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怀念毛泽东时代或叫怀念前30年的人很多，而且越来多了，我也是其中之一个。对此，有些人感到很不理解，说“那个时代那么穷，生浩那么艰苦，为什么你们还怀念呢？”言下之意是，“你们这些人真傻！”有人甚至愤慨质问：“你们怀念那个时代，难道还想去过那苦日子吗？”
我这个90多岁的老头，是过来人，亲身经历过前30年和后40年，对这个问题应该是有发言权的。我就用亲身所验、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实，说说我为何怀念毛泽东时代吧。
据我观察，前30年和后40年，的确有很大区别。应该说，各有其优缺点吧。不能否认，毛译东时代、前30年，因为国民党留给我们的是一片废墟，“一穷二白”，加上帝国主义想方设法卡我们的脖子，妄图把新中国勒死在摇篮里。所以，我们的确是上上下下都勒紧腰带过艰苦日子。从物质生活来说，无论衣、食、住、行哪个方面，那个时候比起现在来，那是差得很远很远的，说是“又苦又累”符合实际。但是，那时党风、政风、民风，整个社会风气优良。风清气正，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有改善，感到虽然艰苦，却有希望、有奔头。加上那时人民精神奋发、干劲冲天，团结一致、同舟共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种革命激情燃烧的岁月，真的令我非常留念！
令我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东西很多，不说是一篇文章，就是一本书，也根本无法写完。我也没有从宏观层面，用长篇大论讲清这个问题的水平，还是从微观层面，说说那时的社会风气和人们思想道德的优良吧。
先讲个“我那次一下升两级工资”的小故事：1957年，我在郴州地委讲师团当理论教员，当时适逢干部职工评工资。不巧，那年我被抽到省委党校学习去了。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时评工资，可不像现在涨薪水。现在涨工资，每年涨一次，那时物价稳定，评工资是多年才一次；现在涨工资是人人有份，那时评工资是要由群众根据工作表现、业绩如何等等来评定，最后由单位领导批准。工作积极、表现好的人评得上，升级；工作、表现不怎么样的人，就不一定评得上，得站在原地“稍息”。因为每次评工资都有升级指标限制，比如一次只能升干部职工
总人数的70％或80％，各单位不能擅自超过指标限制。可见一个干部要升一级工资，难度是很大的。
然而，那次评工资，我这个人不在单位。但单位的同事和领导，却给我一次就升了两级工资，这让我非常感动、拍手叫好！
我之听以叫好，并不是出乎自己升了两级的私心，而是对同事和领导办事公道表示佩服。想想吧，如果是党风社会风气不好，评工资时本人不在场，同事和领导能出乎公心，给你一次升两级吗？只怕升一级都得打个问号吧？可见，那一次我能升两级工资，是因为那时党风、政风、社会风气优良，单位同志办事公道，该给你的，你在不在、争不争，都会给你；不该给你的，你在场伸手要，甚至张口闹，也不会给你，甚至还会批评你“个人主义严重，不像话”。所以，那时的干部职工一心想的都是尽量发挥自己的能力，千方百计把本职工作做好，争当先进模范，而不会成天去考虑如何解决自己的一些个人问题，去争夺如何获得个人更多利益。大家思想上没有太大的压力，工作再苦再累，心里却甜滋滋的。这样的时代，难道不值得怀念吗？
再讲个亲身经历过的小故事——“手表失而复得”吧。
1963年，我在老郴州市（现北湖区）委办公室当秘书。
一天上午，我到北湖路一个单位搞调研。下班铃声响过之后，我告辞接洽人员，便步行回自己家里去吃饭（那时没有“吃工作餐”的制度）。当走到中山西街一家商店门前时，突然发现戴在手上的表不见了！
当时，手表是青年男女结婚所追求的“三大件”（单车、手表、缝纫机）之一，属贵重物品。这贵重之物就这样“碰着鬼”不翼而飞了，我心里当然感到十分可惜。本想打转身沿途去仔细寻觅一番，但转念一想：这手表掉在这茫茫人海的大街上，还不早被人捡走了，哪能等我回头去找还找得到手？别“白日做梦”了！于是，只好自认倒霉，没去找了。
回到家里，我懊恼地对妻子说：“今天我真倒霉，手表掉了。”
妻问清了怎么掉的，然后说：“到派出所去报个案吧。”
“既不是被抢，又不是被盗的，手表肯定是掉在大街上了。街上行人那么多，派出所的同志到哪里去找呢？唉！还是算了吧。”我说。
“你下午去上班，反正要从文化路经过，那里有个派出所，到里面去报个案也不费什么事呀。”妻仍然劝我去报案。
我虽然不抱什么希望，但想到当时一首很流行的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送到警察叔叔手里边……”，也就觉得如果被“红领巾”捡到的话，真的有可能交到警察手里哟。于是，下午我去上班路过文化路时，真的到派出所去报了个案。
我虽然报了案，但对这“大海捞针”的事，心里所存希望还是不大的。然而，奇迹竟然出现了！
第三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开始我没有听清对方的话，只隐约听见什么“表”呀“表”的。我当时根本没想到手表上来，以为对方是向我询问市委办公室最近发下的一种统计表格怎么填报。当对方说“你不是掉了一块手表吗，找到了。你打个单位证明到我们这里来领回去啰”时，我才知道，原来我掉进“大海”里的“针”，竟神奇般地“捞”到了！
我到派出所后，那里的同志告诉我，捡到这块手表的是“悦来旅舍”的一位出纳员。其实她眼晴高度近视，视力很不好。那天她出去办事，走到文化路段市图书馆门前的街道上，突然感到脚下踩到一个什么东西，弯腰捡起一看，才知是块手表。她想，这是贵重东西呀，失者一定会很着急的。所以立即把它交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同志手里，请他们设法找到失主。
我领回手表一看，原来是表链中的一个小零件断了。大概是表带松开后手表从手腕上滑落下地的。
手表失而复得，我和妻子都欣喜若狂，觉得应该感谢这位拾
物不昧的出纳员。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特地到百货公司花了10元钱（我月工资的五分之一还多），买了一支在当时来说是最高档的国产钢笔——“英雄金笔”，亲自登门送给这位拾
物不昧者。但任凭我这么说，她都不肯收下我的礼物，总说“这是应该的，不值得谢，雷锋做那么多好事还不留名哩”。无可奈何，我只得再花去8角钱，请刻字先生在钢笔杆上刻上了一首打油诗：“拾物不
昧风格高，众口同声称赞好。失者感激言不尽，赠此薄礼将心表。”同时刻上了她的名字和赠送者我的名字，再次登门，恭恭敬敬地送到她手上，说：“我的感谢是真心实意的。礼轻意重，我把你的名字都刻在这笔杆上面了，你就领下我的这片情意吧。”在这种情况下，她才乐意收下了我的谢礼。
这事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这位出纳员的名字我也忘记了（实在很不应该），但这件事却深深刻在了我的心中，常常被回忆起来。尤其是早些年扒拐子猖獗，我被扒过多次后，便会拿两者一对比，也就产生无限的感慨：要是社会风气、人们的道德品质能像毛洋东时代，该多好啊！
我这个人，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教，参加工作后又受到党的不断教育，所以思想算是不错，没有贪心，不爱占小便宜，因而不易受骗（受骗者，多是贪小便宜所致）。但是，我是个“马大哈”，有个迷迷糊糊的毛病。因这个弱点，扒拐子扒我的东西就很容易得手。这里也讲一个我被扒的小故事吧：
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一天，听到小舅逝世的不幸消息，我就准备赶去参加追悼会。
动身之前，我妹妹给我打来电话，说她正在生病，不能去参加小舅的追悼会，请我给她代垫一份礼金，事后再还我。我也就带了600多元钱在身上，作两份礼金和往返的车费。
我走到汽车站登上公交车时，车上乘客只有三五个人，我可以任意选择座位。我想起几天前听到的一个盗窃犯“巧妙窃财”的故事：有对夫妇在公交车上与朋友闲谈，无意中透露了他夫妻俩的儿女都不在身边，还讲了某天夫妻俩要到亲戚家去喝喜酒的事，被两个扒拐子听到了，于是就盯上了他们。他们下车时，扒拐子也跟着下了车，悄悄地跟在他们身后，记住了他们的门牌号码。喝喜酒这天，主人离家后，两窃贼就大摇大摆地登门了。轻易打开了大门的门锁，进门后门都不关，就这么敞开着。他俩一个到里屋翻箱倒柜找东西，一个则在客厅打扫卫生，还边扫边骂：“哎呀，好脏呀，姐姐姐夫这两个懒鬼，恐怕是十天半月都没打扫卫生了！”故意骂给隔壁邻居听。扒子盗窃了财物后，丢下几句“姐夫姐姐怎么还不回来？是不是旅游去了？哎，我们回去算了，等他们不着”，走出大门，把门一关，便大踏步走了。主人喝完酒回来，对门住户告䜣女主人说：“今天你家来客人了，好像是你两个弟弟吧。小伙子蛮不错，蛮勤快的，还帮你们打扫了卫生哩。”女主人没有两个弟弟，一听这话慌了，赶快打开房门，到里屋一看，才知被盗了。仔细一清查，发现被盗走现金和金银首饰价值3000多元。
我想起这个故事，并联想到我曾多次被扒的事，也就对扒拐子有了警惕，在选座位时，想到了要选个安全的地方。我先选了3排左边靠窗户的那个座位。坐下后，考虑到我的钱是放在裤子右边的表袋里，而右边的座位虽然暂时还没人坐，但沿途肯定会坐满。要是身边恰巧坐个扒拐子，不就不安全了吗？于是我站起身，另外找了第4排右边靠窗户的座位坐了下来，觉得很安全了。因为即使我身旁（左边）坐的是个扒子。他要扒我的钱得从我左边弯过身，再伸出手来扒我右边裤袋里的钱，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真的是“防不胜防呀”！我原以为是“很保险了”的座位，结果还是没有保住“保险不出问题”。我的600多元钱一分不剩被扒走了，而且他还用小剪刀把我的裤子剪烂了，好可恶的扒拐子！
扒拐子中途下车后，一位乘客问我：“你裤袋里的钱被扒走没有？”我一摸裤子表袋，啊！钱没了，裤子还烂了！显然，那位乘客是看到扒子扒我钱的，只是怕扒手报复，当时他没敢吱声。
那么，扒手是怎样行窃的呢？事后我仔细分析了一番，才得出答案：原来靠窗边这个座位的座椅与车皮之间有一隙缝，人们不仔细看是不会发现的。本来就“马大哈”的我，根本没想到这点，反而以为找坐到了一个很安全的座位，便是放松了警惕。而经验丰富的扒
拐子，在发现我掏出钱来买车票后，把剩下的钞票装进了裤表袋时，他就盯上我了，有意坐到我的后一排的座位上（第5排右边靠窗的位置）。车子开动后，他趁我麻痹大意时，便把手从座位与车皮的隙缝中伸过来，用小剪刀把我的裤子剪破，将钱偷走了。
思想道德优良的人，在大街上捡到财物都不据为己有；缺德的坏蛋呢，扒你个“防不胜防”，真乃“天壤之别”呀！这样一对比，能不令我感慨万千，深切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优良社会风气和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吗？
（作者：欧植竹，又名欧阳植竹，湖南省作协会员，省文联第四、五届委员，省文艺理论研究理事会理事，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郴州市文联原主席；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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