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关于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关系和评价的理论无疑是所有社会的基本哲学理论。不同阶级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因此，在阶级形成以后，一个社会存在对立的价值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当代世界里，存在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供求价值论的对立也就不足为奇了。而由于这种对立，价值论的混淆也就可能产生了。按照形式逻辑，对立的命题必不同时为真。那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供求价值论到底哪个是真命题呢？西方现代经济学者似乎普遍对劳动价值论抱有怀疑的态度。[1]萨缪尔森认为，劳动价值论只适用于“历史萌芽时的伊甸乐园”。[2]布劳格在他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花费了约1/11的篇幅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但关于劳动价值论充斥着对立的表述。[3]劳动价值论更是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踪迹全无。在西方形成的普遍支持供求价值论的理论大潮中，西方学界支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成果仍然不时出现。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有文章指出，劳动价值论是剥削理论的基础，[4]世纪之交的一篇文章指出，它同时也是一个价格理论。[5]而最近的三篇文章，一篇试图探讨信息社会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性，[6]一篇试图从整体上探讨劳动价值论的意蕴，[7]一篇则试图证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对市场价格的一个很好的预测。[8]这些文献虽然都暗含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根本性，但都没有能够充分地确证劳动价值论的客观性。在中国，截至2021年6月23日，知网所收录的题名包含“劳动价值论”2325篇期刊文章虽然大都是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但都没有阻挡住劳动价值论在中国经济理论中地位的衰落，使得劳动价值论仿佛不是一个客观的规律了。如何清晰地展示劳动价值论这个涉及诸多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基础性经济理论的客观性、根本性从而其科学性，从而至少澄清在经济基础领域的价值论上的混乱，就成为摆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理论界的一个重大任务。[9] 二、从经济发展规律看劳动价值论的客观性 由于人们一般认为，价值范畴是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所特有的社会形式，属于商品经济特有范畴，[10]劳动价值论也就一般被认为是由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11]再经过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近200年的发展而成型。[12]而实际上，既然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既然人类社会的存在以获得吃喝住穿的生活资料为前提，为了获得这些必然有价值的生活资料，人类就必须劳动，劳动价值论的成型必然要早得多。[13]从事统治、政治、宗教、哲学等等活动的人们即使不直接从事生活资料的生产，但他们也必须考虑生活资料的生产。统治阶级不可能自己从事生产，它只能把被统治阶级所创造的财富占为己有，它甚至愿意帮助被统治阶级来创造物质财富，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攫取更多财富。因此，关于劳动的规律就必然成为人类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既然生活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生产的主要内容，价值首先是用来决定某种生活资料是否应该生产，其次是用来决定在值得生产的前提下如何扩大生产。商业或许从中国商朝时代就已经成为一种典型的经济形态，但农业或牧业是商朝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14]统治阶级为了获取充足的由生活资料（无论是粮食还是畜肉）构成的战略资源，必须有充足的人口。因此，人类社会早期的劳动价值论是以人口论的形式出现的。在古代中国，统治者们一般都理解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的重要性。他们不仅定性地懂得人口规模越大对其统治越有利的道理，而且懂得获得关于人口规模的定量资料的重要性。公元前第八世纪九十年代，周宣王曾“料民於太原”。[15]所谓“料民”就是登记户口。登记户口对于补充兵员、发动战争极为必要。《孟子·寡人之于国也》记载，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16]吴起认为，“强国之君，必料其民”。[17]南宋叶适曾指出人口多少的关键：“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18]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人口数量的重要性。从经济上看，大量的人口所具有的消费能力以及生产潜力是人口小国所无法比拟的。从政治上看，在当代世界，黑人和伊斯兰人由于生育行为表现出与中国古代多子多福观念的一致性，正在改变着欧美一些国家的人口结构。[19] 当中国即将进入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商业愈加繁荣的时候，就产生了农业和商业的关系问题，因而也就产生了重农轻商思想。[20]中国的重农轻商思想是一种基于产品的劳动价值理论，是中国古代人口论的进一步发展。它意味着一个国家要把劳动力集中在农业上，而不让商业拥有过多的劳动力。想必中国古人明白，统计地看，商业利润要比农业利润高得多。但当过多的人受利润的驱使从事商业时，粮食生产就受影响。而且，过多的人从事商业不仅会导致商业竞争的恶化，还可能会导致商业的从业者发展出控制农业的手段来。这就会使得国本动摇。在此背景之下，重农思想家当然是在保证一定的人口基数基础上通过重农轻商政策来保证有足够数量的人口（从而劳动时间）从事粮食生产，从而为国家的正常运转和未来的战争保证粮食供给的。战争是开疆扩土的基本手段。没有充足的农业人口，就没有战争所需要的粮食，也没有充足的兵员。所以，重农轻商思想实际上就是劳动价值论，只不过，没有明确使用劳动价值论这样的话语罢了。当然，反过来，在逻辑上，也可以把配第的劳动价值论看作是对中国重农轻商理论的一种话语转换，不管这种转换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21]值得指出的是，配第在提出劳动价值论时，依然以是衡量农产品的价值为核心的。配第所生活的时代的英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国。[22]凡是有见识的上层人物，无不理解粮食安全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进入近代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价值波动和财富统计问题。地理大发现带给欧洲一些国家以巨额的货币财富。货币供给的增加必然使得物价腾贵。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了，手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交换条件日益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这时，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财富就必然成为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威廉·配第感受到了这种需要。这时，现代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就借威廉·配第之手产生了。虽然无论是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都还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威廉·配第只是在短短的几句话中表达了用劳动时间衡量价值的观点，而没有详加论述，亚当·斯密虽然把劳动作为“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认为“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23]但依然未能科学地厘清价值和交换价值，[24]李嘉图对劳动价值论作了较为透彻的表述和发挥，但又注重商品的稀缺性，认为当供给给定，价值应该由消费者的需求来决定，但就他们阐述劳动价值论的目的而言，他们都试图唯物主义地把劳动作为价值的源泉，把劳动时间，甚至是平均劳动时间作为对价值数量的根本度量。他们都知道，这种度量必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依然认为它是唯一可靠的本质性的度量。[25]如果按照配第、斯密和李嘉图的这种观点，那么，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应该是以劳动为核心解释变量，而不是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或新增长理论以资本或人均资本为核心解释变量来构建的。 从产业结构的变迁看，人类现代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从低生产率部门（如农业）向高生产率部门（如工业）转移的过程，也就是让人们在高生产率部门就业，从而提供更多的劳动时间的过程。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化也是这样的一种转移。工业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没有发达的工业，就不可能有现代的生活方式，也不可能有现代的国防。[26]很显然，基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即使没有交换，没有工业品价格作为引导信号，我们也知道新中国必须实施工业化。即使是掠夺成性的美国，也必须配置好劳动力，就更不用说无法掠夺其它国家的国家了。劳动力（从而劳动时间）在各种产业间的配置的失误（比如，在农业、服务业或少数特别行业中配置过多劳动力）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难以承受的资源配置失误。这种失误可能导致一个发达国家的衰落，可能导致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功亏一篑。 在重农轻商思想和西方劳动价值论诞生的时代，物质产品还是主要的产品形式。现代的生产则不仅离不开商业、运输业，甚至也离不开服务业，因此离不开商业劳动、运输劳动和服务业劳动。这就产生了物质产品生产劳动与商业劳动、运输业劳动和服务业劳动的关系问题，从而使得劳动时间的配置问题复杂化了。与制造业劳动相比，商业劳动、运输劳动和服务业劳动应该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因为没有制造业的发展，商业、运输业就缺乏工作对象，国家就缺少衣食住行的来源，服务业也就缺乏客观的物质基础。应该正是由于这种关系，马克思认为，“一般的规律是：一切只是由商品的形式转化而产生的流通费用，都不会把价值追加到商品上。这仅仅是实现价值或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所需要的费用。投在这种费用上的资本（包括它所支配的劳动），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这种费用必须从剩余产品中得到补偿，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是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一种扣除，就像对工人来说，购买生活资料所需要的时间是损失掉的时间一样。”[27]马克思也考虑到，“投在运输业上的生产资本，会部分地由于运输工具的价值转移，部分地由于运输劳动的价值追加，把价值追加到所运输的产品中去。后一种价值的追加，就像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下一样，分为工资补偿和剩余价值。”[28]值得指出的是，公路、铁路、航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属于物质产品生产劳动，但这种劳动的生产性程度也受到社会需要的制约。比如，仅从经济价值看，在人迹罕至的地区修建高速公路可能是非生产性的。[29] 由于分工的发展，服务业具有自己的独立的形态。服务业中的劳动是否会创造价值呢？答案应该是，某些服务会创造价值，而某些则不会。第三产业的劳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劳动，不与商品生产劳动等价。可以认为，有许多服务劳动不是生产性劳动。比如，当大学的教师致力于职称晋升而没有直接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时，其劳动就是非生产劳动。他们得到了社会的供养，却没有给社会做出相应的贡献。当这样的人群规模过大时，社会资源的配置就扭曲了。不能创造物质财富的服务能够转移价值。服务业的规模越大，它所转移的价值就越多，服务业的规模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它所转移的价值就越超过它所创造的价值，物质部门的生产就越受到影响。美国金融业如此发达，以至于它出现了物质生产的空心化。这种空心化一方面是因为金融、IT等产业的利润率很高，挤出了传统的产业部门，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它国家实施的开放政策为美国的实体产业转移提供了出路。在无形产品日益重要（并不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重要）的时代，离开了物质财富，一个社会也无法生存，[30]物质财富的缺乏，会导致一个社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将来如何避免空心化，也就是要不要以及如何确保在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时间，无疑也是重大课题。因为如果没有充足的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时间，中国社会或许也会出现类似美国那种空心化的后果。这样来看，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国家所要遵循的与价格信号无关的基本理论。——这样就可以理解，西方经济学那种对价格信号的重视是拔高了价格信号的作用，而劳动时间是一个比市场价格更为准确的信号。 历史上，劳动价值论首先是用于分析物质产品生产的理论。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把它严格地置于物质产品生产的领域，这是因为物质产品是一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服务业（除了生产性服务业）无论怎样发展，其中从业的人员大都不介入或不直接介入到物质产品的生产中，大都需要从农业和制造业部门所生产的剩余产品获得生活资料。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把服务业看作是准生产性部门。由此可以理解，服务业必须与物质生产部门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而不能过大。服务业必须紧密地服务于物质产品的生产，才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且，服务业的工资一般应该与制造业工资保持合理的比例，利润率也应该与制造业的利润率保持在大致水平。奢侈品生产部门在某种程度上也类似于服务业部门，因为它主要是为有钱人提供消费品，对它的需求严重地依赖于社会分配的不平等。奢侈品生产部门显然不能过大。同样道理，在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无法使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从事劳动，也要限制不劳而获和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所发生的规模（必要的转移支付除外），这是劳动价值论所内涵的意蕴。[31]这也正是中国所实施的脱虚向实政策的理论依据。 三、从阶级结构和社会制度看劳动价值论的客观性 如果说，对于人类存在和经济发展的目的而言，一种因时而变的粗糙的甚至没有价值概念的劳动价值论就够用了，那么，要讲清楚资本主义这种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及其发展趋势就需要一种精确的劳动价值论了。[32]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反对过劳动价值论，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写作的过程中才转而赞成，[33]认可“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34]马克思不是把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理论来使用的，也不是作为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来使用的，而是作为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来使用的。——马克思没有来得及把劳动价值论扩展为一种国际价值理论。 马克思发展的是一种整体主义价值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绝对地排斥个体主义。他在研究价值问题时，首先面对的是一个个生产者（企业）。那么，这时，怎样定义价值呢？用来定义价值的抽象劳动时间必然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平均必要抽象劳动时间。平均必要抽象劳动时间的概念容纳了个人劳动是社会总体劳动组成部分的观点。它就使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是用个体的具体劳动时间，而是用平均的必要抽象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形成的基石。劳动时间虽然给予了商品交换以一个同质的标准，但还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因为不同劳动者生产同一商品完全可能耗费不同数量的劳动时间，很显然，如果两个人或两个企业生产同一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不同，那么，就存在一个用哪个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这种产品的价值的问题。假设一个人生产a单位商品用了b单位时间，另一个人生产c单位同一商品用了d单位时间，那么，这种商品的价值既不是b/a，也不是d/c，而是(b+d)/(a+c)。它反映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通过平均，马克思把个体劳动时间变成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里，我们的分析暗含了一个假设，即生产过程只需要劳动力作为投入。这个假设当然并不完全符合实际。然而，按照现代资本主义的分配，劳动力价值占据GDP的比例约为2/3，那么，可以说，劳动价值至少解释了2/3的商品价值。假如我们认可，资本得到的收入比例应该远远小于1/3，那么，劳动价值将会解释远比2/3更大比例的商品价值。这就说明，劳动价值论是相当可靠的。 用社会平均必要抽象劳动时间来定义价值，就使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既继承了配第、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精髓，又在如何应用劳动价值上与他们划清了界限。第一，它使得价值概念精炼化了，摆脱了与使用价值、效用、收入、最坏的生产条件下耗费的劳动时间、欲望者之资力与欲望等事物的联系。[35]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效用是因条件而变的，而且常常是无法替代的，在数量上一般也是难以确定的。[36]从统计上看，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是没有明确的关系的。将价值与使用价值混淆起来的效用价值论实际上是一种商企经济学，即一种服务于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经济学，而不是用来分析这种发财致富的行为的内在矛盾的经济学。它不能成为经济学的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理论。第二，配第、斯密都是从国家层面看待价值，李嘉图只是在封建贵族、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中使用价值概念，而马克思看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的发展，要解释这种对立，只有提出剩余价值理论一种办法。剩余价值理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二元对立所必需的。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只有劳动力，既非常辛苦地工作，又陷于极端的贫困，资产阶级虽然付出了管理的劳动，但为什么那么富有呢？面对现代社会的这一基本而重大的现实，只有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只有把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唯一要素和源泉，——活劳动创造新增价值，死劳动转移价值，剩余价值被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占有才可能加以解释。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对于马克思这位站在人民立场的学者而言，劳动价值论及其基础上的剩余价值理论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投射到经济理论时必然产生的一种理论，它们几乎是一种同义反复。而那种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站在所有与人民对立立场上的人自然也就必然反对劳动价值论了。[37]第三，凡是存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社会，就总是存在资本所有者利用资本榨取剩余劳动。要确定剩余价值的多少，必然以确定工资为前提。李嘉图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工资服从一个工资铁律，即它由维持无产阶级生存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决定。在马克思看来，工资决不是工人的价值创造的反映，而是低于，甚至远远低于工人的价值创造。资本家通过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以工人阶级失去生产资料为前提）获得了支配工人剩余产品的权力。资本家必然通过压榨工人工资来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当利率提高、流动性紧张等情形发生时，资本家会更加残酷地压榨工人。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理解了两极分化的社会分配结构的不可持续。 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必然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我们可以称实现了这种否定的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剩余价值，只不过，这时，公有制企业的剩余价值由全社会或集体得到。因此，在性质上，它与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具有根本的差别。社会主义国家的剩余价值的多少，也必然以确定工资为前提。毛泽东工资仅三四百元。他有足够的权力，按照西方标准也有充分的理由给自己规定很高的收入。但他认为自己只能拿三四百元的工资。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过高的工资是不合理的。过高的工资会导致国家积累减少，导致中国出现一个高薪阶层。因此，毛泽东防微杜渐，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很低的工资水平。以毛泽东的工资水平为标准，中国没有人可以在公有企业中拿到天价工资、薪金，更不会占有剩余价值，不管是以什么名义。这就控制了中国的消费基金，使得中国可以得到更多的积累资金用于经济发展。毫无疑问，这种社会结构是更为优化的。只有消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才能为剩余价值由全社会或集体得到提供一种制度前提，也才能消除资产阶级存在的土壤。从中可以看出，只有确定了一个社会的最高工资（和平均工资）水平，才能确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积累水平。 从社会制度看劳动价值论的客观性可以通过如下的函数分析来加以说明（因涉及数学公式，网络发表时舍去，详见本文的学术版）。 不同的所有制决定了利润的归属不同。如果得到利润的都是个人，那么，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如果得到利润的主要是集体或者国家，同时把地租、利率限定在极低的水平，那么，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这是基于承认劳动作为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所做出的社会制度选择。得到利润的越是集体或者国家，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属性就越强。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出现一种食利阶层，即以股息和利息获得收入的资产阶级。[39]在资本主义社会和某些社会主义社会中，我们可以保险地说，工资数量与少数私人所获得的利润之比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拿工资的劳动者几乎没有获得利润、利息和地租的机会。这就使得他们成为了一类人，成为了一类被马克思称为无产阶级的人。他们的收入通常仅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每个月都把他们的工资花光了。而获得利润、利息、股息的那些资本家一般总是能够得到巨大的剩余。只有真正按照劳动价值论来安排社会制度，才能确保这个社会制度是的社会主义属性。只有承认劳动价值论是对客观事实的一种科学反映，才能理解共产主义为什么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 由此可以看出，劳动价值论是揭示现代社会阶级结构的理论，而是否遵循劳动价值论的指向（即是否让人民获得他们所创造的全部价值）是划分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准。作为商企经济学理论和仅仅只能帮助判断市场价格上升还是下跌的供求决定价值规律是起不到这个作用的。 四、劳动价值论与交换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假设资本主义商品是按照价值、生产价格来交换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假设商品之间是等价交换，从而基本忽略了交换条件问题。马克思的这种忽略是有道理的，因为不等价交换只是改变分配，并不改变总价值。然而，随着人类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生产成为人类生产的重要内容，而资产和商品的交易、交换也越来越成为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交换条件本身并不总是遵循等价交换，有许多因素（如垄断、企业自身经营需要等）使得交换条件会背离等价交换。这是否证伪了劳动价值论，使劳动价值论失去客观性呢？如果我们确证劳动价值论在资产和商品的交换中具有支配作用，那么，它的客观性也就更加明确了。 （一）绝对价格和相对价格 早在马克思的时代，就有观点认为，供求决定价格。这一观点也被19世纪末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所认可。如果供求决定价格真的成立，那么，劳动价值论作为交换条件决定理论的客观性就可以被否定了。然而，供求决定价格的规律实际上是抽象掉不该被抽象掉的收入、天气、预期、收入分配，特别是制度、技术等非价格因素之后形成的假意识（详见本文学术版或王今朝、龙斧：《马克思关于供求决定价格规律的假意识性质的交叉科学诠释》，《经济经纬》2011年第4期）。可以用数学严格地证明，即使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价格的数值也不是由供求决定的，而是由制度、技术、收入、天气、预期、收入分配等非价格向量决定的。供求均衡只是决定了价格数值与制度、技术、收入、天气、预期、收入分配等非价格向量之间具有映射关系。所以，供求均衡对于价格的具体数值根本不具有决定作用。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供求不决定价格的含义。只有抽象掉制度、技术、收入、天气、预期、收入分配等非价格向量，[40]才能得出供求决定价格的结论。而这正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所采用的手法。在西方学者云遮雾绕的叙述中，许多人就人云亦云地认可供求决定价格的观点了，就把供求决定价格规律作为一个比劳动价值论更为根本的规律了。 公毫无疑问，就每一种商品价格的数值决定而言，就它所包含的自变量的种类以及每种自变量的具体的数值都是在不断变动的。就商品生产所支付的成本而言，最主要的成本应该是劳动时间的付出（包括所耗费的不变资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所以，使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的概念，商品的价值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了。 价值的量纲是时间（天、小时等），而商品的价格的量纲是货币单位（人民币、美元、欧元、日元等）。假如以货币价格计算的利润率与以价值计算的利润率相等，那么，我们可以证明，商品的应然价格应该是商品价值的一个常数倍。这个常数的大小取决于货币供给量等因素。[41] 由于垄断等因素的存在，可能出现持续存在的商品市场价格远远大于或远远小于商品应然价格的情形。 那么，我们这里是否真的有必要提出一个应然价格的概念呢？答案是肯定的。劳动时间作为一个不变的价值尺度，应然价格则代表着在货币供给不变或货币供给适应性增长时的一个不变的价格尺度。只有确定一个应然价格，我们才能确定市场价格过高还是过低。比如，就中国住房市场价格而言，它很显然高于了按照劳动价值论预测的住房的应然价格。就最低工资制度而言，很显然，如果没有法律的相关规定，市场工资就会低于应然的工资。就资产价格而言，所有的西方金融学的资产定价公式给出的实际上都是资产的应然价格。西方的价格管制实际上也以一个应然价格的存在为前提。一般而言，市场价格应该接近于应然价格。[42]既然应然价格与价值之间只差一个常数，并且这个常数对于不同的商品应该保持不变，那么，不同商品的相对的应然价格就等于相对价值。如果市场价格接近于应然价格，那么，不同商品的相对市场价格也接近于相对价值。 如果某种或某几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不接近于应然价格，就必然导致巨大的矛盾。比如，中国的高房价已经使得房地产行业催生了许多富豪，这本身就造成收入分配矛盾了，而高房价所引致的水泥、钢铁等行业的高增长在住房需求一旦停止增长之后就出现过剩，引起国家的去产能政策。高房价还导致社会资源过多地流向房地产市场，还抬高了其他产业的生产成本，还导致了内需的不足。[43]苏联解体时把所有国有资产都贱卖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许多国有资产也流失了。资产交易价格的这种失衡如果出现在大量资产交易发生的时期，它就可能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这就足以说明，只有在相对价格大致等于相对价值的时候，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才不至产生巨大的矛盾。[44]据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可以预测商品和资产的市场价格的。 现实中，有许多价格与价值背离的现象。比如，亚当·斯密提出了钻石与水的价值悖论。钻石虽然可以做得很漂亮，有时可以卖得很高，但实际上它没有多少经济价值和美学价值。人们对钻石所赋予的高价实际上是一种人为炒作的结果。去掉人为炒作的因素，钻石的价值要低得多。在同一时间里所生产的钻石的数量和同一时间里所获取的水的数量，其价值应该相等。这个价值除以钻石的数量（多少克拉）和水的数量（多少千克），就是1克拉钻石和1千克水的价值。所以，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看，钻石和水的价值的悖论实际上并不存在。关于艺术品的价值也可以同理分析。 （二）价值与生产率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45]“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46]这样来看，马克思关于价值与生产力（率）的关系是明确的，即二者成反比变动。这就是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反比”的理论。[47]然而，马克思又认为，同等时间里的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要大于更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复杂劳动越来越普遍。复杂劳动又可能使得劳动生产力提高。这时，商品的价值如何变动呢？其实，这也很简单。在劳动复杂化后，如果这时的商品与之前的商品不同，又满足了新的社会需要，它的价值无疑就相对之前的商品上升。但如果劳动生产率也上升了，那么，在劳动复杂化使得新商品出现并有一个价值上升之后，劳动生产率上升多少倍，商品的价值就在上升之后再下降多少倍。因此，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劳动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的理论。[48] 劳动价值论对于企业的购买决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大企业对大宗商品如石油、矿石等的购买动辄以百亿美元、千亿美元计价。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我们见过了所谓刚需、固定供给等概念所引起石油、矿石市场价格的巨大上升和波动。[49]按照劳动价值论，一种产品的生产成本不可能快速的上升，而且生产率有上升的趋势，从而使得生产成本有下降的趋势。因此，企业不应该依据“供求决定价格的规律”在高位购买大量的石油、矿石作为生产储备。[50]这再一次证明，劳动价值论具有巨大的科学应用价值，而供求论可能是产生巨大误导性的理论。 五、结 论 马克思曾指出，在解释地租时，放弃价值概念本身，“就是放弃在这个领域内取得科学认识的一切可能性”。[51]事实上，一个经济学理论如果缺乏了劳动价值论作为基础，它就不成其为一个科学理论了。本文分析表明，对于处理财富源泉、制造业与服务业、阶级关系、价格等古今中外所有社会都面临的问题而言，劳动价值论几乎是全能的理论。经济问题是高度复杂的。在现实中，总是可以观察到违背劳动价值论的现象。然而，这并不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客观性。所谓规律，是一种带有必然性的东西。不能用简单的数据来否定一个规律的可靠性，否则，不就成了只要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了吗？正如民本规律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开创者都非常重视，认为必须遵循的规律，而它又都被每一个朝代的末代皇帝所背离一样，劳动价值规律是一个社会必须遵循的规律。不能因为观察到市场价格偏离劳动价值论所预测的价格，就认为证伪了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曾指出，“劳动生产力越高，非工人和工人相比数量就越多，不从事必要生活资料生产或完全不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的数量就越多，或者最后，直接构成剩余产品所有者的人数的那些人，或者甚至构成既不从事体力劳动也不从事脑力劳动，而是提供‘服务’，由剩余产品所有者将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付给他们作为报酬的那些人的数量就越多”。[52]那么，在未来生产力极大发达的阶段（比如，可以设想人工智能下的无人工厂），劳动价值论是否依然成立呢？其实，即使是人工智能高度发达，以至于整个社会处处以无人工厂的形式进行生产，依然可以应用劳动价值论。无人工厂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因为如果超出了劳动价值论所预测的价格，那么它的产品就不会有充足的市场，它本身也就不可能会长期存在。无劳动的生产依然要遵循劳动价值论的支配，这不是这个理论令人着迷的一个地方吗？所谓无人工厂，其实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它们不可能一个劳动力都不需要。所以，人工智能的发展最多是改变了活劳动和死劳动在价值决定中的比例。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使用了人类无差异的劳动的概念。然而，在现实中，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中，劳动确实是有差异的。服务业的许多劳动确实不可能如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那样创造价值。不创造价值的劳动的比例如果提高过多，就必然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把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可以被称为生产性劳动，而可以把从事服务业的劳动称为准生产性劳动。[53]这样的概念，尽管可能还比较粗糙，[54]但能够帮助把人类从产业结构的迷雾中解救出来。 最后，我们应该指出的是，劳动价值论为商品的价值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预测，但决不是精确的预测，也不需要精确的预测。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衡量时也必然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虽然它不是精确的预测，但正如配第、李嘉图所指出，也被马克思所认可的，它对于我们科学分析诸多重大经济问题是足够的。只要当市场价格普遍偏离劳动价值论所预测的价格时，政策能够做出反应就够了！而这就要求决策者们彻底地从供求论和自由市场的迷信中摆脱出来。 注释：[1]周嘉昕：《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劳动价值论与形而上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2]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17页。[3]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4]Scott Gordon, Why does Marxian Exploitation Theory Require a Labor Theory of Valu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8, 76(1), 137-140.[5]Duncan K. Foley,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32, No. 1, 2000, 1-39.[6]Maxime Ouellet, Revisiting Marx’s Value Theory: Elements of a Critical Theory of Immaterial Labo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15, vol. 31, No.1, 20–27.[7]Pierangelo Garegnani, O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in Marx and in the Marxist Traditio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8, Vol. 30, No. 4, 618–642.[8]B. Güney Işıkara, Patrick Mokre, "Price-Value Deviations and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Evidence from 42 Countries, 2000-2017", Working Papers 2003,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2020.[9]如参见赵磊：《马克思的价值范畴何以客观？》，《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3期。刘艳菊：《马克思价值范畴的三重维度解读》，《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10]杨思远：《价值范畴的历史性》，《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有林：《价值范畴的若干问题》，《经济研究》，1980年第8期。[11]见威廉·配第：《赋税论》，邱霞、原磊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45-47页。[12]在西方经济学界，一种观点认为，李嘉图是演绎的大师。而实际上，李嘉图只是在某些问题上超越前人地使用了演绎方法，从整体上看，他的演绎是蹩脚的，非一贯的。严格地给出劳动价值论的现代形式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一以贯之地加以使用，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实现的。[13]马克思本人就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最早分析了价值形式，只是没有使用价值概念。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75页。[14]见杨升南：《从甲骨文的“买”字说到商代的商业》，《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3期。张建华：《商代——中国商业产生的朝代——兼与任乃文同志商榷》，《商业研究》，1985年第6期。也有观点认为，商朝是以牧业为主，见程洪：《封建时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历史——再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15]胡寄窗：《中国古代的人口政策与人口思想》，《经济研究》，1981年第1期。[16]见https://so.gushiwen.cn/guwen/bookv_46653FD803893E4F2DEEE385588AC78B.aspx。[17]胡寄窗：《中国古代的人口政策与人口思想》，《经济研究》，1981年第1期。[18]胡寄窗：《 中国古代的人口政策与人口思想》，《经济研究》，1981年第1期。[19]值得指出的是，有了这样的理解，就很容易理解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反动了，就很容易理解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似是而非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显然没有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来得高远。[20]陈绍闻：《战国时代的“重农轻商”思想》，《学术月刊》，1962年第6期。[21]一种可能是，博学的配第受到了十六世纪中学西渐的强大影响。参见张允熠：《关于16至18世纪之“中学西渐”的反思》，《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9期。[22]王荣堂：《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的社会经济、阶级与宗教》，《历史教学》，1963年第5期。张伟伟：《十七世纪英国农业资产阶级的构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23]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4、27页。[24]胡啟斌：《价值问题的提出：从劳动价值论看配第、斯密与李嘉图的关联》，《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2期。[25]如配第说：“我想说的是，上面所说的方法正是权衡各种价值，确定各价值等量关系的基础。当然，我也承认，在上层建筑和具体实践中，也是存在着很多变化的，也是错综复杂的”。见威廉·配第：《赋税论》，邱霞、原磊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47页。[26]当然，这不排除现代化中陷阱的存在。[27]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7页。[28]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8-170页。[29]这不排除这样的公路可能具有战略价值。[30]李铁映：《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31]服务业可以被看成是接受物质部门转移支付的部门。现代社会有大量的其它转移支付形式，如财政转移支付。甚至税收也具有转移支付的特征。[32]作为投机者出身和资产阶级代表的李嘉图没有彻底地贯彻劳动价值论，更没有如马克思那样给予劳动价值论以一种较为清晰的回答，是非常自然的。李嘉图把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分配理论、一种阶级斗争理论来使用，表明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要比他的许多后辈要高明得多。[33]鲁品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与旧劳动价值论根本对立的理论——兼论马恩为何是旧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创新》，2016年第1期。张雷声、顾海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历史整体性》，《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3页。[35]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页。[36]在某些场合，效用是可以进行人际比较的。这可以用西方一位新古典学者提出的“妒忌”概念来证明。即假如如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不同个体之间的效用不可比较，那我们只要问一问是资本家妒忌工人，还是工人妒嫉资本家，就可以说明他们之间由于收入的差别所导致的福利的差别了。H. Varian, “Equity, envy, and efficienc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74, vol. 9, No.1, pp. 63–91.[37]从这个角度看，劳动价值论也不过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一种现代表达。[38]参见王今朝、余红阳：《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关系的本体论再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2期。[39]最早期从事生产经营的人在积累起巨额的财富之后就可能退出生产经营领域了。而一些家族一开始就是通过金融交易来积累财富的。[40]有西方学者指出，供给和需求已经成为一个什么都能装的箩筐。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的概念严格区分了供给、需求与制度、技术、收入、天气、预期、收入分配等非价格向量。[41]见王今朝、龙斧 ：《马克思价值决定价格理论的数理阐释——对中国价格管理体制的一种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1期。[42]市场价格从来不是一种纯经济问题。价格实质上是国家所做出的一种经济安排。即便是作为商品，其价格也不一定是建立在产权交易的基础上。比如，住房是一种商品，但到底是以购买自有住房还是租房是一个国家的重大经济安排。教育服务、医疗服务、养老服务等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作为商品来买卖，也是由国家来安排的。[43]龙斧、王今朝：《核心消费决定论——从市场与消费的结构性扭曲看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本影响因素》，《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龙斧、王今朝：《从中国房地产业与消费的机理关系看新古典经济学“四化”理论的问题》，《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44]按照劳动价值论，住房的商业价值应该用建筑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房价应该反映价值。[4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54页。[4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0页。[47]魏峰：《劳动价值论研究的新趋势》，《中国经济问题》，2019年第3期。[48]冯金华：《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不可能成正比》，《财经研究》，2013年第8期。[49]世界原油价格由1998年的约20美元每桶上升到2008年的约110美元每桶。[50]在所生产的产品是可欲的意义上，劳动价值也与使用价值、需要有间接的关系。——如果社会对一种商品没有需要，就不会有企业来生产这种商品。当然，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广告、两极分化，也人为制造了一些需要，如对奢侈品的需要。然而，在短期内，无论需求怎样变动，它都对生产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没有影响。这就使得基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的产品的价值具有恒定性，对市场行情发生变动时企业的购买决策（特别是）具有指导性——不要追涨杀跌，以避免造成巨大损失。[5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85页。[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页。[53]陈文通：《劳动价值论不宜拓宽》，《经济纵横》，2013 年第1期。[54]当我们把价值看作是仅仅限于物质产品的时候，任何服务（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公务员、教师等的劳动）都是不创造价值的。在这种意义上，所有服务劳动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这并不排除伟大的科学家、政治家能够创造出其它意义的价值。参考文献：程恩富：《科学认识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高校理论战线》，2001年第9期。丁堡骏：《评萨缪尔森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刘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纪念<资本论>出版150周年》，《管理世界》，2017年第3期。金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及理论启示》，《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6期。孟捷：《技术创新与超额利润的来源——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各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裴小革：《论收入分配理论的历史演变和劳动价值论的实践价值》，《哲学研究》，2003年第1期。谭晓军、刘锋、王海涛：《对日本学者关于第三产业分类的认识的评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角下的分析》，《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0期。王峰明：《西方主流经济学“价格论转向”的哲学悖谬——一种立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审视》，《哲学研究》，2005年第1期。王晓东、谢莉娟：《社会再生产中的流通职能与劳动价值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吴易风：《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当代经济研究》，2001年第10期。曾枝盛：《国外学者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百年论争回顾和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赵凯荣、张剑伟：《劳动价值论与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问题》，《哲学动态》，2008年第2期。赵磊：《“不能量化”证伪了劳动价值论吗？》，《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关于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 （作者：王今朝，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金志达，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师、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原刊于《学术界》2023年第5期，修订发布） 【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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