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忆将军蒙难前后与父辈们的交往故事
刘立强
大约半个月前，我看到“今日头条”刊发的一篇关于毛主席和周总理“文革”期间保护、“解放”杨成武将军经过的文章后，心中泛起层层波澜、久久难平。但又觉得有的地方似乎没有点明写透，决心做些必要补充，遂成此文，聊以纪慰。
杨成武将军1914年10月出生在福建省长汀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杨成武上将】
我们那一代“红领巾”、“共青团”是通过学校课本、课外读物和文艺作品，才知道杨成武将军的英名。我们也记住了他在长征中率队勇夺泸定桥，随即翻雪山、过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出色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前卫任务；记住了他抗战之初，率部参加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指挥著名的黄土岭战斗，击毙了日本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官阿部规秀中将（日本侵略者所谓的“名将之花”）；记住了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建国后的军队建设事业中，他同样是功勋卓著、彪炳青史……
杨成武将军从1965年即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总参谋长，同时任总参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常委。
我的父母亲都是太行根据地的地方干部，按照父亲刘建勋晚年告诉我的话：“李雪峰伯伯、赖若愚伯伯是我们的直接领导，而刘伯承、邓小平则是我们的总头”。129师的参谋长李达和副政委黄镇伯伯等都是太行山根据地的创始人。
父亲与杨成武将军在战争年代并没有太多的交集。说得俗一点，即不是一个山头的。
是几十年收集、整理老一辈的历史信息使我走近了杨成武将军。前些年，我又特别得到了将军的老秘书张子申大哥的支持、鼓励。他不仅向我赠书，还提供了许多珍贵、重要的资料，使我进一步了解到杨成武将军在那个“特殊岁月”中鲜为人知的坚守和贡献。
且容我细细道来。
1967年前后，全国多地先后出现“天下大乱、全面武斗”的局面，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同样是大地激荡、风云遽变。
是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亲自领导了解决河南问题。负责全军日常工作的杨成武和总政主任肖华两位将军代表军方，多次参加周总理主持召集的河南问题汇报会，并具体落实、完成了军队的各项任务。
1、河南省那时乱到了什么程度？
东晋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写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就是想借此提醒世人应该全面分析、看待事情的发展过程。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在十年前就谆谆告诫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先按照时间顺序回顾一下1967年河南省的情势吧：
1967年1月18日，在全国兴起的夺权风暴中，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召集了“大乱”前的最后一次省委常委会。随后，文敏生、纪登奎等大批领导干部被造反夺权的人们看管囚禁、反复批斗。
“‘十大总部’将王维群、王庭栋、张耀东等一百多名领导干部集中到豫西山区，强迫他们表态支持自己的造反、夺权活动”。王维群被打成河南农业战线“最大走资派，受到批斗并被关押”；王庭栋被关押在深山，直至党中央解决河南问题，周总理点名才来到北京。
（引自《王维群纪念文集》和《王庭栋纪念文集》）
仅在焦裕禄战斗过的兰考县，1967年的头25天里，就有1206人被逮捕。兰考和邻近两个县的监狱里，塞满了兰考的“犯人”。
全省各地许多的干部、群众也都遭到了批斗、监禁。
2月12日，毛泽东主席第一次对河南问题做出批示：“河南闹得很厉害，要他们双方（各方的代表）到北京来谈话。”
3月16日至4月2日，“十大总部”的核心组织——河南省委机关造反总司令部连续召开会议，紧跟上海等地后尘，揭发原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等人，开始在河南实施夺权行动。
（引自《河南省志》，1993年出版发行）
此时，刘建勋早已调北京半年有余。文敏生、纪登奎等大都身陷囹圄，失去自由多日。据《河南省志》记载，原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某某在这次会议上“登台亮相”，坚决支持“十大总部”造反、夺权，带头喊出“打倒刘、文、纪”的口号。他的表态和煽动第一次将群众斗争的矛头公开引向两任省委主要负责人，成为“十大总部”制造大范围夺权和大规模武斗的动员令和导火索。
4月20日，经党中央批准，刘建勋担任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农林组组长。
在这一段时间里，河南“十大总部”派到北京专揪刘建勋的大批人员一直赖在北京市委院内四下活动。由于中央的保护，市委机关干部群众坚决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刘建勋最终没被揪回河南。
周总理在会上就曾公开怒斥道：“刘建勋的名字见一次报，河南揪他的大标语就长一尺！”
接下来，河南省的动荡混乱进一步延宕升级，引起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4月22日，毛主席看到河南省军区党委的报告，次日即作出批示。
该批示收录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全文如下：
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批示三天后的4月“26日 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通知‘河南二七公社’和‘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两派群众组织赴北京汇报河南省‘文化大革命’问题”。不久后，河南的另一造反派组织“河造总”也派出代表，从始至终参加了汇报的全过程。
毛泽东、周恩来的举动充分证明党中央的态度是不赞同省军区个别领导同志支持赵某某和“十大总部”造反夺权行动的。这就使得“十大总部”的头头们自诩“学习上海经验”，“斩断刘少奇的黑手，搞臭刘建勋，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省委的盖子，联合起来，夺省委的权”的企图受到了阻击。
（参见《出土文物——“河南省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十大总部）会议记录摘录》
【被河南群众鄙称为“出土文物”的”十大总部“高层会议记录的封面和说明首页】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赵某某等的幕后操纵下，河南形势急剧恶化。仅在《河南省志》中就记载有：
（1967年5月）“4日‘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组织几万人游行，冲击（“河南二七公社”所属群众组织2000人的）绝食现场，双方发生武斗。”
“12日‘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在郑州体育场召开所属群众组织5万人大会，揭发批判中共河南省委和郑州市委主要领导人。18日、21日又两次召开大会，继续批判省、市委主要领导人。”
“30日‘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与‘河南二七公社’两派群众组织在郑州国棉六厂发生大规模武斗。‘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及‘十大总部’组织5万人围攻郑州国棉六厂二七公社，大楼被烧毁，群众死伤多人。此后，全省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不断发生。”
【1967年5月30日，“十大总部”在郑州国棉六厂制造大型武斗事件，七号楼被吊车损毁的场景。（武彩霞 提供）】
当周恩来总理得知“国棉六厂惨案”的消息后，“气得皱着眉头，手直发抖”，连连严厉质问“十大总部”的谈判代表。
（引自《中央领导关于河南问题的指示及赴京汇报纪要汇编》）
就在“国棉六厂惨案”发生的前一天，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由周总理主持召集了有河南各方代表参加的第一次汇报会，希望尽快解决问题。
在这第一次的汇报会上，周总理当面交待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要他以自己的生命和党性保证纪登奎、耿起昌等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正是因为有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和明确要求，河南大批老干部的性命才得以保全。
例如：纪登奎是化装成火车的司炉工，一路挥锹铲煤，才辗转来到北京。耿起昌被造反派羁押、打残胳膊后，是由上小学的二女儿找人半夜翻墙背出，最终脱离的虎口。
纪登奎脱险后，“十大总部”马上把管制下的几百名各厅局领导干部连夜押送到河南与陕西交界的卢氏县，那是全省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小、平均海拔最高的深山区贫困县。然后设重兵把守，用警犬设防。
直至7月30日，河南省的汇报会总共开了八次。
前三次的会议，刘建勋都未参加。7月2日，他才奉命参加了余下的会议。
7月3日凌晨，周总理在接见河南各方代表时表示：你们“应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中央一定会商谈出好的解决河南问题的办法来。”
据《河南省大事记》所载：“（7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河南省军区党委的检查报告，决定成立以刘建勋为首的有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河南省大事记（1949.3-1990.12）》】
7月12日，周总理在接见河南省军区、一军和河南驻军赴京汇报的领导同志时，正式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宣布：刘建勋“到北京后，被揪来揪去，表现也是好的。……常常都是几天都回不来。河南省要成立以刘建勋为代表的有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的筹备小组，领导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得知中央的决定后，“十大总部”的头头们孤注一掷，于四天后的7月16日，针对“二七公社”制造了持续一天一夜的郑州纺织机械厂惨案。有数字显示，该次武斗共造成24人死亡，重伤100余人，绑架200余人。
周总理闻讯后，通过办公室紧急安排了两名专家从北京赶赴郑州救治伤员。
7月21日，在中央领导同志第七次接见河南赴京汇报代表会上，刘建勋、纪登奎和戴苏理被安排作了检讨。这实际是他们参加“三结合”前的亮相。
7月25日凌晨，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接见河南省军区、军分区和河南驻军在京领导干部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根据纪登奎生前让刘建勋的秘书王书庆所抄录其给党中央的报告，周总理特别要求绝不允许武斗“在河南重演”，他还代表党中央宣布：“‘二七公社’平反了”，同时还当场表示“明天报纸就登出来”。
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周总理的亲口指示，中央级的旗舰媒体于当日纷纷作了公开报道。
那时候的河南，局面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因为就在7月初，“十大总部”的头头们在高层核心会议上作出：要进行“两条道路决战”、“武装游行。除电讯、铁、水、电、全部停产”的文字决定。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把矛头直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公然叫嚣要“拦截军队支右游行，档飞道（即挡飞机场跑道）”，“到军区造反。否则，我们将采取更大的行动”、“向中央发电”进行威胁……
25日同一天，“十大总部”又紧急召开了“各战线服务员会议”。在被河南群众鄙称为“出土文物”的会议记录中，他们白纸黑字地写到：要发表“声明”；要“组织夺权”；要“大揭大批军区的反动路线，公开上街……”
经过精心策划，两天后的7月27日的白天，“十大总部”调动了数百辆汽车，纠集了大批被蒙蔽的群众，在郑州烟厂集中，准备转移到农村长期打游击。危急时刻，幸有河南省军区负责“支左”的同志们不畏危险进厂，才平息了武斗。
而当时刘建勋、纪登奎都尚在北京。“文革”后，他们分别向党中央写有书面报告。
纪登奎后来在《刘建勋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报告》中批注道：“我对烟厂武斗事，向中央写过详细的说明，我记得河南省军区首长东传钧同志对烟厂武斗案作过调查，省军区一位处长曾带部队去制止了这场武斗。他们可以作证。”
纪登奎在批注还特别写道：“胡（耀邦）总书记对我的说明说：‘中央不相信这些事。’这不只是对刘、纪的，而且是对人民解放军的诬蔑。时至今日，能拿出一件军队搞武斗的证明吗？”
后来，纪登奎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详细写到：河南“同全国相比，既不同于那些自己夺权的省
（按成立时间顺序为黑、鲁、沪、黔、晋五省市——笔者注），又不同于那些中央命令军管的省
（当时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中，由军区或驻军领导同志担任革委会首任主任的有18家。夺权的黑、鲁、黔、晋四省不久亦由军区或驻军领导同志接任主任；由地方领导干部担任首任主任的有6家——笔者注）。河南是属于各派夺权都夺不下来，文斗加武斗，军队支左也解决不了。中央只好把河南各派代表，包括省党政军领导干部，都调到北京来解决的，一切是非结论与人事安排，都是由中央决定的。”
（引自纪登奎《1984年6月30日整党会的检查报告》）
尽管刘建勋已经“站出来”恢复工作，但在重病中被赶出郑州医院、流落到北京老战友高惠如（原化工部部长彭涛夫人）家中避难的妻子陈舜英，因为受到“十大总部”连续三次组织大规模“进京揪刘建勋”的强烈刺激，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病，那时正在北京的医院救治。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党的决定就是命令！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习仲勋语）。
刘建勋根本无暇顾及自身的安危和老妻的重病。
8月1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调整了河南省军区领导成员，刘建勋任第一政委，王新任第二政委，张树芝任司令员。
2日，党中央批准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刘建勋任组长，王新、纪登奎任副组长。
8月9日，刘建勋乘飞机返回郑州，开始了他在中原大地上最后十一年的拼搏。与六年前来到河南解决“信阳事件”相比，这十一年，如果用《红楼梦》中“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比喻，毫不为过。
2、杨成武将军在党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都做了什么？
那时，杨成武将军除了负责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事务外，还要协助周恩来总理解决包括河南在内的几乎全国各地的派性武斗、部队支左等大量艰巨复杂的问题。
繁忙之中，他曾在半夜时分，直接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和建议。
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杨成武年谱》中，就披露了下面一个例证。所涉重要细节是过去从未公开的。
【《杨成武年谱》】
现完整抄录于下：
1967年6月26日24时，（杨成武）写信给毛泽东，称：为了有助于解决河南问题，拟将驻河南的野战部队（高炮师、工程兵师、野战炮兵师）及2个独立师、第八步兵学校校长、政委及省军区副司令员、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19名干部，调来北京，向他们做些工作，以上大多数同志的观点与省军区何运洪不一致。以上建议，已报经林、周同意。遵照林指示，报请您批示。27日，毛泽东批示：退杨成武同志，照办。30日，呈林彪、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汪东兴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阅。（引自张子申主编《杨成武年谱》，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发行）
从中可以看出，第一，当时驻河南的野战部队、军事院校和省军区领导干部中“大多数同志的观点与省军区何运洪不一致”，即不同意“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
（毛泽东4月23日批示中提到的话）的看法和作法。第二，除毛、林、周外，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们对中央解决河南问题的进展过程也是了解的。
另外，还有纪登奎、刘建勋后来分别向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为证：
纪登奎在整党会上的对照检查报告里写道：“在六七年冬至六八年国庆约有近一年的时间，省里分工我和军区领导人负责解决‘老大难’地区和大型厂矿企业问题。我经常处于第一线，解决南阳、安阳、周口、许昌、洛阳、鹤壁等地区及几十个‘老大难’县，和洛阳几个大型厂矿问题。解决办法，首先是制止武斗，收交（缴）枪支，停止双方互相攻击。然后，搞大联合，三结合。在当地支左部队支持下，武斗暂时制止了，枪也收交（缴）了，局势暂时稳定下来了。”
（引自纪登奎的报告原文）
后来，纪登奎在刘建勋生前最后一次给中纪委暨党中央报告的批注中也写到：“……发生了抢枪事件（后），刘建勋召开紧急会议，很快又下令把枪收交（缴）了。把枪全部收了。收了枪，确是事实。”
其中 ，河南处理开封化肥厂武斗的作法，对坚决、迅速解决抢夺枪械、派仗武斗起到了震慑和标杆作用。
纪登奎写道：“河南制止武斗，收缴枪支的事，大部分地区和单位，都是派纪登奎和军队支左部队一道去办的，而且做的是成功的。这是河南人民人所共知的。我对文攻武卫问题，曾向中央写过详细的说明”。
（引自纪登奎《刘建勋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和纪登奎加写的批注》，可详见《刘建勋 陈舜英画传》，中国展望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刘建勋对处理开封化肥厂武斗的过程，曾详细回忆说：
“……如何处理好这事，我们还得到了周总理的明确指示。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传达了总理指示：‘要和平解决’（大意）。我们立即向守厂工人广播了总理的这个指示……又让空军十三师师长王洪智同志到工厂去做说服工作。经过几次说服，……他们表示愿意放下武器。王洪智同志就带一军的一个团，（未带子弹）从这个门进去缴了他们的枪，没有发生任何武装冲突。”
由于王洪智正确、机智地执行了周总理的指示，他在事后曾受到周总理的当面表扬。还有人称其为英雄“杨子荣”。
河南省军区的王才贵副司令（老红军）和省计委主任的冯光（老干部）都曾经临危不惧、深入一线。他们的身上被造反派捆满手榴弹却毫无惧色，最终成功制止武斗，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省军区副司令东传钧、工程兵驻豫某师师长王辉等军队领导同志都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为消除派性、平息武斗、恢复稳定、发展生产作出了贡献，时至今日仍被当地干部群众怀念。
在此期间，省军区各级干部和驻豫部队指战员克服了许多艰难险阻，付出了巨大努力。由此可见，杨成武将军等我军高级领导干部在其中的组织、指挥作用绝对不可小觑！
正是由于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加上河南省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全省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才使得河南省的武斗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相对规模小、烈度轻、次数少、结束早。
据河南省在“两案清查”后向中央报告，“文革”期间，河南省在武斗中死亡约一千四百余人。
而与河南同属中南局的某地，人口的总数、密度均远低于河南。负责处理该地“文革”遗留问题的领导韦某某就亲口告诉一位太行老同志陶某某说：“据统计，死亡者有名有姓的有86000人。”韦某某随后当面“请教最佳的处理办法……老同志（陶某某）从一个政治家的高度对我说：处遗问题要宜少不宜多，宜宽不宜严……按照他的建议，后来党委很好地处理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作为首都南大门的河北省保定地区的武斗，则持续到1978年下半年才最终彻底解决。
震惊国内外的云南省蒙自县沙甸惨案发生于1975年7月。
吴德伯伯在晚年曾经多次向笔者讲述：当时华国锋通过吴德数次面见叶剑英元帅，表达了反对动用武力的意见。但他们三人的良好愿望还是落了空，采取军事手段解决的电报还是签发了，结果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
（详见《刘建勋 陈舜英画传》）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上下册】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下册中，就有关于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那个特殊年代发挥巨大作用和重要意义的定论性表述。
字里行间，隐含着无数像杨成武将军一样的军界元戎和基层官兵的丰功伟绩。
1967年9月22日，杨成武将军陪同南巡路过河南的毛泽东主席接见了刘建勋、纪登奎、王新等人。他们都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武斗的反感和对时局的担忧。
刘建勋说：“现在少数人打、砸、抢，叫战团”，“现在武斗动枪，原来民兵那一派有枪，不光是大刀、长矛”。纪登奎说：“郑州每天都抓人，打死人、打伤人。”王新也插话：“解决武斗根本办法是教育。”
毛泽东听后表示要发枪，说：“这边也武装起来。武装起来有两个可能，可能打，也可能不一定打。发了枪可能不打。武装起来，他就不敢动。”
刘建勋听后马上提出异议：“都武装起来，会打起来的。”
毛泽东接着说：“一反对二不怕。听说你们河南形势很好么。按你们说的，不是问题很严重吗？……”
（引自刘建勋《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及《河南省志》和《河南省大事记》等）
感到毛泽东对“形势很好”的印象产生了疑问，刘建勋立即就势乘机地向领袖反映了江青提出“文攻武卫”所造成的恶果。
其实，早在刘建勋、纪登奎、耿起昌等人参加中央解决河南问题的过程中，当刚刚听说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时，他们就曾私下交换过意见，均表示不赞成。
纪登奎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我记得1967年6月中旬的一天，耿起昌问我，你知道有人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吗？你赞成吗？我说，我不赞成。耿说，我也不赞成……我是在一次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河南代表时听江青讲的。（时间大约在七月）……在江讲话后的一天，我到刘建勋同志那里说起江（青）讲话的事……刘和我都不清楚这件事。但江（青）讲后，老实说，当时也不敢表示疑异。”
但当他们返回河南的这两个月里，殚精竭虑，疲于奔命，最大量、最头痛的难题就是对付武斗、抢枪。置身于风口浪尖上的最前沿，他们都感同身受地看到了江青讲话所带来的危害和混乱。
这次，刘建勋终于找到了代表大家向领袖当面陈词直抒的机会。
接下来的细节是根据杨成武将军晚年回忆，由他的老秘书张子申执笔在《杨成武传》中写到的。比前文引用的刘、纪上报党中央的格式化记述方式在内容和风格都另具特色：
“在离开武汉返回北京途经河南郑州时，毛泽东召见了河南省领导刘建勋、张树芝等人。刘建勋在汇报形势时，气愤地说：‘我们搞大联合，有人搞大分裂。特别是康生、江青同志提出文攻武卫之后，武斗搞得很厉害。打起来就分不清谁攻谁卫了，都说是武卫……’”
毛泽东随即调听了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九五讲话录音。
听罢该录音“之后，毛泽东站起来，再次重申：
我讲了一路了，‘文化大革命’不能再搞下去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结束，然后开‘九大’。有些人就是不听招呼，谁要搞谁就去搞，我是不要搞了。有些话，我现在不讲，回北京再讲。”（引自张子申著《杨成武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八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8卷和其中“杨成武传记”中杨成武关于刘建勋向毛主席汇报江青、康生煽动武斗的回忆。】
另据《河南省大事记》记载，在听取刘建勋等人的汇报后，“毛泽东主席表示赞成河南发展大联合，制止武斗的做法。”
正是在毛主席的指示鼓舞下，河南省的领导同志们加快了工作步伐，其中也得到了省军区及解放军驻豫部队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帮助。
“到1968年初，全省70%左右的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相当一部分参加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据一份资料显示，省直机关66个单位，共有厅局长以上干部393人，已解放284人，占72%，其中第一把手31人。”这与那时不少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中，军代表居多且基本担任第一把手的情况大为不同，形成了明显对比。
同时，全省有不少的劳动模范、先进典型也陆续进入了各级革委会。
1968年1月27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建勋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起昌、杨力勇（一军政委）任副主任”，“郑州市革命委员会也同时成立。”
《党史二卷》写到：“革委会的成立，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大动乱局面，填补了国家和地方权力的真空半真空状态，承担起组织工农业生产和管理社会生活的责任，使国家的各项工作有可能逐步恢复和展开。”
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中，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时间排在第12名。如除去早期几个夺权成立革委会的省市不计，在党中央随后通过各方谈判的方式解决的余下省市自治区中，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时间则名列第7，明显靠前。
1968年8月10日，省革委成立不到7个月后，“在郑州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撤销‘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3个全省性的跨行业群众组织。”自此，这三个“文革”初期活跃了约一年半时间的群众组织，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引自《河南省大事记》和《河南省志第二卷》）
除此之外，河南省在各级革委会的成员组成、干部选拔和党员发展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独特思路和做法。
按照当时中央要求，革命委员会中应安排若干革命群众代表担任副主任。
在下列兄弟省的省级革命委员会中，群众组织代表担任副主任的情况为：湖北省3人，其中学生1人；陕西省7人，其中学生3人；四川省9人，其中学生2人；湖南省2人，其中学生1人。
而河南省的做法却相当不同。在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只各有两名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余下应由1-2名革命群众代表担任副主任的职位上始终“暂缺”，而且这种“暂缺”状态直至“文革”结束。这在全国范围内实属罕见，从中能够反映出刘建勋、纪登奎等人的深意。
另据不完全统计的河南省的地（市）县级77个革命委员会中，有48个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副主任职位空缺。而学生头头担任县革委副主任职务的仅有4个县。
1973年，根据中央部署，河南省也提拔了一批年轻干部。其中既有“二七公社”派的代表，也有“河造总”和“十大总部”的成员，他们基本都是担任所在基层单位的副职。所以当时河南才会流传“新干部都姓副”的说法。而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的正职大都由老干部担任，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党政大权不致旁落，成为那些年河南基本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纪登奎在晚年曾与其子纪坡民谈到：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各派群众，进一步消除派性，他和刘建勋、王新、耿起昌等商定，要允许“十大总部”下属组织的代表参加基层单位的“三结合”，以求达到团结大多数的目的。这也为稳定河南全省的局势，迅速恢复生产和生活提供了保证。
实际上，这是有悖于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交待河南的具体指示精神的。
但是，在历史上，这却是站得住脚的。
下面，允许笔者讲点当年这方面的逸闻轶事，松弛一下吧。
那就从李稚农晚年生动详实的回忆开始：
李稚农原名李月珍，郑州大学学生。“文革”初期，她参与起草了郑州大学21人签名贴出的《炮轰刘建勋》大字报，是“郑大战斗师”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后在兰考县劳动锻炼，因为表现突出，受到贫下中农的赞扬。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发祥雇农出身，文化程度不高，有意培养她入党甚至接班。就让大队的会计代笔，给刘建勋写信，如实反映了她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
刘建勋看信后非常高兴，听到有人揪住说李月珍曾经是“老保”时，就在该县的县委常委会上表态道：她“一是政治品质好，二是有人民性。”
2013年底，古稀之年的李稚农深情回忆说：
“是刘书记的一句话，保住了我一条命！后来刘书记、纪登奎、张树芝等省委领导同志多次接见我……在省委的三级干部会上，刘书记、纪登奎点了盛婉、彭学敏和我的名，让我们都参加了当时的‘大联合’。刘书记在住院时，与张树芝司令员一起找我谈话，给我提了三条希望。其中第三条就是要好好学习，将来为社会效力……
他介绍我可以先看看《资本论》，我回答说：太厚了。刘书记又说，他有两套资治通鉴，一套是他搞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后，跑到北平时，在地摊上用16块（？记不准了）‘袁大头’买的线装本，几十年来一直带在身边；另一套是建国后印的，字大而且还有注释，让我任选一套，要送给我。我考虑到他年纪大了、视力不好，就选了线装本。后来刘书记专门请平顶山市委第一书记张成国把线装本的《资治通鉴》一套60册捎给了我。”
至于李稚农在回忆中提到的盛婉，则是郑州国棉二厂的一名童工出身的著名劳动模范。党的九大上，刘建勋向周总理反映了她的情况。之后，刘建勋就巧用“传达周总理的指示”的办法，很快将其“解脱”了。在1973年9月召开的全省第七次工会代表大会上，盛婉被选为省工会的副主任，而绝非后来有的文章所载，是六年后的1979年12月才担任省总工会副主席的。
至今河南还广为宣传的郑州铁路局郑州客运段“三八女子乘务组”就是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在当年树立的“大联合”先进集体典型之一。
【当年的“三八女子包乘组”成员合影】
除了李稚农和盛婉两位“名人”的故事，当年大批走进部队农场的大学生们所经历的“恋爱”故事，似乎也不可不提。
河南省革委为了实现各派群众的真正联合，想方设法采取种种措施，修复“文革”初期打“派仗”造成的恶果，对于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小事琐情”，并没有掉以轻心，更没有不闻不问。
刘建勋及时发现、化解大学生们的婚恋难题，即是另外一例：
1968年的夏秋之际，“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有大批初中、高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9月份以后，又有大批来自省内和外省市的大专院校学生们下放到解放军各军垦农场锻炼。
【1968年8月24日，刘建勋等到火车站欢送首批插队知识青年，与他们握手话别。】
当时他们的“工资由总后系统支付，政治待遇宣布为副排级。”他们都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可有人却规定了“四不准”政策，即不准男女接触，接触了不准谈恋爱，恋爱了的不许结婚，结婚了的不准同居！有人还因为“违规”甚至受到了处分。
到了1969年8月，同学们对军营生活已经适应，却对“四不准”始终耿耿于心。
恰逢其时，兼任武汉军区政治委员的刘建勋来到平顶山的8212部队（炮兵第二师）农场视察，他看望、接见了全体学生。
会后，刘建勋又专门把学生干部们都留了下来。他痛快地讲：“有什么意见，说吧！”
于是，学生干部们就七嘴八舌讲开了。说得最多的，意见最大的，居然是现在的年轻人想都想不到的关于“‘性’的‘四不准’！”
在与学生干部座谈结束后，刘建勋就故意当着部队领导的面，问农学院的武彩霞：“小武啊，想不想小范啊？”小武大大咧咧地回答：“想啊！”小范是其未婚夫，在比邻的叶县“住队”
（当时直接在农村生产队劳动的另一种锻炼形式——笔者注）。刘又问：你想不想去看他呀？我要去叶县。
【下乡知识青年参加劳动】
小武心领神会地回答：“想去看，但师长不叫去！”
刘建勋就扭头问师长：“我要去叶县，你让不让小武也一起去呀？”
师长只好说：“我没有意见，听刘政委的！”
结果，武彩霞就坐刘建勋的车到叶县去了。
这一来一走，刘建勋是希望部队的领导要注意“再教育”中的有关政策。此后，军垦农场的“四不准”就形同虚设了。
（引自我国著名水利史专家徐海亮的回忆文章，及漂木著《军垦农场里的“性” ——大学生“再教育”中的“四不准”》，武彩霞著《军营生活的回忆》等文章）
中国人自古看重“婚丧嫁娶”、“视死为大”等民风民俗。当时，河南省领导在对待学生们关于此类诉求时，也是宽容和理解的。
某位大学生组织“头头”的父亲亡故后，因他是老人50岁时生的长子，要求回家处理丧事。农场领导却不同意。情急之中，他先找到前文提到的王辉（时任省军区副司令、郑州市革委会主任），后通过王辉又找到了刘建勋。刘、王二人了解具体情况后，批准其返乡奔丧，还专门让省革委的政工组给出具了证明。
此事令年近八旬的这位老大学生至今念念不忘！
听到这个故事，笔者不禁联想起郑板桥的诗文：“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资料还显示，河南省在1967年至1976年的十年间，发展党员数量仅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十位。在“文革”结束后的“揭批查”中，全国共清除党员13万人。当时的河南省委却违背1978年12月中央组织部向全党发出的文件精神和政策规定，单方面清除了所谓“对立面”一派的党员10万6千人，占到全国清除党员总数的81.54%。
1969年6月1日，毛主席在郑州的专列上对刘建勋、纪登奎说：
“河南解放老干部多，好。都在原来的地方工作不好，要搬搬家。军分区、人武部干部，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好，这是河南发明。”
关于毛主席表扬“河南解放老干部多”的话，他曾先后三次提及。在《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里均有记载，在此无需多语。
借用仙逝不久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阿姨的一段话，请读者共享共思吧。
约十二年前的2011年4月27日，钱正英阿姨在家中与笔者夫妇交谈时，她就非常感慨地说道：
“‘大跃进’时期，河南挨整的那批干部是正确的，后来就是靠的他们救灾度荒。‘文革’中还是靠的他们坚持工作……”（引自《刘建勋 陈舜英画传》第181页）
1968年3月下旬，杨成武将军受诬蒙冤，被撤销了代总长、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等所有职务。
笔者至今记忆犹新，当时作为一个刚入伍的“新兵蛋子”，当听到杨成武将军等人所谓“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杨、余、傅事件”传达时，是何等的惊愕和诧异！
3月22日晚，杨成武将军被带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尽管已是深夜，此时此处却灯火通明，宛如白昼，“里面坐着二三十人”。他怀着疑惑和愤慨走进了大厅，被安上三条“罪状”。他想要为自己申辩，却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
会后，杨成武将军不解地问周总理：“总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些罪行哪里来的？”
周总理关切地说道：“成武同志，你先不要着急，生病了要好好休息，你的问题终究会搞清楚的，不要急。”
在《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将军还回忆说，是林彪亲自宣布的“中央决定”，而周总理说的却是：“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讲，不要揪斗杨成武，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有错误可以检查。”
随即，杨成武将军先后被关押、监禁在武汉、洛阳、开封、侯马等地，时间长达6年之久。
在由张子申主编、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出版发行的《杨成武年谱》中的史实资料，对党史部门和我们后人了解、研究杨成武、纪登奎、刘建勋和王新等人在此期间的情况不无益处。
《杨成武年谱》中清楚地记载着：
“1971年1月22日夜间，林彪死党（经询张子申，系指时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的王新——笔者注）借口周恩来关于办‘学习班’的指示，将杨成武子女强行押往河南滑县第五十四军农场……”
一年零七天后的“1972年1月29日14时许，杨毅（杨成武的大女儿）被迫害致死。”
2月初，得知了这个消息，“周（总理）预感到杨（成武）面临着更大的危险，为了保护杨及其全家，他采取断然措施，命令公安部派出两支小分队，分别到开封和滑县，撇开王新、彭铎（杨成武专案组组长，时任河南省军区政治部保卫处处长——《杨成武年谱》原注）一伙，迅将他们全家转移出来。”
紧接《杨成武年谱》上段的记述后的自然段是：
“△（该符号原文中就有，同指1972年2月初——笔者注）河南省委的刘建勋得知要秘密转移杨成武夫妇的消息后，立即找到纪登奎商量，并通过郑州铁路局安排了比较暖和的一趟列车，以免他们在途中受冻。列车通过风陵渡转向南同蒲路，到达山西侯马，住进了当地驻军安排的小院。”
又过了约两年半的时间，党中央正式宣布了为杨成武将军平反的决定。
（引自张子申主编《杨成武年谱》）
父亲刘建勋和纪登奎叔叔在世时，我没有听到他们二人提及有关转送杨成武将军过程的一句话。我相信，那是因为多年来他们所养成的保密观念使然。也是因为在那风雨如磐中，他们和许多在第一线艰难工作的领导干部一样，都有过太多类似的经历或故事。
可是，往事并非如烟，历史终究永存！
我从张子申大哥提供的《杨成武将军访谈录》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中还看到了那段沉重历史的片段印记，自认为应该写进此文，以誌不忘！
【红军时代的杨成武将军】
下面，即杨成武将军在接受访谈时的亲口所述：
杨成武将军回忆道：那时“‘专案组’为我们一家制定了种种‘让你死不了，也活不成’的清规戒律……”
1970年冬，经过两年多的监禁生活，杨将军年愈八旬的高堂老母临终前呼唤着“孩子，我真想吃……吃一个鸡蛋啊！”这是多么微不足道的要求啊，然而却使我（杨成武将军）为难的低下头，我的心都碎了……可是，那个叫彭铎的专案组头头，声色俱厉地说：“没有鸡蛋卖，有病就看病，吃什么鸡蛋！……”
当天夜里，杨将军的母亲被拉走……七八天后，女医生带回一个木盒，冷冰冰地对我说：“这是她的骨灰。”
杨母“患什么病，何时去世的，医院里没有任何记录或报告。”
杨将军的妻弟赵晶溪只是北京部队262医院的一名普通医生，就因为拒绝揭发，便被装进麻袋毒打，逼得只好绝食。最后是“将他的粪便再从嘴里灌进去，手段极其残忍，一直到迫害致死。”
杨将军的大女儿杨毅（易生）系当年抗日军民用生命和鲜血保护下来的革命后代，时任空军报社的编辑。在漫漫四年的监禁劳改中，她“被打得遍体鳞伤、惨不忍睹”，“每天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从来不让吃饱饭。”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杨毅于次年1月29日突然死亡。年仅32岁。
而“‘专案组’崔登龙一口咬定易生是自杀”。当彭铎、崔登龙报告北京并提出“马上火化”的建议后，周总理敏锐地感到其中必有缘故，立即指示：“用棺木安葬。”
杨毅后来被平反、昭雪。遗骸火化时，发现其身上除多处伤痕外，单是肋骨就断了6根。法医鉴定结论为：“外伤致死”。这才终于解开了所谓的“自杀”之谜。
“在百忙之中，周总理先后批示过3个有关杨毅问题要妥善处理的文件。最后一个文件，竟是在重病躺在病床上，叫邓颖超念给他听后签发的……”
“易生（杨毅）罹难后，河南滑县人民自发地为她造墓刻碑。她的生命是人民给予的，也永远安息在人民的怀抱之中。”
后来，杨将军的二女儿杨俊生“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通过叶剑英转给了毛主席。主席接到信后，批给中央政治局，说：看来，杨成武是个冤案。”
在政治风暴来袭时，会有人一涌而上、推波助澜；会有人挟嫌报复、落井投石；会有人袖手旁观、见死不救，但更多的共产党人选择的却是古道热肠、见义勇为、倾力襄助、出手救援。
即便是在这样的困境下，杨成武将军对共产主义事业、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从未有过动摇。
他一再告诉妻子、孩子和看守：“毛主席了解我，要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一切都会恢复如常的……”
1974年5月22日，党中央命人将杨成武、赵志珍夫妇接回北京，直接送往北京医院住院疗养。当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向将军夫妇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杨成武，我了解。之前都被别有用心之人搞错了。”
【杨成武将军夫妇战争年代戎装照】
此后一个月内，将军的孩子们也被接回北京，跟父母团聚。
同年7月31日，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的三座门接见了杨成武等人，由周总理亲自传达了在不久前召开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毛主席所当众明确地再三地做自我批评的话。
其中有这么几段：
毛主席说：“杨、余、傅都要翻案……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有许多问题，我听了一面之词，就是不好，我向同志们做自我批评。”
接下来，毛主席又特意背诵了英语单词self- criticism（“自我批评”），并再次说道：“我向同志们作自我批评。”
“接见结束后，周恩来叫住杨成武，又在小会议室里谈了很长时间，并推心置腹地告诉他：‘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引自张子申主编《杨成武将军访谈录》、《杨成武年谱》，以及《今日头条》刊登的相关文章）
【杨成武将军的晚年照】
最后，想再说点笔者所知道的那时有关老干部解放的若干情况。
笔者根据查阅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先念等传记、年谱等文献资料和不少的回忆文章，自“九一三”以后，毛泽东主席就十分重视干部政策的落实，仅他老人家在1972年重病期间所作的重要批示中，绝大部分都是关于解放老干部的。
【《周恩来年谱》】
周总理在1973年3月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落实干部政策和干部处理问题，根据他的意见，最后，通过了一个“先易后难”的方案，经政治局讨论后并报毛泽东批准。
【《李先念生平与思想研究》】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批示落实一批部级干部政策时，还曾作过具体且重要的四点指示。他本着“坚持实事求是，对人的处理要持慎重态度”的原则，提出：
“有的叛徒，回头革命以后，又做了几十年工作，叛徒性质不能改变，党籍必须开除，但身体好，还能工作的，可以分配适当工作。身体不好的，可以养起来。”
截止到1975年，在由国务院直接管理的副部级以上计505名干部中，仅剩12名没有分配工作。当然，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有的组织结论和工作分配也不尽合理、公正。他们中有的人是因为历史问题尚未彻底查清，而有的人确系货真价实的革命叛徒。
回望过去，岁月峥嵘。我们依旧会像我们的先辈们那样，铭记历史，不忘初心。
仅以此文怀念敬爱的杨成武将军和先辈们！
（作者系老一辈革命家、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之子；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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