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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
戚桂锋：
发展生态农业是适合我国国情确保粮食安全的最佳选择
——蒋高明弘毅生态农场成功实验证明了什么？
当前，我国粮食安全在质量和数量方面都存在严重风险和挑战，确保我国粮食质、量安全已成为重大安全、民生和发展问题，业已引起党中央、国务院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必须从根本上加以破解。从世界粮食生产的经验看，粮食安全的重要保证来自于科学的农业生产方式。目前，世界范围内农业生产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美国式“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高补贴”农业，这是已被实践证明既不可持续又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生产方式；二是既可持续发展又适合我国国情还能确保粮食质、量安全的“低投入、高产出、零污染、负排放”的生态农业发展方式。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在反思上述“四高”式农业的基础上率先进行了生态农业探索，现已生产出35%左右的有机食品，对于美国粮食质、量安全贡献巨大。古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探索适合古巴国情的生态农业之路，同样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进入新世纪，我国在反思“四高”式农业对我国农业的严重影响的基础上，也开始了生态农业探索，涌现出了许多成功实践，其中最具权威性、代表性和推广价值的当属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蒋高明团队“弘毅生态农场”成功实验，它用无可辩驳的生态学理论逻辑和实验数据证明了发展生态农业才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最佳选择。在十八大以来全社会大力推进生态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一场“低投入、高产出、零污染、负排放”的生态农业革命必将和正在全国兴起。
一、我国发展生态农业的可行性分析
生态农业是指在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的，将农业生态系统同农、林、牧、副、渔农业经济系统统一起来，获得较高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它主要通过提高太阳能的固定率、利用率，生物能的转化率，废弃物的再循环利用率等，促进物质在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的循环利用和多次重复利用，以尽可能少的投入，求得尽可能多的产出，并获得生产发展、能源再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效益等相统一的综合性效果，使农业生产处于良性循环中。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反思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高补贴”农业，开启了生态农业发展新方向和实践探索，生产出35%左右的有机粮食，对保障美国主粮的质、量安全起到重要作用。上世纪90年代，相对落后的古巴也摈弃了上述“四高”式农业，开始了生态农业探索并取得重大成就。进入新世纪，我国在反思几十年来“四高”式农业对我国农业发展的严重影响后，也开始了雨后春笋般地生态农业探索，涌现了许多成功典型，其中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山东省泰山学者蒋高明团队于2006年在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开创的，历时八年的弘毅生态农场实验最具代表性、权威性和推广价值。其核心思路是充分利用生态学原理，而非单一技术提升农业生态系统生产力，创建“低投入、零污染、高产出”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农场通过增加生物多样性，从秸秆、“害”虫、“杂”草综合开发利用入手，种养结合，实现元素循环与能量流动，生产纯正有机食品。农场通过以下八项关键性技术突破：1.有机模式下高产优质栽培技术；2.优质有机肥生产、腐熟与高效循环利用技术；3.环境友好型“禽粮互作”模式；4.害虫生物防治与物理防治技术；5.肉牛育肥与“微储鲜秸草”加工技术；6.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7.清洁能源深度开发技术；8.耕地对温室气体固持技术；成功构建起一种适应农业发展新要求的技术体系。建立起以下生态循环链:1.作物—秸秆—“微储鲜秸草”或青贮秸秆－牛—牛粪—沼气—农田；2.作物—秸秆—牛—牛粪—昆虫（蚯蚓、黄粉虫）—散养柴鸡；3.作物—害虫（通过诱虫灯捕杀）—散养柴鸡；4.杂草—家禽（鸡、鹅）—禽粪—农田。在“六不用”（不用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添加剂、转基因）的前提下，四年时间里成功将低产（600公斤/亩，玉米小麦周年产量）改造成吨粮田（1028公斤/亩，且产量与年俱增，增长空间仍很大），实现了土地增产、农民增收、增加就业、根治农业污染等巨大经济、生态、社会综合效益，充分显示了生态循环农业的强大威力，现已带动山东、河南、河北、内蒙古、甘肃、浙江、江苏、广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某基地等地的企业家、农民、军人从事有机农业，在全国累计推广有机农(草)业面积约14.5万亩。按照这样的试验成果，仅用全国18亿亩农田中的6亿亩低产田经过改造就能保质保量地保证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有力地证明了生态农业才是保证我国粮食数量与质量安全的科学生产方式和最佳选择，证明了生态农业之路不但能走得通，而且最适合我国人多地少、有着悠久生态农业传统优势的基本国情。对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适时调整农业技术进步路线”的新要求和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50多家国内外主流媒体对此均有报道，产生了重要社会影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二、当前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对于确保我国粮食质、量安全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粮食安全风险和挑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粮食数量存在严峻安全风险和挑战。尽管我国粮食生产13年连年增产，但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我国还是进口了6337万吨大豆，近2000多万吨的小麦、玉米与稻米，进口的粮食总量已突破了10%的警戒线。加之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形势，更加凸现了我国粮食安全风险。
（二）我国粮食质量安全存在严峻风险和挑战。最近几十年，我国农业受美国“四高”农业的严重影响，搞的是工业化加化学化的农业，长期用地不养地，致使我国耕地出现了普遍性地严重化肥农药污染，耕地板结、酸化、塑膜化，土地越来越贫瘠，环境越来越恶化，土壤和水源污染不断加剧。在北方有些土地pH值已经达到了4～5，而正常土壤是7～8，土壤有机质更下降到1%以下。耕作了几千年的耕地，仅仅几十年的工业化加化学化农业生产，就造成了严重的地力下降和环境污染，最终导致粮食产量和质量双下降。有关资料显示，就连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我国东北黑土带也出现了种养失调，有机质含量已不足原来的一半，黑土层平均减少0.3-1厘米，有可能导致五十年内黑土层消失的严重风险。黑土带地力下降已导致农田减产３０％，严重影响了东北大粮仓在中国粮食生产中的地位。不仅如此，“四高”式农业生产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健康风险且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加大。
（三）我国粮食生产的环境和健康代价是昂贵的。我国以不足世界人均7%的耕地，成功养活了20%的世界人口，但却消耗了世界氮肥的35%，农业水资源的70%。特别是由于长期用地不养地所造成的土地板结，化肥用量的70%和农药用量的95%都随水流失，加上农膜、添加剂、除草剂等造成的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已相当严重，严重污染农田生态系统和粮食生产，这种牺牲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换取发展的农业生产方式代价是巨大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一句话，“四高”式农业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必须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新路，这条路就是生态农业之路。
在探索过程中，有些组织和个人完全寄希望于通过发展转基因技术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即搞懒人农业，让少量的人来种地，满足大量城市人口的需求。但据有关资料并从美国、巴西、阿根廷发展转基因农业的实践结果来看，一方面，转基因技术只能解决种、药的部分问题，甚至由于这些看似已经解决的问题还会以其它形式出现而不能得到根本解决，好比在搞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无休止对抗；另一方面，还存在健康、生态等多种不可控风险，这些风险正在上述国家逐步显现，因而无法担当确保我国粮食质、量安全问题的重任。
因此，结合我国实际，综合世界范围内的农业最新探索来看，只有在继承我国五千年农业文明的合理内核基础上，充分运用现代科技、现代管理和现代组织方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优势，实现农业组织化、集体化，制借鉴美国、古巴搞生态农业的有益经验，走生态农业之路，从土壤修复、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的大视角中考虑农业生产，方能真正在解决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危机的同时，带动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根治农业污染，优化农村环境，促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获得经济、生态、社会综合效益最大化。蒋高明研究员“弘毅生态农场”成功实验就是在上述理论指导下众多中国探索的成功代表，它和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生态农业成功实践一道证明，发展生态农业在中国是行得通的，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是确保我国粮食数量、质量安全的最佳选择。
三、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
笔者通过多次到平邑“弘毅生态农场”、五莲县、蒙山区等地实地调研后认为：一方面，从技术保证方面看，蒋高明“弘毅生态农场”科研团队已完成适应农业发展新要求的技术体系主体构建，现已到了在扩大试点的基础上总结完善逐步推广阶段；另一方面，从生产实践方面看，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五千年农业文明积淀了发展生态农业的丰厚资源和优良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又能实现组织化、集体化、机械化，综合各种条件，我国最适合搞生态农业。近年来山东和全国各地一样，雨后春笋般自发的生态农业实践正乘着大力加强生态建设的东风和各地生态省、市、县建设逐步走向自觉，已到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整合舆论、人力、土地、技术、资本、政策、市场等生态农业要素，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关键时刻，据此，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加强舆论宣传、教育和引导，在全党全社会逐步形成以发展生态农业为总抓手，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共识和良好氛围。积极发挥媒体作用，畅通党校、农业主管部门、农学院等宣传培训主渠道。结合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农村建设，通过大力开展宣传教育，使发展生态农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入人心。通过党校等有关渠道组织分管农业的各级干部进行专项考察和培训，逐步完成干部的思想发动工作。组织农业主管部门和农学院开展相关培训，提高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生态农业意识。在全党全社会形成以发展生态农业为抓手，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共识和良好氛围。
（二）将粮食质、量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将发展生态农业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予以重视。中央层面要高度重视我国粮食质量和数量安全隐患，将粮食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将发展生态农业上升到国家战略。加快研究西方控我石油、控我粮食进口、通过转基因技术控制种子等粮食生产紧急预案，从技术、土地、仓储、运输等方面提前做好应急准备。要把发展生态农业作为打破西方对我粮食控制的突破口，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安全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局面，使我国粮食生产逐步走上独立自主的生态永续发展道路。
（三）整合涉农各项技术资源，建立生态循环粮食生产实验示范区。有机农业技术具有系统性特点，是种植、养殖、能源等技术的有机结合。目前有机农业生产的各项子技术都较为先进，但连接各项子技术的接口技术亟待完善，建议依托“弘毅技术体系”，整合包括那中元农业技术等适合生态农业发展的技术和涉农各项技术资源，充分发挥科技示范推广平台作用。建议设立专项资金，完善有机农业技术支持体系，扶持建设“弘毅生态农场”万亩实验基地和更大规模生态循环粮食生产试验示范区。建议依托弘毅生态农场，首先设立传统粮食生产区和粮食大省山东省、临沂市及其辐射范围内的平邑县、五莲县、沂水县、蒙阴县、蒙山区、沂源县等为首批生态循环粮食生产试验示范省、市、县（区）。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加以扶持，在不断总结完善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粮食生产区域逐步推广。要根据中国生态环境多样化的现实状况，规划主要有机农产品区域。
（四）建议用6亿亩低产田发展生态农业，一揽子解决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增加就业、农业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目前我国粮食产量在6亿吨左右，而弘毅生态农场亩产已经达到吨粮田，也就是说，理论上6亿亩低产田经过改造就能生产6亿吨优质粮食，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因此，为了不影响粮食既有供应格局，减少风险，并培肥地力，藏粮于地，建议用18亿亩农田中的6亿亩发展生态农业，仅利用少量的化肥，停用除草剂、农药、农膜、添加剂、转基因。确保人民群众吃的安全、健康。在此基础上，保护另外12亿亩耕地和60亿亩草原，减少化肥农药用量，恢复淡水与近海生态系统，使草原、淡水与海洋也能够提供大量食物，同时鼓励发展林下养殖、坚果种植与林下蔬菜、竹笋与菌类等。这样一来，中国近一半的国土远离了工业化农业污染，土地得到保护，产品增值后吸引农民在家门口就业，为城市人群提供健康食品。城市消费者将用于健康和医院的投入节省下来，解决城乡医疗与养老等问题带来的压力，形成良性互动。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办法，一揽子解决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增加就业、农业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
（五）建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逐步将涉农资金向生态农业倾斜，鼓励、引导发展生态农业，培育规模经营的专业农户、专业合作组织及龙头企业，建立一支以青壮年为主力的稳定的粮食生产专业农民大军。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导和依靠市场消费的健康力量科学回归生态农业，让城乡和谐互动起来。具体措施可采取将各项农业补贴改为直接高价收购粮食。将国家分配或补贴给农业管理部门、化肥、农药、农膜、种子、配方施肥、生物技术工程的不利于粮食可持续生产的国家经费直接还给种粮农民或变成生态农业补贴，同时将国家用于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费用向生态农业倾斜。有机农业要以集体化、规模化和产业化为优先发展方向，推进生产经营体制创新。因地制宜，通过引导发展农村集体、个体、公司化农业等多种形式的生态农业，合理引导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促进土地集中；在合理利润导向下，引导和吸引农村劳动力人口和大学生向生态农业就业转化，建立一支以青壮年为主力的稳定的粮食生产专业农民大军；鼓励和引导建立多种形式农村合作组织，提高生产经营组织化、专业化、规模化水平。注重培育有机农业经营主体，大力扶持发展龙头企业，充分发挥其推广有机农业技术的带动和示范作用。加强市场监管，形成健康、法制、诚信、有序的市场环境。
（六）在保障“农民受益、地力恢复、环境保护、粮食增收”等前提下，鼓励、吸引和引导工商业资本下乡从事生态农业生产。目前，我国不到0.5%的有机粮食生产与美国35%左右的有机粮食生产差距近百倍，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逐步实现，人民群众消费水平和要求会不断提高，生态有机粮食和食品的市场需求空间极大。未来十年的生态有机食品市场发展正如十年前的房地产市场一样，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看好投资生态农业，褚时健的生态农业成功实践，联想集团生态农业大投资，恒大粮油农业大投资等已经开启了资本下乡的实践。目前，国家的各种惠农政策很多，但大多数政策仍倾斜于食物的数量安全而非质量安全。应在满足国家食物尤其口粮数量安全的前提下，向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倾斜，通过政策杠杆作用，鼓励和引导资本下乡从事生态农业生产，促进生态农业产业发展，确保我国粮食数量和质量安全。
（作者是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教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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