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香港启德机场一起间谍重案

 

1

 

1999年3月7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一则讣告，标题很长：

 

中情局官员戈特利布去世，享年80岁

 

曾在20世纪50-60年代期间负责LSD实验

 

讣告共12段，前11段都是讲逝者在药物、毒药和精神控制方面的研究经历与成果。

 

西德尼·戈特利布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化学专家，进入中情局后长期担任技术服务处主管。他长期主持MKULTRA精神控制实验，因为一位实验人员服用LSD（迷幻药）后跳楼自杀，使得这项绝密项目为外界所知并饱受争议。

 

其实，迷幻药只是戈特利布主持精神控制研究项目很小一部分。中情局同事给他起了个外号：“死亡医生”，各种稀奇古怪的毒药在他的研制项目占有不小比重。

 

戈特利布有句话成为技术服务处的工作准则：“如果技术可行，那就发明它，摆出来，由政策制定者决定是否使用它（哪有人性可言？）”

 

1955年4月中旬，戈特利布“发明它、摆出来”的一种药物，被政策制定者选中，决定要使用它了。

 

决定使用这个药物的缘起，是因为此前的一次秘密行动没有实现预定目标。那次行动，是中情局与台湾保密局共同策划的。

 

2

 

1955年4月11日中午12时15分，一架C-69型星座式远程客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飞机是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

 

这架飞机在香港落地前，是正常营业普通航班。到达香港后，改为中国政府包机，将飞往印尼西爪哇省首府万隆。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将到那里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

 

第一次亚非会议史称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和地区首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美国官方针对会议散布说：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已对远东“构成了尖锐、迫切的威胁”。

 

 

克什米尔公主号

 

新中国当时没有远程客机，代表团包乘印度航空公司这架飞机前往万隆。飞机预计在港停留1小时左右，进行清舱、检修和加油。

 

乘客全部离机后，清洁人员走向飞机开展例行作业。其中一名清洁夫有些紧张，紧紧攥住手提水桶。在他水桶里，藏着一个鸡毛纸包裹，里面的东西，启动后会发出轻微的滴答声。

 

他叫周驹，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洁夫。

 

半个月前3月27日，熟人将他介绍给一位吴先生。他不知道吴先生的真实姓名是金建夫，更不知道吴先生是国民党保密局香港站的特务。

 

见面不久，吴先生就问他有没有胆量干一件大事，“担任破坏一架共产党飞机的任务”。周驹虽然嗜赌好色，经常举债，人生浑噩，但这事的风险他还是能掂量出来。他直言没这个胆量。

 

吴先生多次说服，最后直击他要害，开出60万港币奖金，这在当时堪称巨款。他终于答应了。

 

周驹手提水桶，忐忑不安。本来，靠近飞机时，如果守卫飞机警察仔细检查一下，他水桶里鸡毛纸包裹要露馅。

 

就在前一天的4月10日上午9时30分，中国外交部欧非司副司长张越紧急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

 

3月中旬，中方情报部门获悉，由蒋介石批准，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郑介民指令所属“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策划在香港、印尼暗害周恩来。毛人凤即命令香港情报站负责在港执行。香港站站长赵斌成策划指挥，特务金建夫一线运作。

 

4月9日晚传来进一步情报，国民党特务将对中国代表团所乘飞机进行破坏，并备有定时炸弹。

 

张越奉命向英方通报情况，要求英国代办处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并采取措施保障代表团人员和随行新闻记者安全。英国代办处代办杜维廉立即致电香港总督葛量洪，告知有关情况。

 

英方事后送交我外交部的备忘录说：香港当局“采取了一切措施来保证乘客和飞机之安全”，但是备忘录显示，香港当局10日得到我国政府通报后，在足足24小时以上的时间内，并未采取预防措施，直至11日中午12时左右，在克什米尔公主号到达启德机场前不久，香港警务处才派出一名警官指挥警察守卫飞机，不准未经许可之人接近或登上该机。“采取了一切措施”仅此而已。

 

于是，周驹顺利地来到飞机旁，飞机轮舱的清洁工作由他负责。他打开水桶里的鸡毛纸包裹，露出的是一颗定时炸弹。

 

这是一种小型定时燃烧性炸弹，由美国中情局提供。这批炸弹通过4月5日基隆开出的太古轮船公司航轮“四川号”秘密运到香港，保密局香港站收到炸弹后，存放于香港西营盘第三街178号2楼的一个房间里，房间主人是香港站特务张祖顺。

 

 

香港西营盘一带

 

周驹领受了吴先生的任务后，香港站特务李顺民从张祖顺处取出炸弹，交给周驹。

 

香港站特务许缜负责训练周驹如何选择炸弹安放的部位，以及如何安置炸弹。

 

经过训练的周驹，本打算将炸弹置入右翼油箱，因时间仓促，结果将炸弹放置在油箱附近的轮舱里。

 

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启德机场停靠1小时11分后，于下午13时26分起飞，前往万隆。机上有代表团成员和记者11人，机组8人。

 

飞行5个多小时后，下午18时30分，飞机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西北海面时，在18800英尺高空，“在飞机内听到了一声沉闷的爆炸声，随即发现右翼第3号发动机吊舱后面的地方局部着火，飞机立刻开始迅速下降以便在海上实行强迫降落。

 

在下降飞行的最后阶段内，浓烟进入驾驶舱，使得能见度减少到几乎等于零。飞机右翼尖先冲击到水面，然后，机身前端立即浸入水中。只有三名飞乘组人员在这次失事中幸存。”（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机组幸存人员回忆）

 

暗杀主要目标是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没有乘坐这架飞机。

 

4月初，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恩来在出席亚非会议前访问仰光，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度总理尼赫鲁、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共商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周恩来改变行程，4月8日到达昆明，准备从这里前往仰光。

 

香港情报站事先获得周恩来改变行程的情报，向台湾保密局报称，虽然周恩来已不过港，但对其代表团随员的打击，也会影响其在亚非会议的实力。于是，暗杀行动没有停止。

 

3

 

中情局提供了炸弹，却没有实现预定目标，他们决定再次下手。

 

这次他们不再准备使用炸弹，而是选定戈特利布研制的一种致命药剂。

 

戈特利布遵循自己提出的“如果技术可行，那就发明它，摆出来，由政策制定者决定是否使用它”的准则，研制了一种新型毒药。

 

这种毒药的特点是，进入人体后48小时才会药性发作，致人死亡。

 

中情局特别行动办公室（Staff C）负责人比尔·哈维对手下人说：戈特利布“喜爱他的工作有点过分了”。

 

 

西德尼·戈特利布

 

中情局算盘是，在万隆会议期间，设法将毒药放进周恩来的食物。当毒药发作时，周恩来已经回到中国国内，这样可以轻松摆脱中情局嫌疑。

 

指令由卢西恩·特拉斯考特将军下达，他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情报顾问。威廉·R·科森被任命为暗杀小组负责人，带领暗杀小组到达万隆。

 

他后来回忆说，在最后时刻，暗杀命令又被撤销了。他说，是卢西恩·特拉斯考特将军“正在关键时刻取消的”，为的是避免总统尴尬。

 

接着，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后来担任国务卿）又发了一份后续电报给暗杀小组，为了掩盖自己在计划中的角色，他在电报里特意写道：美国不从事这类活动。

 

4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案件调查历经波折，各方态度玄机重重。

 

飞机失事第二天下午，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根据我方掌握的准确事实材料，声明指出：“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责我外交部声明“没有丝毫根据”，“有一种强烈的宣传动机”。《纽约先驱论坛报》更是大开脑洞：“中共为了在亚非会议上引起亚非国家反对美国和英国的情绪而破坏这架飞机不是不可能的。”

 

美联社从东京发电称：一位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自孟买到香港的意大利商人抵东京后说：该机在孟买起飞前发生机械故障，修理延误4个半小时。“这架飞机从香港起飞后，可能毛病又发生了。”

 

印航负责人严加驳斥：“这架飞机在离开孟买时，一切完好无损。截至失事时止，航行没有故障，没有掌握事实就发表据说是一位旅客谈话，是极不妥当的。”

 

英国外交大臣麦克米伦表示：英国将对飞机失事事件进行“充分的调查”。

 

但是，香港当局迟迟没有开展“充分的调查”，尤其对有确切情报指向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和机场地勤人员没有进行有效调查。相反，香港警方却一再传讯香港新华社人员，询问一些与飞机失事毫不相干问题。港警还“花了很多时间”讯问一些机场工人，因为他们是一个所谓“属于共产党”的工会组织的成员。

 

周恩来5月9日下午接见英国代办杜维康，向英国政府传达口信，希望英国政府在事件调查上与我们密切合作。并表示，如果英国政府有合作诚意，中国政府愿意提供有助于破案的材料。

 

英国首相艾登表示“感谢周总理的口信，欢迎中国政府提供情报，愿意全心全意地合作。英国政府的目的就是要查明真相。”

 

5月18日，中国政府代表熊向晖和印度政府代表尔·纳·高抵达香港。抵港不久，就将中国政府《向香港当局提供的第一份情报》面交香港总督葛量洪。

 

港督向印度代表高氏表示，他们对中方提供材料之正确毫不怀疑。

 

中方情报提供了数十名有可靠依据的嫌疑人姓名和住址，包括凶手周驹。

 

香港警方下午立即按姓名住址开始搜查。

 

蹊跷事情出现了。从4月11日放置炸弹后一直到5月18日上午，一直都在机场正常上班的周驹，恰恰在中印两国政府代表携带情报抵达香港当天，突然失踪了。

 

此前，香港警方已将周驹列为怀疑对象，但没有采取必要监控措施。

 

香港警方调查后说，周驹上午10时16分从机场下班后再未回家。

 

当天下午15时45分，香港警方接到美国人陈纳德经营的航空公司CAT保安官琼斯电话：在该公司18日上午10时自启德机场飞往台北航班行李舱里，发现了一名偷乘者（stowaway），系香港航空工程公司清洁夫，名叫周梓铭。

 

港警查证后，周梓铭即是周驹。

 

一个头号嫌疑人，飞机失事后一个多月里按兵不动，却在港警根据情报开始搜查当天上午，跑了。那种认为是“巧合”解释，只能是侮辱智商。

 

香港警方调查说，周驹上午10点16分从机场下班。但是，他逃跑的航班却是上午10时正起飞的。

 

 

香港上世纪50年代街景

 

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盘根错节。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提供情报时，要求英方不得将提供情报告知华籍职员。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表示同意。

 

但是，我方后续情报发现，香港警队政治部华籍帮办李福基，在飞机失事案中担任主审，接触到许多情报内容。此人，正是国民党保密局香港特别组的一名特务。

 

飞机失事案发后，李福基奉命侦悉港方动态，将港警开始怀疑周驹情况告知其本人，并将中、印政府代表秘密抵港消息报告台湾。是协助周驹逃跑的重大嫌疑人。

 

李福基还向台湾保密局报告，他现为飞机失事案主审，已暗嘱被捕案犯坚不吐实，还建议台湾要美国方面疏通港方，将案犯递解台湾。

 

香港当局接到我方后续情报后数日，将李福基调开并进行调查，安排港警政治部华籍帮办李洛夫接替李福基参加案件审理。

 

我方当即转告港方，李洛夫亦为国民党特务，每天都与潜伏香港的特务上线曾汉元联系，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了更多材料。要求港方必须采取措施。

 

港当局后来仅表示，已注意到中国方面提供的材料，但是没有说明已否对之采取措施。

 

在我方提供充足可靠准确材料基础上，港方侦讯进展缓慢，港方一直强调理由是“罪证不足”。

 

香港新华社人士表示，港方近年对待左翼工会，在没有任何罪证、未经过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对多名工会领导人予以逮捕和驱逐。从未说过什么“罪证不足”。

 

案发近5个月后的9月2日，英方才向我外交部提交了《周驹的罪证摘要》，列举了周驹7项罪证。第二天，香港当局发布声明：“警务处今天自香港法官处获得对被控有阴谋谋杀罪的周梓铭（化名周驹）逮捕状”。“据悉周梓铭在5月18日搭乘飞机赴台湾。因此要求该地当局将周梓铭交回香港受审”。

 

但是，台湾当局以港台没有缔结罪犯引渡条约为由，拒不交出周驹。

 

周驹在台湾当局“保护”下，改姓埋名，定居台湾，一直逍遥法外。

 

此后，港英政府又以证据不足、无法定罪为由，将逮捕的44名案件嫌疑人分两次全部驱逐出境，送往台湾。

 

结果是，这一重大政治谋杀案的幕后真相无法大白于天下了，所有罪犯全部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5

 

《华盛顿邮报》在戈特利布讣告第12段，提到了戈氏曾经有过的人道主义行为：退休后到印度的麻风病医院工作过18个月。但是，许多人认为，不论戈特利布有过怎样的公共服务及慈善经历，他的名字都不可避免地与长达十多年的MKULTRA项目联系在一起，和毒药、LSD、暗杀、精神控制等险恶词汇联系在一起。

 

那么，戈特利布的所作所为，仅仅是中情局的自作主张，还是有更高层的批准或默许呢？

 

1975年，针对情报机构权力膨胀，缺少监管的状况，美国参议院成立了丘奇委员会，目的是“探究什么样的秘密行动是必须的，以及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1976年，丘奇委员会提出最后报告，其中就美国领导人与情报机构关系做出如下阐述：

 

无论何时争论这个问题，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四位总统——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的任期内，“中情局始终都在遵循总统的命令。离群索居的大象是活不久的。”

 

美国作家Joseph·J·Trento在2001年出版的《中央情报局秘史》中写得更加直接：“1955年4月，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了中情局首次暗杀一个主要外国领导人的企图，这个目标是红色中国领袖周恩来。这项计划试图使周恩来乘坐的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飞往印尼万隆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的航程中爆炸。”

 

他在前言中记载此书材料来源：“成百个人将他们的经历告诉了我，但真正使我完成本书的是科森、克劳利、舍伍德和安格尔顿（均为中情局官员）。我还必须感谢俄罗斯情报机构的一些朋友，他们冒着风险将俄罗斯和美国情报机构不愿意解密的资料提供给了我。”

 

文章来源于甲10号 ，作者甲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