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克红：戈尔巴乔夫的教训对人才培养的启示

不久前，苏联时代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去世了，戈氏的去世引起了舆论界关于对他的功过是非的评价的极大兴趣。因为围绕戈氏的评价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有人说他是推动世界民主化进程的有功之臣，有人说他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民族罪人。本文不想简单地就这两种观点作详细的分析，而是从戈氏教育成长的视角来讨论一下该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

 

 

据戈氏自己回忆说：他是听着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长大的。赫鲁晓夫在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里对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做了非常简单粗暴的处理，将肃反扩大化这一复杂的历史事件简单归因于斯大林的个人错误决策，进而将斯大林塑造成一个令人感到阴森恐怖的杀人狂魔。赫鲁晓夫这一严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与方法的报告，因为他的突然袭击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轰动效应。从这个角度看，赫鲁晓夫是一个对历史极端不负责的机会主义者，他的这种简单草率没有经过组织讨论和审查的所谓秘密报告，实际是借助党内代表大会这样一个非常严肃的场合公布了一项只有斯大林一个人需要负责的历史公案，在大家都猝不及防的背景下达到对斯大林的彻底背叛与进攻。即使是对斯大林抱有同情与支持的党员干部，也很难得到像赫鲁晓夫这样一个党的继承人所具有特殊地位，因他的特殊身份所具有的话语优势，赫鲁晓夫对过去的苏共领导人的简单粗暴的分析与评价，除了表明他要与斯大林划清界限之外，还突显了他个人不想对过去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领导集体所作的决定承担任何责任。他近乎疯狂地希望通过否定斯大林来建立他个人在党内的优势领导地位。从这个角度看，赫鲁晓夫是一个真正的阴谋家与机会主义者。他没有考虑到全面否定斯大林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与严重后果。他的这种错误在中国却引起了高度的警觉与惊醒，中国在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下连续推出了“九评”赫鲁晓夫的批判性文章。

 

从小受赫鲁晓夫错误思想影响的戈尔巴乔夫，晚年梳理他关于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时，似乎带有几分遗憾地说到：苏联缺乏像中国的邓小平这样的卓越领导人。戈氏说他幼小时期对于苏共的印象就是来源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他心目中形成了关于苏共是一种独裁专制，缺乏人道主义的温情的印象，所以，他立志要改变苏共或者要终结苏共对苏联人民的领导。由此可见，赫鲁晓夫的错误处理斯大林的功过是非的做法对后来的继承人的影响是多么消极与恶劣。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对邓小平有比较高的评价，就是在于戈氏认为邓小平在文革后对毛泽东的评价比较客观与实事求是，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简单粗暴。

 

邓小平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阶段提出了三条关键性的指导意见：“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条，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三条意见中，最关键的是强调以肯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功绩为主，毛泽东晚年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是次要的，而且明确了“左”的错误不能由一个人来承担，甚至邓小平表现了高度的对历史负责态度，指出：“毛泽东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这就是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将所有的错误都归结到斯大林个人名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看到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不能认为历史人物的思想完全是个人头脑发热的产物，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同时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不是为了翻旧账，搞冤冤相报，而是为了更好的澄清误会，继往开来，展现的是一种向前看的大格局与大视野；更不是通过否定别人来抬高自己，做一些沽名钓誉的事情。

 

从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到一些启示？那就是对待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评价必须有一种客观公正的立场。历史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叙述，它也会影响未来的发展走向，只有用一种正确的历史观来看待历史人物，才是一种对历史和现实双重负责的态度。历史教育是青少年教育中的一块重要内容，它对年轻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讲好历史故事，既是对年轻人负责，也是对未来国家的发展负责。年轻人成为我们事业的继承人、接班人，还是掘墓人？与他们如何看待过去的历史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戈尔巴乔夫正是在赫鲁晓夫的错误的历史观下产生了一种对苏共的一种错误看法：当他晚年回首人生的意义时，他认为他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是将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了。他不但不以此为耻辱，反而认为自己终于做对了一件事，说明他早年形成的历史观对他后来的人生走向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他自己却不自知陷入歧途，这岂不荒唐可笑？一个拥有错误的价值观的领导人，尤其是手中掌握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高级领导人，他的三观不正，所造成的破坏性，比一般的普通人犯错误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要大得远远不可估量。普通人违法犯罪，只会给自己与家庭造成负面的后果，而手握治国权柄的领导人剑走偏锋、指挥失误，却会将整个国家引向歧途、祸国殃民。单就这点而言，我们强调：人才培养一定要“以德为先”非常重要。

 

 

今天，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开始将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归因于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决策，殊不知这样的悲剧，其实早在赫鲁晓夫时期已经种下了祸根。戈尔巴乔夫爬上了苏共执政地位后，仍然没有忘记最初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他以《改革与新思维》自居，主张要对过去的冷战局面进行改革，主张要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结果却在西方的颜色革命面前主动放弃和终结了苏共的执政地位，将苏联这样一个可以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大国折腾得解体分裂，将权力肆无忌惮地扔在地上任人践踏，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历史上类似于戈尔巴乔夫这样善于纸上谈兵的人物并不罕见。中国战国时期赵国的赵括就是一个空有满腹经纶的所谓人才，在他的非常骄横轻敌的思想指挥下，赵国的四十万大军被活埋于长平。三国时期的马谡也是空有一番热情，却痛失了街亭。这些历史人物的失败一再警示我们：今天的人才教育不仅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在实践中历练成长，年轻人只有通过实践的不断考验，才能产生真才实学；对人才的评价不能仅仅看他的知识理论，也要看他的成长历程，只有经历了实践磨练的人才，才可能德才兼备，否则德才不能相符、德不配位，终究无法堪当历史的重任。

 

（作者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哲学博士；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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