的糟粕性内容并没有真正根除，不仅继续存在且极其猖獗。建国初期《武训传》的出现就是封建主义泛滥的一个典型表现。改革开放后，封建主义更加严重。如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的长篇小说《软埋》根本否定土改，为被打倒的地主阶级鸣冤叫屈。某些媒体和网络为大地主刘文采、周扒皮、黄世仁等翻案、天安门广场东侧矗立孔子塑像、北师大于丹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把《论语》看做句句是真理，是现代青年人的“心灵鸡汤”等。“权力至上”“官本位”的封建文化与改革开放中涌入的“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文化相互影响构成中国当代最腐朽的思想文化内容，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角落，对中国官员、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塑造了一大批拜倒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的奴才性的畸形人。尤其是近几年，整个官场和思想理论界极其严重的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个人崇拜、权力崇拜、权力真理、以及某些官员和学者的肉麻性的吹捧权力者现象达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程度。人民要当家做主，行使党章和宪法赋予对权力者批评和建议的民主权利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笔者在一生的社会实践中，一个重要的感受就是周围某些人的奴才意识极其严重。他们对领导者也多有意见，甚至在会下也大骂领导，但需要在正式场合和会上提意见和建议时，却屁都不敢放，甚至见了权力者就好象耗子见了猫一样，低三下四，猥猥琐琐。同时，相当多的权力者给提批评和建议者的下属和群众穿小鞋打击报复现象更是比比皆是。这些现象的实质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权力观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和表现。党中央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非常必要的。但客观事实是大多数人包括相当多的党和政府官员以及知识分子的脑袋后面都拖着一根又粗又长的封建文化的大辫子，导致党内和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民主氛围极其缺乏。不斩断这个大辫子，不彻底批判封建主义，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五、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学说的关系只能是批判继承关系
王文谈到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它们之间具有“契合性”。所谓“契合性”，汉语词典上解释就是“符合性”。王文中说：“为什么只有儒家思想能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1、儒家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担当的思想流派。儒学不是宗教，也不是一种修身养性的伦理学说，更不是一种单纯的道德哲学。2、儒家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典范完备的社会发展理论。儒家的社会发展理论、社会治理理论，是可以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并驾齐驱的社会发展理论。3、儒家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是因为他们都是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典范完备的社会发展理论，能与这种社会发展理论相契合的，只能是另一种社会发展理论，不能是宗教，不能是单纯的伦理学。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框架内，只有儒家思想具有社会发展理论的属性，所以也只有它能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显然上述判断和推理是错误的。
第一，儒家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孔子确实具有责任感、使命感的思想家，但他的责任、使命感是站在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与马克思主义的为消灭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使命、责任感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第二，儒家学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因为任何社会学说理论都是这些人物从他所处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出发提出的关于社会稳定、发展的理论。荀子、孟子、墨子、庄子的学说也是社会发展理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理论也是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发展理论。他们是代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发展理论。但其发展的主体是谁？发展的内容是什么？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发展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都不完全相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怎么能从都是“社会发展理论”这一共性逻辑地推导出它们具有“契合性”呢？同时。王文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之外的学说理论都不是社会发展理论是错误的。
第三，王文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的特殊的本质和内容。由于党章和宪法规定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所以各级领导者和绝大多数学者讲话文章中到处都在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但笔者发现，他们只会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及其某些词句，却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含义，甚至包括某些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的专家教授。如中央党校某些教授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只解读为“人民生活好一些”。甚至那个王长江在全国党校系统教师培训大会上讲，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坐在屋子里苦思冥想出几个概念、范畴，然后拼凑出一个体系。我们这些专业学者都没有搞懂，怎么能够把它作为全党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呢？王文究竟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笔者不清楚。但他把马克思主义看做与儒家学说具有“契合性”，就说明王文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笔者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专业学者，在一辈子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过程中，为马克思主义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即“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斗争最终战胜和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的开放的发展的科学体系。”其核心、精髓思想就是消灭私有制和消灭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的所谓“马克思主义”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假马克思主义。按照这一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儒家学说的本质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根本利益，尽管其中的某些合理和精华内容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有相似之处，但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全部中国传统文化都没有阶级斗争的字眼，因此既不能笼统地说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契合性”，也不能笼统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契合性”。
唯物史观在强调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的同时，也承认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但其继承性从来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搬，而是辩证的否定，是批判的继承。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承认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对他们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之间必然存在某些共同点和共同性，但绝对不能讲它们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契合性”。它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辩证否定关系，是批判继承关系。同理，作为封建专制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儒家学说无论其“优秀”“精华”内容多么之多，马克思主义与它的关系也只能是批判继承关系，绝对不能说是“相互
契合”。所谓“儒家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的命题，实质是要借口二者之间的“契合”特征，企图用封建主义儒家学说解读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
中国有一个较为著名的历史学家20世纪末，提出一个口号即“把批判封建主义的任务带到21世纪”。笔者赞同这个口号。100多年前“五四运动”开创的反帝反封的历史任务，我们并没有彻底完成。中国共产党人当代必须坚持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封建文化中的糟粕性内容及其影响特别是对其与资本主义文化相互勾结且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混合物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揭露和批判。批判封建文化，不等于否定封建文化中包括儒家学说中的合理、优秀和精华部分，但也不能借口要继承其精华内容，就放弃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性内容的批判。放弃这种批判，就等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就等于偏离和背叛了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精神。同样，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内容也还没有完全继承下来，但这种继承的方式也只能是批判地继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任务没有完结，继承的任务也没有完结。如果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只讲优秀精华、不讲糟粕，只讲继承、不讲批判，绝对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为我们如何科学地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树立了榜样，那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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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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