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经济自然不能例外。党管经济，重点是管好金融。党管金融需要从理论思想、干部队伍、政策方向等方面体现中国工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社会主义有组织市场经济的制度精神。我们指导和制定经济金融政策，究竟是追求中国工业与科技的质的飞跃，还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量的增长？究竟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究竟是发展华为式的自主型经济还是发展联想式的买办经济？这些涉及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的根本性问题的探讨与回答，必须借助“目标-制度-政策”的评估模型。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经济自然不能例外。党的领导是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金融安全的政治前提。党管经济，重点要管好金融。金融为实体经济提供流动性，维持着经济体的运行；金融不直接创造财富，但却直接分配财富。在开放的金融体系里，金融直接决定着财富是留在中国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还是流失到海外并增强西方围剿中国势力的力量。金融决定着国家的兴衰。戴高乐时期的金融政策让法国走向成功，叶利钦时期的金融政策让俄罗斯走向溃败。党管金融意味着决不允许国内外政治势力和资本势力操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经济自然不能例外。纵和干预中国的金融政策，中国金融政策必须服务于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服务于党的领导的政治目标、服务于实现工业现代化的经济目标、服务于推进国防现代化的军事目标。一切衡量市场化、货币化、证券化、国际化的指标都不应该成为中国金融政策追求的目标，也不应该成为考核金融监管部门政绩的标准，更不能把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财团是否满意作为中国金融政策的目标，相反，他们的赞美以及颁发给中国金融官员的勋章却值得高度警惕。党管金融的核心问题是：怎么管？管什么？我们认为，党管金融的重点是管干部、立标准、定政策。为此，建议如下：一、央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的党委书记应该从金融系统外部产生毋庸讳言，金融系统问题不少。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已经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已经培养了自己的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三梯队。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这些人懂英语、有文凭、有人脉，甚至有美国的洋人脉，但是他们信奉西方新自由主义而不熟悉马克思主义，他们未必具备坚定的党和国家的立场以及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立场。所谓坚定是指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愿意舍生取义的决心。为了保险起见，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党委书记应该从安全部门和军队中产生。这样才能守住国家的金融国门。二、建立金融政策联席评估制度与评估机构由理论界、企业界、发改委、工信部、国资委、安全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各界专家学者，组建金融政策评估机构，建立金融政策联席评估制度，以此杜绝金融部门自定政策、自我授权、自我扩权的做法，增强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国家安全、社会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协调。金融政策联席评估机构是党管金融的助手，是央行和其它金融监管部门党委书记的外脑和耳朵。金融开放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慎之又慎。在党管金融的组织与制度进一步完善之前，暂停出台新的金融对外开放政策。让美国人在中国金融大门之外多站几天，天不会塌下来。三、建立和完善正确的金融政策评估体系。采用“目标—制度—政策”分析模型，建立“工业现代化目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金融政策”的三维立体评估体系一切金融改革政策和金融开放政策，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如，可增加就业机会、可改善百姓生活、可避免储蓄财富惨遭国内外金融资本洗劫等）；必须服务于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精神。一切可能导致百姓储蓄财富遭遇洗劫、一切无助于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一切有悖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原则与精神的金融改革政策和金融开放政策，都必须收回来、改回去。在日益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我们必须反思以往的经济金融政策。我们设计出台的资本市场做空机制配合了2015年的大股灾，消灭了一大批大小投资者；我们鼓励发展的P to P互联网金融政策，让百姓损失了数以万亿计的储蓄财富；我们的基础货币发行制度和汇率政策让作为经济大国主权货币的人民币沦为事实上的美元纸币的影子货币，导致海外金融资本可以在华攻城略地，其结果是，以互联网和芯片为代表的新兴经济领域几乎全线失守，而从汽车到洗发水的传统产业也多数痛失了市场占有率的龙头地位。经济金融政策的确到了必须反思的时刻。只有认真反思，才能纠正航向，到达胜利彼岸。金融政策要以实现中国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为核心目标。为此，必须明确工业现代化的标准，抛弃一切以GDP指标、城市化率指标为发展目标的做法，也要抛弃从城市到乡村到处搞工业区和开发区的“伪工业化”做法。工业现代化的标准是：中国各大工业部门前三强企业是本国企业，而不是外资；各产业的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和工业软件都掌握在本国企业手中，本国企业和研究机构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站立于全球第一梯队；本土企业通过上下游的产业渗透和资本渗透，不仅控制着上游原材料与核心零配件的供应渠道，而且控制着下游的产品销售渠道，并拥有产品销售定价权；各个产业部门和金融服务部门创造的经济增加值主要以工资、利润、税收的方式归于国内的劳动者、企业和各级政府。对照工业现代化的标准，中国距离现代工业化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引进跨国投机资本、推高地价房价、发展股指期货、把农田变为工业区等，虽然可以提高GDP数量和城市化指数，但是，这一切都已偏离了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目标。如果中国始终把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作为经济金融政策的核心目标，那么，中国的光刻机、芯片、大飞机等产业就不至于被甩出当时世界第一梯队而成为当前卡脖子的产业短板，更不会出现以恒大为代表的房地产雷区。为了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中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是因为：共产党是代表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政治力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实现中国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共产党不是某个社会利益集团或海内外大资本力量的代表。这才是共产党的灵魂。只要坚持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共产党就不会丢失灵魂，就可以长盛不衰、永葆青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一经济制度的内容和特色体现在“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之中。在国家资本、国内私人资本和海外私人资本共同构筑的市场经济体系里，国家资本必须围绕着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目标，发挥引导、组织、主导、控制、救助的作用。国内私人资本不能失控，海外私人资本更不能失控。我们应该从互联网金融领域国内资本失控和互联网大数据应用领域海外资本失控的教训中警醒。因此，任何一项经济金融政策，不仅需要满足中国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接受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约束；而且需要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接受政治制度约束和经济制度约束。只有同时坚持正确的生产力目标约束和正确的政治经济制度约束，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金融政策不会出大偏差，才能保证中国经济不会重蹈前苏联覆辙而坠入悬崖。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金融政策已经到了必须反思、调整和悬崖勒马的时刻。在此历史背景下，采取“目标—制度—政策”分析模型，建立“工业化战略目标—社会主义制度—经济金融政策”的立体评价体系，评估各项经济金融政策尤其是对外开放政策，避免产生颠覆性错误，显得尤其重要和紧迫。四、牢牢把握中国“顶层金融权力”不同的经济体制形成不同的经济运行枢纽和不同的顶层金融权力。市场经济的“顶层金融权力”是指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顶层金融权力”的归属状态决定着经济制度的性质，即，决定着该经济制度究竟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是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决定着该经济体究竟属于独立自主型经济体还是属于买办附庸型经济体。在社会主义中国，“顶层金融权力”必须归属国家和人民，必须服务于工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有组织市场经济的制度精神，而不是服务国外产业资本在中国攻城略地，不是服务于外国金融资本在中国瓜分国民储蓄财富。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必须高度警惕中国“顶层金融权力”受到外国政府、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的操纵与控制。1、关于基础货币发行权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权是中国金融主权的核心内容。主权货币的发行不能与美元挂钩，而必须与国内需求、国内资源、国内商品、国内生产能力挂钩，与国内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挂钩。人民币发行与美元挂钩，就是以美联储货币政策为中心，以美国金融寡头的经济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心。人民币应该以人民为中心，而不应该以美国为中心，不应该成为美元的影子货币。人民币发行与美元纸币流入相挂钩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是中国经济金融问题的总病源。基础货币属于“高能货币”，可以从货币源头和货币流向上决定着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经济结构的演变，从而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成败。2015年之前，中国基础货币发行曾经百分之百与美元挂钩，至今仍然保持着百分之七十的比重。当中国基础货币的大部分被美元持有者所拥有和支配的时候，中国央行的货币金融政策必然与国家的工业化战略目标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要求相背离了。这是中国所有产业问题、经济技术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总的金融根源。这一根本性的经济金融问题迄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可以设想：中国央行是否可以直接印刷20-30万亿人民币纸币向美联储直接兑换3-4万亿美元，然后在美国进行投资、并购、购买商品和技术？美国是否会同意？事实上，美联储和美国商业银行网点不会接受一分钱人民币与美元的兑换。美国不允许中国以纸币触碰美元。这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这是美国的货币主权。如果中国需要美元，必须付出实实在在的商品、股权和资源。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可以印刷出3-4万亿美元纸币在中国央行直接兑换成20-30万亿人民币在中国购买商品、资源、股票和债券？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银行间市场为什么要对美国的美元纸币开放？美国爆发疫情之后经济陷入困境，再次释放了海量美元纸币需要在中国转化为商品、资源和各类金融资产。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软硬兼施，急于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金融开放大门，转嫁美元危机。一旦美国成功转嫁货币危机，美国危机就转化为中国危机，美元危机就转化为人民币危机。事实上，中国科技与产业短板的形成、资本垄断与无序扩张的状态就是美元长期输入的结果。美元是否可以解决中国科技与产业短板？中国央行拿着几万亿的美元储备，能否可以买到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核心技术、控股他们的高科技企业？不能，甚至不能拿着美元高价购买中国需要的商品（如芯片）和外国设备（如荷兰光刻机），甚至不能使用美元购买乌克兰准备报废的飞机发动机工厂。在中美之间已经形成巨大战略鸿沟的背景下，对中国而言，美元的使用也存在着巨大鸿沟。中国出卖商品、资源和金融产品换取的美元，大部分只能用于换取美国政府的欠条（美国国债）。对于这种中国向美国输送资源和财富的国际输血模式，美国还不满足，还有人在策划如何制造军事冲突、制造新冠病毒起源谎言来撕毁这些欠条。根据中美贸易协议，美国要求中国：对于美元进入中国，中国方面不得要求美元资本必须附带技术输出的条件，但中国必须为美元进入中国开放大门，为美元提供投资便利与投资机会。中美贸易协议一经落地，美元纸币将成为纯粹收割中国财富的金融工具，而中国必须履约和配合美国的财富收割。为此，中国必须尽快完成人民币与美元脱钩的货币发行制度改革，严格限制美元纸币在资本项下的流入，加快建立人民币资本化的货币发行机制，以此壮大国家资本实力，以国家资本引导创新投资和风险投资，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加速国家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进程。建立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的大国经济体，必须实行基础货币发行与美元脱钩，而与国内资产、资源、商品及其生产能力挂钩，与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需求挂钩，与增强国家资本实力、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挂钩。具体做法是，央行通过认购一级市场股权投资基金、二级市场股票债券投资基金、中央和地方专项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向生产科研领域的企业主体和科研机构直接投放基础货币，实现人民币资本化；同时，严格限制美元资本以投资股权和债权的方式流入国内股票市场、债权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严格限制美元纸币借助人民币通道在中国实现资本化和可食利化。今后外国投资机构要进入中国资本市场进行投资，必须使用境外市场流通的人民币，不得直接使用美元在国内银行系统兑换人民币进行投资。一句话，中国购买境外的能源、资源、技术和企业股权所流出去的人民币，可以回流国内进行投资，国际投资机构只能购买这部分境外人民币返回中国投资，而不能直接使用美元兑换人民币进行投资。所谓“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应该指人民币可以走出国门购买中国需要的产品、技术和资源，并成为国际市场上重要的储备货币和投资货币；同时，国内股票债券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可以向境外人民币开放投资机会。资本项目只对境外的人民币资金开放，而不向其它国家的主权货币（包括美元）开放。这一点至关重要。经常项目可以继续使用美元，而资本项目不能向美元开放。国内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直接向美元纸币开放，帮助美元纸币在中国完成资本化和可食利化，这是重大的金融政策失误，必须尽快纠正。2、关于汇率定价权为什么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长期以来坚持干预人民币汇率？这是因为汇率武器是足以摧毁宏观经济的金融核武器。人民币汇率政策决定着人民币汇率走势，决定着产业结构的演变和财富的分配。汇率政策是以中国利益为中心还是以跨国资本利益为中心，这是争夺汇率定价权的焦点。在数以万亿计的美元资本已经完成在中国的产业布局和金融资产布局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可以增厚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利益。对产业资本而言，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外资企业降低进口零配件的成本，有利于增强外资企业的成本优势，有利于国外工业产品打压本土工业品，有利于扩大国外产品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对金融资本而言，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扩大汇差、增加收益。因此，人民币升值一方面可以削弱中国的产业基础，另一方面可以瓜分中国的储蓄财富。一旦中国的产业根基被削弱，储蓄财富被抽干，经济摇摇欲坠，金融资本可以利用股指期货和商品期货做空中国，实行“股汇双杀”，敲骨吸髓，进一步扩大收益率。中国金融监管部门放行美国华尔街金融机构和海外资本进入中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相当于把金融屠刀交给了国际资本大鳄，并把刀刃对准中国。因此，党要管金融，党要警惕金融领域的带路党，党还要向外资金融机构派驻党委书记和纪委书记并发展党员。外资金融机构不应该成为可以脱离共产党领导的租界。再说，美国可以在中国领土上向中兴通讯派驻检察官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向外资金融机构派驻党委书记和纪委人员？党管金融，不能留死角。共产党不管金融，不管外资金融机构，鼓吹进行所谓的国际接轨，实质上是要让中国命运与南美国家和前苏联的国家覆辙接轨。汇率政策需要接受“目标—制度—政策”分析体系的评估论证。人民币汇率政策必须服务中国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必须服务于本土企业的发展，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有组织市场经济的制度精神，而不是服务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中国的攻城略地，不是服务于跨国金融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的财富转移。因此，需要研究设计科学合理的金融政策，围绕国家工业化战略目标，牢牢掌控汇率定价权，破解美国对中国汇率政策的干预。在美国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国内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加大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力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利用人民币基础货币的资本化和债券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资金成本，加大基础设施和产业技术短板环节的投资，在国内自己的钱袋子里适当稀释单位人民币的含金量，以此化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扣除8000亿美元用于经常项目结算的美元储备之外，面对多余的外汇储备，一方面要严格控制美元流入，另一方面应该把多余的外汇转换为国家需要的能源、资源、技术专利、国外企业股权以及其它实物类资产。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以实物资产换取的，因此，也必须转换为中国需要的实物形态。国家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的数量应该降低到最低限度。除非人民币汇率遭到恶意攻击，否则，外汇储备不得用于购买人民币，推高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是重要的宏观经济总量指标，牵一发而动全身。为此，必须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通过国内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之间的适时调整与合理组合，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牢牢掌控住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并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目标，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3、关于资产定价权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的作用，其中，货币发行权和汇率定价权对资产定价权具有决定性作用。广义的资产定价权包括大宗商品、房地产和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权，本文重点讨论狭义的资产定价权，即资本市场金融类资产定价权。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枢纽，因此，资本市场各类金融资产的定价权，不能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一样，掌控在外国资本和少数金融巨头手中。“战略目标—经济制度—金融政策”分析体系也是指导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理论工具。资本市场必须把推动我国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作为重要战略目标；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有组织市场经济的制度精神，必须有利于壮大国家资本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此：（1）严格限制资本市场各类金融衍生品和做空工具的发展，严格限制国内外投资者的准入。抑制和调节资本市场过热属于国家回笼资金的市场机会，而不是投机资本做空牟利的机会。（2）在鼓励国内硬科技和补短板类企业融资上市的同时，必须限制游戏、影视、娱乐、旅游、酿酒、餐饮、房地产之类的企业融资与上市，并禁止一切外资控股企业如金龙鱼、蚂蚁金服等在国内上市。（3）完善新股发行询价制度，赋予新股发行人拒绝国内外机构投资者联手压低发行价的权利。股票发行人有权申请直接上网面向公众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以此制衡机构投资人的联手操纵，拆除社会资金注入高科技企业的垄断询价障碍。对于新股的收盘价高于新股发行价100%以上的情况，证监会与交易所应视为异常，并分析原因。（4）央行可以借助资本市场投放基础货币，支持高科技企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并实现人民币资本化。具体做法是：交易所围绕国家工业现代化战略目标，编制各类“工业化指数”和“高科技指数”，内资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设立各类“工业化指数基金”和“高科技指数基金”，央行通过购买指数基金的方式投资该类企业股票，或参与该类公司的定向增发，以此完成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投放，实现人民币的资本化。人民银行应该像日本央行一样成为资本市场的最大持股人。只有建立起基于国内资本市场的货币发行机制，一手掌握着资金供给渠道，一手拿着足够多的股票基金筹码，才能建立起一个健康稳定的资本市场，才能防止再度出现由国内外投机资本联手制造的类似于2015年的股灾事件，才能使得资本市场的定价权真正从资本手中回到人民手中，才能在资本市场体现社会主义有组织市场经济的制度精神。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从依赖外汇市场转向依靠国内资本市场、从锚定日益稀释的美元纸币转向锚定日益增值的国内股权资产，这将是一场伟大的金融革命，必将加速中国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五、正确理解和定义“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内涵，确保对外开放保持正确的政治经济方向“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不是简单的“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而是在有利于实现国家工业化战略目标、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有组织市场经济制度、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的政治经济前提下，坚持以我为主，实现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对等、有序、互利互惠、一视同仁的开放。在对外开放领域，任何发达国家不享有优先权，也不存在美国优先。自我单方面的大幅度开放并不属于“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极可能是高水平的利益出卖。相反，那些能够促使霸权国家对中国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的做法，才是真本事，才是真正“高水平的对外开放”。1、关于“对等开放”。以中美之间对等开放为例，美国要求中国开放资本市场，则中国也应该要求美国开放技术市场、高科技企业控制权市场以及权益类资产的投资市场；美国要求以美元纸币兑换人民币进入中国购买商品和投资，中国也应该要求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可以直接按照相同的额度兑换美元在美国购买商品和投资；美国金融机构向中国申请金融牌照从事金融业务，美国必须给予中国金融机构相同数量的金融牌照和相同的业务范围；美国只对境外美元资金开放资本项目，中国也只对境外的人民币资金开放资本项目，并拒绝美元等其它货币进入中国；美国对中国实行高科技产品禁运，中国应制定相应政策保护国内该类产品的研发和销售，保护期不少于该产品研发成功投放市场后20年，20年内该类外国产品不得进入国内市场销售；中国可以要求在华的外资企业和金融机构设立党委和发展党员，并在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作为对等条件，美国政党也可以在中资机构设立有关政治组织机构（如果他们嫌麻烦也可以不设）。对等开放不是中方单方面听从美国的安排，中方也要主动设置议题，对等协商谈判，谋求利益的对等与交换。2、关于“以我为主、有序开放”所谓“以我为主”是指对外开放不能损害中国工业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不能削弱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能危害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不能使中国成为外国的经济金融殖民地。所谓“有序开放”主要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在目标与制度的双重约束之下，分清哪些领域可以开放，哪些领域不能开放；第二、在能够逐步开放的领域，必须排列好对外开放的先后顺序，并留有后手，可随时纠错；第三、开放顺序和开放程度必须与对方国家的对华开放程度相互匹配，坚决避免单方面开放。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必须防止海外资本的垄断和无序扩张。海外美元资本通过投资基金等金融工具进入中国开展风险投资和兼并收购，实质上是美元纸币以产业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的方式进入中国实现其资本化和资产化。美国华平基金、美国黑石基金、红杉资本、高瓴资本等等诸多资产管理公司皆属于美元纸币进入中国的通道。阿里系、滴滴系等互联网巨头的垄断与无序扩张，本质上是美元资本在中国形成的产业垄断与无序扩张。在此，我们还需要反思的是：人民币为什么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资本化和资产化？人民币为什么居然在中国本土就已沦为美元的影子货币？如果人民币在国内都受制于美元，那么怎么可能走向国际化？可见，在中国的货币金融的主体性、自主性和主导性尚未完成制度变革和法律确认的情况下，中国必须严格控制货币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3、对外开放必须讲政治、讲国际政治谁把我们视为敌人？谁把我们视为朋友？这是对外开放的首要问题。我们不能做以肉饲虎的事。马克思认为，任何资本都是人格化的。资本背后隐藏着人的意志和政治力量。例如，美元资本控制之下的滴滴公司，不仅需要盆满钵满的利润，而且需要可用于军事打击的地理大数据。对美国开放银行、证券、期货、保险、基金管理、银行间市场、不良资产处置等业务，意味着中国对美国开放了相应领域的经济大数据和客户大数据。美国在华的金融企业也是安插其经济间谍和军事间谍的理想场所。例如，据报道，美国在台湾有三万军事人员，但他们并没有穿军装。制定对外开放政策需要长远而系统的思考，需要讲政治，需要讲国际政治。对外开放是利益的输出和利益的交换。我们不仅需要列出对外开放的产业顺序和市场顺序，而且需要根据对华友好程度和战略重要性排列出对外开放的国家和地区顺序。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国家顺序上，俄罗斯、伊朗、朝鲜、柬埔寨等对华友好且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应该排列在优先位置；欧盟、东南亚以及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可以排列在第二位置；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视中国为新冷战敌国的国家只能列在第三位置。毛泽东主席划分三个世界的哲学方法同样可以用于指导当下中国的对外开放。推行“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强调对外开放的国家顺序，实现国家之间的利益交换和利益捆绑。金融领域资本项目开放首先应该在俄罗斯和伊朗之间进行。中国可以与俄罗斯和伊朗通过货币互换结成金融经济联盟，国内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可以优先对俄罗斯和伊朗持有的人民币开放。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应该是人民币流向那些中国需要购买能源、资源和产品的国家和地区，而不是好大喜功与美元争天下。因此，中国的产业和金融的开放首先应该对海外人民币开放，而不是对其它国家货币开放。货币的生命在于循环。人民币国际化就要建立人民币的国家朋友圈和国际大循环。中国强大的经济体是人民币国际大循环的心脏：人民币需要以购买能源、资源、商品和投资等方式走出国门、走向国际，还要其它国家和地区以购买中国产品和投资中国的方式回流中国。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要有利于中国经济体这一强大的人民币心脏的建设。人民币国际交易中心必须设立在人民币的心脏部位，必须在中国、必须在中国的金融中心。在香港和伦敦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相当于把推动血液循环的心脏移植到屁股和体外。这种做法不是蠢就是坏。为中国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服务、为人民币国际化服务、从而高水平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而不是为国际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垄断和无序扩张服务，这是检验中国对外开放是否属于“高层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准。（作者：余云辉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福州大学民建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福建宁德蓝田书院理事长；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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