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富九少将回忆：文革期间编军史

 

 

彭富九少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军委技术部第一局局长兼政委、第一副部长，总参三部代理部长、部长兼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院长，军事科学院副政委，总参三部部长、第一政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70年，我被分配到军事科学院任副政委。院长兼政委叶剑英元帅当时被“疏散”到湖南，粟裕和王树声两位大将商定，由我分管战史研究部的工作。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根据叶帅指示，决定立即采访健在的老帅。如今，30多年过去了，我向朱德总司令、陈毅元帅和萧克将军等老同志请教军史问题的情景，依然历历如新。

 

叶帅指示：抢救活史料“要赶快抓，我就抓晚了”

 

军史、战史的编研是军事科学院的主要任务之一。1958年军事科学院成立之初，叶帅就布置编史的准备工作：一方面从军委档案馆、中央档案馆搜集史料并进行整理，一方面培养历史研究人员。到1964年，军事科学院已复制了我军抗美援朝之前的大量文电资料，经过校对、整理，编印出一部分《战史资料汇编》和《战史资料选编》，供领导和专业人员内部参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原分管战史部工作的钟期光副政委受冲击，而且身体也不好，所以这项工作就停了下来。

 

1968年，军委办事组下令将军事科学院千方百计收集、复制的档案资料，以及《战史资料汇编》和《战史资料选编》封存在北京卫戍区。但1969年黄永胜又要求上交收集的这些资料。向仲华副政委告诉我，这些资料里有很多毛主席亲自起草的作战电文，其中包括批评林彪的内容。眼看我军战史研究工作将被釜底抽薪，多年的劳动可能付诸东流，院领导忧心忡忡，战史部的同志心灰意冷。军事科学院几位领导商定：总参不是同意我们按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为部队编写《战例选编》吗？史料上交的事就以此为由尽量拖延吧。当年的军委办事组主宰着军委日常工作，身为军委副主席的叶帅对此也只能设法周旋。

 

叶帅很重视活的史料，“文化大革命”前曾作这样的指示：“我们目前的史料工作还只能从历史文电的表面去理解，内在的东西还在毛主席他们的记忆里，本质的东西还在他们头脑中。”“诸帅的一生有多少宝贵经验保留在他们头脑里。罗帅、刘帅身体不好，如有三长两短那是多大损失啊……要赶快抓，我就抓晚了。”不幸的是，当我接触这项工作时，罗荣桓和贺龙两位元帅已经去世，彭德怀元帅则因为被关押隔离，根本无法接触。

 

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重新起用已经靠边站的几位老帅。叶帅返京，并于九一三事件之后主持军委工作。我在1971年9月中旬从青岛疗养院返京，复出工作的宋时轮副院长说：叶帅交代要为编军史抢救资料。战史部积极性很高，建议首先采访健在的老帅。我与几位元帅还算熟悉，又分管此项工作，带队访老帅的事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陈老总反问：“你们写军史怎样评价彭德怀？怎样评价贺龙？”

 

因为有关红军长征后南方根据地斗争的文字资料很少，所以访问的第一站就选定为陈毅元帅。那天，我和战史部部长丁永年带着两位研究员来到陈毅元帅的家。当时陈老总气色还不错，我直接说明了来意：“陈老总，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后，你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陈老总问：“你不是搞（总参）三部工作的吗？怎么问这些事？”我告诉他，我现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叶帅要我们搜集资料写军史。

 

陈老总想了一下，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人，写历史是下一代的事。你们写军史怎样评价彭德怀？怎样评价贺龙？”看着我失望的样子，他接着说：“红军长征时我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扔在江西。三年游击战争，天天躲躲藏藏，有啥子可谈的！你们回去告诉剑英，他的想法是好的，可惜现在还不是写军史的时候。”

 

很明显，陈老总不愿谈。我和战史部的同志只好告辞，怏怏而归。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与陈毅元帅交谈。从采访的角度看，这次任务没完成，但陈毅元帅留下的那几句话，本身就是一件重要史料。

 

林彪事件逐步在党内、军内传达之后，批判林彪集团，肃清其流毒成为当时的大事。中央动员老同志揭发林彪的历史问题，陈毅元帅抱病参加了座谈会。大家后来都看到了陈老总的发言记录，他讲得很客观。

 

朱老总强调：“历史就是历史，无论事情大小都是不能篡改的！”

 

1972年初，我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见到了毛主席。此后，毛主席多次讲话，肯定了被错误批判的一些老同志的历史功绩，政治空气明显改观。在此形势下，我们访问了住在万寿路新六所的朱德元帅。

 

朱老总见到我，笑容可掬地向我询问总参三部的情况。我告诉他：我已到军事科学院，分管战史研究工作，这次是来向您请教历史问题的。朱老总说：“那也好，我军的历史现在是需要总结出来教育后代了。”我们请他从南昌起义谈起。

 

头一天，朱老总讲了一个下午，结束时说：“我年纪大了，有些日期和小地名记不起来，明天继续谈，你们约萧克同志一起来，他记性好。”

 

第二天，我约了萧克同志，又去谈了一个下午。朱老总谈话中间，萧克同志作了不少补充，最后一直谈到抗美援朝之后我军进行的正规化建设。大概因为我在场，谈话还涉及我军技术情报工作在革命战争中发挥的作用。

 

朱老总谈话结束时，我又提了一个问题：“李作鹏写了一篇文章，说龙源口战斗是林彪指挥的，总司令在井冈山挑粮食的扁担是林彪的扁担，这完全是歪曲事实，为林彪歌功颂德。我们想请您讲讲，澄清这两个问题，还历史的本来面貌。”

 

朱老总说：“明天下午你们再来一次。这些事容易说清楚。萧克，我记得你当时是林彪那个营的连长，明天你也来。”

 

第三天下午，萧克同志和我按时到达，老人家已经坐在会客厅里等我们了。朱老总说：“萧克同志，1929年龙源口战斗你参加了，你讲吧。”萧克说：“请总司令讲。”

 

朱老总说：“那时井冈山根据地还不巩固，蒋介石要江西省主席鲁涤平、湖南省主席何健派兵会剿井冈山。两省的国民党部队各有自己的打算，怕吃亏，缺乏协调行动。江西的敌人两个师占领了永新县城。永新县党组织基础好，成立了县、区、乡苏维埃政权，有几支游击队。他们送来情报说永新城里的敌人要经过什么岭进攻井冈山（萧克插话：叫七溪岭，是永新上井冈山的必经之地）。毛主席和我分析，认为永新县的群众基础好，七溪岭的地形对我们有利，可以发动游击队在县城周围骚扰钳制敌人，使其不敢两个师同时出动，红军在七溪岭埋伏待敌，有可能消灭他一部分，乘胜追击则可能使县城内的敌人撤走。这一仗打好了，不仅井冈山根据地得到巩固，永新县也会解放。林彪当时是个营长，他提出要避敌锋芒，主张红军向湖南茶陵县境出击，我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结果正如毛主席的预料，这一仗打好了，在七溪岭消灭了一部分敌人，并乘胜追击，赶跑了永新城里的敌人。永新全县解放了，不仅保障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安全，还扩大了红军，解决了粮食问题。”

 

朱老总接着说：“当时我们有三个团、一个警卫营，是毛主席和我在现场指挥的。林彪是个营长，七溪岭那一仗是我们上井冈山后打的第一个大的战斗，不可能由林彪指挥嘛。挑粮食的扁担问题，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说了。李作鹏原来是我警卫班的战士，他说是林彪挑粮食的扁担，是讨好林彪嘛。”萧克同志说：“七溪岭战斗林彪是参加了，在追击敌人时他这个营还打得不错，缴到不少枪。说是他指挥的，不是事实，完全是捏造的。挑粮食也是捏造的，平时行军他连米袋子都不背。龙源口战斗胜利后，永新老百姓还编了一首民歌，歌中唱道：红军力量强又强，打垮江西两只‘羊’！两只‘羊’指敌军杨池生、杨如轩两个师长。”两位前辈对龙源口一战的述说，不禁使我回想起童年的事情，也插了一句：“对，我当时在永新上小学，唱过这支歌。”

 

最后，朱老总说：“历史就是历史，无论事情大小都是不能篡改的！”

 

朱德元帅和萧克同志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历史材料。此后，军事科学院的同志又多次访问了老帅们和其他老同志，这些访谈记录都被整理出来存档，成为珍贵的史料。

 

写史之难并不在我们这一层

 

我曾是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成员（这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我被追查、批斗的理由之一），但我并没有深入过编史的过程，到军事科学院后才逐步体会到写史之难。首先，参军后我一直从事与专业技术有关的工作，编史的事要从头学起。其次，最难的是用什么标准来看待和评价历史上的人和事，一切都以路线斗争为依据，这肯定行不通。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年的亲历者大多不愿开口。

 

单是编写《战例选编》就遇到不少麻烦，更不用说写军史了。战史部的同志对我说：我军的许多战役非常精彩，绝不逊于任何国外专著记载的经典战例，但现在只能搞一些师以下的战斗。原因之一是，当年的指挥员有的已经被批判、审查、打倒，大一点的战例涉及到人的评价问题；原因之二是，一些战役涉及不同序列的多支部队，开会征求意见，谁都强调自己部队的作用大，意见很难统一起来。

 

一次，我向已调总参工作的向仲华同志提及军史工作的难处，他讲了一些背景情况：建国初期胡乔木编了一本《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很简明。后来毛主席提出继续编写党史。周总理请董老牵头搞，董老说自己年老体弱，没有应承。董老还向总理建议：我党早期的历史，主要是武装斗争史，军史立好了，党史就好写了。后来，毛主席要求总理讲路线斗争，总理在党内讲了一次，但只讲前六次路线斗争，还作了不少自我批评，往下的事就再也不讲了。我明白向仲华的意思：写史之难并不在我们这一层。我和战史部的同志商量，目前把主要精力放在《战例选编》上。后来，《战例选编》出了若干本，受到部队的欢迎。

 

我1974年回总参三部工作，郭化若同志从南京军区调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分管战史部。郭化若同志当然懂写史之难，他组织战史部的同志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只记载重大事件，回避评价问题。“文化大革命”后与郭化若同志聊起这些事，我感叹地说：这是你的高明之处。

 

1981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评价了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自此，许多老同志、有关部门和历史研究者陆续披露了一些以前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有些同志的回忆虽在一些细节上欠准确，甚至有偏颇，但仍具参考价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回忆搞移花接木、肆意编造的名堂。

 

写史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我把这段亲身经历记录下来，既是怀念老帅，也是表明自己完全赞同这样的观点：史料的价值在于真实和详尽，史著的价值在于完整与准确，篡改历史是犯罪行为。

 

 

彭富九（中）与当时的儿童团员在一起

 

本文原载《百年潮》2009年第1期，作者为彭富九将军，原题《“文化大革命”中访老帅》。特向老将军和刊载者致谢。

 

来源：文史高科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