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磊 胡海宁：“以人民为中心”是“人民至上”新时代发展的必然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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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磊 胡海宁：“以人民为中心”是“人民至上”新时代发展的必然
2022-10-04
【摘要】坚持“人民至上”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的重要标志，凸显作为国家政治主体的新理念，更是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立场。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发展“人民至上”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发展创新了“人民至上”理念，使之成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最大底气。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应始终彰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坚守人民至上理念，不断强固人民的政治主体地位。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p.544)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至上”的科学阐述同样如此。“人民至上”作为国家政治主体的新理念，有其产生的理论渊源、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人民永远决定着历史的发展方向，永远是历史的主人，世界上任何国家想要真正进步和发展，都必须依靠广大人民。坚持“人民至上”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的重要标志，凸显作为国家政治主体的新理念，更是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立场。目前学界相关研究从理论价值、党的建设、制度自信等角度探索了“人民至上”的基本内涵，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文通过系统性研究整体透视党的领导人关于“人民至上”理念的阐发，以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时期坚持人民至上的鲜活案例提升具象性，并结合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阐释我们党对人民至上这一政治主体新理念的坚守与发展。
一、“人民至上”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重要标志
（一）旧社会的政治主体是少数统治阶级
从政治伦理来看，在奴隶制社会，奴隶制帝国的专制和政权极力扶植和发展尊崇奴隶制等级观念的“礼教”，打击和排斥任何主张社会平等、人性自由的新的思想和世界观。“礼教”把蓄奴习俗融入“名分”“纲纪”等思想观念，宗法制度则把奴役人们的“贵贱”观念写进各种家法和族规，使主贵而奴婢为贱的等级制度成为思想中的天经地义。在奴隶主政治主体地位和思想桎梏双重作用下，奴隶主们成功保持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并持续在社会上尊崇奴隶主至上的理念。我国古代在秦朝以前的夏商周主要就实行奴隶制，到了秦朝主要就是皇权制度，也就是以皇帝为中心，实行皇权至上和皇权专制制度，主要以君权神授为理论基础，再用严格的阶级制度规范民众行为。皇权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皇权至上、皇帝独尊、皇位世袭，就算改朝换代也就是换一个人当皇帝而已，本质就是君主专制，实行中央集权制度，皇帝就是国家政权的主宰和权力的中心，地位在国家机器之上，拥有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
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内容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通过购买劳动力进行剥削。在这种制度下，以各种形态出现的资本是主要生产资料。资本可以表现为用于购买劳动力和生产材料的货币和信贷；也可以表现为有形的机器（狭义上的资本）；或表现为成品、半成品的存货；等等。无论采取什么形式，资本总是资产阶级掌控、私人拥有的。由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可做如下概括：生产以销售为目的，出现买卖劳动力的市场，使用货币作为交换媒介；资本家占有资本，支配着生产过程和金融决策，经济行为以寻求利润为目标；资本之间存在竞争，实质上则趋于垄断。概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资产阶级至上”，资产阶级通过掌握经济权力而成为政治主体。
（二）资本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体”的强固
现代化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给人类社会带来进步和发展的同时，也使自身深陷现代性问题，并通过全球化机制将危机散布到全球各地。西方资本主义通过原始资本积累不断发展民族工业，促进世界市场形成。工业化进程、资本的全球流动打破了各国之间的封闭状态，促进了世界市场形成与发展；用“自由”“民主”将人从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使人的理性得以充分彰显。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扩张和发展，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却逐步走向人类思想启蒙的对立面，产生了“现代性的双重现象”。一方面，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现代化为人类社会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现代化日益暴露出其“主体价值迷失”“资本逻辑宰制”等社会病症。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意欲以创造物质财富为目的，却因对大自然毫无节制的开发和利用而导致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本以改善人们生活为先导，却因货币资本对人的控制而促成“货币拜物教”，资本逻辑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可量化的商品关系；政治理性意欲强化人的主体性，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虚假性却使西方政治深陷集权主义深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开启了“资本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时代，资本逻辑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体系的建制基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为可量化的利益关系并服务于“资本为中心”的逻辑法则，工具理性逐渐占据价值理性的场域，现实社会中的人被异化，通过垄断资本的全球化形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尤其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从数量上看，资本主义现代化经历几百年发展，实现的是少数人和少数国家的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难以享受到现代文明成果。资本主义现代化奉行“强国必霸”的基本逻辑，少数先发列强遵循利己主义，时刻将自己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利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势，打压霸凌其他国家，维持发达国家剥削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霸权体系。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实逻辑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难以突破先发国家设置的重重壁垒。
第二，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贫富分化和差距不断拉大。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化，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增长逐渐从生产扩张向金融扩张转变。少数金融精英攫取了多数社会财富，社会分配呈现“二八定律”。进入21世纪，互联网浪潮席卷全球，但新一轮科技变革的“红利”制造了少数“风口上”的超级富豪。2019年底以来暴发的全球疫情，以一种戏剧性姿态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向世人展现出来。
第三，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全球市场的获益者和主体主要是具有垄断性质的跨国企业。伴随生产国际化的发展，跨国企业在全球生产中占据优势地位，实现了对国际生产、贸易、技术、舆论与经济规则等多方面的垄断。巨型跨国企业还能够利用垄断地位操纵国际政治经济，控制世界经济的主要部门。
（三）社会主义社会以人民为主体
西方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步入现代文明的第一个制度形态，具有先发优势，但是不同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发展程度等各不相同，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实现方式以及程度水平也不相同，所以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并非人类社会迈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新中国成立尤其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来，中国人民成为国家的政治主体、主人翁，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本质是社会主义的，以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治组织都不同，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践了以人民为政治主体的新理念，并且将这一理念深深烙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新中国的政府是人民政府，一切政府机关和各个部门都冠以“人民”一词，证明了人民成为现代中国的新的政治主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相结合，既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又突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逻辑的瓶颈，开创了一条极具中国智慧的现代化发展新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标准，明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创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进一步强化了人民才是真正的发展主体，保障了以人民为政治主体的理念。因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在根本上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主体异化的超越，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资本为中心”的逻辑法则，摒弃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致力于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性超越，为人类走向更高形态的新文明提供中国方案。
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古代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人民至上”，就是人民始终具有国家的政治主体地位。这是因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党和党员本身就没有任何私利，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我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广大劳动者既是主人翁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主体，更需要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我们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是定语，更是主语，应始终坚持“多数人的现代化”“多中心的现代化”，推动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及其广大人民共同发展。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塑造了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理念，背后是以人民服务为核心的认识体系，由此形成了“人民至上”理念。在笔者看来，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囊括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彻底转变了有关政治主体的认识。
第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在毛泽东看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切言论行动的“出发点”，是应达到的道德境界，是人生理想、信念之追求，是人生价值、意义之寄托。第二，以集体主义为基石的三大原则，可归纳为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三条原则相互统一，完整地体现共产主义道德——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没有任何私利——并贯穿发展始终；同时，三条原则又不能相互代替，分别调节不同领域、范围之间的利益关系，其中核心就在于保障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为之奋斗。第三，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指针的道德规范与教育，塑造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基础。毛泽东把树立远大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作为道德教育与修养的基础，提出道德教育方针是“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2](p.895)并称其为整个社会重要的共同事业。毛泽东提出并分析了若干原则与方法，主要包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树立榜样的方法、坚持民主的原则和方法、因人制宜的方法等，从各个层次与角度出发对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道德教育，提高其道德修养。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共产党员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3](p.660)第四，以无产阶级人生观为评判标准。在批判剥削阶级人生观的基础上，毛泽东深刻阐述了无产阶级人生观即革命的人生观，包括“生为人民而生，死为人民而死”的生死观、辩证的苦乐观、正确的义利观、科学的善恶观、无产阶级的幸福观，等等。
（二）“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系统归纳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经验教训，立足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实际和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积极参与，不断丰富发展“人民至上”新理念。
第一，“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邓小平“人民至上”理念的逻辑起点。作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精华，邓小平理论始终以人民利益为基本出发点，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实际相结合，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第二，坚持“实现人民利益”的奋斗目标。“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价值指向与根本目标。针对过去的一些问题，邓小平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生产力”，[4](p.255)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与外部表征。党的十三大后，在“三步走”发展战略引领下，带领人民“奔小康”成为我们党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时代课题。第三，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标准。面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摆在评价国家社会发展水平的战略地位，凸显了新时期“人民至上”的根本特质。第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保障人民利益的基础。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首先要确保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邓小平高度重视人民的首创精神，尊重群众在改革实践中的现实选择，多次强调向人民群众学习的重要性，鼓励发挥人民群众的能动性，为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夯实群众基础。
（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进入21世纪，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第一，“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方向。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摆在党的建设的战略地位，科学回答了新时期怎样建设党的关键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人民的主体地位。第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基本要求。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中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成为新时期执政党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三个代表”的提出回答了党在新时期执政工作的基本要求，巩固加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落脚点。不论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终都要落脚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始终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四）“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迎来高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中国发展要求，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人民至上”理念贯穿始终。第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紧密联系人民群众。胡锦涛认为，我们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5](p.475)才能得到中国人民广泛拥护。第二，坚持“执政为民”的政党性质。“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政治主张，特别在推进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党始终贯彻“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行动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汇聚了强大的人民合力。第三，坚持“着力维护人民权益”的实践要求。我们党在发展中着力保障人民群众各项权益，正确处理人民生活与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坚决维护群众共同利益，确保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这也就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任何私利，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的。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6](p.14)“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1](p.29)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有其所依赖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在继承中国共产党人历史探索和发展的基础上，不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进一步发展创新了“人民至上”理念。
（一）新时代更应强调“人民至上”和“人民主体”
在坚持“人民至上”理念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并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新时代的必然。
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民族永久的印记，是深深影响这个国家和民族思维方式和精神面貌的遗传细胞和基因序列。习近平指出：“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7]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总之，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8]因此，习近平认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应是“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9]习近平多次引用中国古代经典名句，具体阐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譬如，他曾以郑燮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勉励县级党委干部倾听民声、关注民意；他从“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典故出发，说明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对于一个政党的重要性；他还以“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为切入点，强调“人民至上”就是要把“利民”“惠民”“便民”做到实处，人民群众的事情不论再小，党员干部都要严肃对待，认真处理。正是因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这样深厚的感情和透彻的认识，习近平才能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系统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与理政思维。
另一方面，现实中出现了一些违背“人民至上”理念的现象，值得警惕。一是少数共产党人蜕化变质，“七个有之”导致脱离群众，使我们党有蜕变和失去群众的风险。少数党员干部违背了“人民至上”理念的基本原则，脱离了人民群众，扰紊了党内政治生态，使部分群众对于党员干部缺乏信任。二是腐败问题使人民赋予的权力难以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一些干部将“利己主义”奉为圭臬，用人民赋予的公权为自身谋私利，无视党纪国法，践踏政治纪律，严重破坏了党风廉政建设。三是“利益集团”问题。特殊群体利益与人民主体和“人民至上”理念相违背。习近平多次引用党的章程加以说明，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倘若有“私利”，就可能会出现各种政治利益集团。习近平要求党内关系必须讲政治、讲原则，要坚决打击各种利益集团。四是社会上出现不少忽视甚至违背弱势群体和普通百姓的行为，比如地方黑恶势力为非作歹、妇女儿童权益得不到保障、国有企业的集体利益被私人攫取，等等。总体来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更多新任务，“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会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一段时期以来，在一些地方、部门出现了治党管党“宽松软”的问题，一些党组织纪律松弛、软弱涣散，一些党员干部难受监督，队伍管理缺位；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思想滑坡、信念动摇、道德失范、作风不正、贪污腐败等问题严重，甚至违纪违法牟取私利，广大人民深恶痛绝。若不改变此状况，必然会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削弱党的执政能力。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我们党在自我革命的过程中解决了一些问题，在自我净化过程中重塑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优势，用实际行动回应了“窑洞之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怀“忧患意识”带领全党开启新“赶考”路，以顽强的意志力、坚决的执行力推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实现了由“宽松软”向“严紧硬”的历史转变，使党在新时代的锻造中焕发勃勃生机。“以人民为中心”，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总结，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展现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超高能力。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赋予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理念新的时代内涵，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理论、主体、实践等多维视角在整体上廓清“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内涵，对于把握我们党在新时代坚持与发展“人民至上”理念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智慧结晶共同构筑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内涵。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从来不缺乏“民本”观念，不论是孟子“民贵君轻”的君民关系，抑或唐太宗继承孔荀思想的“君舟民水”论，都强调了“民”对于国家执政的重要性。近代中国百年的历史实践不断凝练东西方人类文化精髓，最终形成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了对传统“民本”观念的升华。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内涵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是国家的政治主体，因而也是发展主体。习近平强调：“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光！”[10]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至上”的重要论述是对我国所处历史情景与现实基础作出的理论回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第三，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内涵。《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必须“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1](p.66)“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于走好新形势下的群众路线，善于通过多种渠道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倾听民生、尊重民意，把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重大判断，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党在新时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要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起点和归宿，积极开展脱贫攻坚、美丽中国、扫黑除恶、疫情防控、乡村振兴等相关工作，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地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充分彰显了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
（三）新时代共产党人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以人民为中心”既是“人民至上”的理论创新，也代表了党执政为民的实践取向，尤其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们党不断推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具体表现于近年来各个领域取得的主要成就：一是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将最广大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农村贫苦人口也不例外。党和国家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理念，带领人民向贫困宣战，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脱贫之路，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基础。二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解决人民反应强烈的现实问题，扫黑除恶正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关切，让老百姓在生活中切实体会到公平正义感，不断夯实党的政治基础与群众基础。三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2019年底至今，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经历着一场世界性公共卫生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构成巨大威胁，还使世界经济政治以及人类伦理道德面临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把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不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我国之所以能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关键就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可以说，坚持“人民至上”是我们取得一切胜利的关键。四是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既要坚定不移地“打虎”“猎狐”，也要“拍蝇”，整治人民群众身边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有效解决各种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让老百姓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切实感受到“群众的事无小事”，用纾解民忧的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实现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必然要坚守以人民为主体、人民至上的理念，始终彰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未来更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发力，进一步强固人民至上理念。
第一，用以人为本的哲学关怀营造正确的社会导向。我们不能戴着悲观主义的有色眼镜看待现阶段存在的诸多问题，还应看到积极的一面。只有这样才能拥有客观的观察与判断。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人民至上理念始于对人的社会本质的科学认识：人是第一宝贵的，要尊重人的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一是重视人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广大劳动者的政治主体地位，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尊重人的独立人格，引导人民群众发挥自身优势，勇于创新，勇挑重担。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这一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汲取人民智慧，不断提高人民主体地位。二是促进社会主体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坚持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相统一，引导社会主体实现价值目标的均衡，在自我发展的同时，不断增强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坚持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把个人成长成才融入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事业。
第二，在实践发展中继续深化“人民至上”理念。这一理念不是封闭的，是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的，与时俱进是其宝贵的理论品质。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至上”的信念始终没有改变。在革命、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高度关注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人民观，将人民作为历史主体，提出党员干部要“为人民服务”，着力破除千百年来“官本位”的封建阶级关系，使中国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将人民利益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在社会物质水平飞速发展的特殊时期逐渐形成了“人民利益至上”的执政理念。进入新时代，党的“人民至上”理念得到了全方位发展。习近平提出“以人民为中心”赋予了“人民至上”新的时代内涵，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第一位，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把群众力量团结到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上来，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民，充分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至上”理念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中不断与时俱进，最终锻造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精神追求。因此，要坚持开拓创新的优良品质，继续使“人民至上”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历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人民力量。
第三，利用网络优势实现多途径宣传。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全世界人们的生活与交往方式，人们之间信息的流动与交换更是轻而易举，如何利用网络把“人民至上”理念带入主流价值导向实践，潜移默化产生积极影响，是一个极具探讨价值的重要课题。弘扬“人民至上”理念需要良好的社会风气，必须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培育良好的道德风气。具体方法如下：一是建立起完善的绿色的能动的网络管理制度与条例，鼓励积极利用网络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等的宣传；二是要在全社会积极培育与践行主流价值观。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的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方法对当下依然适用，特别是广泛科学运用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使社会个体充分接受老一辈革命家的个人魅力与品质，由内而外地产生敬仰崇拜之情，继而加强学习，不断完善自身。还可以组织以社会主义政治主体为主题的网络教育活动，加强单位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等社交平台建设，同时辅以开设名师讲座、思想学习交流会等形式，进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影响和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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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刊于《毛邓理论研究》2022年第6期，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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