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利：跳出旧史治乱兴衰周期率的理性新自觉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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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利：跳出旧史治乱兴衰周期率的理性新自觉
2022-12-31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做出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新部署，体现了党在新时代跳出旧史治乱兴衰周期率的理性新自觉。党的二十大报告将腐败视为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划清了与腐败正效能论的界限。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体现了新时代的“反腐持久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是新时代的“反腐持久论”的理论依据。中国社会发生的腐败现象的历史性特点，决定了必须深入持久反腐败。党的二十大报告洞察腐败新动向，提出新的“反腐动向论”，坚决惩治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跳出旧史治乱兴衰周期率的协同反腐新方略，进一步加强“两个答案”相结合，制度和教育协同发力，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深化反腐败囯际合作。
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延安窑洞对”，揭示了旧史王朝兴衰的周期性现象。中国共产党为了打破这个周期率的支配进行了艰辛而不懈的努力。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反腐败斗争的部分，题为“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不足500字，可谓字字珠玑。党中央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展示了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探索和重要成效，表达了党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体现了跳出旧史治乱兴衰周期率的理性新自觉。
一、腐败效能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
在理论界，存在腐败正负效能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腐败正效能论认为，腐败是社会革命的替代品，可以减少社会体制变迁的动荡。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学界流行过腐败具有正效能的“腐败润滑剂”之说。此论源于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他在1968年写有《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研究现代化与腐败的关系，提出著名的“腐败润滑剂”之说，“对于一个相对没有腐化的社会（如一个传统规范仍十分强有力的传统社会）来说，一定程度的腐化会成为一种受人欢迎的润滑剂，可减少现代化道路上的阻力。……在某些情况下，一定的腐化有助于政党的壮大，从而对政治发展有推动作用”。“同一般小集团政治活动或庇护主义政治活动一样，腐化给某些集团以直接的、特定的、具体的利益。如果杜绝腐化，这些集团完全可能背离该政治体系。因此，腐化与改良一样具有维持政治体系的功能。腐化是改良的替代物，腐化和改良又同是革命的替代物。腐化有助于减少集团要求改变政策的压力，正如改良可以减少阶级要求改变结构的压力一样。”他的腐败具有正效能的“腐败润滑剂”之说在中国经济学界获得一些赞同。有经济学家认为，腐败起到了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润滑剂作用。国内理论界曾译介寻租腐败论，认为计划管制导致了寻租腐败现象。寻租腐败论的信奉者与现代化腐败论的信奉者相类似，学术主旨并非是为了消除腐败，而是将腐败发生的根源归结于计划经济体制，借此动摇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以服务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市场经济体制的强烈诉求。此论忽视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新中国建设奠基期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一切进步奠定了物质 基础。古今中外，尚没有靠腐败完成社会体制变迁的成功案例。以腐败手段实现的体制，不会是一个赢得民心的廉洁体制。为了消解计划经济的合法性基础，得出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之论，违背了基本常识和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与之相反的观点是腐败负效能论，认为腐败具有败坏社会风气，瓦解政权的基础，破坏社会稳定的负效能。习近平指出：“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啊！”党的二十大报告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的一贯主张，将腐败视作“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旗帜鲜明地划清了与腐败正效能论的界限，鲜明地表达了共产党反对腐败的坚定立场和态度。“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提醒人们应该从政党生命力和战斗力的角度认识腐败的本质。社会大众和理论界普遍认为，贪污受贿就是腐败，这就混淆了腐败本质与表现的区别。事实上，贪污受贿，这是腐败的表现，而不是腐败的本质。腐败一词，出自古籍里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是指多年丰收的粮食堆积久放，导致变质无法食用。原本作为生物学用语的腐败，在当代转化为政治学、社会学和党建学用语，一般是指某个组织和政党，因思想、组织的内在结构发生变异，导致其原本强大功能的衰减，失去其应有的活力。腐败可以表现为不作为的懒政惰政、骄奢淫欲、精神萎靡，也可以演化为贪污受贿等严重腐败犯罪。人类社会几千年的王朝史，证明了客观上存在着毛泽东和黄炎培谈论的旧史难以逃脱的政权兴亡周期率的支配力。历代王朝兴亡更替，周期治乱。如果统治阶级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有效解决了社会基本矛盾，维持了社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保持社会安定，王朝生命周期将得以延续。如果统治阶级漠视社会规律提出的必然要求，窒息社会发展的活力，无法组织社会生产或扩大再生产，或者不思进取，毫无斗志，倒行逆施，穷奢极欲，耗费 巨额人力物力，加重人们的经济负担，民怨沸腾，完全破坏了王朝正常运行所必需的社会内部平衡，整个社会被逼入绝境，历史规律将召唤新的力量改朝换代，新生力量将蜕去旧王朝阻碍社会历史进步的僵硬 外壳，成为历史规律必然要求的执行人。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和中国先贤们的《阿房宫赋》《过秦论》，揭示了罗马和秦朝一旦失去王朝初始时的活力而逐渐走向衰亡的多幕悲喜剧。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数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与奋斗。中国共产党反对腐败的态度是一贯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时，许多投机腐败分子，钻进共产党队伍来，贪污腐化，给党造成很恶劣的影响。1926年8月4日，党中央专门发出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在党内，陈云最早将党风问题提升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1980年11月，陈云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明确认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如果说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就是采取“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方法，那么，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采取借以提高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自我革命的方法。正是着眼于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克服腐败，提高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在 党的建设部分，做出“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和“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部，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各级党组织要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二、反腐持久论：“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对十年前的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复杂局势，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这样的概述：“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让每一位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人士焦虑痛心。2012年11月，刚刚担任总书记的习近平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十年来，党中央以雷霆万钧之势，“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党的二十大报告认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展示了党领导人民开展反腐败斗争不懈努力的成果。中国反腐要不要继续保持既定的节奏？ 党的二十大报告冷静而坚定地做出中国反腐“必须永远吹冲锋号”的战略安排：“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体现了新时代“反腐持久论”的观点。“必须永远吹冲锋号”战略部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何在？既然党的二十大报告认为“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那么，我们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有关革命的理论中寻找答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持续不懈地反腐败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最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描状资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和实践时用到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1793年法国革命的基本特征就是不断革命。在1844年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法国大革命以后的拿破仑专政时指出：“他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在1849年1月的《匈牙利的斗争》里，恩格斯谈到资产阶级革命家科苏特领导的革命时说：“不断革命——总而言之，在被科苏特所武装、组织和鼓舞的匈牙利，我们重新看到了光荣的1793年的一切基本特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实现了自己的狭隘短视的理想以后，试图把革命终止于民主革命的某个阶段上，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彻底的不断革命的思想，认为无产阶级必须高举科学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旗帜。他们在1850年3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提出“四个直到”的观点：“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因此，共产党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讲到，社会主义革命要“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断革命思想，既是指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也是指共产主义实现的全过程。不断革命不是到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为止，而是贯通国家和阶级消亡的全过程，一直到经济、政治、思想和社会的一切领域内彻底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及其阶级差别观念为止。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依据由此而来，共产党人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的依据由此而来，新时代反腐败“必须永远吹冲锋号”战略部署的理论依据由此而来。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四个直到”和“四个达到”，是漫长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艰辛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提出“两个务必”，在新中国成立不久鼓励党员干部“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以及邓小平提醒人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的精神实质是一脉相通的。中国共产党要维护“先锋队”的政治品格，必须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而保持生机勃勃的活力，就必须持之以恒地反对腐败，毫不手软地清理腐化变节分子和投机分子，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十年前，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十年来，党中央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祛疴治乱，赢得民心，毫无疑问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能否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最终胜利，关键是看能否持续地保持反腐败斗争的清醒和坚定。党的二十大报告清醒地认识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依然艰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不可为取得的反腐败成就而骄傲自满，否则不仅无法彻底地解决腐败问题，而且已经取得的阶段性反腐成果也会丧失殆尽，失信于民。类似于人类一直与各种病菌作斗争，暂时克服了某种病菌，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潜伏于人类身体内的病菌死灰复燃或者变异成新的病菌，再度危害人类健康肌体，我们取得了反腐败的压倒性胜利，并不意味着这是最后的胜利。在经过艰辛努力取得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成就时，务必使全党继续地保持对腐败反弹的警惕，戒骄戒躁，持之以恒反对腐败和惩治腐败。中国社会发生的腐败现象有着独特的历史性特点，决定了中国必须深入持久反腐败。权钱交易涉及“钱”“权”两个方面。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塑造了仰慕权力、渴望特权、追求高官厚禄的封建文化，塑造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权力观。20世纪初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反封建的文化大觉醒。与数千年封建文化存在的漫长历史相比较而言，作为中国人民文化觉醒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至今仅有区区一百多年的时间，现实中国难以彻底摆脱根深蒂固的封建权力观念的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必然有为谋取私利而渴望权力、追求权力的封建思想文化遗毒，难免侵蚀党内政治文 化生态。如果说封建时代特别崇拜权力的话，那么，资本主义时代最崇拜的是金钱。资本主义是以“资”为“本”的社会。由于中国是在经济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是现阶段全党工作的重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利用外国资本和国内资金搞活经济，必然激活人们追求金钱的欲望，难免有个别人走向拜金主义。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社会上的拜金主义思潮和市场交易法则难免侵袭党内健康纯洁的政治生活。几千年漫长的封建权力观念不是短时间可以消除的，利用资本的政策也不是短时间可以改变的。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并非天然地具有对腐化思想和作风的免疫力，要跳出旧史治乱兴衰周期率，必然坚持不懈地克服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坚持不懈地克服拜金主义，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三、反腐动向论：“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
密切关注腐败新态势，提出符合实际的治理腐败方略，精准惩治，是新时代共产党人跳出旧史治乱兴衰周期率的基本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洞察腐败新动向，提出新的反腐动向论。（一）高度警惕官官勾结，“坚决惩治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部门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把严明政治纪律，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作为贯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把违反政治纪律问题作为巡视和派驻监督重点，严肃查处公开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为，解决无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七个有之”问题。党的十五大报告将反对腐败定义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表明反腐败斗争具有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政治过硬，理想信念坚定，是堪当民族复兴重任干部的基本素养。腐败分子走向犯罪深渊的起点，往往是政治上出现问题，“无数案例表明，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只是‘表’，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才是‘里’，根子在于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丧失”。许多腐败分子的案情通报里有“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漠”等违反政治纪律的事实。万事万物在运动中存在，腐败样式已由以往的贪图享乐型腐败走向当前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型的腐败。新中国“反腐第一枪”处决的两个贪腐分子刘青山和张子善，是典型的贪图享乐型的腐败分子。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发现有高级领导干部“在党内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行径”，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严重危害党和国家政治安全。“周永康、孙政才、令计划等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政治野心膨胀，搞阴谋活动。党中央及时察觉、果断处置，坚决铲除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消除重大政治隐患；中央纪委严肃准确查明其重大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问题。”2021年，中央纪委“严肃查处孙力军、邓恢林、龚道安、王立科、刘新云等人的政治团伙案，查处王富玉、周江勇、彭波等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少数腐败分子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严重危害政治安全。可以预料，未来中国反腐将更加坚决地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持从政治纪律查起，坚决防止和治理“七个有之”问题，坚决清除对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违纪违法行为，铲除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政治团伙，消除党内存在的严重政治隐患，维护政治安全。（二）深化整治“三集”领域的腐败，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所谓“三集”领域的腐败，是指“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这是对多年来“‘老虎’‘苍蝇’一起打”方针的进一步深化，是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的五年来纪检监察部门工作的生动写照。中央纪委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行业和领域，集中力量靶向治理，配合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惩治执法司法腐败，查处政法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深化供销系统腐败治理、违建别墅清查整治、煤炭资源领域腐败专项整治，开展粮食购销、开发区建设等领域腐败集中整治，开展金融领域政商‘旋转门’‘突击入股’等排查清理。”纪检监察部门还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把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正风反腐的重中之重，精准施治。在反腐败斗争中，既要打“老虎”，抓大案要案，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要拍“苍蝇”，从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抓起，着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三集”领域的腐败，往往发生高级领导干部参与的“大案要案”，往往形成性质恶劣的“窝案”“串案”“案中案”。高级领导干部位高权重，掌握重要资源，腐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强，对党和国家的威信危害大。查办大案要案，严惩腐败分子，为党和人民挽回重大经济损失，向全党全国人民表明党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坚强决心。但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职级不高的“蝇贪”，有的属于“小官巨贪”，有的属于“小官小贪”式的“微腐败”，但涉及面广，环节多，数量众多，直接败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形象和威望。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自己的利益，创造人民群众幸福美好的生活。如果不重视发生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子女上学、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如果不重视违规征地拆迁、操纵基层选举等严重侵害群众权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案件，将难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反腐败斗争成果的获得感，久而久之会挫伤人民群众支持党的反腐斗争的热情。所以，必须深化整治“三集”领域的腐败，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以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三）严肃查处领导干部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有些党员干部可以雷厉风行地开展工作，可以卓有成效地管理拥有成千上万成员的厂矿、医院、学校、军队等机关单位，但难以管理好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有些干部可以闯过金钱关、生死关，但过不去亲情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很关心干部子弟成长的问题。习近平曾经提到：“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帝国主义说，对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陈云叮嘱“干部子弟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子弟自居”“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规定：“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禁止“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党员领导干部之间利用职权相互为对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但现实中不少党员干部违反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有的以腐败官员为轴心，夫妻联手，父子上阵，兄弟串通，七大姑八大姨共同敛财”。少数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的问题引发社会强烈关注，群众反映强烈。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腐败案件，很多存在通过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等经商办企业，制造寻租空间、进行利益输送、贪赃枉法等问题，搞“一家两制”。习近平曾分析了这类腐败现象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裙带腐败’‘衙内腐败’体现得淋漓尽致，老子为官不正带坏了配偶子女，配偶子女不端最终把老子拉下水。”所以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严防在自己身上出现“裙带腐败”“衙内腐败”，“领导干部对配偶子女等亲属一定要严格教育、严格约束。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亲属不少是在金融机构、国有企业、资源能源单位等工作的，要教育督促他们遵纪守法、尽心尽责工作，决不能通过这些岗位为他人疏通关节甚至捞取私利”。二十大报告做出反腐新部署，“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做出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部署。查办的大量案件表明，少数领导干部通过亲属经商、特定关系人代持、“白手套”等手段，隐蔽经商、曲线经商。有的通过配偶子女开办虚假企业，利用手中权力进行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有的进行虚假的合资共股、虚假招投标；有的借用他人之名投资、 控制和经营企业，积累了巨额资本，践踏了公平公正、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针对官商勾结的新特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决整治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针对“影子公司”“影子股东”等花样翻新、隐蔽性越来越强的腐败特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未来一段时间，将坚决惩治利用公权力及其影响力谋取私利的腐败问题和特权行为，查处领导干部子女亲属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防范形成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在继续加大治标力度的同时，逐步加大了治本的力度，被概括为“标本兼治”的反腐思路。党的二十大提出“深化”标本兼治，并且明确了“深化”的具体内涵是“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使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如果联系“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的部署，可以看出，党的二十大提出了跳出旧史治乱兴衰周期率的“协同反腐论”新方略。毛泽东和黄炎培的“延安窑洞对”，找到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的民主新路，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给出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两个答案”，均源于党的初心使命，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让人民负责任地积极地参与党的自我革命，有利于党实现自我革命。新时代明确了跳出治乱兴衰周期率的第二答案，并不意味着党的自我革命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始。在毛泽东时代，多次开展党内整风活动，开展批评自我批评，严厉惩治党内腐败分子，正是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的表现。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的成功与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能否成功地实现自我革命，还取决于是否吸取人民群众的反腐智慧，是否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否获得人民群众的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治国有常，利民为本。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如果脱离人民，党就失去根基、血脉和力量。人民群众是腐败现象的直接受害者，具有反腐败斗争的高度责任感。反腐败斗争归根到底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人民群众是反腐败斗争的依靠力量和动力源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蕴藏着反腐的无穷智慧。如同安泰需要脚踏大地吸收战胜敌人的巨大力量一样，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必须从人民群众中吸取反腐败的动力、智慧，接受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成果的检验。人民群众的这种卓越智慧为历代剥削阶级或依附于剥削阶级的精英分子所忽视，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程所证实。在反腐败斗争中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要树立反腐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实现反腐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理念。推进自我革命和接受人民监督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自我革命不是关起门来脱离人民群众的自我面壁反思，而是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积极畅通和拓展人民群众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的渠道。党内出现个别经不住各种考验的腐败分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讳疾忌医，不敢接受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不敢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解决自身存在的腐败问题。党坚决纠治一切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始终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是获取自我革命强大动力和卓越智慧的法宝。加强党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热情参与，但不可搞所谓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两个答案”的内在统一性，要求党充分发动、组织、引导广大群众反腐败的积极性，团结和领导人民群众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以确保反腐败斗争的最终胜利。改革开放前，分析腐败根源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党外影响论”，即党内腐败分子是受党外剥削阶级错误思想观念侵蚀影响的结果，反腐败的着力点在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曾经起过良好的反腐倡廉效果。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特权和滥用权力、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腐败现象的存在，是以法制不健全为前提条件的。由此，邓小平强调加强法制建设去解决社会不正之风、特权贪腐等问题。他说：“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的要求。中央接连发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等一批重要党内法规。在反腐败斗争中，把加强法制建设摆在突出的位置上，这也成为我们党新时期反腐败斗争不同于以往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继承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做法，党中央统筹推动各领 域法规制度建设，以“中央八项规定”为标志，陆续修订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一批重要党内法规，着力于形成以党章为根本、以准则条例为主干，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重视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提出“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反腐败斗争注重思想教育，那么，改革开放后的反腐败斗争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制度建设，但要防范那种将反腐制度功能无限夸大的制度崇拜论。制度崇拜论将制度当作包治腐败的灵丹，没有将反腐败当作一个系统工程来看待。其实，反腐败是一项在复杂社会背景中进行的宏大工程，每一个具体的腐败是由腐败意识、腐败行为、腐败后果三个环节组成的小系统。腐败行为是腐败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是在腐败意识支配下进行的活动。经不住腐败的诱惑，产生腐败的思想、倾向、欲望和动机，是身陷腐败泥潭的第一步。由于社会的复杂性，特别是人格的陷缺，很多人极容易在思想上沾染腐败意识的毒素。在腐败意识驱使下，想方设法地钻政策的漏洞，做出违纪违法的腐败行为，这是腐败者完成腐败链条的第二步。有了腐败行为，就一定会产生腐败后果，最终完成了腐败的第三步。从反腐实践来看，以反腐制度约束腐败行为，以惩罚的方式克服腐败后果，是卓有成效的。由于腐败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即便失去人身自由，依然难以约束自由飞翔的腐化思想，所以，只能以思想教育的方法解决腐败意识问题。用制度的手段解决腐败意识层面的问题往往难以奏效，腐败意识的“意识”特点决定了“攻心”的思想教育比较好。跳出旧史治乱兴衰周期率，有必要按照制度、教育、惩治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的思路设计反腐方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提出“推进反腐败囯家立法”的同时，还提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使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着力于充分发挥思想的引领作用和制度的规范作用，使之紧密结合、同向发力、相得益彰。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的重要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对腐败态势的精准观察，这是坚定不移深化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的必然要求，是斩断“围猎”与甘于被“围猎”利益链、破除权钱交易关系网的有效途径，体现了新时代协同反腐的特点。学界和政界流行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的一句名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鉴于此，往往按照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理念设计治腐方略。考察当代中国的腐败状况可知，权钱交易、行贿受贿是腐败的典型样式。从逻辑上讲，在权钱交易的市场上，买方与卖方互相依存，同时存在着有“钱”的行贿方和有“权”的受贿方。没有行贿者，自然难以生成受贿者，当然不排除有索贿的官员。在许多腐败案件中，行贿者与受贿者相互勾结，互惠共生。理所应当地严惩受贿者，也应该理直气壮地惩处行贿者，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使得在反腐方略设计中有意无意地轻视了资本因素对权力的腐蚀作用，以至于在实际的反腐实践中，存在着严惩有“权”的受贿方而对有“钱”的行贿方失之于宽的倾向，许多行贿者得以免除处罚，形成了行贿者可以大胆行贿而逍遥法外，领导干部稍有不慎则身陷牢狱的不公平格局。一方面对党内干部零容忍地反腐败，而一方面对大肆拉拢腐蚀领导干部的行贿者采取宽松态度，必然使得处于关键岗位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这种偏袒行贿方的做法，无疑助长了行贿之风，客观上刺激了更多的行贿者肆无忌惮地腐蚀党政干部队伍，客观上形成了行贿方借助法律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方针，搞垮党员干部队伍的局面。鉴于行贿受贿的相互依存性，在严厉打击体制内的受贿者的同时，绝对不可放过体制外的行贿者，特别要从严从重惩处“围猎”干部的行贿犯罪分子，提高行贿犯罪成本。2021年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联合相关部门印发了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党的二十大总结了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经验，再次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必定在未来的反腐败斗争中取得明显成效。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腐败具有国际化的特点，决定了反腐败不仅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而且要在世界范围内协同治理。随着国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联系的日益紧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突出。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了加强反腐的国际合作，提出“深化反腐败囯际合作，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这是党中央深刻分析国际国内腐败与反腐败总体态势后再次明确的一项重要部署。进一步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对于我国积极借鉴各国防治腐败的有益做法和经验，尤其是加大追逃防逃追赃力度，更加有效地惩治和预防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党内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境外也不是腐败分子逃避惩治的天堂。党的十八大前，建立健全追逃追赃机制，成功地将一批外逃的重大案件涉案人员缉捕归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把追逃追赃作为遏制腐败蔓延的重要一环，推动中央和省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设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健全追逃追赃协调机制。习近平指出：“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推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多边框架下的国际合作，实施重大专项行动，把惩治腐败的天罗地网撒向全球，让已经潜逃的无处藏身，让企图外逃的丢掉幻想。”党中央将追逃追赃工作放在国际交流合作的总体格局下把握，将追逃追赃工作提升到构建国家间政治与外交关系的战略高度，是新时代以来追逃追 赃工作的亮点。境内“打虎”“拍蝇”与境外“猎狐”“天网”协同，是新时代以来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有效措施。追逃追赃是一种执法和司法行为，境外追逃追赃需要依靠国际执法与司法合作。我国发布外逃人员红色通缉令，借助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国际刑警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与美、英、俄、加等国的反腐合作，追逃追赃工作取得实效。二十大报告将过去习惯用语“追逃追赃”里加上“防逃”，丰富为“追逃防逃追赃”，预示着未来将更加严格执行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管理和对配偶子女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相关管理规定，加强党员干部出入境证照、出入境资金监控等方面的管理，深化“天网行动”，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与建党初期相比，党情国情世情发生变化。任何外部力量，很难战胜一个积累了百余年丰富的历史经验、拥有九千六百万党员的世界上超大规模的中国共产党。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何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经受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大危险”，刀刃向内，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了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了现阶段腐败现象的特征和变化趋势，提出“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强调了在新时代党坚持自我革命的重大意义。深化了对治理腐败规律的认识，做出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新部署，体现了跳出旧史治乱兴衰周期率的理性新自觉。新时代新征程，全党将沿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中国特色反腐之路，继续毫不手软地清理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继续义无反顾地清除一切钻进党内来的腐化变质分子和投机分子，不断取得反腐的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确保党在各种风浪考验面前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北京大学学报”，原刊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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