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100周年，又是苏联亡党亡国31周年。《居安思危之二：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本片从那场剧变的亲历者、当事人和普通民众的角度，聚焦于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执政的六年多葬送一个大党大国的惨痛教训与启示。该片是全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参考教材，由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年出版发行，解说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发行。
2013年，一些局级干部反映说：“过去每天具体工作忙的累的倒头就睡睡不够；看了此片，深感责任重大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们深信，该片不仅有助于帮助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正确认识和评价苏联解体这一重大事件，而且有助于帮助我们深刻认识“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该片是201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47万字专著《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的成果之一。
今天播发六集电视政论片《居安思危之二：第二集，经济改革与私有化——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敬请收看。
第二集
附：解说词
第二集 经济改革与私有化
这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立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
交易所的史料信息中心实际上就是俄罗斯的一座金融博物馆。这里浓缩着从沙皇帝国、苏联时期一直到今天的俄罗斯在经济领域历经的风风雨雨，陈列着一件件活生生的历史印证。
这张面值为1万卢布的证券，不是一张普通的有价证券，它承载着一段特殊的历史，见证着一场举世罕见的鲸吞公有资产的私有化浪潮，同时也让俄罗斯坠入了那个充满苦难的“疯狂的90年代”。
那么，这场闹剧的帷幕是从何时拉开的呢？
1985年的春天，对于当时的苏联人来说是一个萧瑟料峭的春天。
此时的戈尔巴乔夫踌躇满志。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确立加速发展战略后，急于塑造自己改革者形象的戈尔巴乔夫接连到各地的工厂和农村视察。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成员奥·季·博戈莫洛夫：“当时社会上对戈尔巴乔夫实行的这种改革有较强烈的抵触情绪，他就慢慢造舆论，让社会接受他的改革。”
进入20世纪80年代，苏联仍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社会经济发展能够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但在当时，背离、背叛人民群众的官僚特权集团的存在和发展，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官僚特权集团控制着国家，国家对所有权进行垄断，包括集体农庄、合作社，结果带来生产的倒退和停滞不前。当时国家科技人才的发明占世界发明的三分之一，但这些发明得不到有效推广。”
俄联邦原政府总理米·米·卡西亚诺夫：“我们能让宇宙飞船升空，能把人带土太空，可不能制造一个收音机。人民渴望改善自己的生活。当时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也意识到这一点。不进行改革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
1986年初，苏共召开了二十七大。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加速发展战略的方针、目标、规划和途径等。此后苏共中央又陆续推出一些经济改革措施。如给予企业一定自主权、减少指令性计划、整顿工作纪律与社会秩序等，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戈尔巴乔夫并不熟悉经济工作，他热衷于空谈，并常常忽东忽西、舍本求末，甚至头痛医脚、脚痛医头。
1985年5月，苏联当局决定严格制止酗酒现象。
酗酒现象是苏联社会较长期存在的痼疾。但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始，逐渐脱离、背离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进一步导致人们精神生活极度苦闷，不少群众感到无能为力，只好凭借酒精消愁。
反酗酒很快发展成严厉禁酒，许多地方一天之内就关掉2/3卖酒的商店，酒和酒精类饮料在市面上很快都消失了。
戈尔巴乔夫同期声：“人们从此把我这个苏共中央总书记称为‘矿泉水书记’”。
反酗酒导致国家税收大量减少，却使投机者大发横财。这些投机者在后来的私有化时期就是用这第一桶金来非法攫取国有资产的。
反酗酒运动很快以失败而告终。这仅仅是戈尔巴乔夫初期经济改革毫无章法的一个小插曲。
对这种朝令夕改的改革，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对此也深感无所适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在一个月前讲妥要优先发展机械制造业，现在又突然冒出了一连串儿需要优先发展的部门”；“短短的几个月，国民经济优先发展方向的清单不知填写过了多少次”。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成员奥·季·博戈莫洛夫：“当时我已经提出了改革不能从各行各业同时开始，总得有个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经验对我们有启示意义。首先应该把市场机制引进到农村和城市关系中，把农村和城市的经验结合起来。”
戈尔巴乔夫听不进也不愿听不同的意见。唯意志论的决策和急躁冒进的思想，很快在苏共领导层占据了上风。
从1987年开始，国家制定的计划与指标不能如期完成。原定1986—1990年用于消费和积累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5%—4.0%，而1986—1988年仅增长2.8%，还低于改革前的速度。
更为严重的是，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把经济改革的窘境归因于苏联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经济改革的窘境又为私有化思潮的滋生和蔓延提供着土壤。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从根本上进行经济改革的任务，戈尔巴乔夫尝试着为私有化打开大门。
此后苏联社会围绕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先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进行改革的观念受到猛烈的抨击；不久，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潮大行其道，一夜间竟成为舆论的主流。
利用改革掘得第一桶金的暴富者们推波助澜，日夜期盼着手中的非法财富合法化，而掌管大量国有资产的特权官僚集团和蜕化变质的企业管理者则更是蠢蠢欲动，欲乘私有化之机“近水楼台先得月”。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当时党的高层精英群体最渴望的就是把国家的财富化为已有。在权力和财富之间总是存在矛盾，有一个不能逾越的界线。比如有人当上了州委书记，他就有各种各样的特权，他就能控制那个州里几乎所有的财富。而一旦退了休，他就会失去这些权力和所掌控的财富。所以他们就极力渴望把这些财富变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
面对汹涌而来的私有化思潮，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先是反对，接着观望，然后是调和、妥协，直至转为完全支持。
1989年2月，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所有制，主张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发挥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潜力。”他还说：“关心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忠于这一制度，不接受私有制，不接受人压迫人的制度，因为所有这些宝贵的东西都与整整几代苏联人血肉相连。”
然而到了1990年8月，还是同一个戈尔巴乔夫， 以公有制束缚了人的劳动积极性为由，攻击公有制为主体是“经济垄断”，认为改革“主要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取消公有制的“垄断”地位，推行公有企业非国有化、私有化。他还以计划经济没有效率为借口，主张完全放弃国家的宏观调控。
为与其政治改革即确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即大力推行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快速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各项方针政策。
1989年下半年，苏联经济继续恶化，高通胀，高物价，失业严重，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成员奥·季·博戈莫洛夫：“在1989年下半年到1990年上半年，(苏联政府)一直在研究怎么制定经济改革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起初出现了另一种方案——沙塔林方案，后经补充、修改形成‘500天计划’。两个方案各有特点。政府方案以雷日科夫为首，以阿巴尔金提供的材料为基础，主张改革在各行各业同时铺开，逐步用市场机制代替计划管理机制。”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我们建议渐进地推行市场经济。我们研究过中国的改革，希望我们也能逐步地推进。我计算后认为，这至少需要8年时间。”
“500天计划”是沙塔林等人经戈尔巴乔夫授权，根据亚夫林斯基、叶利钦等人提出的方案修改、补充而成，目的是与政府方案抗衡。该计划主张在大规模私有化的基础上，从1990年11月1日至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内，分四个阶段将苏联从计划经济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经济学家借用医学上的术语，称这一激进方案为“休克疗法”。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有些人可能是从政治角度提出在500天之内，也就是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改革。我认为这是极为冒险的。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可能是灾难。所以，我个人坚决反对。这是个原则性的问题。”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成员奥·季·博戈莫洛夫：“我个人认为‘500天计划’是一个冒险的计划。在500天里，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内，要对经济进行大幅度的改革，是不现实的事情。”
面对两种对立的计划，戈尔巴乔夫先是骑墙，后是妥协折中。1990年10月19日，苏最高苏维埃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结束了长达半年的经济改革纲领之争。
戈尔巴乔夫的纲领表面上看介于前两个方案之间，但实质上是全盘接受了亚夫林斯基一沙塔林计划中全面私有化的内容。其主旨是推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以及私有化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他提出“必须向经济非垄断化、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大踏步前进”。
就是这样一个方案，也遭到叶利钦的强烈反对，并预言“它将以失败而告终”。
经济改革方案之争很快转化为尖锐的政治斗争。经济私有化也进入快车道。
1990年12月25日，深感无奈的雷日科夫托病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原苏联财政部长帕夫洛夫继任。
1991年4月，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苏联政府提出反危机纲领，决定进一步加快非国有化和财产私有化。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弗·布兹加林：“完全的市场经济就像一只老虎，这只老虎管得不好就会从笼子里跑出来把人吃掉，这就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1991年7月1日，苏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原则法》。根据这项法律，到1992年底，苏联有近一半的工业企业将脱离国家的控制，到199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60%—70%。
自1988年夏天，苏联经济形势开始严重恶化。1989年，经济增长逐月下降，1990年开始出现二战后第一次负增长。据统计，1990—1991年苏联经济年均下降近9.5%，而在1991年就达到-15%。
经济状况空前恶化，使绝大多数群众的生活变得十分艰难。1991年， 日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比1990年增长了1.4倍，集贸市场价格增长两倍，而黑市和议价贸易的价格则超过零售价格9倍。
普希金语言学院副教授德·尼.法捷耶夫：“1990年、1991年开始发行各式各样票证，有蓝色的、粉色的。当时我还小，记得排了大半天的长队。结果轮到我的时候，前边的妇女把最后半公斤香肠买走了，到我这儿什么也没有。我不停地哭，哭完以后，我发誓再也不去商店了。”
商场前买东西的老太太：“清早起来排队，(我)排了第一个，想买点茶喝。结果走到(柜台)前，什么也没有了。我退休金不多，只有90卢布。但我已经工作了55年。”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我们将要出版一本苏共被瓦解的大事记，其中有民主纲领派会议的速记稿，例如其代表人波波夫就讲：‘我们不考虑人民，我们就是要故意造成全面紧缺的状态。’这是原话。”
当时报刊一针见血地指出：戈尔巴乔夫时代留给人们的印象，首先是称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分崩离析，其次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再就是80%的人进入贫困状态，成百万的贫困者流落街头。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为了说明戈尔巴乔夫开启的私有化改革的恶果，在俄罗斯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也特地向完成私有化改革的叶利钦时期做了必要的延伸。
苏联解体以后，新独立的国家无一例外地急速推进本国的私有化。叶利钦则比戈尔巴乔夫更为激进。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成员奥·季·博戈莫洛夫：“戈尔巴乔夫时期，只是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起始阶段，也可以说是孕育阶段。当时采取的形式是建立一些合作社，采用租赁制。比方说，有一些集体可以租赁企业来经营。(俄罗斯)真正大规模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盖达尔推行的经济改革。那时，大规模私有化变得失控。这是叶利钦和丘拜斯错误政策的结果。”
1992年，叶利钦选择36岁的盖达尔主管经济改革工作，推行“休克疗法”，希望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快速实现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为什么选择盖达尔的经济改革方案· (因为)盖达尔吹嘘，两年以后国家各个方面都会变好。根本不懂经济、心里也毫无把握的叶利钦问他：你能不能向我保证·他说：我不光(向你)承诺，我(还)向土天发誓，我以我先辈的名义发誓。后来开始的所谓经济改革，实际上是野蛮的资本主义。”
1991年12月19日，叶利钦发布总统令，批准《1992年国有及市有企业私有化纲要基本原则》。一场“休克疗法”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首先放开的是物价。物价很快像断了线的气球扶摇直上。到了4月份，消费品价格就比放开前上涨65倍。
企业生产成本因燃料、原料价格放开而骤增。到6月份，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4倍，企业纷纷压缩生产，市场供求进入恶性循环。
紧缩信贷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三角债日益严重，政府被迫放松银根。1992年增发的货币量是上一年发行量的20倍，通货膨胀率在印钞机的轰鸣中高达2509%，到1996年，物价上涨了6000多倍。
“休克疗法”的核心内容就是私有化。盖达尔认为，俄罗斯唯一能走的只有市场化这一条道路，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水火不容，因此必须彻底实行私有化。
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担任过俄副总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员会主席的丘拜斯则说：“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出来就好。”
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是从无偿发放私有化证券开始的。当时，俄罗斯固定资产总量估算为4.3万亿卢布，政府决定先将其中的35%即1.5万亿卢布，无偿分发给近1.5亿的俄罗斯居民。每个在1992年9月2日以前出生的俄罗斯人，都可以领到本集开头出现的一张面值1万卢布——当时相当子25美元的私有化证券，使人人真正成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和受益者。
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史料信息中心主任尤里·彼德罗维奇：“政府发行私有化证券，老百姓把他们获得的证券投到企业里，这样就可以获得企业的股份。通过这种途径把原来的国有企业转化成股份制企业。但后来局势失控了。很多老百姓手里的私有化券被一些人收购，这些人变成企业的大股东。”
随着物价飞涨，卢布大幅度贬值，不少民众纷纷低价出售甚至无偿转让私有化券，而一些企业的管理者和握有资金的投机者乘机低价收购。
俄联邦政府原劳动和社会发展部部长谢·维·卡拉什尼科夫：“当时，有的人站在企业的门口，给工人一瓶酒，就可以换张券。当时发的(私有化)券，对很多人来说，实际上毫无用处。”
莫斯科外汇交易所史料信息中心主任尤里·彼德罗维奇：“收购之后，有些人就把私有化券集中投到一家企业，(这样)他就成了这家企业的控股人，原来的国有企业就成为一家私人企业，也就出现了私营企业主和寡头。”
俄联邦政府原劳动和社会发展部部长谢·维·卡拉什尼科夫：可以说大部分的企业都被私有化了。除了国家订货的国防企业，别的都卖了。也不是卖了，实际是拱手让给私人了。国家没得到什么东西。”
那些收买了国有企业的人，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
从1994年7月开始，俄罗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有偿私有化，到1996年底基本结束。
不少国有企业的领导者乘企业改制分配股权之机，利用行政或管理权力掌握股票控制权。昔日的“红色”经理或厂长，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企业管理者、各级官员以及暴发户们串通一气，大搞钱权交易，按照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收购政府拍卖的企业。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经济学部成员奥·季·博戈莫洛夫：“在私有化之前没有对企业做过资产评估，企业卖得基本土一文不值，实际土是象征性地卖出去了。由于卢布贬值很厉害，企业的账目赢亏与实际情况不符，很难对企业资产准确评估。究竟企业值多少钱，账户还有多少钱，都没有算清就卖了。”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弗·布兹加林：“国营企业厂长低价把产品卖给私营企业，他的老婆或者女儿在那工作，结果私营企业变富了，国营企业却变穷了、破产了。厂长经理辞职不干了，就变成私营企业的老板，自己就发了大财了。”
乌拉尔机械制造厂是一家拥有3.4万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当时仅卖了372万美元。低价贱卖的企业远不止这一家。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l万亿美元，却只卖了72亿美元。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只有1300美元。
在私有化过程中，有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外逃，俄罗斯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门类被俄国寡头控制，而大量掌握核心军工机密和国防工业的专家流失西方。
这是一次“世纪大拍卖”。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迅速、最疯狂的私有化，这是少数当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瓜分和掠夺全体人民财产的强盗行为。他们乘私有化改革之机，损公肥私，化公为私，把苏联几代人艰苦奋斗积累的成果，瞬间化为自己口袋里的财富。其结果是，造就了占总人口5%—7%的俄罗斯新贵，而使1亿多人口陷入赤贫，与之相随的还有社会的分裂和动荡。
许多俄罗斯人称20世纪90年代为充满苦难的“疯狂年代”。
在那个年代里，全面私有化使“犯罪经济”、“强盗经济”和“寡头经济”盛行，生产急遽下降，卢布贬值，物价飞涨，贫富两极迅速分化。
莫斯科市民亚历山大·贡恰罗夫：“在90年代，一直到1998年，情况都很差，我都丢掉工作了。在八个月里我一直在找工作，处于收入为零的状态。”
就连著名的自由市场经济代表人物俄联邦原政府总理米·米·卡西亚诺夫也不得不承认：“90年代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时期，俄罗斯民众承受了这场苦难。这场苦难把居民的收入和存款突然化为零……使居民的收入、物质生活水平下降了百分之三十。”
俄罗斯联邦前劳动和社会发展部部长亚·彼·波奇诺克：“90年代俄罗斯局势发展到什么境地呢？当时的烟都不够抽。如果生产出什么烟，商店寸巴整包烟打开，论支卖。酒类产品也很紧张。即便售货亭安着铁栅栏，人们为了买酒就把铁栅栏扒开。”
私有化改革使得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严重缺失，伦理道德观念极度混乱，社会精神全面倒退。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叶利钦和他手下的人推行改革所造成的破坏和损失，从物质层面或者从精神层面来讲，可以说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休克疗法”的始作俑者之一盖达尔后来坦言，俄罗斯私有化是“权贵阶层将国家财产私有化”，是将“权力转化为资本”。而丘拜斯则道出了快速私有化的缘由：私有化与其说是解决经济问题，倒不如说是解决政治问题，是“5%的经济加95%的政治”。对于俄罗斯来说，要创造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要摧毁共产主义政权遗留的经济基础。
《世纪大拍卖》的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克里斯蒂娅·弗里兰称，俄罗斯私有化改革通向的是“青面獠牙的霍布斯资本主义”、“强盗资本主义”和“裙带的、腐败的资本主义”。
在莫斯科街头采访的日子里，我们在一个地铁通道的墙上，看到这样一条显赫的标语“资本主义就是死亡！”
（来源：昆仑策网
【授权编发】，转编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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