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夫：书房中的红色印记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

 

我国古代读书人埋首书房，崇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身在书房，心系天下，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们的小小书房，或在陋室，或在柴房，或在亭子间，笔走古今，编织激扬文章；心连广宇，畅诉天地真情，以一腔热血，演绎了一幕幕波澜壮阔“先觉觉后觉”的红色活剧，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红色印记。

 

“柴房书屋”听春雷

 

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政治局常委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曾仔细观看了纪念馆的一件重要展品——《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习近平并多次说过当年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蘸着墨汁吃粽子,还说味道很甜”,这是“真理的味道”。你可知道，当年它的中译本是陈望道在“柴房”中翻译出来的。

 

 

陈望道像

 

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笔名陈佛突、陈雪帆、南山、晓风、龙贡公等。浙江义乌人。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出身于农民家庭，早年就读于金华中学，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攻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回国后任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后负责《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复旦大学校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等。担任过皇皇巨著《辞海》总主编，著有《漫谈“马氏文通”》、《修辞学发凡》等。

 

1919年，五四运动刚爆发，陈望道便从日本回国，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参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工作。1920年2月，陈望道名义是回乡过春节，实际上是受命翻译《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发表于1848年2月21日。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原来当时李大钊、陈独秀读此书英文版后，大加赞叹，认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后经邵力子推荐，陈望道荣当此任。

 

陈望道的故乡义乌县城西分水塘，是一个不大的村庄。它四面坏山，山水相依，地势险要，景色秀美。村前有一个水塘，水塘兵分两路，西北一路注入浦江县，东南一路汇入义乌城，“分水塘”由此而得名。陈望道的故宅，是一间普通的砖瓦平房，坐落于路旁的低洼处，宅旁植有绿树，貌不惊人，平平常常。陈望道避开来来往往的亲友，躲进老宅的柴房里一心译书。这间屋子，半间堆着柴禾，墙壁积着一层厚重的灰尘，屋角布满蜘蛛网。陈望道动手打扫整理了一下，又端来两条长板凳，横放上一块铺板，权充书桌；在泥地上垫几捆稻草，当做凳子。真是一个因陋就简的“柴房书屋”。

 

入夜，他点亮一盏昏黄的油灯，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二月正是隆冬，阵阵寒流，不断袭入那窗无玻璃的“书屋”，冻得他手脚发麻。陈望道就请母亲灌了个“汤婆子”。恩格斯曾说过： “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异常困难的。”确实如此，陈望道当时既缺乏必要的工具书，又少有参考资料，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陈望道“柴房书屋”（模型）

 

陈望道在“柴房书屋”中，烟、茶比往日多费了好几倍，香烟一支接一支，茶壶里，一天要添加好几回茶叶。他有个习惯，每抽完一支烟，总要用小壶倒一点茶，洗一下手指头。为抓紧时间，他一日三餐是老母亲给他递送过来的。有一次，母亲见陈望道累瘦了，特意裹糯米粽子并加一碟红糖端进来，反复叮嘱趁热吃，他就一边吃粽子一边斟酌文句。隔了一会儿，母亲在外面问：“红糖够不够？”他随口回答：“够甜的了。”后来，母亲收拾碗筷时，竟看到儿子满嘴都是墨汁，碟中的红糖却一点没动。原来他翻译入迷，竟是蘸着墨汁吃完了粽子。母子俩不禁相对大笑，这是“真理的味道”。大约过了两个月光景，他硬是“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工夫”，把《共产党宣言》全文译了出来。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译稿在上海问世。这里还有个小小的插曲：由于印刷仓促，封面的书名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红色封面版），这个差错在次月出版第二版（蓝色封面版）时做了更正。至1926年5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印行的《共产党宣言》多至17版，更有难以计数的“盗版”，《共产党宣言》成为在国内影响最大的共产主义学说经典著作。毛泽东1936年7月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周恩来曾对陈望道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陈毅元帅也说，他是看了《共产党宣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正式出版，他开始起用“陈望道”这个名字。改名“望道”，是表示他信仰共产主义，热切地瞻望着中国出现新的革命道路。陈望道也因此被誉为“传播《共产党宣言》的千秋巨笔”，名垂青史。而陈望道的故乡从此也成了地下党经常活动的地方，他的故居也被誉为“革命的房子”。在浙江南湖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影响”的展室中，有一个“陈望道柴房书屋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场景模型，与陈望道故居一模一样,情景几能乱真，人物栩栩如生。

 

“逃墨馆主”写宏文

 

茅盾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不朽名作《子夜》，是我国现代文学园地中的瑰宝。这部革命现实主义的著作，开创了茅盾文学生涯的新阶段，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然而，《子夜》的最初署名曾经是“逃墨馆主”。

 

茅盾 (1896-1981)，原名沈德鸿，笔名茅盾、微明、沈仲方、沈明甫等，字雁冰，浙江桐乡人。年轻时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参与组织文学研究会，并主编《小说月报》。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去日本，后积极参与左联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并主编《人民文学》。著作除长篇小说《子夜》外，尚有中篇小说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等，有《茅盾全集》。1981年3月14日，茅盾自知病将不起，将稿费25万元人民币捐出设立茅盾文学奖，以鼓励当代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

 

 

茅盾故居一角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自牯岭回到上海，蛰居在虹口横浜路景云里11号的一栋陋室内，“足不出门，整整十个月”。同一条弄堂里还居住着叶圣陶、周建人等，以后鲁迅从厦门来到上海后，也一度住在景云里，“景云里”可谓是现代作家的聚居地。以后，茅盾搬到愚园路口树德里的一栋石库门内的三楼厢房。这三楼厢房带一间过街楼，共有三间房。房东是个商人，不问政治，茅盾对他说自己是教书的，彼此倒也相安无事。

 

当时，茅盾萌发了创作《子夜》的念头，意图通过艺术形象，大规模地反映三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现象，一方面回答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化了。”另一方面显示1930年那一时期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暗示中国革命虽陷于低谷，却处在一个新的高潮前面。

 

“子夜”，是长夜中最黑暗的时候，可虽然黑暗，毕竟距离黎明不远了。当时，茅盾在“左联”中担任行政书记。行政书记与宣传部主任、组织部主任共3人，组成秘书处，负责“左联”的日常工作。为此，茅盾向当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提出辞职，以集中精力创作《子夜》。鲁迅听说后，十分赞同，说“现在的左翼文艺，只靠发宣言是压不倒敌人的，要靠我们的作家写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但冯雪峰没有同意他辞职，只同意他请长假。《子夜》写好一半以后，应《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的要求，由《小说月报》于1932年1月起连载，小说署名为“逃墨馆主”。

 

茅盾署此名，蕴含着一片深意。20世纪八十年代，茅盾在自传《我走过的道路》中披露说“这无非一时的好奇，让人家猜猜：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从没有写过企业家和交易所等，现在有人写了，这人是谁呢?孟子说过，天下之人，不归于阳，而归于墨。阳即阳朱，先秦诸子的一派，主张‘为我’，阳朱的书早已亡失，仅见《列子》的《阳朱篇》保存‘为我学说’的大概。我用‘逃墨馆主’不是说要信仰阳朱的为我学说，而是用了阳字下的‘朱 ’字，朱者赤也，表示我是倾向于赤化的。”据查，“逃墨”语出《孟子·尽心下》：“逃墨必归于阳，逃阳必归于儒。”茅盾署名“逃墨”，表示他身居白区，心系红区，向着共产党。所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他要“逃墨”而近朱；由此可见茅盾的良苦用心。

 

谁知，正当万事俱备，就待《子夜》呱呱落地之时，上海发生了“一·二八”战争，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烧毁。在熊熊的战火中，茅盾的那份稿子也被焚毁了。所幸的是那份稿子是茅盾夫人手抄的副本，茅盾自己还留有原稿。商务印书馆被毁，《小说月报》只得停刊，连载计划自然夭折。1933年1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子夜》单行本，具名改署“茅盾”。这样“逃墨馆主”虽未及问世，但作者在“逃墨馆”中的创作，终于大白于人世间。

 

新世纪后，茅盾故乡——浙江人民出版社在2006年曾出版过一部《“逃墨馆主”——茅盾传》，直接将“逃墨馆主”标在茅盾的名字前面，这是对这段红色印记的最好纪念。

 

“听车楼”中蕴红潮

 

套用“文如其人”的这句古语，我们也说“斋名如其人”。从斋名中，我们能看出书房主人的思想和品格。从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现代作家潘汉年的书房名“听车楼”中，我们可品味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操和高尚品格。

 

潘汉年(1906—1977)，无产阶级左翼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笔名亚灵、天长、水番三郎等，因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曾用化名萧开（小K）、潘健行、胡星等。江苏宜兴人。1924年参加创造社，主编《洪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前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书记等职，出面组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抗战爆发前，又作为中共正式代表，到南京参加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以后即一直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地下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曾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华中局社会部长等职。上海解放后，历任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和副市长等职。1955年7月蒙冤入狱。1982年8月中共中央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有小说集《离婚》等。

 

 

潘汉年在上海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潘汉年来到上海，和叶灵凤居住在繁华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某幢小楼里。小楼临街，室外马路上喧哗的车马声清晰可闻，于是他命其居室为“听车楼”。他在听车楼中，接待同志，研讨工作，编排稿件，组织活动，真可谓风声雨声车马声，声声入耳；小事大事家国事，事事关心。“听车楼”听的是人民的车马之声，听的是党的号角之声。

 

他也经常在小楼中伏案写作，紧密联系当时的时局变化，在自己主编的《幻洲》、《现代小说》等刊物上，以《听车楼随笔》为题，发表许多文笔犀利、深入浅出的杂文。文末又常署“听车楼”。一时“听车楼”风靡沪上。在听车楼里，他创作了不少构思别致的小说。他的小说集《离婚》，收入作品八篇，曾作为“幻洲丛书”之一，于1928年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在听车楼中，潘汉年顶着白色恐怖，运筹帷幄，组织左翼文化运动。据有关史料披露，1929年，时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的他，召集在上海的党员作家和进步文学工作者座谈，借坐北四川路的公啡咖啡馆，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新精神，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茅盾的论争和批判。而蜚声中外的左翼作家联盟，也是由他出面筹建起来的。据夏衍回忆，这一时期，潘汉年写了第一篇缓和这场论争的文章。这就是1929年10月15日发表在《现代小说》三卷一期上的《文艺通信》。他还针对当时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家应该写哪些题材，这个争议不休的问题现状，写道：“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 为左翼文艺阵营廓清了迷雾，分清了是非。之后，他又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团结和争取了大批追求民主进步的左翼文化工作者，以革命 的“红潮”，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展开了有力的斗争，为粉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促进进步文化工作的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可以说，潘汉年是党在白区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导者、指挥者和实践者。对潘汉年在统战工作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些场合，曾给予高度评价。

 

笔者曾写过一首《文房颂》：“陋室却见飘瑞气，茅庐何以有异香？莫非府第藏珍宝？原是舍间有文房。”那么，如果一间文房再有红色印记，存有朱红基因，不是更值得后人深情地回望，真诚地纪念了吗？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本文原载《上海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