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旭：毛泽东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

【提要】历史事实可见，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强调要用武力解放台湾。此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从未许诺放弃武力解放台湾而捆住自己的手脚。直到1972年中美高层会晤时，毛泽东仍然坚持美军必须撤离台湾这一根本原则。对于美国煽动起来的“台湾独立”的歪风，毛泽东以巨大的勇气予以坚决回击。

 

毛泽东生前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花费了不少心血。他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在当时起到了反对分裂的作用，在后来为我党提出“一国两制”方案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彩的一笔。

一、统一祖国可以考虑采取武力与和平两种方式

建国初期，毛泽东主要考虑用武力方式解放台湾。1949年成立了由粟裕任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积极筹划军事攻台。194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发表的《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提出的1950年任务，包括解放台湾。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以协防台湾为由武装侵入台湾海峡时，中国政府于1950年6月28日发表声明，严厉驳斥杜鲁门关于台湾地位的声明，斥责美国第七舰队侵台。中国政府指出：“美国的这一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由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需要，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重点由东南转向东北，武力解放台湾的计划暂时搁置。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后，台湾当局加紧推动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在此影响下，1954年，国际上出现了一种所谓“托管”、“代管”台湾的论调。对此，中国政府予以坚决反对，并严正指出：一切想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或者交中立国代管，以及“中立化”台湾及制造所谓“台湾独立国”的主张，都是企图割裂中国领土奴役台湾人民，使美国侵台合法化。“这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允许的。”1954年7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再次提出武力解放台湾的任务，并于当年9月3日开始炮击金门。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于当年12月2日与蒋介石集团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下。对此，中国政府予以严厉谴责。12月5日，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在同缅甸总理吴努会谈时谈到美蒋“共同防御条约”说：这个条约实际上是美国为了侵占台湾和澎湖列岛而搞的。首先，这个条约肯定了国民党的地位，说国民党代表中国；第二，国民党正式以条约方式承认美军在台建立基地；第三，这个条约规定任何方面不得对台湾和澎湖列岛动武，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能武力解放台湾；第四，这个条约又说经过协商后可适用台湾、澎湖以外的地区；第五，杜勒斯说，互不承认的国家，发生战争将不叫战争。这五条，实质是不让中国武力解放台湾。周恩来还表示，“我们反对战争，但不会被吓倒，我们热爱和平，但不拿主权去乞求和平。”12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自己祖国完全统一。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1―2月间发起渡海战役，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

由历史事实可见，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强调要用武力解放台湾。此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也从未许诺放弃武力解放台湾而捆住自己的手脚，直到1972年中美高层会晤时，毛泽东仍然坚持美军必须撤离台湾这一根本原则。

毛泽东在考虑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也考虑到：台湾问题与东西德、南北朝鲜问题不同。台湾问题是由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盘踞台湾而造成的，盘踞于台湾的国民党也只承认一个中国。两岸分离的原因在于国共两党的政治对立和军事对抗。基于此，解决台湾问题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在中国人内部采取和平方式解决。

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从两个方面开展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一是敦促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谈判。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表声明，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和缓远东局势问题。周恩来的这一声明得到了美方响应。从1955年8月至1970年，中美大使级会谈（即日内瓦一华沙谈判）了136次，核心就是台湾问题。二是向台湾方面提出和谈倡议。倡议的主旨是：如美军撤台，我们可能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如果蒋介石接受，欢迎蒋介石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并且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当时毛泽东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设想的主要内容是：争取逃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返回祖国大陆与共产党合作；争取同国民党谈判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争取蒋介石与共产党再次合作以解决台湾问题；对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上层，均可采取宽大的方针。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周恩来于1954年8月12日在统战部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代表中央提出对台工作方针时指出：“凡愿从台湾回到祖国的，我们是既往不咎。”“大家都有朋友在台湾，可以向他们做宣传工作。”8月15日，周恩来在宴请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又说：“跑到台湾去的人愿意回来，我们都以宽大政策对待他们。”1955年4月17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吴努表示想调解中共和蒋介石的关系。当时吴努的兴趣集中在两点：一是如何和平解放台湾，和平解放台湾后如何对待蒋介石；二是和平解放台湾后中国是否愿意同美国签订友好条约并接受美援。周恩来明确回答：“如果美国撤军，我们是可以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如蒋介石接受，我们欢迎他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只要蒋介石同意和平解放台湾，并且派代表来北京谈判，我们相信即使蒋介石本人，中国人民也可以宽恕他。但蒋介石必须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不能自称代表中国。”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同八国代表团会议上又一次表示：我们愿意和蒋介石谈。同时，根据毛泽东所确定的原则，周恩来在会见外宾的场合多次代表中国政府公开表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外国干涉。

1955年4月25日，周恩来在会见黎巴嫩前驻美大使马立克时指出，台湾问题有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来说，这是我们的内战，我们打败了蒋介石，他逃到台湾，我们要解放台湾，这是内政，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外部来说，朝鲜战争后，美国占领了台湾，我们解放台湾，会碰到美国的武装力量。我们并不害怕他们，而是认为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可以在桌子旁会晤讨论这件事。我们不要战争，也不怕战争，当我们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我们就接受挑战，全力以赴。1955年5月12日，周恩来在会见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时说：中国从来没有说过不同蒋介石谈判。应该由两方面直接谈判，这种谈判与中美之间的国际谈判性质不同。同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时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955年7月30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再次宣布这一方针时说，解放台湾有战争与和平两种方式，我们愿意采取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但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当局之间的协商。1956年，中国即将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需要安定的环境，也需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进一步考虑了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此次毛泽东考虑的重点，是团结台湾国民党上层以实现和平统一。

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古人有言，不咎既往。只要现在爱国，国内国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针对台湾国民党当局，毛泽东专门指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到我们队伍里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毛泽东还说，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根据毛泽东这一设想，周恩来在当年1月30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我党的对台方针是：欢迎国民党回大陆参观学习，凡是愿意回大陆参观学习的，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咎既往。凡在和平解放台湾上立了功的要受奖，台湾人员要站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为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李济深的前卫士长马坤时说，如果你到了台湾，请你向蒋介石和你的其他朋友转达几句话。首先，你可以向他们说，蒋介石是我的老朋友，他认识毛泽东，也认识我。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最后一次谈判是在南京。那次谈判破裂后，打了三年内战，至今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说和谈，我们就不能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周恩来还说，蒋介石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而这件事也会像你所说的那样载入历史。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一届人代会三次会议上进一步公开阐述我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时说，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与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谈判。为了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爱国不分先后，不管过去犯过多大的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国民党军政人员为和平解放台湾发挥重要作用。希望他们回大陆省亲、探友、通讯，我们准备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

概括这一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主要有五个内容：（一）省亲会友，来去自由；（二）既往不咎，立功受奖；（三）国共合作，爱国一家；（四）和平解放，互不破坏；（五）留蒋军队，由蒋治台。

二、毛泽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路中，包含着在一个中国内部实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并存

1956年，毛泽东关于采用在一个国家里实行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方式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构想大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了。其标志是：第一，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多次阐述了解放台湾的两种方式，并强调要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第二，他们都强调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即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的原则。国共两党只能在这个前提下来谈统一问题。第三，他们都表达了这样一个意见：和平统一祖国后，对蒋介石可以谅解，蒋介石还可以在台湾，军队也还可以在他手中掌握，其他具体问题和步骤都可以协商。从以上三点来看，到1956年，毛泽东关于采用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实行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方式，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虽然还是初型，但大的框架已经有了。

毛泽东还考虑，应该把党中央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在上述框架之下加以具体研究，使之进一步成熟后，确定下来，并在党内统一认识。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想法，1956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必须改变方式，才能适应当前新的情况和政策。对外宣传应该采取强调同不去强调异的方针，强调“爱国一家”。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中央指定统战、调查、宣传、公安、外交、侨委、总政、军情等部门负责人，成立对台工作组，协助中央统一掌握对台工作。不久，中共八大召开。这一思路和框架又为中共八大所肯定。八大文件指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谈丧失了可能性或和谈失败之后。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解放台湾的正义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

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力争用灵活方式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得到了广大爱国人士的拥护，他们中许多知名人士主动提出愿意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推动和平统一进程。此间，毛泽东在会见这些朋友时，又在原有构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怎么样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案，其内容是：台湾必须回到祖国怀抱，以实现祖国统一。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毛泽东还说，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以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对于毛泽东所提具体方案，周恩来还做了进一步说明，他说：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时提出的这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案，使已经初步形成的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两种社会制度并存构想框架中的内容更完善、更充实了，表达的语言也更加明确、具体了。这就是：中国必须统一，台湾必须回到祖国怀抱；台湾回归祖国后，“一切可以照旧”，台湾“可以实行三民主义”。由此可见，当年毛泽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虽然没有使用“一国两制”的词汇，但其基本内容就是“一国两制”。

三、毛泽东为实现解决台湾问题构想而殚精竭虑

毛泽东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在实践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毛泽东在斗争的风浪中坚持了这一构想并使之更加接近现实。

实践毛泽东所提出的构想，首先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遇到了挑战。

这个挑战来自美国。美国历届政府都奉行将中国分而治之的政策。蒋介石逃台后，美国扶持蒋介石的重要目的，是使台湾成为在亚洲防止共产主义的一个主要环节，把台湾建成美国在太平洋“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毛泽东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进而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实现统一的构想，对美国实行自己的战略打算是一个严重威胁。而且，毛泽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对台湾当局所产生的一定影响，也使美国担心国民党集团脱离自己的控制从而削弱其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因此，毛泽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引起了美国的不安。为了不使毛泽东的构想变成现实，美国在这一时期里，加紧推行其“两个中国”的政策。在美国政府的默许、支持下，美国国内出现了一支鼓吹台湾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些诸如“台湾地位未定”、“台湾居民不是汉族”、要“实行公民投票实现台湾自治”等论调。

对于美国新煽动起来的这股“台湾独立”的歪风，毛泽东以巨大的勇气予以坚决回击。当美国鼓动“台湾独立”时，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于1958年2月10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讲话，严厉批驳了“台湾地位未定”和“台湾自治”的谬论。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局势和台湾海峡的形势，毛泽东以伟大革命家的气魄，在美国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毅然决定炮击金门。炮击金门不仅打击了美国的侵略气焰，更重要的是把台湾问题保持在一个国家内部问题的范围之内。正如毛泽东在炮击金门当中亲笔写的《告台湾同胞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中所说的：“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我们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炮击金门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门，炮击是为了“以利他们固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仍然积极寻求与蒋介石集团对话的渠道。1959年12月14日，周恩来接见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芨、宋希濂等人时提出：你们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做台湾方面的工作。嗣后，杜聿明等人均通过各种渠道致信台湾国民党军政要员，说明大陆对台政策，希望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祖国统一。这些行动，对台湾方面也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60年初，美国开始推行两面对华政策，一方面继续从政治、经济方面逼迫台湾与大陆脱离关系，以此为前提给台湾以军事援助，力图借此打开缺口，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另一方面设法增加与中国大陆的接触，寻找与中国政府的新的折衷方案。毛泽东敏锐地看到：这种情况加深了美蒋之间的矛盾，利于我们进一步开展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对台工作问题。此次会议根据新的情况确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在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要蒋介石等人现在过来也有困难，问题是要有这个想法，逐步创造条件，一旦时机成熟了就好办了。为了贯彻这一总方针，中共中央还提出了更为宽松的对台政策新的四点具体意见：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悉委于蒋（介石）；2．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4．互约不派特务，不作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十分明显，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的这一对台工作总方针和四点具体意见，是毛泽东1956年提出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的进一步发展。四点具体意见使毛泽东当时提出来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更宽了，办法也更具体了。可以说，当时我党为解决台湾问题而形成的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实行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政策的内容已经比较完备了，以后就是怎样加以表述的问题了。

实践用在一个国家内实行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并存的办法来和平统一祖国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解决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实行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问题。

为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坚持了两条方针：一是坚持这一问题是中国人内部的事，应该由台湾海峡两岸人民自己处理，不允许外国插手；二是坚持从宽的方针。只要坚持一个中国，台湾回归祖国以后，可以高度自治。为了贯彻这两个方针，毛泽东和党中央自1960年5月22日提出对台工作总方针和四点具体意见之后，又于1963年初对四点具体意见作了新的补充。补充的内容是：台湾回归祖国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利，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都由台湾的蒋介石和陈诚全权处理。台湾社会改革不仅可以从缓，而且在条件成熟时也要尊重蒋介石、陈诚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

1963年初，毛泽东把进一步充实了内容的在一个国家里实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和平统一祖国的具体意见，通过周恩来出面，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加以转达，并再次做了更具体的说明。周恩来在请张、傅二人写信时，还把毛泽东的这些具体意见归纳成“一纲四目”。“一纲”就是：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蒋介石与陈诚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蒋介石与陈诚全权处理；2．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3．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指陈诚）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4．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同时还向台湾方面表示：这些意见是中央政府的。不久，周恩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台湾归回祖国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利，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他还说：过去送去的信件虽然是一些朋友个人写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们个人在政府中担负的工作可以变更，但上述对台工作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由上可见，1963年初毛泽东提出并由周恩来归纳的“一纲四目”和平统一祖国具体意见，实质上就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实行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方案。“一纲”就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四目”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国家里实行两种制度。“一纲四目”实际上是毛泽东1956年提出的用在一个国家内实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办法和平统一祖国初步构想的更具体的方案。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50年代中期提出、60年代初期进一步充实了内容从而方案化了的在一个国家里实行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并存的构想，实际上就已经包含了后来我党在80年代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

四、毛泽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构想对国民党当局的影响

值得强调的是，毛泽东关于采用在一个国家里实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方式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对国民党方面发生了重大影响，起到了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作用。

应该肯定的是，蒋氏父子是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但在50年代初期，他们急于借助美国力量自保和“反攻大陆”，对美国分裂中国的打算警惕不够。5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分裂中国阴谋的揭露和强调中国必须统一、决不允许分裂的立场，对蒋氏父子有一定影响。从那以后，蒋氏父子开始对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保持警惕了，在许多问题上他们不买美国人的账。1954年9月9日，杜勒斯到台湾同蒋介石会谈，提议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或者交给中立国“代管”，还提议台湾中立化或建立“台湾独立国”，当即遭到蒋介石的拒绝。1954年12月3日，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后，美国试图掌握对台湾军队的指挥权。对此，蒋介石是坚决抵制的，决不把军队交给美国人指挥。对于成立台湾和美国军事协调会议，蒋介石也一直坚持要由国民党方面主持、主导不允许美国人掌握主持权和主导权。对在日本国内的“台独”势力，蒋氏父子采取了不支持和分化的措施。分化的结果，1956年，日本“台独”头目廖文毅宣布解散在日本的“台独”组织。1958年3月17日，按照蒋介石的意见，美军驻台军事机构实行改组合并，成立美驻台协防军援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实际上也是由国民党控制整个协防军的，美军指挥官只处于助手地位。同年5月25日，蒋介石直接了当地对美国记者说：我们反攻大陆，“无须美国直接参战。”1958年10月1日，蒋介石公开发表谈话说，他在是否撤退金、马驻军问题上并没有接受杜勒斯谈话的义务。

1956年7月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指示和具体意见，1960年提出的对台工作总方针和四点具体意见，对台湾方面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台湾当局一方面口头上仍说要“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但另一方面对台湾岛内和海外的“台独”分子及其活动也加大了打击的力度。1960年9月4日，台湾当局逮捕了一批“台独”分子和有“台独”倾向的人，取缔其组织和活动，始终不让“台独”势力成气候。1961年4月28日，国民党还专门组织了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纪念活动，表明了他们也是坚持一个中国、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的。1961年下半年，美国对台搞“拉陈（诚）抑蒋（介石）”阴谋，美国政府邀请陈诚访美，企图在是否从金门、马祖撤退蒋军的问题上，离间陈诚和蒋氏父子的关系，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他们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目的。毛泽东看穿了美国的阴谋，决定以促成蒋氏父子与陈诚的团结，来击破美国“拉陈抑蒋”的阴谋。他通过周恩来出面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在陈诚赴美之前，周恩来还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周恩来转达说，毛泽东一再表示，只要蒋介石一天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周恩来还说：“陈诚还有些民族气节，看来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在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台政策的影响下，陈诚和蒋氏父子没有落入美国搞的“两个中国”的圈套。1961年8月，陈诚访美，美国国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记录拿给陈诚看，想以此拉拢陈诚。但陈诚看了之后，反而十分感慨地说：“中共拒绝美国的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作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陈诚明确表示，他也要站在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一个中国、不搞分裂的立场之上。陈诚还说：国民党也要向历史作交待。同时，台湾当局内部原本矛盾很深，但在维护一个中国的问题上反而加强了团结。1961年8月14日，陈诚回台后，专门向蒋介石汇报了访美经过当年11月1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八届四中全会上发表了题为《贯彻本党的时代使命和革命任务》的讲话，讲话中表示了坚决维护一个中国，反对分裂的立场。

毛泽东和党中央于1963年进一步提出并由周恩来归纳的“一纲四目”和平统一祖国具体方案，对台湾当局也有一定影响。1963年1月1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九大上发表讲话时，坚持了一个中国的立场。同时，对“台独”势力开始采取严厉措施加以打击。1964年9月，台湾大学政治系主任彭明敏等秘密起草“台湾独立宣言”，被国民党政府发现后予以逮捕。此后，蒋氏父子凡是发现有“台独”分子活动，都毫不手软地把他们逮捕。1966年10月22日，宋美龄在美国旧金山发表演讲，严厉斥责“两个中国”的谬论，对在美的“台独”势力起到了分化、打击作用。1968年6月10日，蒋介石在接见日本新闻编辑访问团时，重申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政策，又一次打击、分化了海外“台独”势力。1970年1月3日，美国帮助“台独”头子彭明敏逃出台湾赴美活动，此后不久的1月15日，在美国的默许下，在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地的“台独”团体组成了“台湾独立联盟”，总部设在纽约。蒋介石于此事发生的前两天即1月13日发表谈话，预先警告，进行强烈谴责，并且表示“台湾政府的一个中国的立场永不改变”。更加耐人寻味的是：1965年3月5日陈诚病逝后，在他留下的遗言中，既没有提“反攻大陆”，也没有提“反共”，反而在遗言中向蒋介石建议：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的愚弄。实际上陈诚在他的遗言中表明了他关于要和共产党和解以实现中国统一的态度。当时国民党内一些人建议在发表陈诚遗言之前，要加上“反攻”和“反共”的内容，陈诚的亲属不同意，找到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可以不修改。这一事情说明，蒋介石在两岸和平谈判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是有考虑的。

历史事实证明，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意愿。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体现了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意愿，顺应了历史潮流，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彩的一笔。今天，谁想违背人民意愿，抗拒历史潮流而搞分裂祖国的活动，不仅不会有好下场，而且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中国台湾网”，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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