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一篇评论《关山夺路》的文字

 

 

先是看到朋友圈里，有一篇文字介绍王鼎钧的作品《关山夺路》。只是这篇介绍有点奇怪。介绍中讲了一些日本人的特性，认为日本人，或者日本民族的性格除了战争时期的武士道之外，还有另外的一面。而在这篇介绍文字的作者来看，这另外的一面也很可怕。

这里先引用一下这篇介绍文字中的一些内容：

抗战胜利之后，王鼎钧是一名国民党宪兵，他在南京、上海等地曾目睹日俘修路修机场的情景。其中，日俘所展现出来的纪律性和执行力，令他印象深刻。

在南京，王鼎钧有一天去看日俘修路。那时没有大型机械，修路还是靠锹和镐。日俘挖过战壕，动作自然娴熟。昔日不可一世的皇军，今天忽然变身为他国的苦力，可能多少有些不甘心。但是，他们干起活儿来却是一板一眼，不敷衍了事，也无人擅自休息，走动或抽烟喝水。日本军官负责督工，沿着工地不停地走动巡视。

在上海，日俘修建机场收工之后整队归营，虽然鞋袜破旧，军服肮脏，但队形整齐，目不斜视。日本军官的着装外形虽和普通士兵一样狼狈，也早已失去了权力，但普通士兵对其的尊敬与服从却丝毫未减。

日军在投降前一天还照常出操上课，照常整理内务，被服装具一丝不苟。缴枪之前，枪擦得干干净净。日俘回国，只许带很少的钱和随身用品，宪兵严格检查，无人违反规定。

这篇介绍还专门提到对日本侨民的一些表现：

在葫芦岛，等待遣送的日本侨民，在码头上排成队伍，接受检查，老人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妇女和小孩，最后才是青壮男子。队伍很长，但秩序井然，连小孩都不哭不闹，安安静静。

在沈阳，为了维持生活，日本侨民沿街摆摊儿出售一些带不走的东西。地摊后面清一色地跪着一个女子，绝无男子出现，她们在给自家的男人留面子。

有的日本女子在街头售卖自制的食物，中年妇女炒菜，少女担任招待。少女二十岁上下，穿着和服，站在柜台里面，端出咸豆花生米，把酒杯斟满。顾客多半是东北工人或车夫，他们趁其不备去摸她们的胸脯，或揪住头发亲她们的脸，她们虽然会说汉语，但不反抗，不流泪，默默承受着一切。

王鼎钧还记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在床上，日本女子对中国男人承接迎合，彻底奉献。她们深知日军罪孽深重，所以主动献祭自己的身体，以替日本男人担当罪过，向战胜国乞求宽恕。

 

这最后一段中所说的“主动献祭”，不知道是王鼎钧自己了解到的，还是他想象出来的，或者是这篇介绍文字的作者想当然的。如果是王氏想象出来的，或者这篇介绍文字的作者想当然的，这其中的真实性就是非常可疑的。

这里所说的日本人，无论是日本军人还是日本侨民，所表现出的纪律性，为什么可怕? 如果他们的这种纪律性或者执行力，是体现在战争中，那么这些人自然就是日本侵略战争中的工具。而这种所谓纪律性或者执行力就是战争工具或者战争机器的属性。具有这种战争机器属性的战争工具在侵略战争中，对于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自然是非常凶残的。他们的所谓纪律或者执行力就让他们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的直接帮凶。

当然，普通善良的中国人会感觉到这样的帮凶固然很可怕。但是那些坚决反对侵略者，要坚决消灭侵略者的英雄的中国人民看来，这种可怕也是纸老虎，没什么大不了的。

二战后，在美军占领日本之后，日本人对美军的态度也是一样的。日本人，无论官民，对美军非常顺从。日本女性是如此，日本男性也同样如此。这又能说明什么? 是日本民族对强者的屈服，还是隐忍，准备有朝一日要把这笔账重新算回来?

这篇介绍文字的作者，在介绍王鼎钧的《关山夺路》的时候，只是引用了王氏在书中的对日本人的描述。而《关山夺路》这本书，主要是描写在解放战争中，为什么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个方面的内容，这篇介绍文字的作者几乎只字不提。这篇介绍文字的作者反而引用某些人士的赞美言论来证明这本《关山夺路》如何优秀，如何出色。而背后的含义自己去领会吧。

陈丹青：最近天天读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好看极了，生怕读完。

林达：王鼎钧是我最喜欢的中文作家。鼎公的四部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是读者的一件幸事。

席慕蓉：谁在告诉我们真话，谁在告诉我们每个人真实的心理所受到的伤害，那大概只有王鼎钧这4本书。我们不能够明白的问题，父母不能讲的场景，都在他的书里出来。

亮轩：《昨天的云》，写他的童年和家乡。《怒目少年》，写他抗战逃难的初期。《关山夺路》，写国共内战，所见所闻，所受到的刺激，精彩绝伦，你才知道什么叫国共战争。我们都人云亦云了一辈子，读到王鼎钧才算打开我们的眼睛。《文学江湖》写他在台湾被特务折磨的经历，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白色恐怖。各位，教科书都扔了吧，好好读王鼎钧的回忆录，比什么书都有用。

实际上，王鼎钧在《关山夺路》，描写解放战争，他们称为国共战争的，确实是有不少值得关注的细节的。

王鼎钧写道：

每年一次或两次，部门依法处理“废米”，照例由三家大粮行竞标，上级派员全程监督。“依照规定，派下来的官员阶级一定要比我的老板高，他和我的老板必须没有历史关系，也没有亲戚关系。这些规定都没有发挥作用。他们虽然没有历史关系和亲戚关系，他们却像电影里的黑帮人物，尽管素昧平生，只消一个手势，一句暗号，立刻产生完全的默契。他们都熟悉音乐和舞步，可以一见钟情，佳偶天成。高级长官派谁出来干这趟差事，就是看某一个老部下生活太清苦了，给他机会找些外快，当时叫作调剂调剂，也许由他顺便带些油水回来分享。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关系超过了同乡同学同宗。”

他写道：

他们部门从秦皇岛撤退后，住在塘沽一个小镇上，房东女儿俊秀，同事中一个押送员调戏她，回到办公室和死党计议如何弄她上手，“我想起了古人说的‘恶徒从来爱村姑’，我想起了当时民间批评国军的顺口溜：‘见了壮丁他要抽，见了钱包他想搜，见了女人他要勾’。东北的百万共军即将入关，华北的局势岌岌可危，还有这等人不知死活。”

他写道：

他在天津一役中被俘，获释后，一群人如过街老鼠般走在天津农村，突然，一群农民揪住一个被释俘虏拳打脚踢，“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居然犯了老毛病，随手拿了人家一个鸡蛋。”

如果说，《关山夺路》中确实有些真实而细致的描写，以上引用的文字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为什么那篇介绍文字对这些内容一个字都不提，却讲述什么日本军人与日本侨民的纪律性或者执行力。而且还说这样的民族特性还十分可怕? 

介绍文字的作者到底要推崇什么，要强调什么? 这是不是一种歪曲? 只是介绍文字的作者不敢公开摆到桌面上来讲得更清楚一些罢了。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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