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个没有中断的五千年文明和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世界上就此一家。我们对西方可以平视，而不要再仰视，平视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不会被忽悠。
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昆仑策研究院执行委员、高级研究员。
【2014年7月4日，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栏目播出“中国道路和中国梦系列”节目，该期节目由张维为教授主讲《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本文为根据视频整理的文字讲稿。】
主持人田桐：非常感谢张教授来到大讲堂，我们很想知道，中国崛起的过程和其他大国崛起的过程有什么不一样？
张维为：中国崛起的过程，我想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和平。欧洲在十八、十九世纪崛起的时候，粗粗地算算，打过大的战争至少二十场，小的战争恐怕上百场，是血与火的一个崛起过程。我们总体上是一个相当和平的崛起过程，而且受益的人很广，不光是中国人，而且是全世界（绝大多数人）。
田桐：现在中国的经济总产量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了世界排名第二了。有一种推测是说，也许在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中国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第一的经济总产值的国家。那么，您认为这种推测有没有根据，或者说我们一旦超过美国之后，整个全球的情况，经济包括政治情况，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张维为：实际上主流研究机构的推测，比你讲的推测还要乐观一点，主要是两种推测，一个是一年到五年，根据购买力评价，中国经济规模应该超过美国；另一种就是根据官方汇率来计算，那么是五到十年。我自己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必然趋势，因为中国的GDP也好，经济总量也好，恐怕是被低估了不少，而美国的GDP恐怕被高估了不少，再加上中国发展势头比较猛。
中国的崛起会带来什么样的国际影响？我想它是要改变世界格局的，因为你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可能超过美国不止是一倍，还会更多。你的全民医保、全民养老，你的方方面面，最大的投资国、最大的游客输出国等等，都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震撼。我可以说，这个模式、这条道路真的走通了。经济上它是改写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现在就应该改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是最有竞争力的模式。军事上也是一样的，就是当我的综合国力强大之后，如果我们真的愿意的话，同时建十艘航空母舰也不是问题。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田桐：还有一种说法是不怎么看好中国的，这种声音叫做“中国崩溃论”。您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张维为：中国崩溃论的观点，大致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主要来自海外，特别西方一些主要媒体和学者。如果真的照他这个中国崩溃论，那中国早就“崩溃”一百次了。现在关键是没有多少人信了，所以它的说服力实在是不敢恭维。那背后，我想主要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偏见。西方很多人有一种宗教式的信仰，认为他那个制度代表人类最好的制度，实际上怎么可能？我们在西方长期生活，知道那个制度有很多的问题，像美国将近二十年大部分人的真实收入没有提高，老百姓的资产还在减少，美国要反省它的问题。另外，就是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形成的许多社会科学、许多理论不靠谱，它们是在西方的文化条件下产生的，用来解释中国，解释不通，所以老是做错误的预测。我曾经跟一个英国记者说，我读你们西方媒体报刊，对中国有这么多悲观的预测，我都记不得哪一次预测是准确的，特别对中国政治的预测，从一个错误到另外一个错误，参考价值极少。
田桐：嗯，好，有请您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演讲。张维为教授带来演讲的题目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有请。
张维为：如果我们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几类，然后进行比较，比方说，我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三大类：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然后把过去三十多年的中国和这些国家进行一个比较，你会得出一些慎重的、靠得住的结论。
首先是跟发展中国家比较，我的基本评价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成绩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绩的总和。把印度、巴西、埃及等国家的成绩都加上去，还不如中国，因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挑战都是消除贫困，而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做得是最好的。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世界上80%的贫困是中国消除的，六亿多人脱离了贫困，这是了不起的成绩。不久前，2011年，我们重新调整了扶贫的标准，在我们国内贫困人数一下子又从两三千万增加了将近一个亿，好像去年还是九千万左右。
我走了一百多个国家，其中有七十来个是发展中国家，我相信我自己看到实际情况。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经历过土地改革的国家，即使到我们的农村去，相对弱势一些的农民群体，基本上都有土地，基本上都有房子。我自己去贵州看了，去云南看了，去四川相对贫困的地方看了，坦率地讲，很多这样的农民，照我们的算法，他们还算扶贫的对象，但如果到埃及，或者到印度去的话，他们应该属于中产阶级了。
当然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提高扶贫标准可以帮助更多人，这是对的，但我们心中要有个数，对真正的贫困问题要心中有数。
第二个就和转型经济国家，也就是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这一类型的国家相比，特别指前苏联各个共和国，中东欧的国家。我的结论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所取得的成绩超过这些国家成绩的总和。苏联解体的时候，俄罗斯经济规模比中国还大，现在满打满算，俄罗斯经济是中国的四分之一。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情况有点类似，开始是推行休克疗法，随后经济就迅速走低，然后又逐步地恢复，但是不幸地又赶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以现在所有这些中东欧国家几乎都陷入深重的债务危机，债务都超过他们的GDP。
我自己做了一个粗略的计算，我们现在外汇储备是将近四万亿美元，这大概等于中东欧国家的GDP加上俄罗斯的GDP，我们还多一点。
下面我想讲一讲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实际上我觉得中国的进步完全可以和它们比。我自己的基本的判断是，中国国内已经形成了一个我称之为“准发达国家板块”，人口和美国相当，只会多不会少，从京津唐地区，到长三角，到珠三角，到辽东半岛，到我们内地的一些主要的城市等，你只要仔细去观察，它们的硬件全面地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的硬件是世界一流的，机场、铁路、高铁、地铁，甚至商业设施都是如此。软件的关键指标，比方说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也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像上海、北京的人均寿命，都比纽约高三到四岁，社会治安普遍比西方国家要好。
当然我们有一些地方不如人家，但是总体上我觉得对于西方国家，我们有了这么一个版块之后，我们就有了信心。这个版块可以做到，那么其他地方也可以慢慢做到，甚至比较快地做到。实际上，我们这些年内地发展也非常快，这是另外一个板块。所以我觉得，我们对西方可以平视，而不要再仰视，平视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不会被忽悠。
怎么看懂中国的崛起，我们有时候需要一些新的视角。我这里提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现在官方的正式表述是，我们通过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很快，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但是人均GDP一算，我们还排在很后面，有的时候排在一百位，有的时候排在八十位左右，好像中国就不行了。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像中国这样体量的国家，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恐怕用这个简单的人均计算方法，是找不到感觉的。就像天气预报一样，你说今天新加坡平均气温是35度谁都相信，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平均气温35度，没有人可以找到感觉，这个体量太大了。
所以，我的建议第一个是，中国可以分成不同的板块。至少可分为两个大的板块，一个是我称为发达板块，或者叫准发达板块；一个是新兴经济体板块。这两个板块之间实现了高度良性的互动，我觉得这是中国崛起的一个秘密，成功的秘密。
第二个，就是现在讨论比较多的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因为世界上的物价差别太大了。你像瑞士，它工资是很高，但是它的一般的饮食，比方说吃一碗面，或者理一个发，都比上海、北京要贵十倍。所以你采用购买力来评估一揽子的商品，进行重新计算，然后看这种货币到底能买多少东西，最后再来计算。与用汇率计算GDP的方法比较而言，购买力平价这种计算方法更加靠谱一些。如果你用购买力平价计算，最新的例子就是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说2014年底，就是今年年底，他们预测中国经济规模，可能就会超过美国。
实际上早在这个报告之前，十来年前，英国经济历史学家麦迪逊就讲过，他预测2015年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现在我看到最保守的估计，只要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中国超过美国应该是四、五年之内，就是2018年左右应该实现。
第三个，是住房自有率。我知道现在大家对房价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我还是要讲这个观点，就是中国通过自己的努力，现在已经是世界上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的住房自有率超过了所有的发达国家。就是说多数中国人事实上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尽管这革命也带来很多的问题，即使是年轻人，他现在可能没有房子或者买不起房子，但他父母可能已经有房子了，所以这些年轻人在这个意义上也不算是穷人了。这是一场财富革命，我们应先肯定，然后再来解决它的问题。
第四个角度是一个现在用得很多的指标，叫出境人数。就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出境旅游，或者出境办事情了。去年我们的统计数字是9800万，就是将近一个亿人次出境。这本身已经是很了不起的，这说明他有足够的资金能够到境外去，所以这个变化是不得了的。
换句话说，无论你做什么样的统计和排名，如果你把我刚才讲的几个因素放进去，比方说住房自有率，比方说购买力平价，或者出境人数等，所有关于中国的排名都会出现巨大的变化。
下面，我想谈一下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就是说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事实的阐述，我把它界定为一个没有中断的五千年的文明和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重叠在一起，这样的国家，世界上就此一家。
因为我们知道，有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文明都中断了。我记得穆巴拉克在下台前说，我们埃及八千年文明等等，实际上这个说话严格讲是不准确的。因为今天的埃及人跟古埃及，跟法老，跟金字塔没有任何关系，那个古埃及人已经消失了，那个古埃及文明已经死掉了，那文字人家读不懂了。那么古印度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也是一样的情况，而只有中国文明持续到今天。有时我也把文明型国家叫做“百国之和”，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强调这么一个概念，这太重要了，在国际舞台上也好，对国内也好，我们需要自己的一种比较强势的话语。
确实，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太多了。中国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等，过去跟人家是不一样的，今天也是不一样的，以后还是不一样的，它是自成体系的，它可以汲取人家很多优点、很多东西，但它最后不会失去自己的本质的东西。所以我讲，这个模式不需要任何其他国家来认可，也不需要西方国家来认可，就像汉语发展不需要英语来认可，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图来认可，我们的宏观调控不需要美联储来认可，我们中国社会主义不需要西方资本主义来认可。我这个道路就是这样的，我后面有几千年文明的积淀，我一定是独特的。
文明型国家有四个非常鲜明的特色，我叫“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际上这个多，不是一般的多，我查了一下，我们今年的春运36亿人次。我就粗粗做了一下计算，36亿人次是个什么概念，这大概意味着把整个北美洲、南美洲、俄罗斯、日本、欧盟和非洲的人口，都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从一个地方挪到另外一个地方，我想这就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一种人口规模的挑战。但同时你也要看到，像这样大的一个人口规模，它也是真正的机遇，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什么人间奇迹都可能创造出来。
超广阔的疆域国土也是一样。中国是一个“洲”的概念，你飞机飞四个小时，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还在讲中文，还在吃中国菜，这感觉是蛮好的。这种广大的疆域国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战略纵深，而且我们有现代国防。你比方说，我们现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随着工资的提高，在一般国家的话就转到国外去了，在中国则可以转到其他地方，所以这个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寿命就延长了。
超悠久的历史传统，我想也是一样的。这个历史传统我不说它是好还是坏，传统是个中性的东西。过去我们曾经希望跟传统一刀两断，实践证明这是蛮难的，传统一直影响着我们。你比方说，我们的传统中政府和经济的关系，有人说政府应该完全退出经济，但事实上我们政府跟经济的关系至少可以追溯到《盐铁论》，追溯到汉朝，就是两千年前，讨论盐和铁的税收和垄断经营的问题，甚至有人说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
还有，就是超丰富的文化积淀。我在欧洲呆过很多年，欧洲最好的菜系是法国菜，其次是意大利菜。但是，我们的八大菜系中拿出任何一个菜系，都比法国菜要丰富。中国文化的丰富和精彩，是一般国家一般文化很少有的。所以我说这种国家的崛起，对国人来说是精彩，对外界来说是震撼。
下边，我想谈谈文明型国家的制度安排。我自己把它叫做“一国四方”。“一国”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四方”就是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它主要是“国家型政党”，就是这个政党是代表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整体利益的政党；在组织制度方面呢，它的特点是选贤任能；在民主制度方面，它的特点是协商民主；在经济制度方面呢，它是混合经济。
先来讲我们的政党制度。我们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叫党，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也叫党，但这个党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含义。在西方，党“party”这个词，原意是从“part”（部分）这个词过来的。西方政党理论说简单也很简单，就是这个社会由不同利益集团组成，每个利益集团都要有自己代表，然后通过投票，票决制，你51%我49%，你就赢我就输了，我叫做由分到合，通过票决制竞选来整合。
但问题是，我发觉在非西方国家，如果采用西方这种制度的话，分了之后往往就再也合不起来了，这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中国自己的传统跟西方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传统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从汉朝开始，就是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执政。治理中国这么个超大型的国家，“百国之和”的国家，它没法采用西方这个制度。我甚至跟欧洲人开玩笑，我说你欧盟，如果要想通过多党制，一人一票来选欧盟的最高领导人的话，要么欧盟解体，要么欧盟的领导就是一个接待接待外宾的礼宾部门，没法实质性地去整合欧洲的利益，因为它非常弱势。
中国的传统是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形成这样一种大一统的治理方法，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可以这样说，过去两千多年当中，至少90%的时间都是这样。在这个两千年之中，中国领先欧洲大约一千五百年，就是四分之三的时间。我还看到一个很有有意思的数字，说明朝编《永乐大典》，目录就是六十卷，整个是两万卷。当时英国王亨利五世的图书室有多少图书？六本。这是一个巨大的落差，因为当时他们还没有印刷术，基本是羊皮纸手抄的几本书。
那么现在中国又迅速地崛起，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而且你可以仔细看，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弹性空间，从极端的“文革”、“大跃进”到现在改革开放，这个调整的幅度要大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政治差异，也大于英国保守党和工党之间的政治差异。
第二个方面，我叫做选贤任能，这是我们组织制度的特点。十八大的时候，《纽约时报》一个编辑给我发来了一封邮件，说张老师能不能写一个评论谈谈十八大，后来我就写了一篇，叫做《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
我说你看一下我们中国的最高执政团队，也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评选标准，基本是两任省部级或者两任省委书记。中国一个省的规模是欧洲三到五个国家，也就是说一个常委几乎都先治理了一亿人，治理了这么大的一个区域经济体之后，才能出任政治局常委。
习近平是在三个省担任最高领导人，我粗粗算了一下这三个省加在一起的话，经济规模大致等于印度，人口大致是一亿两千万。拥有这种履历之后，他才进入政治局常委，然后又用五年时间负责熟悉全国方方面面的工作，政治经济军事等等，然后再出任最高领导人。
中国当下的这个制度应该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制度。有这么一个制度，尽管还可以进一步的改进，但是已经可以保证中国不会选出像小布什这么低能的领导人。实际上我们这个制度安排，有它的历史基因，特别是历史上的科举制度，甚至更早的察举制度。从汉朝开始，就是地方官员推荐到中央，中央要进行识别使用，最后再试用。我们这套制度确实比西方先进很多，整个西方的文官制度是十九世纪甚至更晚从中国引进了科举制度。
我们的制度安排有红色的基因，包括我们的组织工作。现在研究中国模式的外国学者说中国崛起恐怕有个秘密，这秘密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组织部，它负责选拔人才，培养梯队。那么还有的就是西方的元素，现在证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有时候把中国这个模式，政治模式，叫选拔加选举，或者选拔加某种形式的选举。选举是从西方借鉴来的，包括公示、投票等这些因素。西方人讲民主有一个说法：我的民主制度是有很多问题，但它还是最不坏的制度，因为跟其他制度相比，你比我更糟糕。这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的。
我自己是这样总结的，我说西方讲的这个最不坏的制度，大致等于我们中国人讲的下下策，《孙子兵法》里讲的下策、下下策。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制度的设计，也包含了下下策，保底的。包括严格的任期制度，美国是两任八年，我们是两任十年。我们还有严格的退休年龄制度，很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是没有退休年龄限制的。日本东京都知事八十岁了还要竞选首相，美国很多参议员都是干到死的。另外，我们还有集体领导制度。总之，这种政治制度安排是为了保底的。
但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儒家的政治文化的传统，这就是上上策。你一定要做出尽可能多的努力，来寻找一流的人才，久经考验、经验丰富的治国人才，这在中国也是根深蒂固的。我们真是觉得，治理国家一定要靠人才。若以为一个制度好，傻瓜都可以执政，就是西方过去很多人讲的这种模式，我想随着中国模式的崛起，这种模式将走向终结。我觉得，我们中国是一个下下策和上上策两者结合的制度，跟你一个只是下下策的制度竞争的话，我们的制度可能会胜出。
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商民主。西方老说民主是多党制加一人一票，然后又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民主与专制”，做分析问题的框架。我自己走的地方越多越多，就越觉得这个框架不靠谱。因为它假设民主是个好制度，而这个民主又是西方界定的，但采用你西方民主模式不成功的比比皆是。所以我说，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两类的话，那对不起，不可能是“民主与专制”，而只能是“良政与劣政”，英文叫“good governance”（良政）就是良好的政治治理，或是恶劣的政治治理“bad governance”（劣政）。
如果分成这两类的话，那世界就可以解释的非常清楚了。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西方有一些国家治理的还是可以的；也可以是非西方制度，包括中国模式在内，中国的治理方法在内，这很重要。我们有不少问题，但总体上看，我们的治理水准明显高于可以比较的国家。同样，劣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这个例子太多了，从最烂的伊拉克、阿富汗、利比里亚、海地，到破产的所谓发达国家冰岛、希腊等等，都没有治理好；也可以是非西方国家，缅甸就没有治理好，我曾去过缅甸。
所以这是一种范式变化。那么，如果要讨论民主的话，中国所进行的尝试，当然要有一席之地，也一定是有一席之地的。我们现在叫协商民主，这是很认真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要考虑我那么大的人口规模。你比方说，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你90%的人同意，10%的人不同意，那是太好了，压倒多数，你90%，你胜利了。但是，在中国这个超大型的国家，10%的人不同意也是一亿三四千万人，这是不能忽视的声音。这也是为什么要多协商，才能比较好地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的票决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历史基因，即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而且事实上，我们古代很多书都有记载，皇帝也要听听大臣的意见，朝廷也要议一议的，百官议朝，就是这么一个传统。
也有红色基因，就是民主集中制，这是从苏联传来的。我现在把中国的决策机制，叫做新型民主集中制。以中国的五年计划的决策为例，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要花一年半的时间，上上下下成百上千次的磋商，最后再做出决定。
还有，就是混合经济。中国的经济形态就是所谓的混合经济，指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本身是一种混合经济，它也确实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混合，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混合，民本经济和现代经济的混合。
我不是说我们的混合已经做的很好了，还有很多问题，但就是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跟西方模式竞争。毕竟不是我陷入了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是你陷入了。我是总体上的、大部分人的收入普遍提高，你是十五年、二十年大部分人的收入没有增加，对不对？所以尽管我们这个混合经济模式还有缺陷，还可以改进，但它总体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
最后，我想谈一下两种逻辑。
说东亚国家一般是从集权走到威权，再走到民主化，或者说是从集权体制到半集权体制，然后到民主化，这个逻辑是历史终结论的逻辑。这背后的哲学是：历史是一条直线，一个线性的从低到高，最后发展到西方这样的模式，然后历史就终结了，这是福山的观点。
我跟台湾学者说，我们是一个不同的逻辑，我叫做文明型国家的逻辑。它后面的哲学道理是：世界从来就是百花齐放的，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各种各样的道路，他们之间有的时候互相借鉴，有的时候互相学习，有的时候互相竞争。
那这个文明型国家的逻辑大致是怎么样的呢？我自己是这样总结的，就是在历史上，中国曾长期领先西方，这种领先是有其深刻道理的；然后从十八世纪左右开始，我们明显地落后了，这个落后也有其深刻的教训。但是近三十多年或者更大一点范围，近六十多年，我们确实赶上来了，真的赶上来了，甚至在不少方面超越了西方。那么这种赶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我把我们历史上领先西方的原因，称之为原因一；我们现在三十多年或六十多年赶超的原因，称之为原因二。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间是有继承关系的，这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逻辑。或者具体地讲，我现在形成的这些制度安排，包括刚才讲的政党制度、组织制度、民主制度、经济制度，都包含了我叫作“三合一”的历史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元素，我们这种制度安排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
田桐：非常感谢张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关于中国道路这样的剖析，那么，我们现场同学有些问题想和您进行探讨。
观众提问：就像你刚才的演讲中所提到的，我们中国在消除贫困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中国也出现了比较大的贫富差距，应该怎样看待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值比较大？想听听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张维为：确实，现在贫富差距恐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了，这是一个事实，需要我们认真动脑筋想办法来逐步地解决。但它有一个背景，像我这个年纪是经历过文革的，当时我们这个社会是太平均主义了。只要你告诉我你的年龄和学历，我马上可以告诉你的工资是多少，全国是一样的。那个制度最后造成了干活没有积极性，所以才有后来的改革开放，鼓励一些人通过勤劳，先富起来，实际上就是为了拉开收入的差距。现在可能是有点走得太远了，我们需要逐步地纠正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另外，我们文化中还有很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有时这个差距没有那么大，但你自己感觉这个差距非常之大。对于基尼系数本身，我本人是略有保留的。为什么？因为你看基尼系数的定义，它指的是货币化的收入，那么用货币化的收入来衡量中国这个社会的话往往不够准确。除了中国人大量存在着灰色经济和灰色收入，像我们农村相对弱势群体，他们的土地和房产都没有算进去，所以基尼系数衡量中国，有时候有点失真。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要努力形成一种更加靠谱的、准确的指标体系。但同时，我们还是要认真解决我们的贫富差距的问题。
观众提问：中国从49年建国到改革开放经历了巨大体量的各个领域的崛起，西方国家也对我们这样的崛起有些担忧，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中华民族其实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华民族血液里也没有侵略他国称霸世界的这样的基因。但是我想请问，未来我国在世界上如何消除这样的声音，就是这样的担忧是从哪里来的？
张维为：你讲的是对的，我们的血液里没有这个侵略人家的一种基因，当我们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我们船的排水量比哥伦布80年后的船排水量大百倍，那时候我们也没有搞殖民主义，没有像西方那样去做那些事情，这个传统还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很放心地说，中国崛起实际上可以给大部分的国家带来利益。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西方真的是担心，因为西方这个逻辑是单赢不是双赢，只有他一家是好的，他要赢。而且美国是很不愿意放弃世界老大这个地位的，一旦谁成为世界老二，他都要扳倒你，苏联给扳倒了，日本也扳倒了。现在坦率地说，他也想扳倒中国，所以我们心中要有一个数。但是我估计他扳不倒，因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底蕴太深了。我们有办法和他周旋，同时坚持原则，不惹事也不怕事。但是有一点，我们是有底线的。我们是和平崛起，我真的觉得和平崛起对我们最好、最有利，但是我们有底线，没有底线的和平崛起是不行的。
观众提问：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在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食品安全、环境污染问题，所以有人就说，衡量中国的发展不能只看GDP而更多地要看GNH，也就国民幸福指数。我提的问题，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模式还有没有优势？谢谢老师。
张维为：这个国民幸福指数，好像是不丹国王提出来的。这个国家很有意思，他的官方政策就是闭关锁国，而他的国民幸福感不低，但是整体发展水平是相当低的，整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当低。有时候我想，如果是在开放政策下，如果他的国民了解外部世界的话，他的幸福感是高还是低，会不会有变化，我就提那么一个疑虑。关键是GDP指标绝对有问题，前面讲人均GDP指标更有问题，但是幸福指数这个指标，现在还没有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方案。因为幸福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一个人可能信宗教，他可以很穷但可以很幸福，但是要多数人这样，就做不到。所以不要说是全世界，恐怕一个国家内部甚至北京市，要大家都能接受同样的幸福指数，恐怕都不十分容易。但是这种努力是值得尝试的，我们需要探索新的指标系统，特别是中国人要有一些自己的指标系统。
田桐：七年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在一次演讲中，他说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世界重心将转向太平洋，而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既有着大国的韬略和智慧，也有着超大型体量和超丰富的传统，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中国的道路也注定有自己的特色，这些都将给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带来原创性的贡献。感谢张维为教授带来的演讲，也感谢现场观众和电视机面前的观众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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