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历史与历史的书写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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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达：历史与历史的书写
2021-12-27
历史不可能自我呈现，必须通过历史研究重构。历史事实、历史书写以及历史观这三者的关系，是历史学科能否建成人文性与科学性并重的学科不可能绕过的“卡夫丁峡谷”。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书写的客观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历史作为既往的人类活动的总和，是不依后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对于后人而言，历史已经是无可改变的既成的存在，具有与自然存在同样的客观性。习近平强调：“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历史书写的客观性，它是对人们历史书写所达到的历史真实程度的评价。我们追求信史，就是追求真实反映客观历史的历史书写。但历史书是由人书写的。由于历史观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历史人物、同样的历史事件、同样的时代，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历史评价。不仅历史评价不同，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也可以不同。在撰写中，人们对史料采取过滤、选择、取舍，以服从自己的历史观和历史评价。有选择就可能有偏见。选择的空间越大，历史书写的差别就会越大。如何处理历史的客观性与历史书写的客观性的关系是史学的根本性问题。一切有关历史的争论，都不可能绕过对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书写的客观性相互关系的不同看法。我们重视历史，是重视历史的客观性还是重视历史书写的客观性，即史学著作的可信度？我认为，这两者都应该重视。重视历史的客观性，是指重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的真实客观过程。历史是尝然，已经由存在转变为非存在，由有到无，而历史的书写则是在看似“无”中寻找“有”。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夫英贤所出，何国而无？书之则与日月长悬，不书则与烟尘永灭。”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说：“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可见历史书写对再现历史客观性的重要性。历史书写的客观性与历史的客观性关系并非相片与人的关系。历史的书写不是客观历史的摄影，而是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以问题为导向同样应该是研究历史的方法。历史研究的是历史中的问题，而不是追求再现历史的全景。因此，历史书写的客观性与客观历史不可能无缝对接，尤其不可能追求细节上的绝对同一。历史具有无限的细节，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复原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或重大战争的全部细节。即使一万个历史学家都不可能详尽一次重大战争从统帅到士兵所经历的全部细节。做不到，也无必要。历史书写当然要重视细节，但重视的是对解决历史问题包括事件和人物具有关键作用的细节，而不是追求事无巨细、有事必录的细节。如果这样，这就不是书写的历史，而是要求历史自身的再现，如同要求死者复生。这是极其荒唐的历史观。从后人角度看，谈论历史的客观性，当然离不开历史文献、历史文物和地下发掘，总之与当时历史有关的客观材料，都承载着历史的信息。我们的考古发掘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可圈可点。可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客观性，不仅要重视文献记载，或历史残存的遗迹或文物，同样也应该重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即历史在当下的影响。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的文化传统，我们的社会风俗习惯中的民风民俗，我们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之所以有如此的历史渊源和历史制约性，都是历史客观性的证据。我们必须摒弃历史与现实二元对立的历史观，要从现实中发现历史的客观性，从历史中发现现实中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现实、未来，具有内在不可分割的客观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中就包含历史客观性的基因。每一代人的活动都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个条件就是我们的前代人提供的，我们不可能在另一个条件下活动。中国的辛亥革命是在清王朝处于崩溃时发生的，因此它不可能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中国版。中国辛亥革命没有可能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只能是陷入军阀混战，因为中国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作为领导和支撑，还因为辛亥革命是在中国人民对腐败的清朝政府的不满和中国当时处于被西方帝国主义入侵陷于亡国灭种的情况下产生的革命，并非资产阶级壮大的需要。因此在辛亥革命后难以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只能出现代表不同利益，由不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混战。国民党背叛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和临终遗嘱，在统一之后建立的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政权，而并非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不同的是我们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取代旧民主主义革命，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懂中国近现代史，就不懂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包容孙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而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都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不了解中国近代史，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的道路选择和制度选择，以及这种选择中包含的优秀历史传统的继承和改造。我们重视历史的客观性，重视考察中国问题的历史角度，重视历史溯源，但我们同样重视历史的书写，即重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历史的规律是隐蔽的，是看不见的内在动因，必须通过研究才能发现。科学的历史书写就是使客观历史中蕴藏的规律性和内在连续性、继承性和因果性，通过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彼时彼地的人民生活方式，为人们所理解、所掌握、所运用。我们不可能直面历史，而只能通过历史著作学习历史。历史书写，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都有历史著作的特点，也就是历史都是顺时性书写，即从前往后写。无论是通史或断代史都必须以解决历史问题为导向，并对现实问题的回答有溯源意义。因此历史的书写既以事实为依据能合理地阐明历史由何而来，又能合理地推测历史向何处去。这样，历史书写就超出单纯记事的水平而上升到以问题为导向的具有历史规律探索的高度。当然，并不是所有历史的书写都是真实的、无可怀疑的。从专业角度看都会存在对人物评价、事实厘定的不同意见的争论。书写不同，才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版本，才会有哈佛中国史、剑桥中国史，以及其他国家学者编的中国史。中国人自己编的中国史也有多种多样的，并未定于一尊。这就产生一个矛盾：一个国家的历史过程是唯一的、不可改变的，而对历史的阐述可以是多。不独中国，全世界的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书写之间都存在这种一与多的矛盾。西方几百年的殖民主义历史，对被殖民国家是血与火的历史，可他们自己却誉为光荣的历史。殖民者和扩张者被殖民地人民视为刽子手，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被尊为英雄。可见，历史的书写容易表现为历史书写者的话语权。各国的学者有权编写中国的历史书，我们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但我要强调的，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应该由中国学者自己编写，反映真实的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历史教科书不同于历史学术著作，没有一个国家的历史教科书编写权是掌握在别国人手中的。历史书写不可信，因为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这个观点影响至深。例如中国为前朝修史的是后朝，也就是说，是胜利者为失败者修史。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必然陷于历史怀疑主义甚至历史虚无主义。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是新王朝建立和旧王朝终结的历史，也就是所谓胜利者战胜对方的历史。但中国历史不仅是王朝更替的历史，而且还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整体而言，它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物质和文化领域中的创造，这些并不会因为王朝更替而消失，虽然战乱可能带来损失，但新王朝建立后会在继承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因此，历史不单纯是胜利者的历史，同时也是历史发展自身的历史，也是人民创造的历史。历史的内容远远超出单纯王朝易姓的范围。当然，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更替，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胜利者往往是因为它们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发展冲破旧的制度的要求，是历史使命不自觉的执行者。至于就历史的书写而言，代表胜利者和失败者双方不同立场的史学的书写，会存在评价甚至史料运用的差别。这种差别无法改变胜利者的胜利和失败者的失败的深层原因，旧王朝的腐朽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因而才会被取代。新的王朝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重蹈覆辙，又被取代。在这个形似反复的周期中，蕴涵着历史螺旋式上升的秘密和历史的规律。历史的书写有真有假，有历史的伪造者，可同时也会有历史真相的揭露者。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事实就是事实，公理就是公理。在事实和公理面前，一切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的言行都是徒劳的。黑的就是黑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白的；白的就是白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黑的。一切颠倒黑白的做法，最后都只能是自欺欺人。”伪造的历史事实之所以难以持久，是因为历史事实的发生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多种事实相互关联中。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无法伪造历史事实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包括事件和人物。在历史学中，孤证不能成立。任何单独事实的伪造，最终会被揭穿。哪怕一百年两百年，事实终会大白。历史伪造可以流行于一时，可以在一定时期欺骗一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的人。历史事实是历史的硬核，而历史的伪造是谎言，充满难以自圆其说的事实和道理上的矛盾。在历史发展中，偶然性的作用当然存在，这就是历史中经常会出现“如果”、“假如”的原因。汤因比说：“在人类事务中，个别人物的生存期限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菲利普没有被剌，而是尽其天年，那末亚历山大就不会有他的那一番事业了。假如亚历山大在33岁时没有病逝，而是活到他手下那些将领的平均年龄——他们都相当长寿——即活到70岁或80岁，那末历史就会完全不同了。”这种问题可以举出无数。如果光绪不是死于慈禧之前而是仍然活着并掌权，中国的维新变法就可能会取得成功，中国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或者说，列宁如果不过早逝世而活到20世纪50年代，推行新经济政策的苏联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子？如果斯大林不是死于1953年而是晚死10年，那么是否会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全盘否定斯大林？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苏联是否就不会解体？总之，我们可以为历史设想无数个假如。历史注定不能假如，因为历史是曾经的存在，是尝然，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否则不能归为历史。历史已经不存在多种可能性，而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已经实现。在现实中存在多种可能性选择。这种不同选择，可以代表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和不同集团利益之间的斗争。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而资本主义道路是西方多年来轮番实行的遏制、接触、对抗政策的最终目的。这就是当代中国的现实。这两种选择的斗争就是中国道路之争、中国制度之争，这个斗争并没有结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并要防止颠覆性的错误，要有忧患意识，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对坚持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道路说的。我们不能说，凡是历史的存在都是必然的。因为在历史的形成过程中，偶然性同样会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但当历史成为既成事实，偶然性便不再存在，历史就成为不可改变的存在。因此，研究历史不是研究历史的假设，而是研究实在的历史。而对各种未能出现的“假如”的研究，应该放在历史规律性的高度去分析“假如”为何没有出现、不会出现的原因。这种分析可以从另一方面加强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而不是用假如来为既成的历史选择另一条并不存在的道路。我们应该从规律性角度分析战争。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接着又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无法断定存不存在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火不断，局部性的战争并没有停止，种种可燃物仍然存在。以史为鉴不是不会有战争狂人想发动战争，而是好战必亡，战争狂人最终会遭到战争的惩罚，这是规律；凡是侵略者最终必然以失败而告终，这是规律。习近平同志指出：“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就是历史规律。”曾经的现实称为历史，正在经历的存在称为现实。历史与现实之间并没有停止不动的分界线，而是随着社会发展，现实不断变成历史，而历史的连接处是现实。但是历史并不因为它是过去的存在而成为非存在。它以其保有的历史能量孕育着与其衔接的现实。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现代的基因，也是一个民族的传统，就它对现代的作为民族的基因和作为历史传统、作为民族的集体记忆而言，历史仍然是在场者，而非化为虚无。而历史观则是多元的，是主体认定的应然。在不同历史观的映照下，历史事实往往会发生变形从而发生历史有没有事实的争论。什么是历史事实，是历史哲学不断追问的问题。古今中外，除少数历史学家外，很少实际的历史学家会怀疑历史存在事实，或者要弄清“什么是历史事实？”这个历史形而上的问题才开始从事历史写作。如果这样，可以肯定到现在为止都不会有历史著作，而只有历史哲学。没有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认为自己的历史著作完全不是事实，而是自己在胡扯。只有为了制造轰动效应的人才会以玩世不恭甚至轻薄的态度对待历史，弄出这玩意儿，那玩意儿。真正的历史学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按其本性是倾向于承认有历史的事实，写历史起码要尊重事实、叙述事实，否则自己就是在从事一个毫无价值的蓄意骗人的工作。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事实材料的发掘或叙述会有某种困难，但寻求历史真实是历史学家的天职，否则，历史学的存在就是对历史学的自我否定。历史学家相信历史的真实性，而历史哲学则要批判性考察历史真实性的哲学前提。这两者可以互补共存，共同促进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存在否认历史有事实而又从事历史研究或写作的历史学家。当然，否认某个具体的历史事实会有的，这属于历史学自身学术争论范围，而不是完全否认历史事实。历史观支配的历史著述是一回事，而对历史的哲学前提的考察是另一回事。历史学科学化水平与历史观的性质不可分，历史观决定对历史资料的采信和对历史事实的解释。历史哲学的产生和它对历史学的“入侵”，是历史学的杀手，还是历史学研究视野的扩展和历史学科更趋科学性的产婆？不能绝对非此即彼。历史哲学对历史学是个双刃剑。它既可以促进历史学的发展，也可能是毁掉历史学科真实性的杀手。问题在于历史学家如何正确分辨和对待历史哲学中的种种观点。我们当然不能说，历史学家不必研究历史哲学，或历史哲学不必研究历史，各司其职。但历史学家成为历史哲学家是一回事，历史学家能否完全不理会历史哲学的影响，甚至排除历史哲学的影响是另一回事。历史学不可能无视历史哲学的影响，而历史哲学也不能无视历史自身性和规律性。历史学无法不受历史哲学的影响。例如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一个历史哲学的命题，影响至深。因为任何历史书写者都属于特定的历史时代，人的生命有限，对历史事实不可能都亲见亲闻，而历史书写的对象或通史，或断代史中的事件或人物属于另一个时代，甚至年代久远，因此都是后人编写我们前人的历史。但是，片面强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必然是把人类的全部历史当代化或当成为当代化的历史，每一代历史学者都是按照书写者自己的时代、观念、思想重构历史，而且是永远不断地重构。“历史真实”永远笼罩在重构的不可信的迷雾之中。以这种历史观指导历史写作，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历史的伪造者，尽管自认为是合理地构建过去。有位学者说得好：“谁会在乎历史学家的马后炮呢？”我们应当提醒那些学者不要沉迷于自己的观点便忘了当时的可行性。不具真实性的往往是历史的书写，因为历史书写可以伪造历史，而客观历史本身是既成的、无法伪造的。历史之所以需要专门研究就是因为历史真实性不是唾手可得的，需要文献整理、地下发掘、历史考证，需要多学科的配合。正因为这样，才显出历史学科成为科学的重要性。历史观不能代替历史，思想不能取代事实。历史哲学由于它的思辨性和抽象性似乎声誉不佳，往往为一些历史专业学者所拒斥。法国学者雷蒙·阿隆在《历史哲学导论》中论及科学和历史哲学时曾说过，“在法国，历史哲学是一种如此之声誉扫地的文科学行当，竟致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是搞历史哲学的”。人们把它和科学对立起来，有如幻想之于严谨、直觉之于知识更新那样。但是阿隆并没有不加分析地把历史哲学与历史学对立起来。他区分两种历史哲学：一种在科学之后形成的历史哲学，还有一种在科学之前形成的历史哲学。前一种支配着对事实的选择，后一种主要是统一本来就相互紧密联系着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他认为科学与哲学存在统一和真正的区别。说统一，是因为前者至少部分地包含有后者所赋之以形式的东西；说区别，是因为前者要服从多样性并始终意识到自己的特殊性。历史哲学家的特点就在于通过一种双重的努力，对共同的经验作出贡献并使它的判断具有无限的性质。历史哲学不是历史学的杀手，也不一定是救治历史学科科学性缺失的良医。但不管历史哲学的观点如何纷乱杂陈，它提出的观点或难题会从正面或反面促进历史学科的科学化。历史学与历史哲学应该是相互辩论、相互促进使双方都得到发展。如果把历史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当成赛场的运动员和裁判的关系是不正确的。历史学家应该重视历史哲学提出的问题和思想，但不能不加分析地奉为圭臬。事实上，没有一个严肃的世界史学家会按照世界历史是绝对观念从东方到西方最后在德国最终实现来编写世界史；也没有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研究罗马史、研究中国古代史，会认为可以不尊重罗马和中国古代已经证实的历史事实，片面地强调它是当代人按当代人的观点写的当代史。如果同样是书写罗马史、中国古代史，可事实使用的是彼此矛盾，其中肯定有真伪，有全面与片面之分。观点可以有异，但如果材料无所谓真假，能叫历史研究吗？不是。历史研究要重视历史事实。无论以史代论，或以论代史都是片面的。中国历史最长，历史著作在世界史学著作中最为丰富。中国不仅有史学传统，也具有丰富和富有智慧的历史理论。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不是从抽象的思辨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学转向来规定历史写作，来论述历史理论，而是与实际的历史写作结合在一起。历史理论就寓于历史学的实践之中。章学诚强调，“未尝离事而言理”。中国历史学不是抽象争论“什么是历史事实？”或历史是否能认识之类的纯哲学问题。中国历史学讨论的历史理论问题，都是实际历史变迁、王朝更替、治乱兴亡中存在的具有普遍规律性的问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对中国古代历史著述具有总纲性质。当然随着时代发展，对天人之际中的“天”有不同的解释，天与道、与理、与民结合，越来越清洗掉其中的天命论成分。在如何处理历史观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恩格斯曾经以嘲笑的口吻调侃德国哲学家，说他们热衷于谈论如何写历史，但从来不写历史。这种所谓历史哲学家只是抽象的历史哲学家，因为他们不会运用历史理论进行实际的历史研究。马克思一生都关注历史研究，包括思想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马克思在大学期间就注意历史研究，他研究过法国革命史、路德维希的《近五十年》、兰克的《德国史》。他为撰写毕业论文而研究和摘录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笔记》，就是对古希腊罗马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在长达四十年的《资本论》写作期间，同样注意经济史和经济学说思想史的研究，包括重农学派、英国古典学派的亚当斯密、李嘉图以及庸俗经济学家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后来整理为《剩余价值学说史》。晚年，马克思仍然关注历史研究。逝世前一年多，马克思还认真阅读德国历史学家施洛塞尔的《世界史》(18卷)、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科贝特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休谟的《英国史》、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赛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格林的《英国人民史》，并写下大量批注，对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7世纪欧洲的历史做了批判性的评述，为后世留下了《历史学笔记》。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亲自撰写历史著作。马克思的《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48—1850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革命与反革命》就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当代史。《原始基督教史》《德国农民战争》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都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写作相结合的典范之作，既有史实又有哲学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有所谓宏大叙事的历史著作，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有微观的历史著作，如《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曾经赞叹马克思的《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天才著作中所显现的历史分析力量。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研究的工具，也是观察现实的工具。没有历史眼光不可能透视现实，而没有现实观察能力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历史眼光。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关于19世纪中叶东方和中国发生事件的评论所表现的洞察力，就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观察力。毛泽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者和创造者，他的不少文章和著作所坚持的历史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毛泽东终生喜欢历史，他读过和圈点过的史书，难以数计。毛泽东的读史评论，无论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都表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方法论的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学史、治史、用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创造性地发展了唯物史观，并为我们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树立了典范。习近平同志强调学习“四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史，要把党史学习好、总结好、传承好、发扬好，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如果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仰者，完全不懂历史，既不会分析历史问题，又不会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观察现实，只是在几条原理中兜圈子，从概念到概念，应该说是空头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者。历史的价值评价包括很广泛，但核心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道德评价。在社会生活或历史的写作中不可能排除道德的评价，不可能像气象预报员报告天气一样。因为社会历史是人的活动，你面对这些事不可能没有感情的参与。所谓客观性，只是对事的要求，而评价往往具有倾向性。事实的绝对客观性很难，但必须提出事实的客观性要求，否则就没有历史科学。但价值评价的中立性是不可能的。在处理两者关系时，价值评价的对错是非应该以是否以事实为依据作为判断。凡是与事实不符的所谓评价，往往是主观的偏见。如果历史不具客观性，那历史书写的根据是什么呢？历史评价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历史人物的道德评价，不能拘于小节而无视大节，或者说苛求私德而忘却公德。卡尔在他那本名噪一时的《历史是什么？》中反对把道德评价引入历史研究。他说：“毋庸置疑，当今已不要求历史学家对其笔下人物进行道德的审判。历史学家的立场与道德家的立场不必一致。亨利八世或许是一位坏丈夫，却是一位好国王。”这当然可能，正如希特勒是杀人魔王，可与爱娃情深爱笃，难道希特勒能称为道德高尚吗？卡尔也知道完全排除道德评价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是不合适的，因此他加上一个条件：“只有当前一种品质对历史事件产生影响时，历史学家才会对他的这一性格发生兴趣。假如他的道德过失像亨利二世一样对公共事务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明显影响，历史学家则不需要关注这个问题。不仅恶行如此，而且美德也是如此。巴斯德和爱因斯坦在私生活方面是人们的榜样，甚至是完美的榜样。但是，假设他们是不忠的丈夫、狠心的父亲、寡廉鲜耻的同事，那么会削弱他们的历史成就吗？”这个说法有道理。历史学家不应关心与历史事件无关的私德，可当他们的残忍、暴虐与反历史的罪行结合在一起时，道德评价则是正当的，是清算罪行的一部分。二战后的东京宣判，既有战争罪行的事实依据，也有对战争罪犯反人类罪的道德谴责。牟宗三先生在《历史哲学》中说：“历史判断既非道德判断，亦非科学方法之下的知识判断。道德判断足以抹杀历史，知识判断则是把事理之事物理化使之成为非历史(此若用之於处理文献材料是恰当的)。但光道德判断固足以抹杀历史，然就历史而言，无道德判断亦不行(道德在此不能是中立的)。盖若无道德判断，便无是非。所以在此，吾人只就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两者之对比而融合之而皆予以承认。”对历史作过杰出贡献的人物，也会涉及道德评价问题。这种评价是重公德而不能拘小节。道德瑕疵不能掩盖他们的历史贡献。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对历史杰出人物道德的过分苛求，把历史变为道德教科书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方法。中国古代历史观和历史书往往把道德评价摆在首位：“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朱熹认为读历史书也应该如此：“读史当观其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王朝兴亡盛衰得失当然不能系于统治者一人之道德水平，但王朝兴替盛衰转变中的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在历史研究中确实具有重要价值，而统治者的个人道德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也值得总结。这个意见无疑具有相当的历史观察敏锐性。儒家学说突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评价，其重要意义是突出历史研究的人文价值，重视历史研究中事件和人物评价的道德评价，可以避免历史事实单纯实证主义研究的不足。对伟大人物的理解不能单纯聚焦于他个人，而必须是他的时代需要和文化背景，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何以产生、为什么会产生。就伟大人物个人研究个人，不可能真正理解个人，因此必须提出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既然是历史人物，对他们的评价当然不能离开历史。伟大历史人物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就是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评价。邓小平在讲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时说：“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习近平同样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谈到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我最近读到一篇并非中国大陆作者写的关于毛泽东的评价文章，标题很有意思：《假如中国没有毛泽东》。这里运用“假如”，不是对历史的一种假定，而是一种历史论证方法，其意是毛泽东在中国当代现实存在的地位，用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历史、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已经结为一体的伟大作用反过来证明，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文章说：“对毛泽东诸多网友有不同看法，有崇拜他的，有憎恨他的。但是我认为评价一个人有一种比较客观存在的办法，就是把一个人从历史上抽走，假如人在历史上不存在，看人类社会过去与现在的比较。如果更好一些，那么这个人起的是负面作用，而如果更差一些，那么这个人起的是正面作用。对制度也是一样。”论者在这个前提下，历举了如果没有毛泽东将如何？“首先中国共产党不会有机会执政。”因为“像王明那样‘左’或像陈独秀那样右都不行”。然后论者还列举了许多条，如中国版图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外蒙已由国民党同意独立；而新疆和西藏也都会爆发独立；吸毒将泛滥全国，因国民党禁毒禁不住，云贵川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黑社会和匪患也到处泛滥，直到现在台湾也可能没有彻底剿灭黑社会；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将长期受到外来资本的打击而萎靡不振，中国将长期不会造飞机、汽车、轮船。在列举了许多条之后，作者总结说：“总之，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那么中国现在就是菲律宾或者印尼的样子。因此，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要避免文革和反右，就避免不了艾滋病吸毒泛滥成灾，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而四分五裂。你要一个没有吸毒没有嫖娼没有拐卖妇女儿童没有美军在大街上任意强奸妇女没有土匪没有绑票的有着强大国防的社会，那么你就要承受知识分子去打扫厕所，当官儿的经常受到迫害及相当长时间受到美国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百姓们也不大富裕这样的代价，究竟喜欢哪样，诸位网友看着办。”作者看法不一定全面准确，中国“文革”及某些“左”的错误不是取得成绩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是必须总结的教训，不能再犯。但是作者的主导思想是正确的，毛泽东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是不能否定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当然是一个“假定”，这个假定的实质并不是真正没有毛泽东，而是反证中国当代历史现实包含毛泽东领导的不朽功勋。毛泽东不是一个人，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只要有革命要求，迟早会有人出来领导，最终会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但会长时间在黑暗中摸索，会有更大的牺牲、更多的曲折。这就是中国人民敬仰和怀念毛泽东的原因。毛泽东当年写过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实际上是坚持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历史观。“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当时正当批儒评法，毛泽东关于孔学的评价、关于十批判书的评价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不为定评，是否正确可以有不同看法。我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对秦始皇评价所表现的一种历史观。对伟大人物的肯定评价，应该是把他对民族、对后世的开创性的无可替代的功绩放在首位，还是把道德的评价放在首位，通过道德的审判而对杰出历史人物采取否定态度？这是历史观问题。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不是放在历代有些学者扭住不放的焚书坑儒上，而是放在他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实行郡县制上。这对中国的统一，对中国行政制度，对中华民族的发展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没有大一统观念和中央集权制度，不可能确立中国人至今拥有的中华民族共同情感和共同的中华文化认同。如果这样，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拥有56个民族，各有自己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巩固统一难矣哉！秦始皇对中华民族这个功绩岂是焚书(儒家经典)坑儒(据说有四五百人之多)的过错所能掩盖和抹杀的。单纯从儒家仁义道德角度看，可以说他是暴君；可从历史进步角度说，他的行为代表的是中国统一和制度改革的历史前进方向。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对秦始皇有过公正评价。他说：“秦并六国，中国史第一次走上全国大统一的路。”“秦政府对统一事业，亦大有努力，举其要者，如废封建行郡县。”“巡行郡邑，筑驰道。统整各地制度风俗。开拓边境，防御外寇．此皆为完成大一统的新局面所应有之努力。大体言之，秦代政治的后面，实有一个高远的理想。秦政不失为顺着时代的要求与趋势而为的一种进步的政治。”钱先生虽对儒家文化的倡导最力，但并没有步历代儒者一笔抹杀秦始皇的仁义道德论的历史观。李斯实为秦国开国功臣，为二世所杀，李斯死后不久秦国灭亡。后世在读《史记·李斯传》时，只会感到他是个惯于权术的阴谋家。可是在梁启超先生看来，“李斯的功业很大，创定秦代的开国规模；间接又是后代的矩范”，“汉代制度，十之八九，从秦代学来”。梁先生说：“李斯是一个大学者，又是头一个统一时代的宰相，凭他的学问和事功，都算得上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很值得表彰一下。”道德判断是由判断主体的道德观念决定的。单纯道德评价的最大局限，是它以道德规范为尺度评价历史人物的行为，而不顾及这种行为长远的历史影响和作用。几乎没有一个开创时代的人物，没有道德瑕疵，能经得起纯道德的审判。开创汉王朝的刘邦是个流氓式的人物，而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交口赞誉，是历史上的英明之主，可他逼父杀兄，通过“玄武门”之变而登上皇位，并不符合儒家孝悌的道德。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以藩王的身份，叔父的辈份，夺取侄子建文帝的帝位，符合儒家道德标准吗？可明成祖修《永乐大典》、郑和七下西洋、五出漠北，算得上是明朝不辱太祖的有为之君。尽管朱棣得位诛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灭其族，其中因方孝孺而被受牵连而死和充军者无数。至于诛杀旧臣被杀自杀者甚多。建文旧臣，尤其是方孝儒的道德气节为人赞赏，明成祖对忠于正统的明旧臣的处置，显出残忍，但并不影响对他历史地位的总体评价。相反，无论纳粹分子，如何从道德上美化希特勒，都无法改变希特勒的罪恶和他对人类犯下的罪行。正如不管一些人如何在道义上评价斯大林，都无法改变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苏联卫国战争胜利、苏联摆脱贫困落后崛起为超级大国的历史作用。俄国有些历史学家说，苏联反法西斯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与斯大林无关，而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灭亡，则是由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造成的，与后斯大林时代历届领导，尤其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无关。这当然是以个人道德上的好恶代替历史事实。我们有些学者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中，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甚至以极其肮脏的语言不断泼脏水。这已经不是道德评价，而是卑劣的政治手段。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历史人物无须道德评价，胜利者不受道德约束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但道德评价必须是第二位的，它不能置历史人物的历史功绩于不顾，将之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我们不能把道德的批判变为道德的审判，把历史研究变为道德的法庭。尤其不能以错误的道德作为评价标准。如果以儒家的孝悌爱民为标准，我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没多少皇帝在道德上是合格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斯汗，终究是历史的英雄人物，哪一个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他们的英名在事业的辉煌，而不在所谓的道德高尚。晚唐诗人皮日休写有《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这是对隋炀帝荒唐生活恶评中的一种较客观的肯定。况且道德的评价，是对历史人物的行为的评价。它必须是具体的，即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原则的评价，而不能以抽象的公平、正义、善良、人性，诸如此类存在歧义的概念作为标准的评价。恩格斯在《再论浦鲁东和住宅问题》中曾说过：“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专区法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儒学中有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评价思想，值得我们吸收借鉴。但是我们应该防止完全以道德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以道德论是非。不仅历史人物难以如此评价，即使对文学诗歌也难以评价。我们可以朱熹评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诗为例。朱熹说：“杜陵此歌七章，豪宕奇崛，诗流少及之者。顾其卒章，叹老嗟卑，则志亦陋矣。人可以不闻道哉！”按孔颜乐处的标准，谋道不谋食的标准，杜甫叹老嗟卑的意境当然不高。可儒家的道德标准不能是评人的唯一标准，更不能是评价诗歌的标准。有人反驳朱熹的评论是道学家的过苛之论，因其未遭杜甫当时的境遇而已。李清照为宋代首屈一指的女词人，本为赵明诚的夫人，后赵死，因《云麓漫钞》说清照改嫁张汝舟，与张交恶，对薄公庭。宋人笔记中不少记载此事，因而影响对李清照的评价。虽然不得不赞其词，但不耻其人。这种道德评价是儒家式的，以所谓个人道德取代文学成就。道德化的批判在中国小说中更是常见，包括名著如《三国演义》这样的传世小说。《三国演义》中对曹操的评价突出的是奸和诈，而对刘关张突出的是仁和义，诸如“挂印封金”“华容道”。曹操统一北方的事功和文学上杰出成就的历史功绩都被一笔勾销。历史价值评价包括道德评价，但不能归于道德评价。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工业生产方式取代农业生产方式，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进程，会伴随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念的变化、人际关系的变化，其中主导方面是社会进步，同时也是社会某些方面的后退。人类不能因此阻止历史的脚步，重新回到封建社会回到温情脉脉的所谓“人情社会”。历史进步是会要付出代价，但代价论不能变成辩护论，这就要在保持社会进步方向的同时，克服历史进步的消极面。历史价值评价着眼点，就是历史的大方向和历史的进步。从事伟大变革的历史人物，如果他的行为推进社会进步，就是肯定性评价；如果站在历史潮流的反面阻碍历史进步，就是否定性评价。在这个社会历史进步方向问题上，历史评价的尺度就是历史发展自身的大方向，而不能以道德评价取代历史评价。马克思写过一篇名为《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的评论文章，其中就讲到关于历史的道德批判问题。他批评一些所谓道德批判，往往是把激昂之情同庸俗之气滑稽地结合在一起，自称只关心问题的本质，但又经常忽视问题的本质，庸夫俗子以自己的道德高尚而自鸣得意。马克思强调历史的进步，从旧道德观念看来往往是不道德的。例如各国人民的宗教幻想把无罪的时代、黄金时代列在史前时期，从而辱骂了整个历史。又如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战争时代，在强烈的、激情的否定和背弃的时代，例如18世纪，出现了善良的大丈夫，出现了以停滞状态的田园生活来同历史的颓废相对抗的有素养、作风正派的盖斯纳之类的色鬼。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进步有时会表现为对传统的亵渎，被保守者视为不道德，是对道德的背弃。可见，在道德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必须认真考虑运用的道德标准。如果以遗老遗少的心态评价社会变革，当然不可能有公正的评价。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变革，这是恩格斯提出来的。他在《卡尔·马克思》这篇文章中说，马克思“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而变革的核心，其中就包括重新思考历史事实与人物评价的关系，寻找到它们两者统一的基础，即“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的发现。马克思根本扭转了以往一切历史唯心主义从思想中、从政治变动中寻找历史变动最终原因的观点，从而形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变革是历史观的根本变革，但不是对历史上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历史观领域取得成就的否定。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根本变革之前，在人类思想史上关于社会历史提出过不少有启发性的重要思想。我们探讨的是唯心主义历史观为什么不会一直占领历史领域，而不是否定以往历史观中的合理思想。至于有些学者把这些合理思想称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这可能不妥。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用以指称马克思创立的历史观的专门称谓，那些包含某些合理因素的历史观只能视为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前史。毛泽东说过，“唯心主义万岁”。因为只有唯物主义而无唯心主义是不可想象的。只要人是主体，人以思想去把握存在，唯心主义就会以各种理由存在。即使一种体系过时，又会产生另一个花样翻新的体系。但相比之下，在历史领域中的唯心主义比自然领域的唯心主义更顽强持久。为什么？这个问题情况很复杂，既有阶级利益问题，也有学术难点问题。从政治角度说，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极强的阶级性，它可以说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历史观的理论支柱。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只要把它应用于现代，一切时代最伟大的革命远景立即会展现在我们的面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被喻为工人阶级圣经的《资本论》巨著，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折，都与历史唯物主义密不可分。恩格斯曾从政治角度评价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为什么会遭到如此激烈的反对。他说：“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统治者及其理论家必然仇视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千方百计歪曲马克思主义辩证历史决定论的科学内涵。因为承认客观规律、承认生产方式在历史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等于承认自己的统治的暂时性和历史变革的必然性，统治阶级及其理论家当然不能接受。反之，历史唯物主义被推倒，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必然会随之倒塌，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也将随之付诸东流。可见，马克思主义基础中最重要的环节，也可以说贯穿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整个体系在原则上是同它共存亡的。这一理论受到限制时，其余的环节彼此相对的地位也相应要随之受到影响。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的任何探讨，都必须以这一理论是否有效和怎样有效这一问题为出发点。除了政治层面上的问题外，还有学术问题。虽然它与政治层面的问题往往纠缠不清，但把一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质难都归为政治问题甚为不妥。学术问题，必须通过学术讨论来解决。如果历史唯物主义对种种理论质难，不能作出合乎科学、合乎事实、合乎时代的回答，怀疑和批评历史唯物主义的声音仍会不绝于耳。马克思从劳动中找到了破解历史之谜的钥匙，并得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结论。这是对历史唯心主义的致命一击，可并没有把历史唯心主义击倒。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难点问题特多，包括社会历史的本质、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必然性和因果性、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几乎每个问题都存在难点，都存在争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终其一生都在从事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实践，从事从宏观上创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在历史观上最大的功绩是把被历史唯心主义颠倒了的根本问题颠倒过来，揭示了社会发展最基本规律，并提出一系列具有潜在发展力的创造性思想，但他们不可能对全部历史唯物主义问题都进行详细论证。我们可以在他们的文本中发现许多尚未展开的思想。特别是由于它的论战性和奠基性，因而概念的使用并非始终如一。论述的侧重点也由于论战对象不同而有所不同。许多理论空隙处，往往会为不同的解读，为争论留下很大的空间。社会历史领域是人的领域，可以说转弯抹角最后都能通过人归结为人的思想意识的决定作用，从而存在一条通向历史唯心主义的通道。就以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问题为例，就可以看到，如果不能正确理解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就难以摆脱历史唯心主义。一种最流行的指责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划分是传统主客二分在历史观中的翻版，不能成立，社会中不存在这种区分。社会意识同样是社会存在，而社会存在中全部贯穿着社会意识。能设想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中没有人的意识参与吗？能设想一切社会存在物不是人的意识参与创造的吗？反过来能说社会意识不是社会存在吗？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是同一的，根本不存在第一性与第二性关系，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而是一而二、二而一。当年俄国的波格丹诺夫就说过，人们在生存斗争中，只有借助意识才能结合起来，没有意识就没有交往，因此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都是意识——心理的生活。社会性和意识性是不可分离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按这两个词的确切的含义来说是同一的。至今我们还会在国内外杂志上看到不少这种理论，或改头换面的这种理论。为什么这种说法振振有词，为什么坚持这种观点的人能俘获不少人甚至一些所谓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赞同呢？原因就在于社会中的一切存在物的确是有意识的人创造的，是有人的意识参与的，企图在社会各个领域中排除人与人的意识根本不可能。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范畴，并不是主张社会存在是没有人的意识参与的纯客观存在，也不否认社会意识是社会现象的一种存在方式。社会意识从来都是社会中的存在，而不是社会之外的存在。非社会的社会意识是悖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伟大发现，不是对社会各种存在形式的分割，而是解决社会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即社会发展的源泉应该从哪里去寻找，是从人们的意识中寻找还是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存在中去寻找？社会意识从哪里来？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主观自生的，还是由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的？我们为什么会在不同社会看到不同的社会意识形式，是由于不同时代的人们具有不同的大脑结构吗？或者社会意识是无解的，本来如此，根本用不着追寻它的来源？如果这样，全部社会科学还有什么必要研究，如何研究？不弄清社会意识的来源，不弄清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津津乐道的是两者统一、无分轩轾，这是在统一的掩护下为历史唯心主义放水。人的大脑结构改变极其缓慢，不同的社会意识只能求之于不同时代的社会存在，即主要是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根本内容的生产方式。社会意识是被意识到的社会存在。尽管社会存在是人创造的，是由有意识的人的活动参与的，但参与这种活动的人并不理解他们会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存在。社会存在不依赖社会意识，相反它是社会意识形成的根源。只有这种观点才提供我们正确理解社会变迁和社会意识变化的依据。任何一个探索社会意识形态演变理论的研究者，探索不同社会的风俗、习惯、道德以及其他种种与社会意识相关形态的研究者，如果停留在社会中的一切都是有意识的人参与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不可分，就不可能走出低层次的经验思维水平，对社会的观察就会如同雾里看花，永远走不出唯心主义制造的“绝对同一”论的理论困境。还有经常受到曲解的是关于实践的观点。实践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重视实践在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认识论和历史观中的重要作用。没有实践观点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唯其如此，科学把握实践的本质，关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人的实践活动包括三个构成要素：一个是对象，没有对象不可能实践，我们把对象称之为客体；另一个是主体，即有意识有目的进行实践的人，我们称之为主体；再一个是中介，即人用来进行改造对象的工具。没有工具，主客体之间不可能发生关系。这样，人类实践活动包括两类因素：物质性因素和意识性因素。包括对象、工具以及作为主体人的自然存在都属于物质因素。人不是自我意识，而是“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存在物。意识因素包括实践的意识性、计划性、目的性。如果扩大点，还包括实践中人的理性、激情、欲望等等。实践的意识性因素必须有载体，它的载体就是人。马克思说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这说明实践观点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实践的三重结构，以及作为肉体和精神统一存在的人，处处都存在历史观的理论陷阱，只要抽象地片面地夸大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可以为历史唯心主义找到藏身之地。有的学者片面强调实践活动的物质性，把实践纯物质化、客观化，以便排除人和人的思想、意志和目的来“保卫”历史唯物主义，这只能是帮倒忙。排除人和人的思想的“实践”，无自觉意识的所谓实践，已经不是人的实践而是动物的本能活动，人又成为动物。这种生物学唯物主义远远低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人的主体性、意志、理性、目的是历史观中难以解开的死结。当把实践中的精神客观化，变成无人身的精神，就会导向理性支配世界的客观唯心主义，黑格尔的理性支配世界的历史观就是这样；当把实践中人的意识性因素变为决定性因素，就会导向意识决定存在，导向一切历史的本质就是思想，历史学就是对思想的思想，一切历史就是观念史的历史观；片面强调实践中的非理性，就会导向历史观的非理性主义；片面强调理性，就会导向抽象理性主义的历史观；把人性抽象化，片面强调人性决定历史，就会走向抽象人本主义历史观。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关于唯心主义认识论根源的一段话：“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我看可以用在说明由于割裂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主动性和被动性，割裂实践中主体、客体、中介的统一，把其中某一因素片面夸大，就会发展成各具特色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上。马克思似乎早已经估计到这种可能性。他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起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既批判旧的唯物主义，又批评那种从抽象方面夸大人的主体性方面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堵死了通过实践中任何一个因素导向唯心主义的各种通道。历史唯心主义何以难以驱逐，除了政治因素、理论因素外，还要想到现实因素。这就是时代在发展，它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如果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回答人类面对的迫切问题，就会把解释问题的理论主导权拱手让出去，大大损害历史唯物主义的威信，而且让各种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用武之地”。如何看待社会领域比自然领域更关乎人们的利益，而且社会问题缺少直观性、实证性和可实验性。从自然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布满理论陷阱，用了几千年才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真是漫长的哲学之路。可以肯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不可能把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唯心主义全部驱逐出去。正如自然领域一样，社会历史领域两种历史观之间的矛盾、争论和诘难，将会是长期的。这并不是坏事。真理像火石，只有在敲打中才能发出火光。把历史唯心主义从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是历史唯物主义发现的伟大意义，而非历史领域，包括历史哲学和历史的实证研究中由历史唯物主义一统天下。这不可能。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在如何推进和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历史的实际研究，坚持科学历史观，批评错误的历史观和历史的伪造；在实践中，也在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论中不断深化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中的伟大变革的论断。（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贵州师范大学学报”，原刊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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