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忆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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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美等国为了最后战胜德、意、日侵略者，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力与物力，很重视我党、我军、我敌后根据地强大的有生力量。一九四四年二月，英、美等国十名记者，提出要到延安及黄河以东我解放区了解我军力量及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我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

 

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打电报给驻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电文中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周恩来请董老通知当时驻渝的《新华日报》记者龚澎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赴延。

 

国民党顽固派深怕外国记者冲破他们的新闻封锁，揭穿他们对我党、我军、我解放区的种种造谣诬蔑，因而设置重重障碍，加以刁难、拖延。但因这一要求主要出自美国、英国记者，并得到各国外交使节的支持，国民党不敢公然拒绝。在外国记者们一再追逼下，国民党最后只得表示同意。国民党中宣部为了监视、控制外国记者，提出把外国记者团改为中外记者团，由国民党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等记者参加，指派他们的人担任正副领队并规定中外记者都必须在他们的领导下统一行动。

 

由于中外记者祖是到延安并准备到前方去的大型团体，有国内外各大报著名记者参加，我党中央对这次接待工作十分重视，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副主席亲自负责这一工作。我们交际处在政治、业务上都归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领导。

 

周副主席亲自召集延安党、政、军、民、学等参加接待工作单位的负责同志和干部进行动员，介绍记者团的情况及其采访的目的，交代了我们接待的方针、政策。他指出：外国记者在重庆已经向我们透露，他们这次来希望了解：

 

（1）各边区的施政纲领；

（2）关于生产、物价、贸易、行政、教育、卫生保健计划；

（3）日本俘虏情况；

（4）参观人民代表机构；

（5）赴黄河以东访问抗战前线军队等。

 

多数中国记者也有同样的愿望。周副主席指示各有关单位必须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出面接待，既要准备好全面介绍本部门的材料，主动介绍实际工作情况，又要准备解答他们临时提出的问题。属于本部门本单位业务范围内的问题，必须明确负责地解答，不要回避敷衍；属于别的业务机关范围的问题，可请他们向直接负责单位提出要求。中国记者中的个别顽固分子，也可能提出一些故意刁难或挑衅性的问题，大家可以自己预先设想一下，以备解答或回拨。周副主席指出：中外记者访问参观，要让他们看到我们工作中的成绩，也要让他们看到我们尚有不足之处，说明或解答我们前进中的困难和错误。为了做好这一次接待工作，周副主席、尚昆同志向各机关借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

 

我所在的交际处，由杨尚昆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请周副主席再一次作了具体指示。会上，周副主席首先指出：交际处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八个大字。就是要把中央的各项政策、方针和我党、我军、我解放区党、政、军、民、学各条战线在具体实践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成绩宣传出去。我们除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参观访问外，还要准备对记者团在参观访问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各种思想问题，多做解答解释工作，揭穿国民党的—切造谣诬蔑，提高他们对我们的认识，加深他们对我们的了解。要以诚恳、坦白、交往的精神同他们交朋友，以利于进一步开展国内国外的统一战线。只有提出具体材料，说明具体事实，才能取信于人。周副主席再次着重指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虚张浮夸，更不可弄虛作假。中外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中的中间分子，在重庆、在大后方对国民党的宣传反感甚深，认为国民党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听到国民党的宣传人人头痛。我们交朋友要站稳自己的立场，以诚待人，在公开讲明我们自己观点的同时，也要听取别人的观点，互相交流，才能澄清分歧，争取尽可能地取得一致。

 

要善于求同存异，只求他们能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集中全国一切人力物力，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等重大问题上和我们取得一致，其它方面，不能以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这样我们交的朋友就会更广泛，更深入。周副主席指出：中外记者，既要一视同仁，也要有所不同，要明确工作的重点。一般集体访问、参观、宴会、欢迎晚会等以及生活待遇方面，中外记者一律平等。至于“记者中有人要求个别采访谈话，我们应当欢迎，以便打破国民党对记者参观团的控制，使我们能区别对象，分别对待，达到深入宣传、争取的目的。周副主席还指出：这次我们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外国记者身上。至于带领中外记者来的国民党人员，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对他们要强调宣传抗日、坚持民主、坚持团结，防止他们挑拨。周副主席最后指出，生活方面的接待，要热情周到，在物质上我们尽量予以优待。但切不要搞铺张浪费，宴会也不用山珍海味。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立场坚定、工作积极、刻苦耐劳的，在这次工作中更要发扬这些优秀品质。

 

记者到来以前，我们全处工作人员一起动手把交际处院内草坪打扫得干干净净，客房布置得朴朴素素。周副主席在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后表示满意。他特别欣赏我们自制的土沙发，这种所谓“沙发”，有的只不过是在开凿窑洞时，在墙壁上按照沙发的样式挖凿而成的土靠椅，再加上棉垫子，有的是木板加棉垫的长木板椅，上面绷上蓝白两色土印花布，显得挺漂亮。周副主席也很赞赏我们交际处对当时同盟国“四大领袖”画象的挂法。我们要从表面上看无高低亲疏之分，而实际上则有所区别，既要表达我们自己的立场和倾向，又使国民党不能有所挑剔。我们的挂法是：从右到左为蒋介石、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按中国人的习俗是以右在前，看起来是把蒋介石放在了首位，罗斯福第二，邱吉尔第三，斯大林放在了最后。而按外国人的习惯从左向右排列，第一位则是斯大林，把蒋介石放在后面了，对外国人也不会产生不好的印象。周副主席对这种安排很欣赏，他说这虽是一个技术问题，但体现了我们的立场和政策，后来延安其他单位挂象也都是按这样的顺序。

 

据中外记者团正、副领队谢保樵（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邓友德（新闻检查局副局长）到延安后提供的名单，参观团的全体记者及工作人员的名单是：外国记者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曼彻斯特导报》的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艾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汗神甫及塔斯社的普金科。中国记者有《中央日报》的张文伯，中央社记者徐兆镛、杨家勇，《扫荡报》采访主任谢爽秋，《大公报》记者孔昭恺，《时事新报》记者赵炳烺，《国民公报》编辑周本渊，《新民报》主撰赵超构，《商务日报》总编金东平。成员中还有属于国民党中宣部负责检査外国稿件的宣传处长魏景蒙及他的助手陶启湘，管业务工作的张湖生，搞党务工作的杨西崐，他们还带了电台。代表团路经西安时，他们又安排了一个特务科长化装成一般工作人员，混在记者团内搞电台。这个特务科长的真正任务是与国民党埋伏在延安的点线取得联系。一看国民党人员名单及其所带的电台，就可以知道，顽固派和特务在大后方控制中外记者一切采访、写稿和行动自由的情况，他们企图把国民党在大后方压制人民民主，破坏国共合作，窒息新闻出版自由的反动办法，不折不扣地搬到延安和解放区来，而且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施行破坏活动。

 

中外记者参观团是于五月下旬由重庆飞到西安的，因领队坚持要先到山西看看，再去延安，所以记者团是五月三十一日从山西平渡关过黄河进入边区的，当晚住在凉水崖。六月一日晨，三五九旅王震旅长亲自从延安带着一大批牲口来接，同来的还有翻译陈家康、徐克立夫妇，当晚在固临住宿。第二天因雨滞留固临，由王震旅长召开茶话会，向记者们介绍开发建设南泥湾的经过。

 

六月四日当记者参观团准备从固临起程时，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原来有个别中国记者自进入边区后经常单独乱窜，企图找出一点可资攻击共产党的岔子来，王震同志看出他们的恶意，即当众宣布：“哪个记者要想搞什么名堂，就请他留下来！”他又说你们来采访新闻，我们很欢迎，若来干特务破坏，我们不欢迎！”或许有人要问，王震这样做是不是太“厉害”了一点？其实不然。大家知道，王震是我们党内既善于打仗，又精通生产，还擅长做统战工作的全才。他对于一切革命知识分子的关心、爱护和重用，很早就在党内外出了名。他对于党的上层统战工作“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方针十分谙练，表现得有“圆”有“方”。在原则问题上，坚持立场，严肃斗争，寸步不让，表现为原则性的“方”；在非原则的问题上，则求大同，存小异，妥协让步，表现为灵活性的“圆”。

 

中外记者参观团于六月六日到达南泥湾的金盆湾，当晚三五九旅旅部举行欢迎晚会。会上，王震首先向大家报告了一个刚收到的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盟军已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与会者不分中外、不分党派，莫不欢欣鼓舞。

 

六月七日中外记者参观团参观了南泥湾伤兵医院。当外国者看到边区医院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下严重缺医少药的情况时，十分不平。塔斯社记者普金科和《时代》杂志记者艾泼斯坦当场提议，以记者团的名义电请国民党政府给陕甘宁边区运输药品，有部分中外记者也表示一定要将此情况反映出去。记者团又参现了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成果以及该旅在前方作战时缴获的日寇兵器，还参观了南泥湾干部休养所等。

 

六月九日，中外记者参观团满意地离开南泥湾，到达延安。外国记者到延安后即纷纷到邮电局向他们的通讯社或报刊社发电报，报导他们进入边区后，特别是在南泥湾的所见所闻。

 

记者团到达延安的当天，首先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出面，与正、副总领队谢保樵、邓友德及全体中外记者商定，他们访问参观的概略日程安排是：先在延安参观访问，然后去前方；在延安期间可边访问边参观，具体单位和时间由交际处负责与各方面联系安排，到时通知。中外记者完全赞成，谢、邓等人也表示同意。下午五时，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设宴为记者团洗尘。出席宴会的还有杨尚昆秘书长和边区政府的刘景范厅长。

 

为了打破谢、邓对记者团的控制，在记者团到延的当晚我即用电话请示杨尚昆，说明我们不能让他们擅设电台，得到尚昆同意。为此我们与谢保樵、邓友德的第一次斗争开始了。

 

六月十日早餐前，住在交际处旁边客店的国民党电台人员要把他们带来的电台，搬进交际处，预备架设发报。我们传达室的同志把他们挡住了，发生了争执。邓友德从住的窑洞直跑到交际处门口，气势汹汹地说：“电台是我叫报务人员进来架设的。有我的命令，不得阻挡。”硬要我们的传达人员放行。我见邓友德在交际处门口大声争吵，也走去与邓讲明不准他们架设电台的理由。邓竟蛮横地责问我：“我是国民党政府派来的领队，你们有什么道理不让我们工作？”我也不客气地告诉他：“我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派来接待你们的工作人员，我只能按边区政府的法令办事。没有经过边区政府批准，谁也无权在边区境内架设电台。”邓友德一时语塞，但摆出一副凶狠架势，支支吾吾地还想说什么。谢保樵见势不妙，忙知趣地插话说：“不要为此小事有伤和气。”一面说着一面把邓友德拉走了。他们的电台终于没有架成。

 

早餐时，中外记者面对一面盆一面盆的牛奶和稀粥，一盘一盘的鸡蛋、面包、馒头、酥油（土制奶油）和小菜，兴致勃勃，津津有味的吃着。这时正是我解放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两年之后，延安已初步达到了丰衣足食。

 

这时，我们交际处也已不是抗战初期的状况了，在新市场南边向东的半山腰打了三十多孔冬暖夏凉的窑洞，在山脚下建造了二十来间客用房和工作人员的宿舍，还建造了可供七八十人使用的餐厅和会客厅，厨房能做中餐和西餐。为了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我们参加了边区政府组织的开荒、种菜、打柴等项农业生产，而且办起了一个食品商店“足食园”，自己利用土产作牛奶糖、梨脯、饼干、核桃酥、鸡蛋糕、月饼、葡萄酒、梨子酒等，除供应交际处本身所需外，还向市场供销。国民党顽固派劝阻外国记者不要来延安的谎言之一就是“延安生活艰苦！去不得”。中外记者们来到实地一看，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捏造，不揭自穿了。原来外国记者在重庆，早餐时也只是稀饭、馒头和咸菜，对牛奶已经“久违”了，鸡蛋也是偶尔才能吃到。

 

在早餐中间，我向记者团宣布了当天的工作日程及注意事项：（一）下午朱德总司令宴请记者团，请全体出席。（二）外国记者先生们发新闻稿，按战时各国惯例，需经过检查才能发出。为了做到方便迅速，我们委托翻译组组长浦化人负责，由他审阅签发。（三）中国记者的新闻稿亦须经柯柏年同志检查。

 

下

 

十日下午五时，朱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设宴款待中外记者团。叶剑英参谋长代表朱总司令致欢迎词后，艾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讲话，他开诚布公地说：“来到延安是件很不易的事，我们感到很愉快。”“在同盟国国家阵营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被关闭起来，对于职业的新闻记者，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不让他们看一看，因为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委婉地抨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边区的封锁政策。他接着又诚恳地说：“为了共同的事业，我们对于你们的缺点是会批评的，对于你们的优点是会赞扬的。”“只有团结，中国才能成为四大强国之一。”他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孔昭恺代表中国记者讲话，他在略述了进入边区后沿途参观的情形以后说：“我们一定要把见到的一切忠实地报道给全国。”讲话之后，举行了盛大的音乐会。由《同盟国进行曲》开始，然后演奏了各种民歌及《黄河大合唱》。

 

十一日，全体中国记者参观了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及中央印刷厂，并进行了新闻业务上的座谈。

 

十二日下午五时，毛主席在中央礼堂后面客厅接见了中外记者代表团，毛主席首先致词，对记者团的到来表示欢迎。毛主席说：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和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毛主席对代表团来延适逢第二战场开辟表示热烈庆祝。毛主席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再次着重表明：我们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政策始终不变，因为这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在致词之后，毛主席逐一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三点：一、关于国共谈判；二、关于第二战场；三、关于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毛主席在回答第三个问题时，着重指出：远东决战快要到来，但是中国还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须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只有民主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会见后，毛主席宴请了记者团，很多领导同志出席作陪。晚间并请记者们观看了平剧（即京剧）。

 

中外记者都没想到毛主席能这样快地接见他们，并且详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回到交际处，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几天后，记者团中有人在酝酿要求单独见毛主席，先由史坦因私下向我们的翻译同志探问，说他想单独见一次毛主席。我们的翻译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精神，答应代为报告，史坦因非常高兴。一天，毛主席决定个别接见史坦因，因此史坦因未参加全团的集体活动。当全团人员上车出发参观时，邓友德清査人数时发现没有史坦因，问我方人员，我们的翻译人员告诉他，史坦坦已声明他今天不去了。邓友德立即大发雷霆，当众叫喊说：我们这个记者团，在重庆出发时，已宣布了纪律，所有人员必须统一行动，史担因为什么不去？他转过脸来责问我，我对他说：“你们团内的纪律，我不想干预，史坦因去不去我们只好听他自便。我们解放区记者有新闻采访的自由，你们团有你们的纪律，你是领队，可执行你的职权，请你亲自去请史坦因迅速来上车就是了。”邓友德还是嚷嚷不休，但并不行动，他很清楚，即使他自己去请，也会在史坦因那里碰一鼻子灰。许多中外记者等得不耐烦了，要求开车，司机就把车开出大门外向北转弯而去。只见邓友德久久仍悻悻然地在车上摇晃着。经过史坦因这么一冲破，又加上邓友德在上车时的一场吵闹，记者们敏感地察觉到以后他们可以不受邓友德的控制，单独行动了。从此，所有外国记者都陆续要求单独见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继史坦因之后是福尔曼公开提出来，我们立即表示同意。接着几个中国记者也提出，我们一视同仁地表示同意。二十五日上午和下午，朱总司令和叶参谋长应美国记者史坦因和英国记者福尔曼的要求，分别与他们进行了四个小时的谈话。谈话中朱总司令和叶参谋长向他们说明了几个问题：

 

（1）从军事观点说明共产党军队在战时战后的潜在力量；

（2）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态度及与国民党、美国、英国武装力量合作能够采取或应该采取的形式；

（3）战后共产党军队为保持远东和平，在军事方面能负何种任务等。

 

六月二十二日，叶剑英参谋长在王家坪礼堂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作了报告。为了使外国记者正确地听清这个重要报告，我们分发了译成英文的小册子，其中附有说明八路军、新四军七年来抗战的成绩，民兵的分布及八路军、新四军发展情况的图表，还列举了在八路军、新四军中与我军共同抗日而牺牲了的国际友人的名单。叶参谋长说：“为使各位中外友人便于研究目前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具体情况，我向各位做一个关于敌后战场军事情况的一般介绍。这里所指的敌后战场，就是我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华南坚持抗战的战场。自一九三八年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但是由于国民党采取压制言论的政策，不但外国人不了解此种情况，就连中国也有很多人不了解。”叶参谋长说：“我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个敌后战场上，坚持了七年抗战的过程是极其残酷、紧张，并且是极其复杂、曲折的。”他在报告中分敌、伪、友、我四个方面介绍了敌后战场截至一九四四年三月前的基本情况。在介绍我们的情况时，叶参谋长指出：中共领导的一切部队，都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执行孙中山三民主义及中共一九三七年九月间宣布的共赴国难宣言。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上团结各界人民，创立了十五个以上抗日民主根据地，军队发展到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余万，人口为八千六百万。在各根据地，都由人民选举抗日地方政府，执行“三三制”，减租减息，发展自卫军、民兵突击队，发展生产，肃清汉奸等项政策。由于我们密切地依靠群众，党政军民结合一体，我们能在七年当中毙伤敌军三十五万一千一百一十三人，毙伤伪军二十三万九千九百五十二人，使敌我伤亡比例总计为二比一。叶参谋长还专门宣读了在八路军、新四军中，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伟业而献出了生命的国际友人名单，并对历年来盟国朋友对我国的援助表示感激。叶参谋长在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派遣军队对我根据地进行侵犯、包围、封锁，派遣特务进行破坏，断绝一切接济，并阻断国际朋友对我们的援助，封锁我党我军进行抗战与民主建设的消息，使国内人民与国际友人不明真相等恶劣作法后，于报告结束时，诚恳地表示：“我们希望尽可能迅速地结束这种状况，改善国共关系，而开辟一个真正团结抗战的新环境来。”这是一次全面介绍情况的报告，在中外记者中反映十分强烈。

 

在回交际处的路上，在饭厅里，多数人喜形于色。外国记者饭后立即回到自己房间埋头打字发稿了，但是有的中国记者装成“不以为然”的样子，环顾左右而故意另找话题，更有甚者，故意乘机进行挑衅煽动。如中央社的一名记者，在听完报告发电稿时，有意进行歪曲，将叶参谋长在报吿中讲的“我们可以断言，只要我们得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我八路军、新四军就能将国旗插到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城头”这样一段话中的“只要我们得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这一至关重要的句子给去掉了，篡改成“在战略反攻时，一旦时机成熟，八路军、新四军可以开入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并将“插上国旗”篡改为“悬挂我们的旗帜”，这完全是一种蓄意挑衅的行径。我们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他根据叶参谋长的报告进行了更正。

 

叶参谋长的报告通过中外记者的手传播到中国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以后，引起了全国人民和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新的评价。总之，叶参谋长的报告在当时的形势下起了很重大的作用，意义十分深远。

 

六月二十四日上午，延安文艺界在边区银行大楼举行了中外记者的集会。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聚会，人们三三两两地谈论着哲学、文学以及边区生活等各种问题，会场上充满了轻快气氛。在分散闲谈一阵之后，诗人柯仲平介绍了延安文艺协会的一些情况，随后由丁玲、吴伯箫、艾青几位作家向记者讲了几件有意思的事情。丁玲说：“有位先生问我，在延安发表一篇文章需要什么手续？初听这句话，我感到奇怪，因为在我们这里不需要任何手续的，但是想起重庆的作家们反对出版法，就恍然大悟。原来这位先生是习惯了重庆的不自由了。”吴伯箫在发言中告诉记者们，听说在西安有一批小人扮作他的朋友，在今年三月份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大家看，我现在不是还健康地活着吗？”听到这里，记者们都不由得捧腹大笑，但是吴伯箫严肃地对记者们说：“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希望记者先生们把我的抗议带到西安去。”

 

艾青在吴伯箫讲话之后也发表了一个抗议性的发言。他说，大后方有个名叫《良心话》的刊物，实际上是发表些没有良心人的话。他们在那里造谣说什么我要逃出边区，走到富县被保安队捉回了。艾青愤慨地说：“这真是活见鬼！现今的中国，哪里还有比边区、比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更好的地方呢？我为什么要逃呢？”记者中有正义感的人，对于西安、重庆这种追悼活人，说没有良心话的行为，也感到愤愤不平。座谈会结束后，大家一起到大众戏园看秧歌。记者们和在场的两千多老百姓一起，不断为精彩节目鼓掌，笑声不断。有些记者十分喜爱秧歌这种形式，甚至提出希望能学会秧歌。

 

在此期间，中外记者参观团还参观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自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兵工厂、被服厂、难民工厂、皮革厂、振华纸厂、光华农场、中央医院、和平医院、洛杉矶托儿所等单位，听了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秘书长罗迈（李维汉）和各厅局长关于边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报告，听了谭政关于我军政治工作情况的报告。通过一系列的参观访问和介绍、报告，使记者们对边区的情况有了实际的观察和具体的了解。

 

在一个多月的参观访问中，由于国民党的压力，中国记者一般表现谨小慎微，不多言语。唯有副领队邓友德到处挑毛病，如到医院参观，当我负责人介绍边区缺医少药的情况时，他极不耐烦地说：“你们老说没药没药，大后方也不是王道乐土。”在《解放日报》社看剪报时，他不仅随手乱翻，而且挑畔地说：“你们的报纸不报道中央社的消息，有也不全，而且还放在很不重要的位置上。”对这种恶意挑衅，我有关单位的负责人都毫不客气地予以回击。

 

访问参观到七月上旬，中外记者都希望赴八路军前线访问，但正、副领队怕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竭力阻止，后来又采取分裂中外记者团的办法，把全部中国记者拉回重庆去。离延前，他们向朱总司令辞行，总司令接见他们并讲了话。七月六日，周副主席为他们饯行。十一日离延前夕，朱总司令再次在交际处为中国记者饯行，他们于七月十二日离延返渝。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国记者回到重庆后，许多人在报上或私下仍如实地介绍了他们在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新民报》主撰赵超构公开出版了《延安一月》，比较客观而巧妙地介绍了他在延安访问参观的所得和感受，在国民党特务统治下没有新闻报道自由的重庆，这也可以说是“透露出一线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一角的曙光”了。一九四五年三月，董必武同志在一次报告中还提出：“一个外国新闻记者对我说，他在来延安前，觉得我们的宣传，有些夸大，来延后，他觉得我们的宣传太不够了。”

 

在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这段时间里，周副主席很忙，对外要集体或个别地接见记者，对内要审阅各单位的报告。我们除了有事随时向中央领导同志作书面报告外，为节省周副主席的精力，一般是向尚昆请示。但周副主席总是每隔一两天要到交际处来探望一次，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指示并分别约记者谈话，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上的问题。一天早晨六点多钟，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一听，是周副主席的声音，他问我上午记者团采访日本工农学校，准备了几个日语翻译，我如实回答，他表示满意。他听我说话带着睡意，就问“你还没有起床？”我只好承认为了方便，不误事，我把电话机移到了床头，是躺在床上接电话的。我知道周副主席每晚睡得很迟，但起得很早，当时我感到很惭愧。当中国记者离开延安前的那几天，正是连日大雨。在记者团离延的前一天，我接到尚昆的指示，说崂山公路可能被雨冲坏，要我们把交际处的两部汽车送到兵站检修好，另外准备四辆胶轮大车，汽车过崂山时如发生故障，可改用胶轮大车送记者过山去。翌日黎明，电话铃又响了。我很快拿起耳机，是周副主席问我汽车检修得怎样，胶轮大车出发了没有？我答汽车已经检修好了，四辆胶轮大车，五点钟先行出发去崂山，在上山的路旁等着。看来天气不会下大雨，汽车过去不会出什么问题。周副主席又问：你对负责胶轮车的同志是怎样布置的？我答：让他们在山下等着，看到汽车上山，才可回来。周副主席又问：汽车上了崂山，你认为下山会不会出问题。我答：大概不会。周副主席对我这一回答很不满意，说：你只知上山会有困难，就不想想下山也可能出问题吗？你真是齐桓公用兵，既想兴师动众，又怕劳民伤财，做统战工作是和打仗一样的。一切工作都要预想到底，为什么只想其一不想其二呢？听了周副主席的批评，我自知不对，很快回答说：我立刻转告带领胶轮车的同志，必须跟着汽车上、下崂山，保证把汽车送上平路。周副主席严肃、认真、细致、周密的工作作风，给了我极大的教育。

 

在来延安参观的外国记者中，除夏南汗随中国记者返渝外，其余的都留在延安未走。经过一番准备工作之后，他们于八月离开延安，赴晋绥抗日根据地参观。离延前，毛主席曾亲自到交际处为他们饯行。

 

外国记者在王世英、朱明、王再兴和翻译柯柏年、凌青同志的陪同下，东渡黄河，到晋绥军区第八分区的防地。他们曾到离汾阳五里远的一个山头上，观看了我八路军拔日寇据点的一场战斗。据艾泼斯坦回忆，那是九月的一个晴朗的白天，在山头上看汾阳看得很清楚。战斗是罗贵波指挥的。我八路军战士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以坑道为掩护，将炸药送到了敌人碉堡底下。一声巨响，敌碉堡炸毁了，八路军指战员高喊着杀声冲向残破的碉堡，打死和俘虏了很多日本兵。指战员将日本俘虏押到外国记者面前，外国记者还和日本兵进行了交谈，了解日本兵的思想情绪。除了参观拔据点的战斗外，外国记者还参观了袭击日伪火柴厂的战斗。当堆满了火药和木料的火柴厂被我军点燃时，冲天的大火映红了半边天，十分壮观，给外国记者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记者们还沿途考察了我党政机关工作情况和人民群众努力生产，支援抗战的情况，均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外国记者返回大后方和本国后，许多人以翔实的文字，大量宣传延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的面貌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战绩。如福尔曼在一九四五年，出版了一本《红色中国的报道》》，史坦因写了一本《红色中国之挑战》于一九四六年在美国出版，他还写过《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文章，在美国、英国的报刊上发表，影响很好。武道也写了《我从陕北回来》等文章，态度比较客观。特别突出的是艾泼斯坦，他曾给《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写过不少文章，很有说服力地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他还写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一九五一年在美国出版。以后他参加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在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一次会议上他被提名为全国政协委员。

 

总之，中外记者参观团延安之行，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我党、我军和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宣传到了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对大后方人民和世界人民以及美、英、法盟国政府对我们的重新认识和估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作者：金城；来源：黄土情联谊会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