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同志在陕西考察时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延安时期，党通过大生产运动、劳模运动、劳动立法及传媒文艺的推动，在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中形成了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劳动光荣、科技重要”“劳动互助、劳动合作”“劳动保护、劳资两利”的劳动伦理精神。延安时期的劳动伦理精神对于促进新时代劳动光荣理念的确立、推动劳资关系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价值。

 

【2015年2月13日上午，习近平在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看望村民，并就老区脱贫致富进行实地调研。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一、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劳动伦理的建构推动

 

1. 大生产运动：延安时期劳动伦理建构的总切入

 

为了战胜由于国民党封锁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保障抗战物资的供给，1939年2月，苏维埃政府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号召，并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提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及“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坚决执行屯田政策”等指导方针。各机关学校部队积极响应，掀起了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领导以身作则参加生产劳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辉煌成绩。农业方面，1942年开荒21万亩、1943年开荒77万亩、1944年猛增到120多万亩，粮食产量由1938年的120万石增加到1944年的180万石，棉花产量由1941年的50万斤猛增到1944年的300万斤，大部分农民做到“耕三余一”，甚至“耕一余一”。

 

【毛泽东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工业方面，先后办起纺织、兵工、冶铁、被服、造纸、印刷、化工、石油、火柴、陶瓷等许多小型工厂，1944年公营工厂130余家，职工1.2万人。铁厂年产量共约7.0吨，占生铁需要量的40%。油矿1939年至1945年生产汽油1.1万桶，煤油66万桶，柴油、机油3万多桶，除满足延安电台、工厂的需要，还输出一部分。【1】商业、交通运输业也有很大发展。正是依靠延安大生产运动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奋发图强的创造精神、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革命力量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将胜利由陕北推向全国，延安大生产运动也成为延安时期劳动伦理建构的总切入。

 

2. 劳模运动：延安时期劳动伦理建构的重要载体

 

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人民生产奖惩条例》《督导民众生产运动奖励条例》《机关、部队、学校人员生产运动奖励条例》，奖励大生产运动中有特殊成绩的群众和集体。1939年表彰1811名劳动英雄，1940年表彰3000多名劳动英雄。1942年吴满有被确定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确立的第一个劳动英雄典型，《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号召学习新劳动态度的“赵占魁运动”拉开序幕。1943年10月，《解放日报》刊发劳动英雄评选条件，采取“自上而下”、随后“自下而上”的方法挑选劳动英雄，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对于农业生产中出现的吴满有、马杏儿，工业生产中出现的锅炉工赵占魁、炼铁工温贤良、工程师沈鸿、边区化工工业的创建者钱志道等劳动英雄，毛泽东称他们为“人民的领袖”，在边区建设中发挥了“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2】。

 

三五九旅则成为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集体的代表，在王震旅长带领下进驻南泥湾，“生产、战斗、学习”三丰收，密切了军政、军民和官兵关系。延安劳模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促进经济发展，更是为了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导推动将生产与军事紧密结合，将个人命运与边区生存相统一。“劳动英雄评选与表彰运动，成为延安时期劳动伦理精神建构的重要载体，对于新中国各类劳模评选，及至国家荣誉制度的建立都产生了深远影响”【3】。

 

3. 劳动立法：延安时期劳动伦理精神建构的理性思维

 

苏维埃政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于1931年12月、1933年10月两次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劳动法》，从“雇佣手续、劳动合同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工资、女工青工童工、劳动保护、工会、社会保险、劳资冲突”等方面对工人基本权利予以保障。1940年4月，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劳动保护条例（草案）》规定：工人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率；工人有组织工会的自由；保护女工与青工权利；工人每日工作8小时，青工工作6小时等。【4】以上立法和条例由于过于机械不利于操作，特别是工资制度不尽合理、工作时间过短、社会保障理想化等问题，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延安时期苏维埃政府确立了依靠工人阶级、团结资本家共同抗日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新的劳动法规政策。

 

1940年12月，《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劳动政策的初步指示》提出三点原则：“一是手工业农业店员工人目前绝不宜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二是对失业工人及其家属应尽可能组织到各种生产部门中去。三是农业手工业店员工资，应以现在生活水准能够维持生活为原则”【5】。毛泽东在《论政策》中指出：“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但是切忌过左……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6】。抗战时期的延安劳动立法，非常突出地体现了劳动伦理精神的理性思维，政府既重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又注意团结资产阶级，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宗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4. 传媒文艺：延安时期劳动伦理精神建构的感性推动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导推动大生产运动、劳模运动与劳动立法有力促进了劳动伦理精神建构，新闻传播与文学艺术对其起到了重要的感性推动。陕甘宁边区的报刊《解放日报》《共产党人》《群众日报》《中国工人》等多达60多种，文艺期刊《文艺战线》《中国文化》《前线画报》等也达20多种。《解放日报》社论《郑重准备边区建设的“总检阅”》《再谈劳动英雄运动》等对宣传劳模运动、大生产运动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这些社论、专论及通讯有力促进了“吴满有运动”“赵占魁运动”，塑造了一大批在党和政府的领导教育下、具有新劳动观念、起到带头骨干桥梁作用、受到尊重爱护的劳模典型。一批有影响力的通讯报道《向模范村前进的井沟村》《二流子杨树枝的转变》等，使大生产运动和劳模运动直观深入地得到促进。

 

【“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艾青的长诗《吴满有》、丁玲的报告文学《田保霖》、陈学昭自传体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以及秧歌剧《兄妹开荒》《变工好》《刘二起家》等，在促进文艺与大众结合中推动了大生产运动和劳模运动。歌曲小调《赵占魁运动之歌》《建设边区运动》在延安广为传唱，劳模形象在春联、年画、窗花中代替了财神爷，老百姓的崇拜对象由“传统权威”转移到“现实劳模”，崇尚“劳动光荣”的理念得以确立。“劳动的结果，对于自己是丰衣足食，过好光景；对于民族、对于全国人民，是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民族的解放，劳动应该被看作愉快的，以致光荣的”【7】。新闻传媒与文学艺术成为延安时期政府主导劳动伦理构建最有力的感性推动，“劳动光荣”理念通过传媒文艺在边区得到最生动、最广泛的传播。

 

二、陕甘宁边区政府推动劳动伦理构建的内涵主旨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延安时期劳动伦理的最显著特征

 

陕甘宁边区政府积极推动大生产运动，最生动体现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最显著特点，也是延安时期劳动伦理的最显著特征。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五一”劳动大会上强调：“我们的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8】。 同时，倡导艰苦奋斗要通过自力更生去改变，“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9】。

 

【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产生重要影响】

 

1945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总结道：“古人说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10】。1949年3月，离开陕北不到两年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1】。“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所体现的“艰苦创业”、“勤俭节约”、“勤俭建国”，成为延安时期劳动伦理的最显著特征。

 

2. “劳动光荣、科技重要”：延安时期劳动伦理的重要内容

 

“劳动光荣”是延安时期基于大生产运动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而倡导的最重要的劳动伦理。众多青年走向延安，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革命，但学习的第一课是“生产劳动”，劳动被置于首要位置。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大生产运动着力解决当时的物质困难，努力让人们过上富裕生活，由此更加突出“劳动光荣”的理念。劳模评选与表彰运动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营造“劳动是光荣的”、“劳动者是幸福的，也可以成为英雄”的劳动光荣观。“二流子”改造的定位在于以“劳动光荣”的观念改造社会不良意识，改造“二流子”工作“是人民的意识的改造”，也是“劳动光荣”意识的提倡。【12】

 

【延安时期“科技工作”相关研究】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高度重视生产科技，1940年2月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上强调：“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13】。 陕甘宁边区政府除创办自然科学院外，还建立了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医科大学、边区农业学校、边区职业学校等，共同推动边区科学技术的进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科技工作者中主导推动开展的“科学大众化运动”对于改变民众愚昧落后意识起到重要作用，马兰草造纸术诞生、玻璃试制成功、大量中西药品研制、边区地质矿产自然资源开发，都有力地改变了边区物质匮乏的状况。

 

3. “劳动互助、劳动合作”：延安时期劳动伦理精神的突出创造

 

陕甘宁边区政府倡导的大生产运动在对外“自力更生”、对内“艰苦奋斗”的同时，特别重视“劳动互助、劳动合作”。1939年3月，《陕甘宁边区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规程》规定：“劳动互助社，直接受乡政府之领导”，“凡属边区农民，无论男女老少，只要赞成并能遵守本社一切规定者，均得加入本社为社员”，变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相继出现，边区形成劳动互助的高潮。为了加强互助组织制度的建设，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的《农业生产互助小组暂行组织条例》强调：“生产互助小组的宗旨，是依靠自力生产，互相帮助，并联合借款和运输，达到共同发展生产的目的”【14】。 尤其是互助公约、劳动公约的制定，克服了农民的散漫性，集体观念逐步加强，被毛泽东称为“延安经验”。1943年10月，毛泽东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中，将劳动互助视为第二次生产制度革命，“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15】。

 

【延安时期“劳动互助与劳动合作”相关研究】

 

劳动合作是延安时期的又一突出创造，1938年1月，边区合作社成立，并于次年10月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1943年11月，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总结道：“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16】。同时从“冲破教条主义、打破公式主义、公私两利方针、根据人民意见改进”等四个方面对南区合作社的经验予以总结，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工作方法由此产生。合作社给边区带来巨大变化，“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17】。由此，毛泽东称其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18】。

 

4. “劳动保护、劳资两利”：延安时期劳动伦理精神的开拓突破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基于“劳动光荣”的理念，劳动保护是最重要的体现。1939年4月，边区政府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提出“确定八小时工作制度，改善劳动待遇，保护工人利益”，1941年又一次提出“适当改善工人生活”【19】的主张。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从劳资关系的角度系统论述劳动保护：“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20】。 在重视劳动保护的同时，延安时期非常重视“劳资两利”，“劳资两利”也是“劳动合作”伦理精神的重要体现。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明确表述“劳资两利”的思想，1935年12 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21】。

 

1941年11月，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强调：“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22】。为实现劳资两利，1946年3月，《中央关于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几项通知》强调：“解放区劳资关系必须采取合作方针，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23】。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24】。在政府主导推动下，“劳资两利”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完整的提出。

 

三、延安时期劳动伦理构建对劳动关系政府主导的借鉴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劳者敬业、民族自立、国力强盛的永恒话题

 

中华民族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以自强不息著称于世，这也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形成的历史渊源，正是依靠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历经沧桑而不衰，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强大精神力量”【25】。同时，“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26】。中兴事件折射出我国制造业缺乏核心技术，缺“芯”之痛引发对中国“芯”的大讨论，更鼓励我们增强艰苦奋斗、自主创新的努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必然成为劳动者敬业、民族自立自强、国家国力强盛的永恒话题。

 

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伴随传统官本位理念与西方价值观的冲击，对劳动的忽视、轻视甚至歧视，曾一度导致社会价值观混乱、精神引领误导，直接影响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传承。“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面对“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育正被淡化、弱化。对此，全党全社会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劳动教育”【27】。

 

同时，在科技进步、科学管理、平台经济及多生产要素参与的背景下，劳动不仅仅指狭义的体力劳动，更指“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与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并重的广义劳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劳动伦理精神，对于政府主导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价值，在于“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在勇于进取、知难而进的劳动过程中，创造新成果、新财富、新经验；在于“励精图治、无私奉献”，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投入到现实工作中，在无私奉献的劳动追求中实现在工作上有所突破；在于“博采众长、自强不息”，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为理念的劳动过程中开拓崭新事业。

 

2. “劳动光荣、科技重要”：政府责任伦理、劳动职业伦理的交融交集

 

延安时期通过大生产与劳模运动形成的“劳动光荣”伦理精神，需要通过政府责任伦理倡导、劳动职业伦理夯实。习近平在2013年的“五一”讲话强调：“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28】。2014年，习近平再次强调：“劳动是一切成功的必经之路……实现我们确立的奋斗目标归根到底要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科学劳动”【29】。2015年，习近平又进一步强调：“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论释……让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成为铿锵的时代强音，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蔚然成风”【30】。

 

【习近平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的回信】

 

在政府责任伦理与劳动职业伦理共同倡导“劳动光荣”的同时，“科技重要”同样成为政府主导推动现代化建设高度重视的议题。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科技战和未来战，对此必须加大科研投入，强化科学家、科技人才的经济待遇社会地位，在科技制高点上实现引领性突破。同时，“一个国家发展能否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越来越取决于国民素质特别是广大劳动者素质，要实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推动建设宏大的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31】。源自生产一线的创新潜能是巨大的，任何一个创新理念，任何一个创新设计，最终必须依靠劳动来实现，劳动者从来都是推动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的主力军。以技能报国为使命的产业工人是企业兴旺发达的根本支撑，以“肯学肯干肯钻研，练就一身真本领，掌握一手好技术”【32】的各行各业劳动者必然成为经济繁荣、国家富强的中流砥柱。

 

3. “劳动保护、劳资两利”：政府责任伦理、企业经营伦理的互推互进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普通劳动者根本利益是政府责任伦理的根本，但曾经先后出现的“黑砖窑事件”、“张海超开胸验肺”、“富士康十三跳”、“昆山铝粉尘爆炸案”、“盐城化工爆炸案”等，无不折射着我国的劳动保护依然任重道远。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对保障职工“取得劳动报酬权利、保障休息休假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权利”提出了明确具体要求，也对企业提出切实承担“报效国家、服务社会、造福职工的社会责任”的伦理要求。“让人民体面的劳动，有尊严的生活”，尤其是“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33】，更成为政府责任伦理的庄严承诺。高危艰苦行业争取与劳动付出相适应的工资待遇成为必然，但盐城吊车工人停工事件从工作厂区走向公共场所，即使有明确罢工权的国家也会将其视为违法性公共事件，在国家高度重视劳动保护过程中劳动者如何强化自我保护的合法性同样重要。

 

劳动关系的实质是资本获取利润、劳动者获得工资，两者必然存在对立，但最终必须两利统一。解放初期，毛泽东针对私营企业劳资对抗的问题指出：“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34】。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促进企业发展和维护职工权益相统一，同时调动劳动关系主体双方的积极性、主动性，推动企业与职工群众协商共事、机制共建、效益共创、利益共享”【35】。《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十五年，劳动所固有的从属性必须通过向劳动者倾斜性保护达到劳资平衡，同时对雇主和用人单位的正当权益高度重视，对企业发展环境整体优化日益加强，政府责任伦理与企业经营伦理具有互推互进的重要作用。

 

4. “劳动互助、劳动合作”：突出国情、重视世情、全球发展的伦理追求

 

延安时期“劳动互助、劳动合作”的劳动伦理精神是基于延安艰苦环境的突出创造，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中突出时代和国情特色。习近平强调：“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甘当人民群众小学生，把蕴藏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中的无穷创造活力焕发出来，把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推动各项事业上来”【36】。基于自身特征的首创精神体现着人们工作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基于国情特色的首创精神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市场竞争的必然要求。对于中国劳动关系协调的探讨更需突出国情，吸收借鉴延安时期“劳动互助、劳动合作”的精神精华，更具中国特征地实现劳资和谐，更加坚定国家治理自信在文化自信中实践价值的实现。

 

西方国家无论是“自由市场型”还是“经济协调型”劳动关系调整模式，均基于资本与劳动固有矛盾而形成以“谈判对抗”为特征的劳资自治，中国劳动关系在承认劳资矛盾对立存在的同时更加重视统一，尤其是基于“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必然形成政府主导的、以“合作互助”为特征的劳资自治，必然需要更加重视对“合作型”劳动关系协调模式的探索。而“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37】。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需要更广阔范围形成劳动合作、劳动互助的“一带一路”，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使全球化经济发展更加良性互动。

 

注释：

【1】张俊波、王禄林等：《延安岁月》，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4页。

【3】参见王建华：《革命的理想人格：延安时期劳动英雄的生产逻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4】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工业交通》第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8-683页。

【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72-573页。 

【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6页。

【7】《建立新的劳动观念》（社论），《解放日报》1943年4月8日。

【8】《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2页。

【10】《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0页。

【1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12】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第二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5页。

【13】《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9页。

【14】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25-426页。

【15】《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1页。

【16】《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31-932页。

【17】《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7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2页。

【19】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3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2页。

【2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2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

【2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381页。

【2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6页。

【25】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4月29日。

【26】胡锦涛：《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人民日报》2003年1月3日。

【2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人民日报》2020年3月26日。

【2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6页。

【29】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劳动者致以“五一”节问候》，《人民日报》2014年4月30日。

【30】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4月29日。

【31】同上。

【32】同上。

【3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40页。

【34】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 -1976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4-65页。

【35】《全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先进表彰暨经验交流会在京举行——习近平会见代表并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8月17日。

【36】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4月28日。

【37】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求是》2021年第1期。

 

（作者系青岛大学劳动人事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带头人，山东省劳动人事研究基地主任；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7期，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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