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与文艺的属性密切关联的。我们的文艺，是社会主义文艺。社会主义文艺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1]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既定方针，早在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便指出，文艺是为工农兵大众的。他引用列宁的话说，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又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毛主席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两个重要讲话，虽然已经相隔了八十年，时代背景不同，但其根本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由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文艺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的，它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文艺家，对于文艺的性质，既承认文艺的艺术属性，也承认文艺的政治属性。无产阶级文艺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资产阶级文艺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这是文艺“阶级性”的必然体现。有的人不承认文艺的“阶级性”，也不承认文艺家的“阶级性”，似乎文艺家是社会中的“超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是神经错乱妄自尊大，便是蓄意诓人别有所谋。人所共知，只要是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人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作家当然不能例外。作家的阶级属性决定着他的文艺创作的倾向，这是毫无疑义的。多年来，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语境中，文艺的“阶级性”受到了某些人的质疑，何所为然？值得深思。毛主席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3]近年来，与文艺的“阶级性”的沉默相反的，是对文艺“人性”的张扬。“人性论”的问题人们并不陌生，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就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4]现在文艺界有一种论调，认为毛主席的延安《讲话》“存在巨大局限性”，需要“突破”。这种论调是极其错误而有害的。持这种论调的人，明确宣扬文艺“超阶级”、“超政治”、“超国家”的非无产阶级错误观念，与社会主义文艺观背道而驰，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背道而驰。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面对这样错误观念的鼓吹与宣扬，在广大民众的质疑声中，文艺界却表现出了空前的沉默。为此人们不不禁要问：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还是“为人民服务”的文学吗？还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吗？文艺界关于“人性”的问题，虽然争议不断，但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人性”不能离开“社会性”而独立存在。在人类的原始时期，没有家庭，没有社会，没有国家，有的只是“生理”方面的需求。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现代意义的“人性”的。人从母胎出生到接触社会之前的婴儿状态，只有饥饿、冷暖之“性”，这是“生理性”，而不是“人性”。只有进入社会之后，包括“爱憎”、“善恶”的“人性”才逐渐形成。自从人类阶级社会出现，“人性”便与社会的存在成为了不解之缘的连结体。“人性”有“高”“低”之分，有“善”“恶”之别，无不与社会紧密关联。学者钱穆先生在论文学的情感人生时写道：“若谓圣人无情，此则大谬不然。大贤希圣，范仲淹为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又何有私人忧乐存其心中？顾亭林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亦异乎私人之情感。”[5]作为每一个社会中人，身在社会之中，心怀国家忧患，志在人生福祉，这样的“人性”是高尚的“人性”，善良的“人性”。与此相反，有的人以私利为念，追求利欲而甘心腐败，欣赏色情而陷于颓靡，这等情形，体现在作家身上，便是以阴暗的心理来写“黑暗”，以欣赏的眼睛来写“色情”，也美其名曰“刻画人性”。有的人极力鼓吹自己的创作是写“人性”的，是不为政治服务的，是“超阶级”、“超政治”、“超国家”的，这是“立场”问题。因为立场是“超阶级”的，所以就可以“把好人写成坏人，把坏人写成好人”。似乎只有这样，才是纯粹的文学，才是高尚的文学。其实说这话的人，不过是在自欺欺人！文艺作品写“人性”，本来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要求，不写“人性”如何塑造人物？问题在于：作家应当以怎样的“人性”来写“人性”。“人性”是融于每个人的灵魂之中的，要正确写好小说人物的“人性”，首先作家需要端正自己的“人性”。试想，一位豪侠之士，让他写鼠窃狗偷之事，那是勉为其难的；反之，一个滥情好色的作家，去写男女苟且的小说，那就轻车熟路了！这就是作家的“人性”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由此看来，作家的“人性”是何等重要，作家的“思想”与道德修养是何等重要！正如《文心雕龙》所言：“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6]这就是说，作为人包括作家，他表达出来的行为，是与他内隐的灵魂或曰“人性”互为表里的，或丑或俊，或正或邪，都是从他内心生发出来，是他的“气”与“习”的反映，这先天的“气”与后天的“习”，构成了不同的“人性”差异。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客观存在的同样一件事物，在某甲看来是红色的，在某乙的眼里却成了黑色。这就是“主观因素”的作用。不同的“人性”有着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也决定着人的“立场”。一个作家的“人性”与“立场”，必然体现在他的言语文字之中，这是毫无疑义的。写“人性”只是文学创作的手段，反映“思想”才是文学创作的目的。如果将“色情”泛滥于笔下，以窥探石榴红裙为快感；将人生旅程称喻为“暂坐”，以展示颓靡无为为用心。宣扬这样的“人性”，是肤浅还是深刻？是积极还是消极？它的“思想”价值究竟何在？既然社会主义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与螺丝钉，那就是国家“公器”，一名堂堂作家，假公器以售私欲，却也能冠冕堂皇，风流上下，迷粉倾倒者络绎不绝，为之鼓与呼。如此文坛异象，不值得深思吗？以“写人性”为口实，消解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与“政治性”，这是文艺创作的一大险区！没有“思想”的文艺作品，没有先进思想、没有社会主义思想、没有代表人民利益追求社会光明的思想，这样的文艺，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吗？
尽管有权威人士说过这样的话：作家就是作家，不能把他当做政治家来要求。这样的话，看似通情达理，但是反转一想：社会与读者，对作家及其作品，从“政治”方面加以考察，有什么不可以呢？无论从文学的理论角度还是社会现实角度来讲，都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文艺本身就是具有“政治性”的。毛主席说过：“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7]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告诫我们：“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8]思想、价值、历史，都是属于政治的范畴，如果作家的文艺创作把这些东西都去掉了，这样的作品还有灵魂吗？还有社会主义价值吗？还谈的什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呢？当然，文学艺术形式的“多样化”应当提倡与鼓励，“百花”可以竞相开放。但前提是，花要“真花”而不是“杂草”，更不能是“毒花”。艳若罂粟，毒如鸦片，是绝不可以以“反映人性”为由而加以肯定的。否则以“百花齐放”为理据，任从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妍媸颠倒，黑白不分，如此下去，文艺乱象滋生的势态将是不难想象的。没有“思想”的文艺作品是不存在的。没有这样的“思想”便有那样的“思想”。从某种意义来说，艺术的本质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斗争形式。苏联著名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说：“从根本上来说，艺术就是拥护什么或反对什么的斗争，超然的艺术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9]对于宣称自己“不讲政治”的作家作品，往往是“政治性”极强的作品，需要加以认真辨识。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注重与关怀着文艺战线的思想建设与艺术的繁荣，曾经谆谆说道：“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10]扬励清风，扫除颓靡；铸造灵魂，弘扬爱国主义。这是总书记对文艺界的严肃要求，是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因为只有做到这样，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才能更好地落到实处。我们的国家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的文艺是社会主义文艺。任何时候，社会主义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都是不能淡忘的！
注：
[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13页。
[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53年3月版，第14页。
[3]同上，第32页，
[4]同上，第28-29页。
[5]钱穆：《中国文学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8月版，168页）
[6]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第二十七》（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第505页。
[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53年3月版，第23页。）
[8]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25页。
[9]《高尔基论文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10页。
[10]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版，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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